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权撩色铁手的番外:甲骨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22:38:58
甲骨文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刻的,也有极少数是用墨或漆写的,还有刻好以后再填以朱砂的。前后期甲骨文,显然有着不同的风格,从全篇章法大小错落、随便不拘的状态中,逐渐向分段方正、排列匀齐、字体大小基本均等的端正严谨风格发展。

  在字形上,甲骨文以长方形体最多,其次是方形体和扁方体,奠定了汉字的基本体势;在结构上,甲骨文以上下左右的对称、均衡为主体形态;在点画上,甲骨文大致只有点、直、曲3种笔画,且由于多为刀刻的缘故,一般呈径直简劲的态势。据甲骨文研究者揭示,,、辞的契刻,小字用单刀法,大字用双刀法,宽字用复刀法,其契刻者都是久经练习的刀法娴熟者,故甲骨文的点画契刻,也颇具墨书的点画之美。自1899年前后甲骨文被世人发现后,一些收藏家和古物研究学者便竞相搜求、购买,引起甲骨价值的暴涨,伪刻甲骨文牟利的现象也随之发生。许多学者对已经传世的或编印为图录的甲骨进行了辨伪工作。从实践中,他们总结出了几条呈规律性的鉴定经验:第一,伪骨刻以刻在牛胛骨上的居多,因为新龟甲难刻,而出土的无字旧甲,刻字易碎;第二,伪刻者大都不具备甲骨学的知识,多在刻辞的文例上露出破绽;第三,金文仿刻,伪刻者往往力求刻字严整,反而显得不自然。


甲骨文的鉴定与辨伪   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系统汉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即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自商王盘庚于公元前14世纪迁都于殷,至公元前11世纪商封亡国,其间有270余年,殷墟甲骨文作为这段时期内统治者的占卜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了这些甲骨及青铜器等物,卖给了药铺、古董商。1899年,团练大臣王懿荣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向古董商求购。1903年,第一部将甲骨文公诸于世的著作《铁云藏龟》发表,作者刘鹗在自序里明确指出甲骨文是“殷代人的刀笔文字。”这样,甲骨成了学者、古董商们极力搜求之物,作伪以牟利者也随之出现。《铁云藏龟》中已杂有5片伪片,作伪活动直至殷墟被科学地大规模组织发掘开始后,方渐渐杜绝,前后约有三十余年。     甲骨文的作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 

  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 

  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L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L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 

  第四,看刻辞格式。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体。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 

  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 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今日的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大型牛骨刻辞


田猎卜甲

   

 

透过甲骨文了解商代习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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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年前,古老的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气候温润,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史记中谈到殷商之地有:“麋鹿在牧,飞鸿满野”之记载。从对甲骨文动物名称的检索中,我们可以见到商代栖息在中原森林、沼泽、草地中的动物类别。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狈、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鼋、黾、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鹬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豕、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二十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麇鹿的骨骼占有80%以上,这种动物适应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环境特征。     在甲骨卜辞中,记载与动物相关的社会活动多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田猎

  商代田猎是商王室的一项重大活动,主要田猎区域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多数田猎活动与商王和贵族的游乐观、土地的开发、除禽兽之害和军事演习有关。     武丁时的一条卜辞问出猎的吉凶,其意是:“第二天是癸卯日,用焚烧树林的方法能擒获野兽吗?癸卯这天用焚烧的方法果然得获兕牛十一头、野猪十五头、獐二十一头。”

  武丁时的另一条卜辞为:“史官毂问道:商王在gui地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果然获一头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狐,五十九头小鹿。”

  象,大象是商代人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不仅许多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而且在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纹饰中也多有表现。在商代都城的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的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在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也有‘殷人服象’的记载。在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问讯:“今天晚上有雨,能擒获大象吗?”另一辞说:“殷王田狩于chu地,获大象二匹。”类似这种猎象内容的甲骨卜辞有很多,说明商代的野生大象和其它动物一样,是商王狩猎的主要对象。正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河南又一名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

  虎,在甲骨卜辞中保持着最原始的图形。有突出的牙和爪表现。这种凶猛的动物是较难擒获的,因此卜辞中提到的大型围猎活动中,虎经常只获到一或二只。

  兕,这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因为在殷墟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但大量是野牛之骨。武丁时期卜辞有一条记载:癸卯这天用焚烧的办法获到了兕十一头,野猪十五头,獐二十一头。

  鹿,是商王狩猎中猎获最多的一种动物,在甲骨卜辞中多次记载获鹿百头以上的田猎活动,而最多的一次竟达三百九十多头。      在甲骨卜辞中,类似这种擒获各种动物的内容很多,一些文字直接显示出捕获动物的方法如火烧、陷井、射猎、追逐围猎、设网等分别在动物下加“火”“井”“足”“网”等等, 如:来表现。

