begin 田柾国:温州贷款的冻结

　　这个城市时刻处于喧闹和拥堵的状态，那里的商人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的成功一直到今年的第三季度仍在持续，产量比年初时增长了9.1%。但这种增长模式的危机也在悄悄蔓延着，温州就是一个例子。在2008年，无节制的贷款把中国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但却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在不动产行业，房价急速上涨，地方政府也负债累累。正因为政府在这些旧问题上持续让步，那么两个新问题又就此出现：出口的下滑（尤其是对欧洲）以及中小企业时刻处于破产的边缘，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了像温州这样的城市。

　　周德文是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掌管着2000多家企业，他说：“扎根在温州的中小企业太过于冗杂，而今年恰恰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最不好的一年”。从拉链到雨衣，再到亲子鉴定的仪器，都由这些公司悉数提供，同其他任何一家企业一样，他们在债权人和顾客们的喜怒哀乐中求生存。但是外国顾客们并不买账，9月对欧洲的销售额跌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魏建国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也是中国政府的智囊团里的人物，他在中国日报上说：“中国明年有可能会产生19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

　　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信任危机。周德文称：“可能五分之一的温州私企已经中断了生产，抑或是由于财政紧缺而切断了生产线。”李中坚是一家生产打火机金属外壳的企业法人，他很害怕在贷款被收回后又接到大笔订单，。

　　温州财政其实与它的出租车行业的收费是有一点相同的，有一些贷款是以“里”计的，而这一规则是由正规的银行或者由信托公司在监管机构的监管下执行的，但这些贷款有的时候又不会因为你的“路程”增加而给你更多。李中坚先生的公司已然有20年的历史了，有形资产的数量和大笔回头客的订单可以让他们从银行获得贷款，但其他的公司就得从地下钱庄和一些不正规的高利贷公司借钱。

　　其实这种不正规的贷款形式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但在过去一两年里，它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些贷方已远不局限于当铺或者有多余资产的富商，甚至一些国有工厂也开始参与这种活动，他们以低利率从银行借贷大量的资金，自己组成一个融资分支，然后再以高利率贷给那些需要钱的私人厂商。

　　这种不正常的融资方式的增长使得2009年无节制贷款的延续日期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期，据瑞士信贷集团估计：六月份银行的帐外贷款激增了10.7万亿，达到54.7万亿。这组数据其实暗示了地下财团的存在，但显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些有合法证明的帐外贷款没有算进去。根据瑞士信贷的数据，这一类的非正规贷款大约有4万亿日元。蔡凯丽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也是研究后街金融的专家，她说在温州，很难发现有谁不被卷入这种贷款方式中去。

　　不管这种非法借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现在的资金还是不够分配，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央行已经缩紧了银行的信贷规模，让公司自己生存，这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法人去向非正规贷款公司贷款，它们的月利率甚至达到了6%。

　　为了躲开那些上门逼债的，很多温州商人不得不撇家舍业，跑到了国外，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胡福林，他是浙江信泰集团的董事长，一度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制造商，还做过仅次于周德文的中小企业协会的副会长。据周德文说，在2009年，各大银行都争相贷款给他，甚至为了这个还特意在过年时登门造访。因此，他的信心过于膨胀，不但借款扩充公司，甚至还往房地产投资。直到今年九月，他的100多个债权人每天跑到他公司门口逼债，而胡福林本人当时正好在美国出差，他当机立断不再回国。

　　这种信贷的破裂会导致何种恶果呢？瑞士信贷集团估计：60%的非法融资已经流向了三流企业，有些企业借款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还抱有政府能够放宽银根的幻想，他们认为再过一段时间，房价会再次上升。但这样等下去总不是办法。根据搜房网公布的100个城市的数据，九月的房价即使下降的不多，但还是比以前便宜了。

　　这一波的消极售卖显然会使得政府计划让房价缓缓下降的美梦破碎，这会让那些即使是正规的银行贷款也不再愿意向外发放，于是像那些非正规贷款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卖土地带来的收益也会大大减少，而土地财政恰恰又是地方财政最依赖的一支。

　　当然中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温州也没有。仍然有40万家私企在温州淡定地生存着。周德文说：只有90位左右的公司老板逃跑了，而且其中几位最近还回来了。但不管有多少人跑掉，这次事件显然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媒体的关注，这个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督促了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要放宽贷款途径，政府甚至说服了一位浙江省委里的胡姓官员回国，他的公司也在10月20号再次开张。

　　不管怎样，在这一段时间，相对于非法贷款利率的上涨，政府更重视物价的上涨，直到物价跌至正常水平，否则政府的宏观调控永远不会停止。而直到更多的小企业回复到正常的经营轨道，否则物价的上涨又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这样艰难地生存下去，在这次信贷紧缩之前，就有一些企业抱怨劳动成本的上涨，周德文说：从2010年起，温州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30%。

　　政府本来是应该赞成工资上调的，因为他们宁愿要几个逃跑的商人也不愿看到工人罢工的场景。这次信贷紧缩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要逼迫低工资、低利润的公司破产。但这很有可能就成为最后的结局。中国政府必须要从头到尾地整理好这一切，按照自己的承诺行事，没准儿还能有一个不太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