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的地理大发现史研究

　　
　　500 多年来, 地理大发现的研究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 从最初的着重于资料积累转到了今天的着重于各民族、文明相遇后的后果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概括和总结。在这之前, 我们首先得对“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说明。

一、现代历史学中的“地理大发现”

现代历史学中的“地理大发现”或“大发现”,在近代早期一直被称为“发现”。英语、法语里的“发现”discovery 和découverte, 由各自的动词discover 和decouvrir 衍生而来, 均源于后期拉丁语disco- operire, 意为“移去…覆盖物(uncover)、使…裸露或暴露( lay bare 或expo se) ”。“发现”一词在西班牙语里为descubrim iento, 葡萄牙语是descobrimento, 意大利语的scopèrta, 其动词分别是descubrir、descobrir 和scop rire, 作为拉丁语系的语言, 其衍生和来源应与英、法语的“发现”差不多。

“发现”一词获得新的含义,“是在15世纪下半叶”。某种意义上, 这是意大利人对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探险的一种总结。其最初作为专门术语使用时的具体含义, 按肖努的解释是: (1) 扩大地中海世界的疆界; (2) 消除对“黑暗之海”的恐惧, 驰过博哈多尔角, 增加新的知识。马达里亚加的解释与肖努的大同小异:“在15和16世纪的人们的心目中, 发现的意思就是使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并入· 基督社会。”这两人的解释强调基督教世界的领土扩张。还有一种解释是强调“发现”一词在哥伦布时代意味着找到“已知存在的”土地。若阿金·巴拉达斯·德·卡瓦略曾详尽地分析了从1055—1567年间葡萄牙的著作, 研究“发现”一词的含义, 他列出了3239条使用这个词的例子, 最后得出结论, 说从15世纪中开始,“发现”一词“已意味着作为一个特定的计划的结果, 找到某种人们已知存在的东西”。

上面两种解释,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前一种强调征服新的地方; 后一种强调找到新的地方, 但对是否征服则语焉不详。正如U·安布罗西奥指出,在葡萄牙人的文献中,“征服”这个词只是偶尔出现, 其重要性远比发现这个词要小。15世纪中,人文主义者波吉奥(约1380—1459) 写给葡萄牙亨利王子的信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征服, 亚历山大大帝走遍了整个界, 但他到达的地方和国家在他以前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了; 而你的勇气已把你带到那些在你之前看来还没有人深入过的国家。”显然, 人文主义者的着眼点还不是征服, 而是进入西方人未到过的地方。

总之, 在15和16世纪,“发现”一词的含义, 是指有计划地去找到已确定存在的地方, 它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但并不考虑所“发现”的地方是否住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到达了亚洲, 但他又认为自己在上帝指引下发现了新的天和新的地。只是到后来, 人们从今天的“发现”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大发现”这个概念, 才觉得它充满谬误, 因为所发现地区早已住着人类,特别是亚洲已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发现”后来渐演变成“大发现”、“地理大发现”的称呼, 英语、法语分别写为Great Discoveries和grandes décourertes, 以复数形式出现。限于手边资料, 笔者不知道“大”字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但至迟在19世纪中,“大发现”的称呼已经流行。1845年,A?达弗扎克(d’A vezac) 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就题为《葡萄牙人的大发现前中世纪大西洋上的发现简介》。马克思在19世纪中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到了“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恩格斯则有“伟大的地理发现的提法。

“大发现”称呼的出现, 说明人们对“发现”的认识深化了, 说明人们想把15世纪以来一段期间内的“发现”与人类在其他期间的发现区别开来。换言之,“地理大发现”指人类历史上某个特定时间里的发现活动, 它在内容上和时间上均有自己特有的规定性。

内容上,“大发现”不仅指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他们的重大航海活动, 也指这些航行的动因、历史背景, 和世界市场的开辟对欧洲及亚非拉各地区的影响、统一的世界史形成等一系列的重大后果。由于对后者的研究在当代的“大发现”史研究中已越来越重要, 所以西方学者非常喜欢用“欧洲的扩张”来取代专业色彩很浓的“地理大发现”这一称呼。斯塔夫里阿诺斯把1500—1763年间称为“西欧的扩张”阶段, 其中又分为“伊比利亚阶段”和“荷兰、法国、英国阶段”。巴勒克拉夫把1497—1780年间称为“欧洲人地理发现的航行”时期, 但接着把1500—1713年作为“欧洲的海外扩张”时期, 也分为二个阶段。他是在专业的意义上使用“大发现”这一概念的。时间上,“地理大发现”指15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关于它的下限, 存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上述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巴勒克拉夫就有区别。下面再引证一些看法:

《新编大英百科全书》在“欧洲的海外探险和帝国”条目下, 把“发现的时代”定在“15世纪中到16世纪中”。约翰·R·黑尔把1400—1620年称为“探险时代”。帕里把1450—1650年称为“勘查时代”。《美国百科全书》在“探险和发现”条目下有一个子条目, 叫“发现时代”, 从1415年葡萄牙占领休达讲到1741年白令海峡被发现为止。

