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安纵横都市陈扬txt:哲学讨论录 49--67

哲学讨论录  49--67
我以为，一切意识都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无论是反应意识、知性意识还是概念意识，它们都是以感知为基础的，所以，从逻辑上思虑，我没有提感性意识。
本能只是当下的不学，但本能的历史文本在于，它是生命体在长期的经验历史进化中的学习积累、养成和遗传。而这种学习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主客互为的经验历史制作。
以前，我亦以为意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但通过概念的研究，包括符号文化的研究，我则有了新的见解，即认为意识有着反应意识、知性意识和概念意识三个层次。这是我的思考。对于意识，我们可以深入地探讨。精神学者弗洛伊德则把意识分为无意识、潜意识、意识三个层面，当然他是从精神结构这个视域上提出他的见解的。
此外，我亦想过很久，理性认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或者说理性认识的本质是什么呢？在长久的思考中我深深地感到，理性认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概念方式的意识活动。
1、动物具有知性意识是对的。先生所说，“如斑马在食草时，不会总在一个地方进食，因为植物为保护自己会释放毒素，为避免中毒，斑马就会轮换进食尚未来得及释放毒素的牧草......此中间用本能是难以解释的，而是知性意识能力。”对先生的这个见解，我完全同意。
2、知性意识确实具有判断能力，这是一种感知方式的判断能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要把它和概念方式的判断能力严格区分。我以为，有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一种是知性方式的判断方式，一种是概念方式的判断方式。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中认为，判断方式只属于理性范畴而不属于知性范畴，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3、知性意识中不具有概念建构，概念方式在动物思维中是不存在的。我在概念论的探讨中，在概念由来的探求中始终认为，概念起源于符号文化的嬗变，它是人类意识所独一无二的。正是文化符号的制作和发展，使人类拥有了抽象和概括的思维和制作能力，从对象的符号记号和指代，走向了对象的概念建构，从而使人类的意识发展出了一种独有的概念方式的能动，这种概念方式的能动，我把它称之为概念意识。
知性意识在我看来是动物世界基本具有的，当然人也有知性意识。但问题在于人具有概念的建构能力，而动物世界恰恰不具有这种概念的建构能力。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仅具有知性意识并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概念意识。如果说知性意识中已经有概念的存在和运用，那么，动物世界中的老虎、狮子，我们家养的狗和猫等也就可以用概念的语言符号方式和我们人类进行对话和交流了，并进行概念建构的实践活动和概念之物的创造了。这就是为何我要把概念和知性意识严格界分，提出概念意识的缘由。
1、但有时要看，例如，我与非我之间有没有一个中，有限与无限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生与死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有没有一个中，偶然与必然之间有没有一个中，等等。
2、至于这个【中】亦是因为有了两端才能有中，才能有【半有半无】、【半死半活】、【半上半下】。没有两端，中也就消失了。
中庸不是原点，也不具有自身的绝对。孔子说的中庸其意是凡做事不取其极端，而取其两端的中和，因此中庸和古希腊辩证法的合题的意蕴是一样的。中庸是以两端为参照系的。
因果关系只具有域然性而不具有绝对性。我记得以前曾讨论过，到南方某地一个地方，按照以往经验的路程出发，或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路程出发，将“必然”地到达这个地方。可是如果，地壳一旦发生了移位，如美国大片《2012世纪大灾难》所描述的地壳发生了大规模的南北或东西移动，那你再按向南的经验路线到南方的这个某地，你就会发现这种“必然”性没有了。在农村不少家庭养着家畜，每天到时给家畜喂养，那些家畜也习惯了，到时看到主人过来就能够得到食物，以为这种到时过来和食物是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具有它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有这么一天，家畜看到主人又到时过来了，以为又可以绝对的、必然的、普遍的得到它所要的食物了，可是这一次主人并没有给它带来食物，而是拿着一把斩杀的刀，因为要过年了。于是家畜糊里糊涂地就被偶然地斩杀了，原有的绝对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也跟着糊里糊涂地消逝了。
其实，任何经验质料铸就的普遍性都有它的背后，都有它的域定性。这就是康德为何在普遍性的问题上，要从经验的方式转向心灵的方式。康德认为只有先验的、能够阳光普照地整列一切经验质料的心灵方式才具有它的绝对普遍并把这种绝对普遍赋予自然。至于康德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们可再作分析。
在古希腊，辩证法的方式就是通过正题和反题达到合题。在这里，正题并不代表正确和思考能力足，反题也并不意味错误和思考能力不足。合题则是汲取正题和反题的合理成分，形成高于正题和反题的合理建构。合题不是绝对真理，但它高于正题和反题。在近代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在讨论和制定宪法时，各州代表的争论十分激烈，各不相让，最后则在这种“合题不是绝对真理，但它高于正题和反题”的睿智中，达成了人类社会史上可以称得上最好的一部宪法。如众议院采用民主式建构，参议院采用共和式建构等等。
我以为“道可道非常道”同《圣经》中的耶和华对摩西所说，“我是我所是”的意思是一样的。摩西要上帝显现他的真身，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上帝创造万物，在万物之中万物之上，他是不能有具体形状的，如果上帝有一种具体形状他就不是上帝了。同样道如果可名可状，它也就不是道了。这是我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理解。
