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感情的女人20个特征:近亿访民喊冤，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近亿访民喊冤，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2011-10-26 08:33:56) 转载标签：

杂谈

《网友打贪舞台》5351期: 近亿访民喊冤，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叶剑英元帅在中央的一次会上激动地提出：“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说：“我举荐一个，胡耀邦，最合适。”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文革时期，“左”倾思潮走向极端，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
    一位教师的自述    绝处逢耀邦下面是一位教师的自述：“1979年冬，我的落实政策进程，出现了波折。我曾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连我的申诉材料都退回来了。当我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我决定到胡耀邦家中上访。但我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我想中央总书记的家门口，必然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我的书信能够投到总书记的手里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胡耀邦的家。大门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胡同里春风徐徐，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上有个传递信息的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找胡总书记。他一转身就回去了。很快地出来一位青年学生，当他知道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他就问了我所在大学的情况。不久，出来一位工作同志，询问了我的姓名、来意，接过我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他说，今晚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通知你。我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他说，你就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5点来看处理情况。那位青年学生说，您老先回去，一定把您的信转上去。    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同志出来了，交给我一个带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组部去吧。和工作同志一起出来的那位青年学生，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您快去吧。我感到十分高兴！但天色已晚，我的视力又不太好，我决定明天再去中组部。    回到我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我开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边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抽出我写的那封申诉信，看了胡耀邦在上面做的批示，我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次日早晨8点半，我就到中央组织部，交上了胡耀邦批的那封信。过了两天，陈副部长派局级领导和我谈了话，决定对我的案件重新复查。从此我的落实政策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在上访过程中，我领会到胡耀邦处理问题有三个特点：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我下午5点送去的申诉信，胡耀邦当晚就批阅了，第二天下午5点，他的批示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的申诉信是在4月2日写的，由于我粗心大意，把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认真负责。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给我落实政策；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时如果只是泛泛一批，不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政策就往往落实不下去。”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文革时期，“左”倾思潮走向极端，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但“左”倾流毒尚在盘旋，“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当时，仅北京中央机关就有6000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　　国家农林部有300多专业干部，被部长沙风“挂”在所谓工作队里听候处理。　　文化界一大批社会名人被当作社会糟粕弃之不用。　　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组织部更是“左”得出奇，在部长郭玉峰把持下，陈野苹、张志杰、曾志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历史功臣，仍然靠边站，不准进入部机关大楼。　　中组部内怨声载道，一向严守纪律的老干部们打破了沉默，纷纷执笔写大字报、小字报，愤怒批判郭玉峰，联名写信向党中央揭发其“左”倾错误。《人民日报》仗义执言，立即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编印《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领导。　　叶剑英元帅马上把情况转告陈云和刚复出的邓小平。几位党中央核心的革命老人，意识到问题严重，深感治国必先治吏。1978年12月初，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改组中组部领导班子，把郭玉峰同志调离中组部。　　面对党的干部政策迟迟不落实，上访告状人员日益增多的严峻局面，叶剑英元帅在中央的一次会上激动地提出：“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说：“我举荐一个，胡耀邦，最合适。”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旗帜鲜明、正气凛然地带头组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头向“两个凡是”发起总冲击，带头组织撰写和发表两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大文章，轰动全国，大得人心。　　