前苏联和我国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苏联百科辞典》对“地理大发现”的释义是“指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旅行家们的地理大发现”。我国的大百科全书对该条目的解释也如苏联人一样, 较严格地从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 但时间上较为宽松, 定为“15—17世纪”。

前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还有一种更具体的分法: 从1492年到16世纪中为“地理大发现时期第一阶段”, 16世纪中到17世纪中为“地理大发现时期第二阶段”, 以后的发现称为“新时期的发现”。其分法的缺点是, 哥伦布以前的发现, 包括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均归入“中世纪的发现”,有些不合情理。

综合以上各种提法, 我们认为把15世纪中到17世纪中这200年看成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较为合理, 如果更具体一点, 就是佩里所主张的1450—1650年间。其理由, 正如佩里所说, 这段期间远洋探险的特殊性或目的,“不是为发现而发现——这只是附带的——而是打开到遥远的印度、中国、日本及已知存在的那些国家的海路, 并认为它们具有商业的重要性。”

把世界性的海上商路基本开通作为划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标准, 是符合现代学术传统对“地理大发现”的理解的。17世纪中, 对当时来说有商业价值的航线已经开通, 其后在所谓的“西北通道”和“东北通道”及在太平洋上的探险, 已更多地与科学考察的目的结合起来, 商业价值相对说来不大。即使主张把下限定在1780年的巴勒克拉夫也指出:“17世纪的后3/4 和18世纪的前1/4 的时间是进行殖民和巩固贸易的时期, 而不是一个新的发现时期”。

实际上, 研究大发现的著作主要也是集中在15世纪中到17世纪中有关的人和事, 只有在探讨大发现的背景和后果时, 才分别向其前和其后延伸。

二、积累资料并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500多年来, 对大发现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5世纪中到19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严格地说, 这一阶段还说不上什么研究。当然不乏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但从现在的眼光看, 这主要是一个积累资料的时期; 当时人对大发现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也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意义。一般说来, 这时期对大发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航海家、旅行者、殖民主义者亲自写下航海日记、旅行记、征服史、回忆录或报告、信件。大多数重大航行都留下了当事人的记载。哥伦布首航美洲留下了航海日记, 达·伽马第一次到达印度也写有日记, 麦哲伦环球航行的随行人员毕加费塔写有《麦哲伦环球航行记》。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的长期活动也留有众多记录。15世纪中受亨利王子之托在佛得角一带活动的威尼斯商人卡达莫斯托的探险记颇为详细, 15世纪80年代大幅度向南推进的卡奥也记有他两次航行的“简短记录”。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其人员不久后也记下了他的事迹(题为Esmeraldo, 1505)。16世纪初葡萄牙前往东方的使者皮里士给国王的报告详细地描述了当时马六甲一带的情况。《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也属这类著作。

美洲方面, 埃尔南·科尔特斯1519—1526年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五封信, 可看成是墨西哥征服时期史学的开始。跟随科尔特斯的一个叫德·卡斯蒂略的普通士兵后来写下了《新西班牙征服史》, 他“以惊人的记忆详细记述了征服活动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另一个参与征服的士兵弗朗西斯科1560年出版《新西班牙征服略述》。意大利人维斯普奇1503—1504年间写的两封信(其真实性有争议) 也属这类材料。

2.同时代人为探险家或殖民主义者写传记或综合叙述探险和殖民的过程。葡萄牙方面, 15世纪最负盛名的是佐拉拉(Zarara) , 其《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编年史》约完成于1450年。16世纪享有同样声誉的是巴罗斯(Barro s) , 他的《亚洲、葡萄牙人在发现和征服东方的大海和陆地中的影响》出版于1552年。此外还有达米昂·德·戈伊斯写的《若奥王子编年史》。西班牙方面, 哥伦布次子费迪南德写下了《海洋司令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生平》。

从整体上反映“发现”和征服美洲的有, 未到过美洲的洛佩斯?德?戈马拉的《西印度群岛史》(1552) , 他是科尔特斯的秘书和神甫, 根据科尔特斯提供的材料写书, 但该书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部史书”。奥维埃多(O viedo) 约于1530年写成《西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拉斯·卡萨斯写有《西印度群岛史》、《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 , 他认为“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文明完全可以和旧大陆古代人相媲美”, 是为美洲土著民族所受苦难大声疾呼的少数教士中最优秀的一位。西班牙王家编年史家弗洛里安?多卡波编有《西班牙编年史》(1541)。1601—1615年埃雷拉在马德里发表《卡斯蒂人在大西洋彼岸陆地和岛屿上的活动全史》(简称《埃雷拉史》)。

在美洲活动的传教士和士兵也为后世留下了有关被征服者的许多宝贵资料。如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的《印第安王国》(1615)、托里维奥·德·莫托里尼亚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 1535—1543)、赫罗尼莫?德?门迪埃塔的《印第安人宗教史》(1573—1597)、佩德罗·谢萨·德·莱昂的《秘鲁编年史》(1533年出版第1卷)。后者“被认为是早期秘鲁史和印加人习俗的最好的早期权威著作之一”。

