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国际16品披风升级:唐朝政府前期能开疆拓土主要依靠哪支部队？

 核心提示：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

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

    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

    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靺鞨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王晙主张将归降的铁勒九姓迁置淮右、河南宽乡，因有的大臣认为降胡不可徙，故举出高丽人迁沙漠之西、城傍迁青徐之右的成例。关于高丽人的迁徙，《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条云：

    （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仪凤中因高藏叛乱，高丽人被迁至河南、陇右，可能主要迁于陇右，上引《六典》“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高丽兵即由迁徙陇右的高丽人组成。王晙疏中“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指的就是高丽人被迁陇右一事。那么“城傍编夷置青徐之右”何指呢？

    《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此旬作“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全唐文》卷二九八同。查唐代史籍，开元十年因康待宾作乱，“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7]，但王晙上表在开元五年，不可能预书五年以后事，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混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改为“西域编氓”。实际上，《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
  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称“西戎、东夷、南蛮、北狄”，夷者，一般为东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结合上引慎、玄等十州契丹、奚、靺鞨、室韦等东北部落的移徙看，“居青、徐之右”的“城傍编夷”正是原隶于营州的慎、玄等十州部落。古人称方位时，以西为右，如陇西称陇右，山西称山右等。“青徐之右”即青、徐之西。慎、玄等十州部落分别迁徙于淄、青、宋、徐四州，淄州在青州之西，宋州在徐州之西，这四州确实可称为“青、徐之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慎、玄等十州部落正是“城傍编夷”的结论。《旧书·地理志》记叙慎、玄等十州时，只记其先隶营州，后隶幽州，并未记其为城傍，但王晙疏中一句话，就点明了居青、徐之右的慎、玄等十州部落为“城傍编夷”的性质。慎、玄等十州原隶营州，为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等攻陷营州后，十州无所属，移于青、徐之右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成了幽州城傍。

    （4）剩下的崇、沃、归义、青山、凛州无移隶青、徐北还的经历。但崇州分饶乐置，沃州析昌州置，青山州析玄州置。上文已论饶乐奚为城傍，昌、玄州亦城傍，则三府州的分州也应属于城傍。归义州总章元年置，处新罗，隶幽州，无移隶问题；凛州天宝初因降胡置，时间较晚，也不需移隶。在东北其它部落州府皆为城傍的大形势下，这二州也应是城傍。

    经上论可以看到，《旧志》所列燕州以下十七州虽“以州名羁縻之”，但不是羁縻州，而是城傍。《旧志》所记的“无所隶属”，也不确，这十七州城傍在天宝年间皆隶属幽州都督府，故能为安禄山所用。而这些城傍改变了安、史后河朔的性质则是中国中古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北方城傍

    这里的北方包括河东及朔方两部分。《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门开元十五年条略云。

    北河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不知并得安存与否……宜令州县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

    开元十四年秋唐数十州大水，至十五年未息，《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云：

    （开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人或舟以居……十五年五月，晋州大水。

    位于河曲之地除河北道外，尚有河东道，开元十五年晋州大水，可见这次水灾波及了河东。开元十五年存抚北河的诏令应不专指河北道，而应指包括河东道在内的河北区域，厂”义而言．“北河遭水处城旁”可能包括了朔代等位于河曲之地的河东道城傍。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O《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略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张仁愿……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的前身[8]，景龙四年敕中要求朔方道城傍与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一起参加北伐突厥，可见朔方道有城傍。

    河东朔方的城傍有哪些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条云：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喀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晙节度。

    《唐大诏会集》卷五九《王晙朔方道行军总管制》作“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仍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等军及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晙节制”，《旧书》卷九三王晙传作“侧近军”。“侧近州军”、“侧近军”与“旁侧诸军”同义。五城旁侧诸军何所指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六月条略云：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足＋夹）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之侧者，闻之皆凶惧。秋，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

    开元四年默辍被斩首后，在其控制下的铁勒部族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等部来降，被置于大武军北。[9]
  其中仆固、●（足＋夹）跌部居受降城侧，拔曳固、同罗等在大同横野军侧。侧，即傍，契丹孙万荣、李尽忠在营州城傍，《通鉴》卷二O五万岁通天元年夏五月条作“皆居于营州城侧”，似温公已不知“城傍”为一专有名词，有固定含义，遂以“侧”释傍，《通鉴》记唐时内附部落于军、州城侧者，可能皆有傍义。据此，可以推知突厥降户仆固、●（足＋夹）跌皆为朔方城傍，而在大同、横野军旁侧的拔曳固、同罗则为河东（其前身为天兵军节度使）城傍。当然，朔方、河东城傍并不只这几部。

    有关“城傍”一词，除旁侧、侧、侧近外，史籍中还有其它说法，如《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足＋夹）跌部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鄙”亦为对“傍”的解释。《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作“时突厥●（足＋夹）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左右”，亦旁侧也。加上论东北城傍时，奚部落置幽州之偏的“偏”字，有关城傍的异说居然有六种之多。侧、鄙、偏、左右、旁侧皆为后之史家不明城傍之义而对“傍’的义训，“侧近”唐诏令中亦有提及，可知后人也将城傍兵称为侧近军、侧近州军等。明确这些不同的称呼，对我们进一步分析城傍，是必要的。