会上，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赞成小平的推荐，让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　　尽管当时胡耀邦已62岁，但锐气不减当年。当中央找他谈话时，他十分痛快地说：“我愿当这个包公！”　　1978年12月15日上午8时，胡耀邦正式走马上任。一向清静森严的中组部，顿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老干部们童心大发，抱了一大串鞭炮燃放。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的鞭炮最多，花10多元买了两长串。欢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整整响了20分钟。胡耀邦和秘书在欢快的鞭炮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跨进中组部大楼。　　他在楼里即席讲话，很动感情地指出：“现在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组织部“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迅速行动起来。　　他当场宣布：请长期靠边站的陈野苹、章蕴、曾志、贾素萍、杨士杰等出来工作，组成老干部接待组，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他还周到细致地指出：“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谈；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甚至敲着桌子大声疾呼：“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他的心和上访人员紧紧相连，息息相通，为千万含冤群众带来希望。对外文委205位干部联名上书中组部，诉说他们长期靠边站的悲愤；农林部工作队二三百干部，也纷纷到中组部状告沙风部长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当时，每天都有数百人涌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上任仅一个月，中组部就收到6麻袋告状信。他带领广大干部热情接待来访人员，认真阅处来信。　　陈野苹、贾素萍、曾志等领导干部，也率领工作组深入中央机关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同申诉人面谈。这雷厉风行、善解人意的作风，犹如春风细雨，沁人肺腑。不久，对外文委和农林部的问题相继解决，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长期靠边站的干部也先后恢复了工作。　　然而，信访工作依然步履维艰，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认识有分岐，思想不统一。　　1978年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和上访问题，如何加快落实政策。　　当时，“两个凡是”仍有市场，有人劝胡耀邦暂不出席，说：“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要送上门去？”胡毫不在乎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决不能放过。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兼容。”　　在会上，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着重阐述“两个不管”，强调“不管甚么时候，甚么人批的定的案子，是冤假错案的，都要平反纠正”。会上有人认为此话不妥，整理会议简报时删去了这些观点。他毫不让步，立即拿着简报去找汪东兴副主席据理力争，汪反问：“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老人家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经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经过激烈较量，局势有所变化，但“两个凡是”在某些领导人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上访人流如潮、发动千人办案　　1978—1979年是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这一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复查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召开大会，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向全国表明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　　然而不少地方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迟缓，部分地区和单位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严重，无视群众疾苦，互相推诿。有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的受冤人三星期跑了8个单位上访，也无一受理。有些冤假错案平反后仍留有尾巴，政策不能彻底落实。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文革”流毒未清除，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照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甚至利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员。这种冰封雪盖、寒气逼人的局面，使许多长期受冤挨整的干部和群众忿忿不平，于是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往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告状，强烈要求落实政策。　　1979年夏秋之际，北京上空骄阳似火，街上告状喊冤的人流如潮，中央机关各部委门口挤满上访群众，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抱儿带女，有的把写好的告状布挂在身上，有的高举告状纸牌。中南海、天安门、长安街，到处有上访人员来回奔跑，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原本紧张的首都公共汽车更为紧张，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矛盾。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临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永定门等处设了联合接待站，然而人满为患，中央信访局深感力不从心，应接不暇。　　据调查，当时成千上万滞留首都的上访人员中，有70—80%是多次重复来京上访的，有的已滞留了数月之久。