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狂欲总裁类似大肉:不触动权力结构，分配改革只能是一次忽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9:36:09
不触动权力结构，分配改革只能是一次忽悠
2010-05-06 22:08 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现象在2010年的中国“两会”上成为一个聚焦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政治承诺再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然而在公众翘首以盼时，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一位人士透露，《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已被国务院退回。随即，发改委否认，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仍在制订当中。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权力机构或许正在“研究”和“制订”，但有些人可能已经等不起，也看不到。
2010年4月8日，福建南平3?23特大凶杀案在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凶手郑明生被一审判处死刑，当庭要求上诉。3月23日早上，他挥刀残忍地杀害了8名南平实验小学的学生，血案震惊中国。
可以预想，郑明生在二审也是死。但他无视受害者父母的眼泪，在法庭上辩解道，法庭应先了解其行凶起因，而非先询问行凶过程，这样会使他人对他的行凶造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或许在整个2010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南平血案那样，把一个人的血腥暴行和一个社会的不义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报应。无论郑明生的性格如何，这一解释已经牢固地占据许多人的大脑：不是本来也喜欢小孩子的他喜欢杀人，而是一个贫富悬殊、让穷人弱者绝望的社会逼迫他杀人——向当地贵族学校的学生挥刀，他只是在报复给了他无尽屈辱和绝望的“富人社会”。
的确，从“社会应该少点冷漠”来反思南平血案已经远远不够。郑明生的行凶，无法脱离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社会语境。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打工仔杀老板事件，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报复性暴力”，正是社会不公的恶果。
英国政治哲学家大卫.米勒在其《社会正义原则》中说，假如在一个班级之中，一个男孩在对班级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活动中都优于别人：他学业最好，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他是学校活动的排头兵，如此等等，因此，他赢得了所有的奖金并拿到了全部的奖品。假定每个奖赏都是应得的，所有的孩子都有发挥他们才能的类似机会，班级的活动也没有有意向这个孩子倾斜以便使他处于比别人最有利的地位，在这里就没有任何不正义可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对事情是这个样子感到有些遗憾。
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不是来自于人们的能力差别和选择不同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制度、政策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或者在资源的分配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了掠夺，那我们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愤怒了。
我们的愤怒来源于这样的道德直觉：社会绝不仅仅是少数人表演并掠夺多数人的舞台。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和另外的人组成社会，不是为了来让另外的人掠夺的。这里有一种大家组成社会的无形契约在起作用：大家组成社会时，应该让大家都好过。如果富人让穷人不好过，那富人也不能好过，一个社会将陷入仇恨、暴力，甚至秩序崩溃的泥淖中。
政治哲学家们一般将分配正义视为社会和谐的万应灵丹。然而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差距却极为困难。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已不是什么奇迹，能够遏制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加剧，那才真的是奇迹。
只要留意一下，公众就会发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非2010年的“原创”，正如贫富悬殊也不是今年才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早在2006年，政府就已经高调宣称要调整收入分配，此后几乎年年都有这样的表述，但到今天情况反而更严重。那么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难在哪儿呢？
第一，受制于既定治理思维，劳动者博弈能力无法得到增强。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的“蛋糕”是参与组成社会的人们通过“社会合作”共同生产出来的，按照最简略的划分，第一次分配的“分配主体”无非就是参与“社会合作”的三种人：政府、资本、劳动。资本和劳动按他们提供的“生产要素”切分蛋糕，而政府因为提供秩序和其它公共产品，也要分蛋糕。而我们都知道，由于劳动的弱势，他并不是切蛋糕的人，在具有切蛋糕权力的政府和资本面前，他只能拿别人切给他的一小块。
第一次分配，就人为地构成了收入差距。那么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政府能做什么？很显然，只能尽量少切点给自己，就是少收税，但这却是它不愿意的。另外，让劳动者的工资提高点。然而，在这里却遇到了麻烦。政府充量其只能要求企业提高最低工资，但最低工资因为比实际收入低得多，对于提高劳动的收入根本无济于事。而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这已不属于政府管的领域，而是由市场和资本与劳动的博弈能力对比来决定。在工会形同摆设而劳动者又不被允许形成合法的组织力量和资本博弈的情况下，资本愿意切多少蛋糕给他们，没有博弈能力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议价权”。
第二，政府定位仍然不清，对自身的责任仍没有清晰的意识。第一次分配劳动肯定吃亏，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国都普遍的状况。但是，幸好还可以在第二次分配对劳动者进行补偿。像征收个人所得税并用来搞社会保障，就属于对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的一种“矫正”。但荒唐的是，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恰恰是“劫贫济富”，主要是由工资阶层贡献的，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提高(更不用说大幅提高)起征点的迹像。与此相对应，作为义务应该提供的健全社会保障，政府在很多地方仍然推卸责任。曾经被承认失败的医疗改革惹得怨声载道，到现在的新医改方案仍然是鼓励(或者逼迫)医院从病人一只口袋里少掏点钱，却又从另一只口袋多掏点。
第三，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无法拆解现行的利益结构。在一个社会里，某一种政策既可以让一些人受益，也可以让另一些人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受制于既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其实就是一场博弈，政策偏向于哪一方，哪一方就处于有利的位置。但是，在现行体制下，能够影响政策制订或执行的，都是政府部门、和权力有姻亲关系的垄断企业、和官僚有利益勾连的资本，他们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订者。而作为“玩家”之下，因为完全不能参与对游戏规则的制订，劳动者只能成为可怜的输家。
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政府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比如在房地产市场)，任何一种政策和制度安排如果不利于官僚机构，将很难被制订出来，而即使制订出来也很难执行。而在垄断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到政策制订的情况下，一种政策不首先有利于他们，要想制订出来发挥作用将是难以想象的。而问题是，收入分配改革本身就是对蛋糕的切分，给劳动多切一点意味着资本可能要少切一点——假如资本必须先多切一点，哪儿还有劳动多切一点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