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代表什么意思:吃人的周剥皮原是厚道人（组图）

土改

长工

地主

家业

周春富

东北

文化

　　吃人的周剥皮原是厚道人（组图）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土改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年月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批斗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土改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越南土改还要活埋地主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