    ●（足＋夹）跌、仆固、拔曳固、同罗等为内附铁勒人，他们的部落被安置于河曲朔方、河东城傍，与上论东北地区一致。朔方丰、胜、灵、夏州等及河东云、蔚、朔、代等州民族迁徙频繁，所居部族复杂，朔方、河东城傍并不只铁勒●（足＋夹）跌、仆固、拔曳固、同罗等部。本文不细考诸州内附蕃族安置情况，[10]主要探讨内附蕃族与城傍关系及作用等，对这些内徙民族只是略举几例。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略云：

    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

    灵州大都督府（贞观）二十年铁勒归附，并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

    燕然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下略）

    丰州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关内道略云：

    突厥州十九，府五。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桑乾都督府、呼延都督府。

    这是隶灵、丰、夏州突厥部落的置州府情况。《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略云：

    明年（开元四年）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杀继立，降者渐叛。（王）晙上疏曰：“……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领动兵马，屡有伤杀，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

    胜州左侧置有突厥铁勒降户部落。结合上引《旧志》，知灵、夏、丰、胜州界内主要居住突厥降户及因突厥败亡而内附的铁勒九姓、原附于突厥的昭武九姓胡及薛延陀等，这些部落与上论居于受降城傍的仆固、●（足＋夹）跌部落一样，为灵、夏、丰、胜等州城傍，可总称之为朔方城傍。

    朔方城傍也应包括一些党项、吐谷浑部落。《唐会要》卷九八党项条略云：

    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

    灵、夏州界内居住着大量党项。《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记载，“（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表移徙之，可见此前盐、庆等州有党项、吐谷浑部落。这样看来，吕休璟伐制中的朔方城傍有突厥、薛延陀、铁勒九姓、党项、吐谷浑等，以突厥、铁勒、党项为最。

    河东城傍主要为铁勒九姓。《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四年六月条略云：

    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条称“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为同一件事。处太原北的部落为曾附属于突厥的铁勒九姓，对他们的管理情况，《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六年二月戊子制略云：

    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毗伽末啜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前军讨击大使，霫都督][11]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可汗都督移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将（武）军左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宜量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

    此为河东城傍之重要史料。四都督马军共8800人，这是受天兵军节度的马军额，他们不在横野、大武三万汉兵额内，也不是天兵军全部城傍兵总数。限定各部须出马军额，与此前东北及朔方城傍置州府处置不完全相同，但有事追集，无事放在部落营生，仍与东北及朔方城傍的政策同。作横野、大武军的后备马军，反映了城傍由边兵的补充向额内兵过渡的趋势。

    3、西北城傍

    《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三年十一月条略云：

    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

    吕休璟为安西都护，所发“旁侧戎落兵”为安西城傍。《太平广记》卷一四七定数门裴伷先条略云：

    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

    这是北庭城傍，从中亦可见唐置归降外蕃于军州城下（即城侧、城旁）之制。有关安西北庭的蕃族，《旧唐书》卷四O地理志略云：

    盐治州都督府盐禄州都督府阴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轮台州都督府金满州都督府玄池州哥系州咽面州金附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冯洛州已上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

    《新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称此十六州为突厥州，实际上，盐泊（治）以胡禄屋阙置；阴山、大漠、金附、玄池分葛逻禄置；金满以处月部置。北庭的城傍主要为突厥及其别部，安西还应包括诸胡。

    吐    游弈，是较特殊的一类兵种。《通典》卷一五二兵制门守拒法条云：

    游弈，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上（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

    同书卷一五七兵门下营斥侯并防捍及分布阵条略云：

    其游弈马骑，昼日游弈候视，至暮速作食吃讫，即移十里外止宿，虑防贼暮闻烟火，夜深掩袭捉将。

    游弈则骁果善骑射、谙山川者充，危险性很大，西州的突厥城傍，居处于山川之内，精于骑射，充游弈，适得其选。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了突厥首领率其城傍部族充游弈，平日与西州百姓共同修渠，从事农牧的珍贵记录，使我们对城傍的作用及其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河西陇右也有城傍。《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略云：

    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之间。然唐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

    甘、凉之间有铁勒九姓部落。此外，尚有吐谷浑。《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略云：

    总章中，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

    “凉州旁南山”，即徙于南山，为凉州城傍。《通典》卷一九O边防典吐谷浑传引郭元振上处安置吐谷浑状略云：

    当凉州降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当甘、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当瓜州、沙州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

    武后时吐谷浑大量归附，郭元振建议于凉、甘、肃、瓜、沙等州左侧安置，结合上引突厥部落在胜州左侧看，置于军州左侧，可能就是对当时归附降户的处置政策。与胜州左侧部落为胜州城傍一样，这些吐谷浑也是凉、甘、肃等州城傍。《旧唐书》卷四O凉州条云：