  在渔猎方面,甲骨文字中的(水中之鱼)、(钓鱼)、(抓鱼)、(网鱼)、表明了捕鱼的种种方式。

  二、驯养与畜牧

  早在史前原始社会,人们已经将驯养动物看作个人或家族财富的组成部分。在墓穴中随葬猪头、獐牙等动物骨骼以表示自己的显赫地位。在商代,动物的驯养与畜牧已经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支柱,获取财富的方式。以此用来耕作生产、狩猎、征战和役使,更是食用肉类的主要来源。中国传统的饲养动物——“六畜”即马羊牛鸡犬猪的名称,在甲骨文字中都存在。在《世本》这部史书上有“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载,意思是相土和王亥这两个商王率先掌握了乘马服牛的技术。人们对动物畜养的传统如此之久。商王室已经有了专门的畜牧管理机构和官吏,主管养马的称“马正”“马小臣”,主管养牛称“牛正”“牛臣”,主管养犬称“犬侯”“多犬”等,主管放牧的称“亚牧”、“牧正”。并在王畿和诸侯国内设有专门的牧场。也是商王频繁活动的地方。商王掌握着牧场的情况,而牧场管理者则要定期向王室报告情况、贡献牲畜。

  商代饲养动物的方式是放牧与圈养并存。在甲骨文中,“家”字是由建筑的屋顶下加“豕”构成。说明了家庭的构成与饲养的动物有密切的关系。圈牛于“”,圈马于“”,圈羊于“”,牧字“”从人从牛或羊,象人持鞭赶牲畜状等,甲骨文字中还有许多有关人们对动物的饲养保护、体态观察、疾病处理的字。     卜辞中有“王畜马在兹”,意思就是商王在这个马厩中养马。

  在商代遗址的殉葬和祭祀动物骨骼中,大多数是牲畜的骨骼,特别是牛、猪、犬,在郑州商城东北一条探沟中,就出现了八个葬狗坑,共用狗90多只,最多的一坑葬狗23只。在安阳大司空村发现的制骨作坊的大量骨料中,多数是牲畜的骨头。

  除了六畜以外,商代驯养还有鹿、兔、禽类等,而1978年出土于安阳武官村的象,脖子上带着铜铃,说明这是一头被驯化的大象。

  三、牲祭

  商代以神道设教,上天神祗与祖先是一切权利的主宰。人们通过举行祭祀和献上的牺牲品,以取悦神灵,达到避除灾难,收获幸福、取得丰收、赢得战争胜利等多种目的。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许多在举行宗教礼仪时埋葬大量动物骨骼的献祭坑,其中的动物多有牛、马、猪、羊、鸡、犬等,有时一次献祭的动物数量多达千头,几乎每天都有用牲畜祭祀的事情。卜辞中记载不同祭礼以不同动物组合作为祭品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多的是一次以千人千牛作祭品。胡厚宣先生在对商代卜辞考察中发现,在祭祀中用了1000头牛以及300、400、500头牛的各一次,而用去100头牛的祭礼有10次。

  用马作为祭牲和殉葬在商代十分常见。发现许多专门殉马的马坑中,马匹的数量多少不等。多则三十多匹。在商代贵族大墓都有殉马或马车,并有牧马和驾车的驭手,这种习俗成为商周时期贵族大墓随葬车马坑的惯例。     商代墓葬的另一典型埋葬方式,就是在墓穴正中的主棺下,有一葬狗的坑,称为“腰坑”。这是一种商代人以狗为宠物和通灵之物的文化现象。也是判断是否为商代墓葬的标准。 

   众多动物共存的自然环境,使得商代人将动物看作是神灵与人沟通的媒介。在商代遗留的精美文物中,无论是礼仪用具的青铜器、佩带、装饰用的玉器、骨器石器等都装饰着不同种类的动物纹饰,无论是抽象的、图案化的,或是写实的,或肖生的,都将动物强盛的生命力和超自然的能力作为一种崇拜的描写对象。在商代青铜纹饰中,形象神秘可怖的兽面纹(也叫饕餮纹),是一种虎、牛、熊、蛇、猛禽等凶猛食肉动物的集合体。它表现了商代人对动物的敬畏。而代表黑夜和死亡的鸱?(猫头鹰)则是战争的代表。蛇、龟类水陆两栖动物则是一种预知

  过去未来的灵物。在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了大批与动物有关的文物,仅玉器中玉雕动物就多达27种。其中多数都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名称。