3.整理、传播“大发现”的消息或史料。大发现时期, 伊比利亚以外西欧国家的航海家、学者也留下了许多著作, 但从整个大发现史学的角度看, 这些国家的贡献很重要的是对大发现的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和传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罗·马蒂尔·德·安格亚拉是第一个向欧洲传播新大陆消息的人。他未去过美洲, 但与哥伦布等重要航海家或殖民主义者有多方面联系。从1493到1525年, 他在报纸上一篇又一篇发表有关新大陆情况的来信, 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汇集成书出版, 名为《新大陆30年》。此书出版后很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出了无数版”, 连教皇立奥十世的案头也放着他的书, 并常讲给自己的亲属和同行听。在解释、传播大发现的工作上, 意大利人走在前头:“书本、小册子常常先在意大利出版, 然后在拉丁欧洲反复印刷而传播”。1481—1610年间, 法国出版关于欧洲以外国家地理著作524项, 其中125项是关于新发现的地区的, 有399项是大量印刷的。

16、17世纪, 有3个地理学者兼出版家在收集和出版有关大发现的资料上做了许多工作。威尼斯人贾恩·巴蒂斯塔·拉穆西奥(Ramusio ) 在1550—1559年间出版了三卷《航海与旅行记》, 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及一位葡萄牙人1535年写的《从红海到中国的所有王国、城市和地区》。英国的理查德·哈克卢特(Hak luyt) 1548—1600年出版了三大卷航海录。他在航海记录的工作上是“最为普遍称道的人”。德国人西奥多·德·布赖(B ry)1590—1634年间出了25卷航海资料。

以上几类著作, 均出自大发现者同时代人之手, 虽然有的属研究性之作, 但均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特别是, 许多宝贵的资料由于通过这些研究者才得以保存下来, 如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已不知所终(大概毁于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对西班牙王宫档案的洗劫) , 现存的是拉斯·卡萨斯为写作《西印度群岛史》在皇家档案馆里从原文上摘录下来。哥伦布的儿子弗迪南德写的哥伦布的传记, 用西班牙文写成, 没有出版, 后来遗失了, 现存的是意大利文译本。

不过, 这些“第一手”资料也是有缺点的, 主要有三: (1) 各类著作都深受西欧中世纪史著模式影响, 大体上是人文主义观点加中世纪史学传统的混合。如佐拉拉的《发现和征服几内亚编年史》就是从一系列骑士的价值观出发写成的, 同时它还怀有政治目的, 树立亨利王子的个人形象,“是树立个人形象和宣传的最明白不过的例子之一”。(2) 几乎所有著作都是用欧洲人自己的见解、生活习惯、社会情况来理解非西方社会, 即使象拉斯·卡萨斯那样主张种族平等的人也不可摆脱这一点。许多著作都渲染丑化非西方民族的落后和原始, 宣扬种族主义, 美化殖民主义暴行。对高度发达的东方古国的描述, 虽充满景仰之情, 大多也是浮光掠影, 带有猎奇性质。(3) 当时统治者、航海者或殖民主义者的种种现实需要也常常影响史料的真实性。各国都把航海资料作为最高机密, 造成许多宝贵资料一进入皇家档案馆就湮没无闻, 使整理、研究这些事件的学者们不得不借助于道听途说的材料。“历史学家也和海员们一样, 曾因帝国缔造者力图阻止泄密而受到折磨和迫害”。国王们有时还可能要求编年史家隐瞒某些事件或其过程。由于“发现”是一项莫大的荣誉, 航行者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史料失真。如领导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卡诺在南美时背叛过麦哲伦。航行结束后, 忠于麦哲伦的毕加费塔交出的厚厚的笔记本后来消失了, 现存《麦哲伦环球航行论》又是一个摘录本。很可能这是西班牙皇帝下令删节的, 因为他不希望这位异国服务者(麦哲伦是葡萄牙人) 获得太多的荣誉。总之, 造成原始史料失真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三、实证史学支配下的大发现研究

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 对“发现”的资料的积累、整理和传播继续进行, 但在实证史学出现以前, 还说不上有一定价值的大发现研究成果。只是由于对非西方世界了解日益增多, 有关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和材料对西方思想界(包括史学界)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历史学面临的冲击是: 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这么多圣经上不曾讲到过的人类, 他们与已知的欧亚大陆人的关系如何, 怎样在世界史中表现他们?各种各样的世界史著作竭力想回答这些问题, 但无论是神学家的回答还是启蒙思想家的回答, 均还不是建立在现实研究的基础上。比如, 伏尔泰解释中国为什么繁荣时, 认为这是由于中国自然条件优越, 避免了各种天灾人祸, 即鲜有洪水、革命、瘟疫的破坏。

19世纪20和30年代, 随着实证史学的形成, 大发现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标志是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 德国的亚历山大·封·洪堡著有《15、16世纪新大陆地理学史和天文学发展史批判研究》(1836—1839, 4卷本) ; 葡萄牙的桑塔伦子爵的《短篇论文集》(1830—1840年间写成)、《关于阿美利哥·维斯普奇及其所谓的发现的研究》(1837) ; 巴西的F·A·de·瓦恩哈根的《巴西通史》(1845—1857, 2卷本) ; 美国的华盛顿·欧文1828年就出版了历史文学巨著《哥伦布生平及其航海》。