    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已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部，寄在凉州界内。

    这是对凉州城傍吐浑及突厥铁勒部落的州府设置情况。

    河陇城傍部落还有党项。《新唐书》卷四三下略云：

    党项州七十三，府一，县一。马邑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右隶秦州都督府。保塞州，右隶临州都督府。密恭县，右隶洮州。
  这是秦、成、临、洮内附的党项部落，他们置于唐界之内，也是城傍。

    以上我们论述了东北、北方及西北的城傍设置。《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九年四月甲辰诏略云：“诸道军城，例管夷落。”隶于军城的“夷落”，主要指的是城侧诸军，也就是城傍部落。有的州记载中并无旁侧这样的字眼，但结合下论大小州问题及诸道军城管夷落的通制，只要这些内附部落置于军城范围之内，就是城傍。但这种城傍是否只置于北方呢？唐后期蔡京曾发邕管“乡丁及旁侧土军攻邕州”，这种不同于乡兵的旁侧土军似为土蛮[12]；安南峰州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13]，亦类似城傍。唐在岭南、剑南是否也实行了城傍制度？唐后期或如体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只考论了唐代前期北方城傍。

    二、有关城傍的制度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轻税诸州，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

    笔者曾探讨过唐代轻税制度[14]，但当时着眼于赋税的角度，对“轻税诸州”的构成及特色并未涉及，这里结合城傍，试补充论述如下。

    伯三○七八“唐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50一51行略去：

    若于羁縻州及轻税州自首者，虽得良人，非本州者，亦不成首。

    “羁縻州”与“轻税州”并提，可见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州。《唐大诏令集》卷一O七《诫励诸军州牧将诏》略云：

    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

    归降诸蕃分在蕃与入附两种情况[15]。在蕃者列置府州，汉官押领，为羁縻州府，入附者置于军州城傍，所列州府则为轻税州府。轻税州与城傍密切相关。

    《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略云：

    （宇文融）乃与崔隐甫、李林甫共劾奏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

    《旧唐书》卷九七说传较略，只称“李林甫奏弹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受赃即指太原九姓羊钱事。太原九姓，就是上论的河东城傍铁勒九姓。《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略云：

    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

    据同书九七张说传，知说开元七年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使，八年王晙诛阿布思等，大同、横野军旁的同罗、拔曳固等不安，张说亲持诣部慰抚，可知张说曾以并州长史及天兵军使的身份，控制过朔、代州界内的铁勒九姓，李林甫等弹说贪太原九姓羊钱之赃，正是这些铁勒九姓所纳羊钱。据《六典》卷三，羊当是指附贯二年以上蕃户输羊，钱可能指初附者纳银钱，也可能指按白羊估折纳的轻货。总之，这部分铁勒九姓是纳轻税的。

    从史籍上，我们并未看到唐对这部分铁勒九姓又裂置州府的记载，他们只是散居河曲诸州。那么裂置州府的内附蕃胡是否也纳轻税呢？回答应是肯定的。“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16]略云：

       以往解释这条史料时，我将大州释为本州[17]，不确。而“大州”实为理解唐代轻税制度的关键词。据《唐六典》卷三户部郎官条，唐州分辅、雄、望、边、上、中、下数等，并无“大州”一种，那么文书中的大州指何种州呢？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略云：

    庆州芳池州都督府，寄在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静、獯、王、濮、林、尹、位、长、宝、宁，并党项野利氏部落。

    银州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

    夏州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讫若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

    这些党项、延陀部落被置于庆、银、夏等州界内，因其种落分置之州为小州，而包含这些小州的庆、银、夏州则为大州，也就是说，有城傍部落的州就是大州，大州所辖部落百姓纳轻税，这种轻税被交由管辖这些小州部落的军州〔大州〕。

    经上论，城傍、轻税州、小州皆为对内附置于边州界内蕃族部落的称呼，以居处地而论，他们被安置于军州城之旁侧，故称城傍；以纳税而论，他们纳银羊轻税，故称为轻税州；以居处州的隶属关系而论，因内附蕃族部落所置州在边州界内，被边州包融，故又称为小州。将这些名称及其间关系解释之后，我们对城傍的理测可以进一步了。

    唐为何要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呢？首先，城傍的城指的是城郭，但不是一般的城郭。《新唐书》卷五O兵志略云：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

    “城傍”之城，即此种军城，为军事机构，“诸道军城，例管夷落”，可见夷落隶属于军城。将内附蕃族置于军镇旁侧附近，为便于控制，如铁勒九姓内附，唐置天兵军以制之；同罗等在朔、代州，置横野军汉兵三万人，名义上“以为九姓之援”，实际上则有防范目的。《曲江集》卷九《敕平卢诸将土书》略云：

    两蕃残贼，余类仅存。联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

    内附蕃族军城旁安置，“递为唇齿”，正为防其叛乱。两蕃情况与城傍有所不同，但置军镇防犯的目的是一致的。

    其次，北方内徙部落不置于城内，是这些部落的游牧性质使然。《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月条略云：