  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动物的汉字,说明了商代人与自然密切的关系。我们从甲骨文中,不仅可以考察到当时生存在这个环境中动物的类别,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商代社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田猎、农业与畜牧业、手工艺、宗教仪式等,都以动物群体的生存和利用为社会支柱。在商代人心中,动物是图腾、是祖先、是天帝使者、是人类伴侣,是残害人类的恶魔、还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善与恶的不同角色,使得动物成为商代文化表现的主要母题。

甲骨文字-车 


  此字为车。图片依次为拓片、摹写、结构图、复原图1、复原图2。点击可放大。
  复原图取自加拿大安大略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网站,结构图取自《殷周车器研究》 
  象形字,车字在甲骨文中异体较多,明显的特征是两个车轮。最初车轮为圆形,后来为了书写方便,变成了方形,再后来,两个轮子简化为一个。如果想做进一步研究,殷商帝国大祭司推荐郭宝钧先生的《殷周车器研究》。 
  “车”字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繁体、简体)

甲骨文--宰丰骨匕刻辞
  图为商代一块牛骨,匕首形。镶嵌十四颗绿松石,相传也为安阳出土。殷商时期甲骨文,多为卜辞,记事者甚少,此骨匕记载了帝乙或辛帝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之事。宰丰骨匕一面刻辞纹,另一面刻有文字,一端残,文字分两行,完整无损,罕见之极。其布局精妙奇美,疏密得当,笔力雄健浑圆,结体错落有致,显示出卜辞书法成熟之美。   甲骨文与山海经   一百多年前(1889年),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很多学者就发现甲骨文里的文字内容在<<山海经>>里有出现和印证。三十多年前,红山玉文化被发现之后,很多学者发现红山文化和《山海经》又有很多关联。其实,顺着红山玉文化是甲骨文的原始码的思路,就会发现,红山玉文化和甲骨文及《山海经》都是有很多内在的联系的。

  非常明显的例子是红山玉文化里东山嘴出土的那件双龙玉璜,这件玉璜虽然只有4.1公分长,但已开创和具备了一直到战汉明清双龙玉璜的基本特征。例如,龙首都在两头朝外,整体是个弓状的弯弧形。这种基本特征从时间上横渡6000年。从地域上,上下左右涵盖全中国。这件双龙璜黄色玉质非常纯净,沁色很少。根据郭大顺先生的观测,其龙首的形状非常接近赤峰征集的大C字龙。特别是在吻头部分。证明是属于红山玉文化的整体之内的。

  再来看甲骨文里的“虹”字。 有甲骨文卜辞说。“有出虹自北饮河”。那个虹字,两头是龙首朝外,弓状弯弧形,正好与东山嘴出土的这件玉璜一模一样。非常显然,东山嘴的这件玉璜就是甲骨文里的“虹-璜”字的象形原始码。

  在甲骨文中,“璜”字来源于“黄”字。前面已讲过“黄”字是一个立人胸前佩方圆形玉璧。之后,乃造“璜”字以代之。 红山文化之后的玉璜的制式有两种,一是如虹状的弯弓双龙首,一是如半璧形。前者以红山东山嘴的那件玉璜为最原始的代表。后者以良诸文化的反山和瑶山出土的半璧璜为代表。在甲骨文中的“虹-璜”字是以如虹状的弯弓双龙首为其原始象形符号。

  现在来看《山海经》里的“虹-璜”。首先,《山海经》里的虹就是“璜”的象形解释。《山海经*海外东经》: “虹虹在其北,各有两首”。第二、<<山海经>>里还记录了双首的由来。这双首就是叫“并封”,《山海经*海外西经》说, “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 

  这种“并封”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二首一身的似猪形的残陶饰物。但是,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双猪首三环玉器和双龙首玉璜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为典型的“并封”的代表。

  因此,《山海经》里记录和描述了双首---“并封”的由来。又记录了“虹-璜”字的弓状弧形的由来。而“并封”和“虹-璜”的描述先被甲骨文字的出土而得到了文字的证实。现在又被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出土而得到了实物的进一步证实。