系统的资料整理和出版也同时展开, 西班牙、葡萄牙18世纪末就已进行这项工作, 但今天仍在不断引用的第一部资料集, 是西班牙人纳瓦雷特1825—1837年间出版的5卷本《西班牙人的海上航行与发现资料汇编》。接着泰尔诺·孔潘斯(Compans) 1837—1840年在巴黎出版20卷本的《关于发现美洲的游记、叙述和回忆》。一些早已湮没无闻的著作也先后出版, 纳瓦雷特的史料汇编中有他1791年发现的拉斯·卡萨斯摘录的哥伦布航行日记。奥维埃多的4卷本《西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是1851—1855年出版的。

关于这些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不能估计过高。普罗沃斯特讲到哥伦布研究情况时的一句话可资参考: 19世纪最后1?4世纪以前出版的关于哥伦布的书和文章皆已过时, 因为关于他的较可靠的原始资料要到1864年后才陆续出版。

19世纪后期, 围绕哥伦布航抵美洲400周年,对大发现资料的整理、出版和研究进入高潮。西班牙在1863—1884年间出版42卷本《西班牙在美洲和大洋洲的发现、征服和殖民未发表的资料汇编》, 此后又出版25卷续编。C·谢弗和H·科尔迪那主编的23卷本法文本《关于地理史的游记和文献汇编》, 1882—1917年间在巴黎出版。英国的哈克卢特研究会编的资料集第一系列1847—1889年间出版, 1889年后开始出第二系列(当时计划共出230卷)。

本世纪上半叶, 大量文献继续出版, 再版或重新整理出版, 如1914—1924年, 受葡萄牙教育部资助, J·邦索德主编出版了《大发展时期葡萄牙航海科学史》(7卷本的资料汇编)。

大发现史的研究重点无疑是哥伦布。有关他的资料主要还有1891—1894年间在罗马出版的14卷本的《资料与研究汇编》, 外加补编。1892—1902年, 在马德里出版了《哥伦布手稿》、《贝维尔和阿尔瓦女公爵、西鲁埃拉女伯爵发表的哥伦布新手稿与海外报告》。上述14卷本的第1卷, 是德·洛利斯重新整理的《哥伦布航海日记》, 他改正了纳瓦雷特版本中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这两种版本均已在我国翻译出版)。

随着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 19世纪末和本世纪上半叶, 大批研究成果先后问世, 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受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在人物或事件的细节或具体过程上。就拿哥伦布来说, 从他的出生地、民族、教育、第一次到达美洲的岛屿, 到他航行所用船只的构造、所用航海图、仪器等, 无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的说来, 各种研究著作汗牛充栋, 无法一一列举。有两大因素深深影响着这时期大发现史的研究, 使许多研究成果都蒙上厚厚的阴影。

1.欧洲中心论及与之相关的白人种族优越论。19世纪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扩大了东西方的区别, 白人种族优越论和东方万古不变论统治了学术界。表现在大发现的研究上, 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预见到这场事业, 承担这个任务并把它贯彻到底……它使这个世界为它所用, 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是欧洲人认识的对象”。用这样的观点来研究大发现, 必然是“夸张的和过份简单化的”。

2.民族主义。几乎与实证史学发展节奏相一致, 19世纪是西欧民族主义迅速崛起的时代, 并在该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达到顶峰。表现在大发现史的研究上, 是争夺发现的荣誉及与之相关的“发现权”。“发现权”是西方国家占有殖民地、瓜分世界的重要依据。

19世纪初, 英法等国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支持美洲的土生白人反对西、葡的殖民统治。这使西班牙、葡萄牙感到有必要通过大发现史的研究及有着资料的出版, 证明自己过去的成就。从这时起, 大发现史的基本问题就与民族主义纠缠得难解难分。这特别表现在:

(1) 伊比利亚国家, 特别是葡萄牙在大发现的作用问题。大发现时代, 这两个国家对大发现的消息实行封锁, 许多消息都由意大利人传出去, 以至16世纪初, 维斯普奇取得了比哥伦布还高的声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美洲, 至于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的活动则几乎被遗忘了。德·桑塔伦和瓦恩哈根的研究就是从批判维斯普奇开始的, 他们指责维斯普奇是“恶棍”,“使许多人不知道葡萄牙人在欧洲进行世界探险的早期阶段为欧洲作出的伟大成就”。这种批判也连累了哥伦布, 说他不如亨利王子, 其成功只是出于幸运。

(2) 意大利、法国、德国在大发现中的作用问题。意大利人竭力夸耀他们的许多名人在伊比利亚探险中的作用, 同时也炫示其在文艺复兴中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影响。