    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敦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突厥的生活方式为逐水草，居处无常，因游猎生活而人皆习武，骠悍善战。不但突厥如此，铁勒、薛延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奚等也都主要以射猎为生。置于城傍，不城居，正因其俗。《曲江集》卷八《敕契丹王据捋可突干等书》略云：

    部落初归，应须安置，可与守造审定，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适彼寒暑之便。

    时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这部分内附契丹人为幽州城傍，安置时“依蕃部所欲”，择水草肥美处，适彼之便。《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置六州胡敕》略云：

    古之降虏，皆置边郡，将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

    置于城傍边界内，正为遂北方民族畜牧之性。城傍部落以射猎游牧为业，故而轻税州以羊为税。

    但内附蕃族对大唐帝国的最主要贡献并不在于羊钱，而在于城傍子弟作为唐前期各战场上所倚赖的冲锋陷阵的力量。《通典》卷一九O边防典吐谷浑条郭元振上安置吐谷浑状曰：

    何如分置诸州，使每州皆得吐浑役使。

    “役使”，主要指的是征行。《六典》卷三在内附蕃胡下注“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则体现了唐前期战争的主要特色。《唐大诏令集》卷四二《止和蕃公主入朝制》略云：

    奚有五部，宜赐物三万段，其中取二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及百姓。

    可见城傍子弟被征行及充游弈兵是极为平常的事。游弈，《资治通鉴》卷二O九景龙二年三月条胡注云：

    杜佑曰：游弈……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游弈兵为骁勇善骑射者充，西州城傍突厥骨逻拂斯维游弈首领，即是一例。可见城傍子弟不但多被征行，而且在征行兵中也是最骁勇善战者。轻税州部落百姓，即城傍子弟，因善骑射，每年秋冬二季集于本军（即所隶属之军，如河东城傍隶天兵军，朔方城傍隶丰安、定远军等），春夏放归部落，不占国家正式兵员名额，战时征行，自备鞍马，与边兵共同作战。唐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固然是因其便俗，也使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及以血缘为主的部落组织保存下来，而这二者，正是中国古代战场上战斗力强弱的关键。[18]

    唐代武功卓著，世所共知，但唐代何种军事制度使前期在边境上开疆拓土，战功赫赫呢？战场上主要仰赖的是何种兵呢？府兵至开元时没落，被募兵制代替，募兵诚然是府兵不堪攻战后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唐东北、北方及西北战争看，同样不能被忽路至更为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就是蕃兵。《全唐文》卷三七玄宗蹾《答张九龄贺破突厥批》略云：

    驰骋之骑，突厥颇强。弓矢之功，契丹称劲。

    论骑射，游牧民族显然比汉民族更胜一筹。在边境战事中，唐大量发蕃兵作战，如贞观九年平吐谷浑，追随李靖的有“突厥、契苾之众”[19]，契苾即契苾何力所统部落，他们于贞观六年内属，“太宗处其部甘、凉二州”[20]，属甘、凉州城傍。突厥在贞观四年平颉利后，太宗用温彦博策，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21]，所置为羁縻州府，但突厥有大量南来，于边州安置，成为城傍者，《旧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思摩条记“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指的就是南来安置于边州城傍的突厥及胡人。
   参加征讨吐谷浑的突厥可能有羁縻州者，但参与征行的可能大多为成为城傍的突厥。十四年平高昌，侯君集“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22]，契苾仍为契苾何力所统甘凉州契苾城傍；突厥，为阿史那社尔部，贞观十年内属，“处其部于灵州”，十四年，“以交河郡行军总管平高昌”[23]，所统兵当为灵州城傍内附的突厥部落，这次参加平高昌的突厥、契苾皆为城傍。十五年击薛延陀，“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压其东境”[24]，奚、霫、契丹部落由营州都督统领，是上论的营州城傍。十八年征高丽，“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蕃长于句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众，绝其走伏”[25]，执失思力领突厥部落，契苾何力领契苾部，皆为城傍，契丹、奚与燕州刺史李玄正所领靺鞨落，皆为营州城傍，可见这次随太宗亲征的兵力主要为西北、北方及东北城傍。

    《通鉴》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九年备薛延陀，“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邠、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胜、夏、银等州有部落城傍兵，丹、延等州有稽胡兵，阿史那社尔领兵汉、稽胡及城傍相杂，执失思力所领灵、胜二州突厥兵，完全是灵、胜二州的突厥城傍部落。二十一年讨龟兹时，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格、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26]，突厥骑为随阿史那社尔归附的灵州城傍；铁勒十三部为薛延陀平后，太宗在漠北所设的瀚海等十三州府[27]，不属于城傍兵。永徽中讨贺鲁，契苾何力与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八万讨之”[28]，燕然都护回纥兵指置于漠北的铁勒十三部中的回纥部，也不是城傍兵。武后时，“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29]，讨契丹，所用兵为河东城傍、朔方城傍及绥、延等州稽胡部落。这些都是发蕃兵入战之例。除用铁勒、稽胡兵外，绝大部分都是用城傍兵。治史者多认为蕃兵是唐前期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但蕃兵如何能大量、普遍地为唐所用，则在于这种城傍制度。