在旧约中上帝始终没有显露他的真身真容，他总是以云柱、火光、神迹等等的借身来显示自己。圣经是宗教学者编撰的，这些编撰者们深知，上帝创造一切而存在于一切之中，是不能有具体形状的。犹如柏拉图的“共相”是没有它的自身直观形态的。尽管出埃及记中，上帝让摩西看到他的石缝中的一线背影，但这是一个什么背影呢？圣经中没有说，其实也不能深究，一切如武林高手点到为止。因为一旦深究出了上帝是一个怎样的具体背影，事情也就麻烦大了。就会出现把上帝归属到某种具体之物的逻辑必然，于是上帝也就不再是上帝了。这是编撰者和信奉者共通的不言而喻
“动物的声音变成音节分明的语言，一定是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步骤。这个步骤由于本身的性质的缘故，除了使言语成为可能的头盖骨和颚骨构造的变化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痕迹”。
动物的声音是怎样和怎么能够变成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呢？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头盖骨和颚骨构造的变化而得到充分性的解释的。我以为关键在于人类的符号制作。是符号制作使人类通过声音和符号的结合，逐步地产生了音节分明的语言，并由最初若干的一些简单的语言交流逐步地发展为了日益增多的复杂的语言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头盖骨和颚骨的构造也相应发生了文化的变化。我记得，在数学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些蛮荒状态部落考察的文献中，那里的成人在计数上只能从1数到5或6，再大的数就数不下去了。这和我们的视觉看外部对象，一般最多只能一下记住5或6个对象是相吻合的。然而，现在幼儿园4、5岁的儿童就可以借助于数学符号毫不费力地数到100以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正是符号的制作和使用，使我们获得了语言的能力和数学的能力。我以为，在古代的部落里的祭司一定是最具有符号文化即语言能力的人。我在云南旅游时在有关纳西族的文化介绍中读到，那里的智者必须能够权威地书写、解释和通晓纳西族的东巴文字，而这是一般的纳西民众所难以做到的。
这个意见我以为是对的。符号的制作提供了抽象和概括，使人类的意识以符号为中介获得了一种概念方式的思维，而哲学是概念逻辑的必然导致。
对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来说，两者有着不同的思想见解。但辩证法是极为容易受到形而上学的框束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就受到了“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框束，在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辩证法亦受到了种种客观“决定论”、历史“决定论”、进化“决定论”、规律“决定论”等等的形而上学框束。
决定论当然不是辩证法。我要所说的是，辩证法不能为形而上学所框束，要从形而上学的种种框束中走出来。例如，对于先生来说，就要从以唯物论为绝对的形而上学中走出来。
此外，哲学没有国界。建议先生花些功夫深入系统地了解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了解一下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人文主义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不要停留在国内普通高中、大学的马哲教科本的狭隘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学识水平上。不要因为中国有算盘而拒绝引进和使用电子计算机。而事实上先生可能更喜欢用电子计算机而不是木质的算盘，我想，先生现在的生活的最大可能是已经离不开引进的电脑和互联网了。
我在费坛讨论中感到一些人的思想很怪，一方面从不拒绝引进和享用的西方的物质文明，例如，汽车、火车、飞机，电力照明、电视机、电话、电脑、互联网，空调、洗衣机、打印机、相机，等等；另一方面却又夜郎自大地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拒绝引入西方的精神文明。这些人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为关系撕裂开来，却又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大言不愧地侈谈什么物质决定精神。
我很想请教先生，既然您在实际上接受着、享受着种种引进的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并且按照您的物质决定精神的绝对的唯物论，应当进一步得出先进的物质文明带来相应的精神文明，可是为何在这一点上您却离开了物质决定精神的绝对正确的唯物论，而偏执地认为西方的精神文明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加以引进的拒绝呢？！难道先进的物质文明产生的是落后的精神文明，而落后的物质文明则产生着先进的精神文明？！难道在您那里是西方的物质文明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西方的精神文明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据我所知西方的物质文明倒是不符合您们那里的历史事实的，在西方物质文明引入前，您们那里有汽车吗？有飞机吗？有电灯吗？有电话吗？有电脑吗？有互联网吗？可是先生您却不因这些东西在您们那里历史上没有，不符合您们那里的历史事实而进行拒绝。
看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先生不仅离开了绝对正确的唯物论，并且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了双重的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在中国的晚清时期我们就已领教，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谓高明，实至误国啊！