德国人也有自己的骄傲, 认为航海技术的关键性进展是西欧北部学者的贡献。他们拿1492年制作了第一个地球仪的纽伦堡人贝海姆(Behairm) 做例子, 说贝海姆是最早提出利用天文学来航海的人。贝海姆具有类似于哥伦布的思想并且在葡萄牙服务过, 洪堡根据这点否认大发现时期葡萄牙人在航海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法国人也强调诺曼第人、拉罗舍尔人、马赛人的航海史。19世纪中正是法国在西非扩张的时期,他们的学者提出了法国人最早来到几内亚海岸的主张。这种“纯粹的无稽之谈”只是到1925年才大体结束。

(3) 关于哥伦布的出生地、民族争议得异常激烈。通常我们讲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 但西班牙、葡萄牙、连法国都有不少人说他是他们国家的人。在英国, 甚至早在1682年就有人提出哥伦布出生于伦敦。还有一种谈法是哥伦布是犹太人, 而出生在西班牙。

以上问题的产生, 一方面是史料不足, 现存的一些史料互相矛盾, 疑点甚多, 另一方面就是民族主义在作怪。夸大与自己有关的次要事件的意义几乎成了各论著的通病。

欧洲中心论及白人种族主义使欧洲与亚非拉相对立, 这时欧洲或西方是统一的, 但民族主义使西欧各国互相对立, 这时西方是分裂的。18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的纪念活动集中体现了这种统一和分裂。这次庆祝活动被看成是“第一次非宗教性质的世界节日”。西方各国人普遍认为,哥伦布是“一个将要统治世界的慈善的白人帝国主义之父和一个晚近被推举为天主教圣徒的候选人”。在这大前提下, 各国都想通过纪念活动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在民族主义猖獗的情况下, 不仅写不出统一的世界史, 也写不出统一的大发现史。同时, 我们不应忘记, 这正是实证主义支配史坛的时代。当然, 实证主义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它对大发现史各具体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贡献的, 但它的研究方法与民族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相结合, 却使历史学走上了歧途, 统一的欧洲扩张史这时变成了西欧各国自顾自进行的扩张。肖努说的正是这种情况:“19世纪的历史都是根据某种历史架构来写的。语言、档案分类、图书馆藏书的排列都鼓励一种民族性质的历史视野, 导致了互相没有联系的扩张史。意大利两个竞争对手威尼斯和热那亚,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几个竞争对手, 英国、荷兰和法国共组成了七或十个欧洲国家, 它们是按导致年代错误的19世纪民族主义的需要人为地分出来的。”

四、总体史观影响下的大发现史学

一次大战后, 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 一种新的历史观发展起来, 习称之为“总体史观”, 它致力于摆脱西方中心论、民族主义和从个别问题或局部立场看问题的方法, 强调从各个方面、全面地理解历史现象, 甚至主张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的立场来写世界史。这些努力的结果虽然不尽让人满意, 比如巴勒克拉夫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书“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但无论如何, 新的历史观已成为一代历史学的象征, 其对大发现史研究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当然, 我们不是说, 下面将要说到的所有有关著作均是按新的历史观写成的,因为实证的方法也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敢说, 总体史观对所有著作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或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在这段期间里, 全面论述大发现的著作不多(这是历史学深入发展的结果) , 主要有J·H·帕里的《勘查时代》(纽约, 1963)、M·莫拉的《13—16世纪的探险家: 最早关注新世界的人们》(巴黎,1984)、斯卡梅尔的《被包围的世界: 第一批欧洲人的海上帝国, 800—1650》(1981) 和《第一个帝国时代: 1400—1715年欧洲的海外扩张》(1989)。

大量的综合性著作是与某个国家、地区或某个专题紧密结合而写成的, 其着重点也不一定是探险或发现本身, 而是继之而来的殖民商业活动。主要有P·肖努的《塞维尔和大西洋》(8卷本, 巴黎, 1955—1956) 和《新世界的征服和开发》(巴黎,1969)、J·H·帕里的《海洋的发现》(1975)、C·R·博克瑟的《荷兰人的海上帝国, 1600—1800》(1965)和《葡萄牙人的海上帝国, 1425—1825》(1969)。关于博克瑟的这两本书, 有人认为它们虽问世较早,但“时间几乎未能减弱其重要性”。

关于英国殖民史的综合性著作, 有T·O·劳埃德的《英帝国, 1558—1883》(1976)、K·R·安德鲁的《贸易、掠夺和定居、航海事业和英帝国的产生, 1480—1630》(1984)。

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40到60年代, 有一批在研究欧洲扩张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们是阿尔曼多·科尔特萨奥(Co rtesao)、海梅·科尔特萨奥、F·毛罗(M auro)、达米昂·佩雷斯(Peres)、V·M·戈亭霍(Godinho) 等。戈亭霍从40到60年代写下了一系列扎实的著作, 使“萄萄牙的扩张在欧洲的扩张史中成为论述最好的篇章”。此后, 关于葡萄牙扩张的重要著作有M?纽伊特主编的《第一个葡萄牙殖民帝国》(1986)、S·苏布拉马尼亚姆的《1500—1715年亚洲的葡萄牙帝国: 政治和经济史》(1993)。