    有关城傍兵的作用，我们还可引景龙四年命吕休璟北伐敕具体分析。《唐大诏令集》卷一三○略云：

    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

    据《通鉴》卷一一五天宝元年条，瀚海军12000人，天山军5000人，伊吾军3000人，北庭兵额总共2万人。郭虔瓘所领瀚海、北庭等汉兵当然不可能是北庭2万兵额的全部，因为北庭本身的防戍镇守也必不可缺，也要留除相当的兵员。郭虔瓘所领汉兵及“骁勇健儿”共5万骑，若北庭分出汉兵1万，“骁勇健儿”则有4万，他们是北庭的旁侧诸军士，即城傍，可见这次郭虔瓘领征行兵中绝大部分为城傍。朔方兵总数的64700人，若一半参加征行，可出兵3万人，“武用绝群飞骑”人数不可确知，但也可推知张仁愿所领15万兵中有近10万的朔方城傍兵，比重是相当大的。丰安军8千人，甄粲所领6万骑中有5万余为灵州城傍。赤水军33000人，若一半征行，有16500人，司马逸容所领7万骑中也有5万余凉州城傍。经这样推算，这次参战城傍兵达25万。这次北伐．除用突骑施守忠为借在蕃蕃兵外，其余各都督大使领兵绝多数为城傍。这些城傍不占正规军兵额，却大量征行，其数量远远超过正额汉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城傍的作用于此可见。

    城傍被征行时自备鞍马，不用唐政府供给“行赐”[30]，参战时，由国家给军粮。如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发河东道、六胡州及稽胡兵讨契丹时，便勒百余万斛江淮租赋往幽州，“纳充军粮”[31]，赴营州的城傍兵由国家给粮。作战之时及之后，立功的城傍兵可与汉兵一样，得到官赏赐物。《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开元九年五月壬申敕略云：

    朕今发陇右诸军马骑掩其南，征河东九姓马骑袭其北……其蕃汉军将以下，战士以上．若生擒及新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

    这个赏格不限蕃汉，河东城傍铁勒九姓也可以因擒获功而得官赏。《曲江集》卷一二《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略云：

    卿可于河西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于王斛斯分部……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

    运往安西的二十万段物用充宴赐之费，参加宴设的包括了于河西诸军州选的五千人，这五千人的来源，同书卷一O《敕四镇节度王解斯书》作：“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中简择，“在近”与侧近、旁侧等同，指城傍部落兵。可见发部落兵征战，除给粮外，还要给宴赐费。

    战胜后部落首领将士也可以得到赏赐。《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载“唐总计练残文书”（一）（73TAM210：1364-1）略云：
   这两份文书为同一案卷的两部分[32]，这份案卷的年代结合同墓出土的“唐贞观二十三年杜崇礼等辩辞为绫价钱事”（73TAM210：1368），“唐君安辩辞为领军资练事”（73TAM210：1310a），“唐西州高昌县译语康某辩辞为领军资练事”（73TAM210：13610-2）等文书可推定为贞观二十三年[33]，而两份残文书正是对贞观二十三年平龟兹后赏赐情况的记录。此次平龟兹，由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任正副大总管，安西都护郭孝恪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34]，文书中伊州三卫、翊卫等当是郭孝恪督领的安西、伊州府兵，而大首领则有隶阿史那社尔的突厥城傍部落首领。此为城傍与汉兵一样，战胜后得官赏勋赐的实例。

    城傍兵征行自备鞍马，只得战时口粮及赏赐，与“去给行赐，还给程粮”[35]、给衣给军食的募兵待遇比起来，军费花销要少得多。唐天宝年间边兵49万人[36]，这些边兵费用加起来，“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而锡赉之费此不与焉”[37]，城傍兵费只占“锡赉之费”的一部分。与唐广袤的边防线及唐后期的兵额比，49万边兵并不算多，1260万的军费与唐后期庞大开支比起来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唐前期有城傍兵，城傍并不占正规兵额，不用给衣、馈军食等费，但战争之时，多被征行，为征战主力。有城傍兵作为额内边兵的补充，边兵数额自然可以少得多了。

    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上元二年三月条考异引《蓟门纪乱》略云：

    （阿史那）承庆入东军，与伪尚书康孝忠招集蕃羯。（高）鞠仁闻（高）如震遇害，惊而且怒，统麾下军讨之……鞠仁兵皆城旁少年，骁勇劲捷，骑射如飞；承庆兵虽多，不敌，大败……鞠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重。