当然，也有极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但绝大多数是有冤难申。大批人员进京上访，已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严重影响首都的对外形象和社会治安。这一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小组，统一协调处理全国上访问题。　　8月底，领导小组紧急布置，从中央机关抽调1000多干部参与处理上访问题，而且实行分工负责制，要求每一个部或两个部全面负责处理某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上访问题。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被动为主动。　　这是我党信访工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惊人举措。分工负责制不仅确定中央各部要抽调得力干部参与上访接待工作，而且要深入上访群众中调查研究，开展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动员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查明情况，善始善终落实政策，时限半年。任务重，时间急，中央有关各部要火速行动，进行紧急动员。广大干部明知这是一件苦差事，但为了替群众伸冤，为党中央分忧，仍然争相报名。有些刚获得“解放”、恢复工作的干部，明确表示：“我们的冤案平反了，现在应该设身处地帮助别人落实政策。”一些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年龄虽大，也不甘落后，执意为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贡献力量。　　9月8日，党中央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动员大会。中央机关抽调的1000多干部云集会场，由中办负责人冯文彬传达已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到会干部在处理上访问题过程中，应旗帜鲜明，严肃认真，切实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指出：陪同上访人员下去的干部，主要任务是督促、协助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解决确有冤情的上访人员的问题。还要通过这项工作，考察和调整一些地方的领导班子。　　到会干部深感责任重大，个个情绪高昂，决心按中央指示推动落实党的政策，使上访人员的问题尽快得到妥善处理，为巩固刚出现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努力。　　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许多部委机关刚恢复，交通车辆严重缺乏。散会后，1000名干部均由各部委司局级干部带队，按预定计划分头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分赴北京各联合接待站，深入上访群众中开展工作，主动登门调查研究。　　起初，上访人员对工作组持怀疑观望态度。加之有人挑唆，散布流言蜚语，许多上访群众不愿轻易离京。有人受冤太久、太深，坚持在京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情绪对立，举止失控。但各工作组仍不急不躁，大家自带干粮，天天乘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按时到上访人员中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反复宣传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决心，诚心诚意表明要陪他们去各地推动落实政策，切实解决问题，甚至把准备好的火车票掏给他们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各工作组的热忱心肠终被千万名上访群众理解和接受，对立情绪消失了，矛盾化解了，上访群众变怀疑为信任。9月14日，北京各火车站一片繁忙景象，数万名长期滞留首都的上访人员，在中央工作组1000多干部的陪同下，终于有序地登上南去北往的火车，带着落实政策的希望，高高兴兴返回各地。轰动一时的上访大潮退了，首都街头重新恢复了平静。但党的政策能不能彻底落实，上访大潮能不能重返北京，人们拭目以待。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也在各地等待着中央工作组的到来。　　由胡绩伟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紧密配合，曾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的文章，为中央工作组的出动大造舆论，鸣锣开道。　　党中央对上访工作抓得很紧，一个半月后，中央书记处又在北京再次召开上访工作座谈会，听取各地工作组的汇报，了解工作进展，研究应解决的问题。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阐述了做好上访工作的几条原则：1、凡属群众中合理而能解决的要求，就要主动地办；2、凡属群众中间的正确意见，各级组织要向上反映；3、凡属广大人民的呼声，一定要听，但对社会上那种违法乱纪、捣乱破坏的行为，必须坚决斗争。　　“屁案”荒唐离奇、奸人一一受惩　　在全国信访工作大发动的高潮中，各地党政机关先后查处了一批久拖不办的冤假错案。有些冤案离奇，令人触目惊心。贵州省松桃县牛郎区的“屁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1976年元月中旬，牛郎区一群苗、汉青年正在改河截流。夜晚，菜园大队的青年们疲惫不堪，在工地上围着篝火谈笑聊天。突然，一个叫龙政云的青年放了一个响屁，引得人们一阵笑闹。众人围着他奚落取笑。小龙很爱面子，被闹哭了，气恼中说：“惹我火了，要杀你们两个！”　　这句随意说的气话，却闯下大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有人立即向大队汇报敌情：“地主子弟龙政云要杀革命群众。”民兵副连长和公社武装部长，随之将龙捆绑到工地指挥部连夜吊打，大搞逼供。年仅20岁的小龙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假供其父龙德灿、叔叔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要杀人。　　于是这3人又被抓去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无奈承认龙茂云的姑父吴献保“有两千人要暴动，要杀人”。　　问题越追越大，敌情越追越严重。公社武装部长火速向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彭忠胜、区委书记龙文飞汇报。此时，正赶上北京出现“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一向靠抓阶级斗争升官的区委书记龙文飞，感到向上爬的机会难得，大搞上挂下联。他甚至荒唐地提出“邓小平的一只脚已插到牛郎区”，鼓吹“要追查黑爪牙”、“反击右倾翻案风”、“剿灭小平村”。指派民兵小分队在农村到处抓人，连夜突击审讯，掀起一个“追反”高潮。区委和5个公社、28个大队，均设“追反”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项目组两个班子。