一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对大发现有很好的描写: 瓦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 1974)、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 中文版1992)、E?L?琼斯的《欧洲的奇迹》(1981)、G?帕克编辑的《时代, 插图本世界史》( 1986)、H·G·柯尼希斯伯格的《早期近代欧洲,1500—1789》(1987)。

有几本关于哥伦布前欧洲人探险和殖民的综合性著作也需要强调一下: P·肖努的《13—15世纪欧洲的扩张》(巴黎、1969, 1979年译为英文出版时名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扩张》)、费尔南德斯—阿尔梅斯托《哥伦布以前: 1229—1492年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探险和殖民》(1987)、J·R·S·菲利普斯的《中世纪欧洲的扩张》(1988)。

专门研究哥伦布生平的, 用西班牙语写成的有马达里亚加的《哥伦布评传》(1940年第1版,1979年第2版, 中文版1991) , 英语写成的仍是S·E·莫里森的《哥伦布传》(1942, 中文版1995) 最负盛名, 意大利语写成的当首推P·E·塔维亚尼于1984年出版的《哥伦布的航行, 伟大的发现》。S·A·贝迪尼主编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百科全书》(3卷本, 纽约, 1992) 是这方面很好的工具书。

此外, 大量关于大发现的专门事件、人物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大发现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或其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同样汗牛充栋。

以上各种研究成果, 与总体史观的关系虽有亲疏之分, 但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 所有著作都或多或少有以下趋势:

一、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线, 从整个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角度, 包括从欧洲周边国家环境的角度, 全面理解扩张。

首先, 正确估计西欧各国扩张中的不同作用。帕里有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葡萄牙、西班牙有船只、海员、机会去从事远洋探险, 但他们缺乏资金、商业机会和财政组织, 不能从商业上利用发现成果;“只有靠吸收意大利和南部德国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资本,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才能开发东印度、西印度的财富”。他又说: 探险之初大都是伊比利亚人在活动,“但大发现的发展, 定居点和商业帝国的形成, 是那些植根在古老的商业中心地中海和南德的资本家支付的……国际财政使探险成为所有欧洲人关心的事情。”因为这些资本家的钱来自整个欧洲。这就导致了把某一具体事件放在更大范围内来考察的方法,“戈亭霍坚定地把葡萄牙的‘发现’放进15世纪时地中海经济及葡萄牙的政治和经济史的背景中来理解。”

其次, 更多地强调哥伦布前的扩张传统与大发现的联系, 反对过份夸大哥伦布西航的突发性、超人性。所谓扩张的传统, 指往东欧的扩张、十字军运动, 马可·波罗及不少传教士的东行, 在北非、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岛屿上的活动等。蔡尔兹说道:“现在可以把欧洲的扩张看成从十字军时期到近代殖民扩张的一个连续传统, 在这连续传统中, 14世纪中、后期扩张有所松弛, 那时还有一个扩张途径的兴趣从往东到往西的转变。这种看法对避免孤立的夸张哥伦布及其主要探险家是很重要的。”

第三, 在强调历史传统与大发现的关系时, 还特别强调文化思想传统的作用。这里主要指天文地理知识(地圆观等) , 地中海和大西洋上造船航海技术的融合, 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及扩张的心理准备等。

第四, 在主张大发现产生于某种全欧性的需要时, 特别强调扩张植根于某种能承受和利用扩张成果的体制。蔡尔兹指出:“所以严肃的历史家都不会不意识到, 15世纪的活动是建立在一种老练的海上经济上的。这种海上经济已有能力利用海外市场(当这些市场建立起来时) ”。

二、极大地拓广了大发现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和题材, 全面深入地认识大发现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下面几方面的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 通过比较的方法, 把东方(这里泛指亚非拉) 纳入大发现史的研究范围。肖努在1969年就指出:“欧洲在14、15世纪的扩张史必须与中国扩张的成功与挫折的历史相比较来考虑。”为什么中国人、阿拉伯人不去找新的大陆?

西方人的注意力还特别集中在: 15世纪初, 中国的郑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七下西洋, 为什么这种活动自那以后就戛然而止了?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谜。

从以上问题出发, 西方人对中国、印度、阿拉伯人的经济、政治、社会及航海、海外贸易作了很多研究, 并往往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西方人(不包括华裔学者) 关于郑和的主要著述有: F·德贝纳姆的《发现和探险: 人类进入未知世界旅行的地图集》(1960) , 书中称郑和为“中国的达·伽马”;“最透彻地论述郑和和航行”的英语著作是约瑟夫·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4卷第3部分(英文版1971年, 中文版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 和J·V·G·米尔斯为马欢的《瀛涯胜资》英文版写的长篇导言(该书1970年出版)。还有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较早的有法国人P·佩里奥的《15世纪初中国的伟大海上航行》(Toung Pao, 第30期, 1933)、《关于郑和及其航行的附加注释》(Toung Pao, 第31期, 1935年)。晚近的有日本人山本的《葡萄牙人到来前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活动》(《狄奥尼斯》,1980年秋季号)。