    此段记叙了安史部下杀史朝义后的纷争。值得注意的是高鞠仁等统领的城旁少年最善战，突厥及胡兵皆不能敌。高鞠仁等可能是高丽人，其部曲城傍少年应由奚、契丹、高丽、靺鞨、室韦等部落组成。据上段记载看，这部分人“骁勇劲捷，骑射如飞”。可见安史兵中最为骁健的是这些东北城傍兵。《通鉴》卷二一六记载，天宝十一载，“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同罗兵善战，诚然如此，但安史之所以能横扫中原，其手下的契丹、奚、室韦、靺鞨、高丽等城傍兵的作用却不可忽视。据《蓟门纪乱》看，这部分人的战斗力又超过突厥及羯胡。正如东北城傍为安禄山精兵所在一样，哥舒瀚带领西北军队潼关败亡后，只有朔方兵能与安史抗衡，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朔方军融合了北方朔方及河东两道城傍，才能在平安史时，“独任朔方无限功”。安史之乱精兵是城傍，平安史主要仰赖城傍，唐前期开疆拓上征行城傍，可见城傍是大唐帝国军事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说，城傍不但与边兵共同维系了大唐帝国赫赫武功，而且是唐前期军事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量。
 三、城傍的消失及其对唐后期历史的影响

    城傍虽是大唐帝国军事的主要仰赖者，但并不在定额边军之中，城傍纳入正额边军的过程可能在武后时已慢慢开始了，中宗即位后以诏敕的形式固定下来。《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略云：

    大下军镇……其应支兵先取当土及侧近人，仍随地配割，分州定数，年满差替，各出本州，永为格例，不得逾越。

    “当土”即当地土户，《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记载，燕州“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可见土户、当土即与迁徙蕃族相对的本土汉人。侧近人与当土相对，显然不是当地土人，结合上文对旁侧、侧近军、侧近州军等的分析，这里的“侧近人”与上引受王晙节度的“侧近军”的“侧近”同义，即指当界侧近部落，正如与燕州土户相对是移徙的靺鞨部落一样，“侧近人”也就是城傍子弟。中宗时简城傍子弟入军镇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反映了从城傍向定额兵转变的过程。

    玄宗继位后，中宗赦文中的内容又得到强调和发展。《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门开元二年八月辛已诏略云：

    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人充，并精加简择。其有劳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

    西北军镇增加兵额，先由“侧近兵人”，即城傍子弟充，增补兵直接于城傍中简择，比中宗的赦令更进了一步。城傍向额内兵转化的同时，城傍制度也就开始解体了。

    唐将内附善族置于军城旁侧，保持部落、维持游猎生活、战时则征为兵的城傍制度，百余年来也因民族融合等而有变化。《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注略云：

    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

    城傍的第二代即同编户，《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略云：

    又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户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

    “淳熟”旧户即指“内附后所生子”，他们虽仍能维系部落生活，但在法律上已同大唐百姓，这制度本身就含有促使内附蕃族汉化的目的。

    其次，由于城傍子弟与边兵共同作战，因功而得官赏，一些城傍成为军将而脱离了原城傍部落。太宗所用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皆为部落酋长领本部城傍子弟，但随着城傍与唐军共同作战，城傍中的寒人因武勇而获战功，成为军将，列入唐武将迁转体系。这不但导致了太宗与玄宗用蕃将酋长与寒人的不同，[38]而且也引起了城傍制度的变化。《旧唐书》卷一一O王思礼传略云：

    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瀚对为押牙。

    王思礼父虔威，本为营州城傍，因善战擢为朔方将，与其子同效力于朔方，后王思礼随王忠嗣至河西，遂隶河西．天宝末为哥舒瀚部下。营州城傍至河西，显然已与其部落没关系了，据王思礼传，我们可以看到开天时节度使与军将的隶属关系更重于蕃将首领与其部落的关系，而这一点是理解城傍制度变化及唐前后期历史转变的关键。又如朔方名将李怀光，“渤海靺鞨也，本姓茹。父常，为朔方列将，以战功赐姓氏”[39]。李怀光之父李常也脱离了靺鞨部落而隶朔方，这种情形在开天年间普遍存在。

    再次，由于对外作战频繁、府兵制崩溃所造成的兵源紧张，不限蕃汉成为开天年间的征兵原则。如《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门开元八年八月诏略云：

    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

    这次征兵．只论勇否，不限蕃汉。又如同书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门开元二年亲征吐蕃时，要求“差取后军四万人，诸色蕃兵二万人”，同书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十五年制，“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以备吐蕃，团结兵也因蕃人而团，这与前论取侧近人充军镇兵是一致的。它是城傍制逐渐消失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载玄宗赐诏云：“自开西镇．列诸军，戍有定区，军有常额，卿等所统，蕃汉杂之。”安西诸镇兵本身就有蕃汉两种构成．这在城傍兵向额内兵转化过程中并不罕见。开元初已知此，天宝年间诸军更是蕃汉相杂了。如安禄山并阿布思之众，其部同罗兵便入范阳兵额内，可见天宝年间直接取蕃兵为额内兵的现象更为普遍。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蕃将32人代汉将，[40]则表明其额内边兵中已多为蕃兵以代汉兵，故能升蕃将来代替汉将。
   城傍由不居后逐水草的部落生活逐渐汉化，由隶部落酋长到部落寒人以武勇起家升为军将而隶节度使，由军镇兵补充到向额内兵转化，固有的城傍制度慢慢消失。但导致城傍最后解体的是安史之乱。

