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理性的战士——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

周小康

RAND

一个多月前中国刚刚创设了一家新的智库，这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从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上退休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出山担任中心的理事长。从人事安排上看，国经中心难免还要遭到“养老院”、“挂虚职”之类的诟病，但形式上仍然汇集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不同来源的人员。明显得到高层支持的国经中心也绝对不会像一些民间研究机构那样，长时间处于无课题“空转”等米下锅的状态，第一轮便获得了多达19项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波、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谈到智库，特别是国外著名智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兰德公司作为国际标杆，往往也成为衡量中国智库发展水平的对象，想必刚刚成立的国经中心也不会例外。
尽管兰德盛名在外、地位显赫，蜻蜓点水谈及兰德公司的书籍委实不少，但国内以兰德公司为讨论和研究对象的著作却并不多，相反偏见和误解却非常普遍。在我看来当不致如此，关于兰德公司更多的材料恐怕更多地被写入了内参中，平头百姓自然无法看到。另外，尽管兰德公司现在建立了非常完备的官方网站，通过网站能够查阅到关于兰德公司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信息，但在网络不甚发达的年月要凭借有限的资料，对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兰德公司展开评述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2008年是兰德公司创建60周年，对中国人来说正好一个甲子，阿利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的《理性的战士》（Soldiers of Reason）在美国出版，早年以出版批判阅读书籍而闻名的新华出版社迅速引进和翻译了这本书，并根据市场运作的需要改名为《白宫第一智囊》来增加些许噱头，还在封底加上了有些揭秘猎奇色彩的评语——“第一部关于美国政府头号智囊兰德公司的秘密历史”。为了尊重新华出版社的良苦用心，在评述此书时本人还是决定使用中译本的新书名。
其实对兰德公司的公众偏见在美国也十分常见，虽然美国人可能不会像苏联《真理报》那样，在冷战期间将其称之为“科学与死亡的研究院”，但由于兰德公司非常深入地卷入了越南战争，加上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讽刺作品《奇爱博士》，兰德公司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早在1948年创立时，兰德公司的宗旨就宣示为“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在防务上无节制烧钱的时代结束了，兰德公司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凭借其储备的各类专业人才，将研究领域拓展到能源和环境、医疗和卫生、交通和基建、人口和老龄化、劳工问题、儿童政策、毒品滥用、社会正义、科学技术、教育乃至艺术上，而并非完全集中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恐怖主义等传统强项上。只不过人们似乎总是对那些影响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生兴趣有限，还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兰德公司那些有更多隐秘色彩的研究项目上。仅以经济学家而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1970）、阿罗（1972）、库普曼斯（1975）、西蒙（1978）、舒尔茨（1979）、托宾（1981）、德布鲁（1983）、索洛（1987）、马克维茨和夏普（1990）、科斯（1991）、贝克（1992）、纳什（1994）、维克瑞（1996）、赫克曼（2000）、史密斯（2002）、奥曼和谢林（2005）、菲尔普斯（2006）都曾接受过兰德公司资助或者在兰德公司供职，最新的一位是2007年的赫尔维茨，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到底搞过哪些与“杀人”有关的研究，而电影《美丽心灵》干脆将纳什在兰德公司的经历描绘得神乎其神。
从这个角度讲，《白宫第一智囊》这本书也不能免俗。这远远不是一本厚书，但直到第六部分的第23章（最后一章）才谈到了一些兰德公司的新变化。兰德公司已经越出美国开展业务，如果说在英国剑桥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设立分支机构仍然算是建在盟国的话，那么2003年在卡特尔的多哈建立办事处意义可能更为明显。受卡塔尔埃米尔的邀请，兰德公司开始重新编写该国的教科书，意图建立起温和的伊斯兰教育品牌。但在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严重，这无疑又是美国荼毒伊斯兰年轻一代的确凿罪证，或者成为“中国不高兴者”能够借题发挥的绝佳素材。从积极的方面看，《白宫第一智囊》的作者将兰德公司的新尝试作为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并且为作明确倾向性的结论。作者认为兰德公司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原因就潜藏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而在外人看来五角大楼养着的兰德公司，其走过的道路怎么都应该是平坦宽阔的康庄大道，只是在具体课题上免不了磕磕绊绊一下，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兰德公司与五星上将阿诺德的提携是分不开的，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就是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如果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世纪后半叶奠定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根基，那么冯•卡门在题为《通向新地平线》的著名报告中提出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军方开展研究的学院，则已经勾勒出后来兰德公司的概念轮廓，尽管后来兰德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生院。阿诺德的另一名顾问科尔博姆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副总裁雷蒙德的特别助理，而道格拉斯本人与阿诺德又是儿女亲家，于是兰德公司的前身研究和开发计划（Research and Devleopment）花落道格拉斯在中国人看来会是典型的裙带关系使然。福特基金会的出资使兰德公司能够脱离道格拉斯公司的母体，更方便地从空军获取与后者有竞争关系的承包商的资料，但不断膨胀的兰德公司花了更多时间才挣脱空军的束缚。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出身又兼为职业经理人的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将戏称为神童专家组的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带到五角大楼和白宫决策圈，却使其与空军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化。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兰德公司的研究使国防预算分散化了。
1967年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越陷越深，不再享有空军无限制资金支持的兰德公司计划更广泛地介入公共政策，意图纠正在过去20年中越走越偏的发展道路，并转向非政府渠道寻求更多资金支持。尽管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理想为其创造了机会，但转型中的兰德公司仍遭遇到重重阻力，在约翰逊总统支持下成立的城市学院虽然采用的是典型的兰德方法，却阻挠兰德公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直到与纽约市结盟之后，兰德公司这个军事智囊团才终于能够以合法的姿态将业务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纽约市—兰德研究院为其实现民间和军事项目的平衡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80年代里根总统的上台和冷战进入最后的疯狂，使兰德公司在其传统强项上依旧可以大展拳脚。
到目前为止，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无论是官方背景的还是民间发起的，以兰德公司的发展阶段而论都才刚刚起步。国内智库在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创新上面临压力的同时，或许仍在遭遇兰德公司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的那些困境和迷茫，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制度性难题。《白宫第一智囊》尽管只是一部不太完善的简史，难以让读者一窥兰德公司的究竟，仅一个兰德公司也不足以反映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的全貌，但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亚历克斯•阿贝拉著：《白宫第一智囊——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张小燕、梁筱芸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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