西方学者也与中国学者一样, 把中国为什么不去远航的讨论与中国为什么不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有些解释看来并不复杂, 但有启发性。如布罗代尔认为, 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不远航探险的一个原因, 是其“国家当时十分富裕”, 没有远航的社会需要, 而西方在当时是“无产者”, 加上他们在13世纪后, 思想状态也得到了“改造”。

其次, 极其关注大发现对世界史, 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各大洲历史的影响。一般认为, 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是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 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各国各地区间交流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 西方开始奴役和掠夺东方,美洲金银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解体, 为产业革命提供了资金等。二战以来, 愈来愈多的学科加入这方面研究, 出现了一些综合的努力。

70年代初, 美国的瓦勒斯坦把大发现看成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开端, 他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理论已成为许多人分析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基本框架, 影响巨大。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这样总结大发现的世界影响: 新的全球性视野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建立起全球性经济关系,“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完成”,即不平等的东西方分工开始形成; 欧洲人在政治上建立了对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 并准备征服中东、南亚和东亚; 全球性的文化联系加强。

大发现对各大洲、各地区、各国的影响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在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上, 有两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是美洲金银与欧洲价格革命的关系, 另一个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与英国产业革命的关系。

1928年, J·汉密尔顿发表《美洲金银和安达卢西亚的价格》一文。由于价格革命所产生的机制及其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十分复杂, 二战后, 围绕汉密尔顿论点的争论相当激烈, 一些人认为美洲金银对欧洲价格的作用可能不是那么大, 更有人甚至认为可能没有过什么价格革命, 但汉密尔顿关于欧洲由于美洲金银流入而出现价格上涨及工作工资滞后造成资本原始积累等论点“仍被广泛接受”。

奴隶制与工业革命的关系, 是一个与民族、种族、政治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学术问题。1947年, 拉美学者艾里克?威廉斯发表享有盛誉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 详尽地论证了奴隶制对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作用。后来,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工业革命的资金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奴隶制的论点。代表性的作品是S·L·恩格尔曼1972年在《企业史评论》上发表的《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与英国资本的形成: 评威廉斯的论题》, 和R·安斯蒂1975年出版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英国废除奴隶制, 1760—1810》。这一论点受到了一系列批判, 促进了对有关奴隶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

全面论述大发现对西方影响的, 有几本书得提一下。J·H·埃利奥特的《旧世界的新世界,1492—1650》(1970)“提供了最透彻、最优美、最博学、最简洁”的说明,“自那以来大部分详尽的著作已充分证实了该书提出的各种看法”。前面提到过的斯卡梅尔的《第一个帝国时代》则弥补了只专注于美洲而忽视东方的做法。D·特雷西编的《商业帝国的兴起: 1350—1750年早期近代世界的长途贸易》(1990) 也值得注意。

第三, 研究的题材丰富多彩, 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过去涉及不多的课题, 如人口迁移、动植物或食物传播、疾病传播, 及这些东西的流动和全球化对各国、各地区粮食结构、人口发展、生态变化等等的影响。小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引起的交流:1492 年事件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重大意义》(1972)、霍布豪斯的《变革的种子: 改变人类的五种植物》(1985) 是这方面的主要著作。较早的著作有里德利的《全球植物大传播》(1930)、维里尔的《美洲带给世界的食物》(1937)。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 900—1900 年欧洲的生物学扩张》(1986) 专门论述欧洲动植物和疾病在世界(特别在美洲和澳大利亚) 的传播。

这些研究对说明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史很有意义, 有助于说明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体的问题(如有助于说明美洲植物的东传与中国人口的增加的关系)。哥伦布到达美洲后的两个世纪, 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 贾里德?戴蒙德认为主要原因还不是西班牙人的屠杀, 而是疾病。欧洲人带入的先是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 然后是百日咳、瘟疫、结核病、白喉、疟疾等。印第安人本来没有这些病,不具备这方面免疫力。西班牙人1519年进入阿兹特克, 1520年阿兹特克人染上西班牙人带入的天花, 1521年科尔特斯再次进入墨西哥时, 阿兹特克人已有近一半死亡。印加帝国也是皇帝染上天花死之后造成各王子争夺王位而灭亡的。他还指出,1837年北美大草原上一个有2000人口的曼丹印第安人的村子染上天花, 几星期内人口减至40个。他的观点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但无疑有助于更全面理解这个问题。

以上二战以来大发现史研究的两大趋势, 在研究方法上均有以下特点:(1) 广泛采用比较的方法, 许多著作即使没有公开提出比较, 但作者写作时也是带着某种比较的观点。(2) 从宏观大背景中考察微观具体历史事件、人物的方法。“晚近的有关著作压倒一切的特征是把哥伦布放进中世纪的背景里来理解, 把伊比利亚的探险放进总的中世纪欧洲的发展背景里来理解, 并把这些放进世界背景中来理解”。这种作法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比较, 使越来越广泛的题材成为探讨对象。(3) 在研究题材多样化、研究对象碎化或更具体化的同时,出现了中观研究的努力, 即以具体的或个案研究为基础的综合论述整个专题的努力。如D·理查森写的一篇书评名为《跨过荒漠和海洋: 1500—1900年间跨撒哈拉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其所评论的几本书名分别是《美洲和更广阔的世界》、《大西洋奴隶贸易: 对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社会影响》、《大西洋美洲社会: 从哥伦布到奴隶制废除,1492—1888》、《人力商品: 对跨撒哈拉奴隶贸易的看法》。这里, 书评与所评的书均是中观性质的。