    开天时城傍兵向定额兵转化，但边军镇城界内仍有大量城傍部落。安史乱后，安禄山拥所部兵起范阳，驱东北城傍挺进中原．《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所云：“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人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城傍的彻底消失，使大唐帝国的军事史掀开了另外一页。

    唐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记载，“先是，回纥宰相温没斯特勒将其家属及麾下数千人来降……其军士分于诸镇收管，用壮骑兵”。这与前期维持蕃族部落营生，战时自备鞍马出征的城傍制度迥然不同。城傍是唐前期对内附蕃族的军事制度，它与府兵的兵农合一类似，只不过是兵牧合一而已。府兵瓦解、募兵制的发展引起了城傍制的变化，但真正使城傍消失的是安支乱后唐军事形势。

    安史乱导致了城傍制的最后结束，但城傍对唐后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义儿制上。唐后期及五代普遍盛行义儿制。《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序略云：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虎＋武）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统一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五代义儿更盛，故欧阳永叔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角度作义儿传，指斥“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的现象。这是宋代史家史观的体现。但若究唐后期义儿制出现之源，则可以发现，义儿制是城傍向额内边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义儿制是代替城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制的产物，它因城傍变化而产生。《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t：

    范阳城旁奚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幼善骑射，节度使安禄山选为射生官……及禄山叛，忠志遁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略云：

    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李宝臣为奚部落寒人，为范阳将养子，可见早在安禄山养八千曳落河之前，东北边军已盛行养子制了。这种养子制的特点为“异类合为父子”，不限种族，由善骑射者组成，养于节帅、养于军将，这种养子制是由城傍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是代替城傍部落的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新的军队组织形式。

    能够与范阳兵匹敌的朔方军也情形类似。《旧唐书》卷一二O郭子仪传记载，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寇京师后，子仪曰：“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郭子仪对朔方兵部曲而言，实为父主，同卷记载“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可见郭子仪与其部将之间的关系。不但部将如此，与仆固怀恩同来的回纥见子仪后，“皆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郭子仪在朔方兵及与朔方同讨安史的回纥兵中的父主地位可以窥见。郭子仪心向帝室，不私置养子，但朔方兵胡化严重，主帅与将领士兵之间有类似安禄山曳落河一样的父子关系，这在仆固怀恩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考异》引《邠志》云：

    （仆固）怀恩寇邠、泾，十七日，众渡泾水，郭晞率众御之，战于邠郭，我师败绩。怀恩覆其阵．泣曰：“此等昔为我儿，我教其射，反为他人致死于我，惜哉！”

    可见仆固怀恩也将朔方将士视为养子，朔方兵最终被唐强力分化、拆散、削弱，与此点不无干系。朔方军的养子制．与安禄山养曳落河一样，是代替城傍部落所形成的融合多种族兵将的新的将与兵的关系。
  唐太宗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使其领本部族征战，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将多为部落寒人则是城傍向定额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养子制正是适应这种变化所出现的。其后至唐末五代，愈演愈烈，我们在看到五代义儿盛行，帝王“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亦由焉”的同时，也应明确义儿制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城傍对唐后期历史的第二个影响则体现在藩镇割据上。割据的藩镇及其主要将领多为城傍后裔。《旧唐书》卷三九记载东北城傍由安禄山驱至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河朔三镇的胡化也应从大量城傍自东北边移徙而至的角度考虑。《新唐书》卷二一O藩镇魏博传云：

    史宪诚，其先奚也，内徙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祖及父爵皆为王。宪诚始以趫敢从父军。

    魏博史宪诚为内徙灵武的奚族城傍后裔，在史宪诚之前统治魏博的田氏家族虽无城傍血统，但魏博兵将则为融合东北城傍与边兵的军事体制。《旧唐书》卷一八一罗弘信传附子威传云：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

    维系魏博的为父子相袭的牙兵，而充牙兵的子弟则是追随田承嗣的东北城傍及健儿。《新唐书》卷二一O田承嗣传略云：

    平州卢龙人。世事卢龙军，以豪侠闻。隶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卫将军，禄山反，与张忠志为贼前驱，陷河、洛。

    田承嗣魏博兵即安禄山反于范阳的先锋兵。安禄山所部兵包括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众，范阳兵91400人，平卢兵37500人，[41]若一半镇守，则入中原兵6万余人，同罗及东北城傍兵近9万人，知安禄山起兵驱入中原的主要兵力还是东北城傍部落。魏博牙兵“召募军中子弟”而成，召募者多为这部分城傍子弟。魏博牙兵为城傍后裔。

    镇冀将亦以城傍后裔为主。李宝臣为范阳城傍奚，上文已论，李宝臣之后的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42]。李诗等内附被置于幽州之偏，即幽州城傍，王武俊为幽州城傍契丹人后裔，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族，父谧开元中提众纳款，[43]张孝忠也为城傍后代。镇冀地区融合城傍及不同种落兵将的军事制度也是养子制。《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王廷凑传略云：

