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世为狐》:毛泽东拿下邓小平职务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拿下邓小平职务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三岁的毛远新坐牢。1945年7月，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四岁多。
     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对毛远新格外钟爱。
     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毛泽东见到十岁的毛远新很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朱丹华提出，让毛远新在北京上学，毛泽东当即让毛远新到育英小学读书，和李讷同在一个学校。
     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101中学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又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又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毛远新又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领袖，1968年5月当上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发动反翻案运动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上与四人帮一致，成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
     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毛远新的话起了很大作用。
    毛远新11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天，毛泽东表态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认为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指控信的批示，这封信指控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由邓小平转交毛泽东。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让毛远新“帮助”邓小平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
      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会议，“帮助”邓小平。当毛远新再次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反驳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指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大多数人的发言不涉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即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强调现在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见很少有人响应他的话，便停止了开会，并向毛泽东汇报。
     八人会议的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帮助”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注意到不但邓小平更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不谈文化大革命。他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会议还要开，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远新马上又扩大了“帮助”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但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听取了“扩大”的“帮助”会议的汇报和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但是毛泽东又说，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毛泽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是，政治局会议依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
      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邓小平又写了一篇书面检查，但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官员“打招呼”。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针对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但会议仍未达到毛泽东期望的效果。
      11月下旬，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余名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称：“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
      1976年4月5日，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汇报，认为这是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长期准备的结果，于是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摘自《历史纪实》）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

                        邓小平被软禁东交民巷的日子
      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上午8时05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听完毛远新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邓小平及其全家再度陷入了危难之中。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父亲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父亲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本不想理睬，但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又不得不重视。经过讨论，江青说：“让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认为事关重大，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并没有去找父亲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可以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里去。”毛泽东说：“可以。”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将父亲转移。
  下午3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看着汽车开出大门，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走后，大约5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
      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逆境中不忘孙子生日
     “两个决议”广播后，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环境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转眼快到4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母亲试着问滕和松，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忙买了一点东西，母亲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他们送来的东西，着实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母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两个小瓶子玩，还有一大块糖。希望他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平分礼物。奶奶。”
      从送来的东西和字条推断，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禁闭得不算森严，生活应该没有问题。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
     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到了后来，邓楠在父亲临走时塞给他的这副扑克牌，已被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毛泽东批准父亲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一天，给母亲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通知了。正在这时，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给父亲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收到了字条，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却想，不能再继续一个人呆在这里了，要争取和家人团聚。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请求与家人团聚。
     6月30日，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了。
（摘自《新闻午报》2007.4.2 毛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