  东山嘴的这件小小的双龙首玉璜揭开了红山玉文化,甲骨文,和《山海经》之间的因果发展联系和上下传承的历史脉络。

  《山海经》一书的成书年代一直是个迷,就从其内容来看,应该起始于上古史前一直到夏商之际。最后成书应该在甲骨文成形之后的一二百年。下限是在西周之前。鲁讯讲得对,《山海经》是本巫书。根据鲁讯之后到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山海经》是先由巫师们口传再由文字书写下来的。不仅记录史前部落的活动和巫史,还记录了史前中华玉文化和玉文化链的形成发展。由于周朝排斥商文化,《山海经》一直被排挤到不入流的地位。到了汉代,连司马迁都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中记录的山川,以玉和玉石之山之水为最多。根据臧振先生和潘守永先生写的《中国古玉文化》里的粗略统计,玉石之山234座,玉之水16条。里面又分多种多类的美玉彩石。可以说,《三海经》是上古时期从北方到南方,西方到东方所有山川里的玉矿资源的总图和总目录,记录了史前东亚版块里的玉石矿源,产地,部落使用者(巫)。玉石的用途,以及中华玉文化链的形成发展的原始时期,这非常符合红山文化中等级分明的惟玉而葬和尊玉为其人类语言信息载体的象形原始符号的实际。

  而且,《山海经》里讲到的黄帝和颛顼为最多。同时也大量记录了祠玉祭玉。这又符合了《越绝书》里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论述。

  玉璜也是从原始祖先的精神财富的创造开始的。原始人类的生活,最主要的是生存工具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首饰品不是生存工具,而是人类美化自己和理解天地人的精神财富。距今18000年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就出土了很多项链之类的钻孔的兽牙,小石珠,刻有横沟的鸟骨管等等。黑龙江省北部在1950年代以后也出土了很多以随形为主的史前玉器。有牙璧,鱼形饰,勾云形璧,等等。这些玉器中有的和8000年前的兴隆洼玉器接近,有的已被认为早于6500年前的红山玉器。这些大量的随形玉石器就是中华玉文化链的源头之一。

  从山顶洞人到兴隆洼到河姆渡再到黑龙江北部的玉器发展来看,从兽甲骨和爪指发展到了勾形和弯形和方圆形。这是原始祖先们从生存需要中发展出来的精神财富---中华玉文化链的原始动力。类似兽甲骨和爪指的勾形和弯形器是狩猎运气的祈求。而方圆形是天方地圆的人丁吉利兴旺的祈求。弯形器就发展成了玉璜的原始形。勾形器就发展成了勾云器的原始形。而方圆形就发展成了方圆玉璧的原始形。东山嘴的这件弯弓形双龙首玉璜就是这种发展的典型代表。

  弯弓状玉璜,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土是河姆渡文化第四层(距今7000年)的四件残璜。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也有玉璜出土。但都是只有弯弓状弧形,没有双龙首。以前,双龙首玉璜最早年代基本都定在商周。而红山文化里的这件双龙首玉璜就将这类玉璜的最早年代提前了大约3500年。因此,也就证实了甲骨文和<<山海经>>里的“虹-璜”的自然联系及其象形原始码的来源。从而一步一步还原了中华玉文化史前发展的本来面目。   “四方风”险些被埋没的甲骨文珍品   甲骨文是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在十五万计的甲骨文宝档中,有一片非常著名并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
 
    该骨属殷商时的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刻辞,骨面有刻辞4段,应为28字,实为24字,是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 
  
  这块牛肩胛骨的原藏家是近代收藏家刘体智。刘体智的旧藏甲骨共有28450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中最大宗者。他的这批甲骨于1953年夏天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由该局拨交给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最初,有的甲骨学者对这片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并不看好,认为它只是一片伪刻牛肩胛骨。该骨最早的拓片险些埋没了这件珍品。由于该拓片只拓了有字部分,并没有拓出该骨的全形,同时,上面的刻辞也非卜辞,骨的背面也没有施以钻凿的痕迹。拓片没有拓全、没有钻凿痕迹可作参考,这些都给正确判断该骨的真伪增加了难度,进而导致了甲骨学者对该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片伪刻。 

  所幸,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对这片牛肩胛骨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该骨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他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他对这片牛肩胛骨的释文是:“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这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似。 

  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如“北方受年?西方受年?”又如,人们所熟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着东南西北方,这里的东南西北四方只是含有方向之意。而这片“四方风”刻辞则不然,它是把以上四方与时节相编配并参照草木禾谷生长的特点衍生出了析、夹、夷、宛四方神名,象征着草木禾谷春萌生、夏长大、秋成熟、冬收藏。在四方神名后面依次有风曰协、风曰微、风曰彝、风曰(“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这是根据四方风在不同时节的特征而命名的。风曰协,是指和煦之风。风曰微,是指微弱之风。风曰彝,是指大风。风曰(“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是指烈风。在3000多年前人们崇尚鬼神,极度迷信的时代,能够对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给予准确的命名,无疑对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胡厚宣先生的考证,杨树达在其所著《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中说:“而甲学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古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此片牛肩胛骨所刻的内容是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学者以故书雅记稽合甲骨文以证明古史的范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