    本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安东都护府。曾祖王哥之，为李宝臣帐下，骁果善斗，王武俊养为子，故冒姓王，世为裨将。

    镇冀为以城傍后裔为首、军将以养子制维系的胡化区域。城傍的影响于此可见。

    《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传云：

    李怀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营州，善骑射，智数敏给。禄山之反，以为裨将。

    据《旧书》卷三九地理志，天宝初于范阳界置凛州，“处降胡”，李怀仙可能本身就是凛州降胡亦即幽州城傍。卢龙亦以城傍后裔为主要兵力及战将。《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十月条略云：

    李日月，（朱）泚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

    朱泚骁将李日月为奚，朱泚曾领卢龙节度，[44]李日月可能就是卢龙战将。此奚即营州城傍奚部落后裔。平卢是河朔三镇中最北的一镇，兵将杂以幽州城傍，理应如此。

    东北城傍的影响还不只河朔三镇。唐后期河南方镇时有与中央王朝抗衡者，淄青及淮西尤为巨患。《旧唐书》卷一六二曹华传云：

    李正己盗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

    同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略云：

    申、蔡之时．人劫于（李）希烈、（吴）少阳之虐法，而忘其所归。数十年之后，长者衰丧，而壮者安于毒暴而恬于搏噬……地虽中州，人心过于夷貘。

    青郓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四世多与河北相结，淮蔡至吴少诚、吴元济，更为桀骜不驯。所以能如此，《新唐书》卷二一三李师道传认为淄青是因为“自正己以来，虽外奉王命，而啸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纳之。以严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质其妻子；有谋顺者，类夷其家，以故能胁污士众，传三世云”。将淄青对抗中央王朝的原因概括为招纳亡命及严刑峻法。《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则称因吴元济以朝廷公卿乞破蔡日以将士妻女为婢妾之言“激怒其众，绝其归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两传》对淄青、淮蔡民风变化及为朝廷坚敌的原因概括得并不全面。严刑峻法及激怒将士只是次要原因，淄青、淮蔡同于河朔三镇的最主要原因与河朔三镇胡化的原因一样，即东北城傍的涌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传略云：

    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

    同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略云：

    营州人，天宝未为州裨将．守保定城。禄山反……有诏就拜（平卢）节度使……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略，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

    侯希逸人青州时带了二万平卢兵，李正己这样的营州城傍高丽人也在其中，营州城傍可能在侯希逸军中占了重大比重。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指出：

    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之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

    此为淄青抗衡中央的最主要原因，而其所以能形成“胡化集团”，则在于东北城傍。

    淮西也是如此，《旧唐书》卷一四五李忠臣传略云：

    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

    李忠臣父祖官名皆为“自云”，又家于幽州蓟县，有城傍后裔的嫌疑。安禄山反后，李忠臣与安史抗衡，所部兵当为平卢先锋军，其后随之镇蔡的部队当也是这批军土。同侯希逸部将一样，这部分兵将也多由东北城傍组成。《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一年九月条略云：

    丙午，（李）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重倩，本奚也。

    忠臣手下主要将领李重倩即奚人，也就是东北城傍，斫田悦营的骑驰武勇，跃然纸上，这正是东北城傍的特色。淮西军将由这部分人组成，故而在李希烈、吴元济时，能长久与中央政府抗衡。《旧书》卷三九称东北城傍至德后，入据河朔，并不完全。除河朔三镇外，幽州、营州城傍也入据了淄青、淮西，他们的移徙也改变了这两个方镇的性质。

    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国力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安禄山驱东北城傍入河朔及中原，对唐后期历史影响深远。唐后期河朔三镇之所以能成为别于中央王朝的胡化区域，淄青、淮西之所以民风强悍，渐近胡化，都是因为东北城傍入居。义儿牙兵制使城傍后裔在打散部落后重新组成一不直接以血缘部落为纽带，但也类似血缘的亲党胶固、父子相袭的团体，这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及胡化的基础，也是城傍对唐后期及五代历史的重大影响。

    最后以唐人对城傍的两首歌咏结束本文。敦煌文书伯2567号“城傍[曲]”[45]云：

    降奚能骑射，战马百余匹。甲仗明寒川，霜□□□□，□□煞单于，薄暮红旗出。城旁粗少年，骤马垂长鞭。脱却□□□，□剑沦秋天。匈奴不敢去，漠北开尘烟。

    此诗描写了投降奚人成为城傍后的豪壮勇猛的胡气和精湛的骑射武功。《全唐诗》卷二八二（3209页）李益“城傍少年”[46]云：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此诗直接点出了城傍得名之因，即“生长边城傍”，也描写了城傍的胆气、骑射功夫，并指出其平时射猎及战时充军出征的生活。城傍被形诸歌咏，更证明了边地城傍的普遍存在。城傍已成为唐代的一种并不罕见的社会现象，并以其武勇骑射使唐人耳目一新。唐代因注入胡人血液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城傍正是注入唐代军事制度甚至唐代社会中的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