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达415人，各司其职。武装小分队，昼夜轮班活动；专案组白天睡觉，夜间审讯用刑。　　在审讯过程中，龙政云的父亲因交待不出更多的反革命，被连续吊打，逼得走投无路，含着悲愤用石块猛砸头部，鲜血直流，气息奄奄时被拖出去活埋了。　　“追反”运动由菜园大队向牛郎大队扩展。他们将无辜的贫农杨再德深夜抓去拷打审讯，杨同他们据理力争，被打得头破血流后关进私设的牢房。满腹冤愤的杨再德勇敢抗争，通宵高唱《东方红》。武装小分队向区委汇报说：“杨再德整夜唱歌，是向反革命发信号，看来是个大人物。”于是，他们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集团副总指挥”，连续吊打12小时，使杨双臂致残。　　不久，龙文飞又突发奇想：“农村到处都抓出反革命分子，为甚么区机关一个也没有？运动发展不平衡，必须深挖。”据此，他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深挖区机关的反革命”。区机关共130多人，先后挖出“反革命”53人。顿时，区机关职工干部人人自危。而被人称为彭霸天的武装部长，却因“追反”有功，升为区委副书记。　　在“追反”运动中，许多群众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乱编假口供。反革命数位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如此重大敌情，令人难以置信。地、县公安部门曾多次建议停止。但有县委中的极左领导人的支持，牛郎区的追反运动继续发展。据5个公社统计，共挖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 1359人，涉及十多个区、五个县、两个省。　　粉碎“四人帮”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龙文飞等人，又利用手中大权，把被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又诬蔑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不准刮翻案风”。甚至警告被“交待班”释放的群众，出去后不得上访告状。　　受害群众太多，有些胆大的人，通过在外地工作的亲友，或秘密转到四川、湖南，偷偷向党中央发出一封封申诉信。　　然而上访谈何容易。“追反”中被吊打致残的杨再德，支撑着断臂苦苦写了21封申诉信寄出，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有一天，制造冤假错案的龙文飞书记，在区干部大会上竟举着一迭上访信得意洋洋：“你们告吧！看，告状信都转到了我这里，谁还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啊！”　　杨再德是名硬汉子，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必胜，极左人物必败。他起早贪黑写，又先后写了22封信包好，于1978年下半年告别家人，踏上进京上访的征途。贵州山路漫漫，道路崎岖。中途巧遇两位进京上访难友，三人结伴而行，相互帮助，苦苦徒步走了300多里路，终于到达玉屏火车站，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向北京进发。　　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时，京城上访人员已经络绎不绝。他们先后向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社、国务院信访局递交了告状信。中央联合接待站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　　这是涉及一千多人身家性命的重大冤案，情况紧急，冤情简报迅即送进中南海，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严肃查处。　　贵州省委闻风而动，责成铜仁地委立即成立平反牛郎区“追反”冤案领导小组开展工作。通过调查，苗乡终于拨开乌云重见晴天：36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彻底平反；1359名“反革命”彻底平反；被枪杀的6人、打死的13人、逼死的13人，全部平反昭雪。随后，一大批救济粮、款也发放到死者亲属和受害人家中。医务部门还给被打伤致残的263人免费治疗。　　“追反”冤案主犯龙文飞身败名裂，畏罪自杀。区委副书记彭忠胜和公社副书记藤久先等依法逮捕法办，分别判刑10年和7年。“左”倾思想严重的县委班子改组。　　因此案关系重大，涉及民族政策，省、地联合工作组和地、县委领导，还特地在牛郎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大张旗鼓惩恶扬善，为民伸冤。　　信访任务艰巨　难以一劳永逸　　认真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我们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加强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人就有亲自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国后，各级党政机关都设有信访机构，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阅处人民来信，接待上访群众，甚至同上访群众一起用餐，边吃边了解情况。　　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信访机构和工作虽逐步恢复，但阻力很大，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1979年1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曾指示：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他身体力行，平均每年阅处三四百封。阅处群众来信，已成为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和普通百姓的信件中，了解社会问题，倾听群众呼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1979年9月，党中央组织的一千多人信访工作组，更是有口皆碑，大得人心。它为清除“左”倾流毒，督促各地党政领导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切实落实党的政策，推动信访工作顺利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年动乱期间，全国法院系统共判处反革命案件287000余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中央派出工作组督办以来，已复查241000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冤假错案131300余件，约占复查的54%。正视现实，而不回避矛盾；想方设法化解矛盾，而不激化矛盾，即使问题积案如山，也并非不能逐一解决。1979年出现的那场震惊中外的上访大潮，由高潮到退潮，由大乱到大治，最后达到大安——全国安定团结，同心协力抓经济、搞建设，就是历史的例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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