五、大发现研究的国际化

二战以来, 大发现史研究日益国际化, 这是这时期大发现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大发现史的研究日益扩大到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历史, 第三世界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优势; 另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 大发现史的研究成了维护这种意识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反帝反殖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两种因素作用下, 第三世界的学者不仅澄清了大发现史中大量与本国、本地区有关的事实, 而且对西方的一些观点提出批判, 特别是在以下三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 (1) 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及贩奴对非洲的影响。如前所述, 这问题是拉美的艾里克·威廉斯开始系统地提出来的。(2) 对“发现”一词提出异议。1954年我国的雷海宗就指出:“所谓‘发现’一词乃纯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并且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他还提议, 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来取代“地理大发现”的称呼。我国解放后编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即采用了这一提法。(3) 强调哥伦布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性。按英国学者的说法, 这也是中国的严中平1977年在《历史研究》上最初提出来的。

在接近哥伦布到达美洲的500周年时, 第三界, 特别是拉美的一些学者和人民对“发现”一词,对推崇哥伦布等的言行表现了极大的反感。1979年, 一个叫A·卡彭铁尔写的一本小说就把哥伦布称为“大伪君子”、“骗子”。在1992年前的10来年间, 拉美思想界关于“发现”、“发明”、“相遇”、“汇合”、“雪耻”等等提法的争论在世界各地都引起反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00年前纪念哥伦布西航美洲400周年时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 当时处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统治下的第三世界国家, 包括拉美国家, 却无一例外的跟着西方人歌颂哥伦布的伟大。拉美各国把哥伦布奉为拉美文明的先驱, 我国的先进分子也把哥伦布作为激发国人的楷模。王韬在1892年7月第42期《万国公报》上发表《哥伦布赞》, 说道:“变古而为今, 易旧而为新, 获从古未获之地, 开历来未有之局, 名著地球, 功在环宇, 惟哥伦布可以当之而无愧矣”。

为什么身受殖民主义之苦的时候却去赞扬殖民主义者, 而在走上独立道路后却有些人开始大力批判哥伦布这样的殖民主义者?其原因, 就象西方人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一样, 东方人也难以澄清大发现及发现者的两重性所带来的复杂性。大发现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里程碑, 但它又是一个侵略、残杀、掠夺的过程; 发现者往往具有百折不挠, 勇于献身、相信科学的理性精神, 但他们中许多人又是无耻、歹毒的屠夫和私欲极度膨胀的小人。在这种情况下, 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 人们往往会强调其某一个侧面, 这样就会出现很不相同的意见。看来, 这里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两重性原理。

六、结束语: 面向未来的大发现史观

前面的讨论说明, 大发现的研究是与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不理解一个作者的大发现史观, 有时简直读不懂其所写的有关大发现的著作, 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作者的著作特别是这样。但大发现史学与现实的这种关系并非坏事, 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烈呼声促使大发现史观面向人类的未来。在这浩浩荡荡的世界性潮流面前, 持极端观点的人并不多, 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大发现史时更多地是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实际上, 在当今世界,大发现史观的变化需要东西方学者的共同推动,这种共同推动来自共同的追求, 即和平与发展, 西方的总体史观所以能取得世界性影响原因盖在于此。

1984年7月, 在圣多明各举行的拉美各国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筹备会议上, 墨西哥代表团团长, 著名的历史家米格尔·莱昂—波尔蒂利亚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 建议把“美洲的发现”改为“两个世界的相遇”。这一建议先后为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 充分说明了世界人民和国际学术界的愿望。

1992 年9月, 在我国举行的“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哥伦比亚学者恩里克·波萨达说:“黄金和白银的作用只是使两个大陆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现在的前景完全不同了。……在由几亿居民组成的统一市场的基础上, 不同血统的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一种奇特的解决办法, 就是大家都变得通情达理, 决心忘却差异, 加深共同点。”我国学者也在这次会议上说道:“500年前欧洲的哥伦布们的光辉业绩只是宣告了旧世界的死亡……今天需要更多的哥伦布式的航海家, 胆识超群, 目标坚定, 乘风破浪, 去探索通往人类向往的新世界的伟大航程! ”

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纪念哥伦布西航500周年专栏文章中, 萨什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下列课题列入它的研究计划: (1) 发展的多重性, 以及作为发展主导者的国家、工业企业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伙伴关系的新形式; (2) 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前景; (3) 世界经济与国际体系的重新建构。这些课题从表面看似乎离大发现史太远了, 但怀有这种见解来研究大发现, 一定会写出更好的大发现史。同时, 这也预示了各民族的相互关系, 各文明的碰撞及相互渗透, 有可能成为大发现史的研究重点。面向未来的大发现史观, 是总体史观的发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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