其实我的讨论是希望先生在谈论问题时要有周密的思考。例如，您所认为的“辩证法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重复论证物质或精神问题，它们都是物质”，等等，在我看来是这几句话是很欠周密思考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方式的逻辑建构，是一种哲学的思辨精神，它高于科学因而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科学；唯物主义有其正确的方面，亦有其缺陷所在；如果按照先生的说法，物质和精神都是物质，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的大脑可以分泌出了一种叫做思想的物质了！因此，在物质和精神的问题上我以为先生还得化些功夫深入思考，进行一次认识论的洗礼。
此外，关于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含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哲学的功劳，自然成为哲学概念，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很成问题的。难道被哲学所思考了的概念都会自然地成为哲学概念吗？！例如物理学的力的概念曾被哲学家马赫思考过，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可以自然成为了哲学概念吗？！
按照先生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正统说法则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导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概念含义的质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哲学的功劳吗？当然哲学的思考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是资本和市场的发展以及近代无产者和资产者两大阶级斗争的发展的社会实践所带来了新的思想抽象和观念变革。此点，建议先生读一读马克思为国际工人运动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先生是主张唯物论为绝对正确的，那么就应该从社会的实践运动中找寻社会主义概念的质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从哲学的功劳中寻找社会主义概念的质的变化的主要原因。看来先生在物质和精神问题上始终有点把握不住自己，口头上极为信奉唯物论可在实际上又时时抛弃唯物论。
关于因果关系。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或然关系而不是一种普遍关系。为此，康德通过长期的反复思虑，认为既然经验不能使我们得到一种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那么，唯有的方法是把因果关系划归为心灵方式，从心灵方式上找到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要求，即把因果关系视为是我们的心灵所固有的一种整列事物的方式。当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的方式去观照一切时，同时就把时空的、因果的、范畴的种种普遍必然方式赋予了事物。而现代科学表明，蝴蝶效应、混沌学说、复杂系统计算模型（在这种复杂计算模型中，同一个数据的再次投入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计算结果）以及更为重要的量子不确定性原理表明，因果关系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同一个因并不必然地造成同一的果，也就是说同一个因会造成不同的果；同样的果，则可由不同的因所造就。这样，因果关系在休谟那里是或然的，在康德那里是心灵方式的，在现代科学那里则是不确定性的。
“规律”的理解。对于“规律”，一种理解是它是纯客观的，或者说它是客观自身方式的，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无关的；另一种理解是它不是纯客观的，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密切相关的，是我们的意识方式这个主观和客观对象（事物、事件关系等等）的共制。这样，“规律”不是纯客观之物，它是一种概念样式，这种概念样式既同客观对象相关，又同我们的意识方式相关。例如，对于动物来说，就没有“规律”的概念样式，您跟动物讲落体定律、万有引力，谈相对论、不确定性原理，对动物来说，它们的头脑是永远也不会有这些“规律”的概念样式的。而对于人类来说，因其具有一种动物所不具有的概念意识方式，因而就有了“规律”的概念样式。这就说明，“规律”这种事物的概念样式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或者“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朱熹的“理学”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都认为世界有一个终极所在，或者说本原所在，都主张用一种总体的要义来规范一切。这样的哲学观念数千年来统治着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思想界，以及千千万万的庶民，给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极为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历来主张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统；主张个体必须服从总体的要求和规范；主张天人合一的奉天承运的集权统治和治理；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张重农抑商的宗法小农经济的总体维护；主张思想独尊的高度统一；主张牺牲个性的国家伦理道德规范。中国数千年来缺少个性自由的发展，缺乏个性意识的觉醒，缺乏公民权利的确立和商业经济的市场发展，是同这种哲学思想的根深蒂固的造就密切相关的。这种以总体为根本的，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意识传承的“真正中国的哲学，由古中国人建立的那个哲学”，在近代并没有中断，或者说至今仍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形式中继续着它的根深蒂固的、仍在传承的、强有力的深刻影响和作用。
就世界范围（包括东西方）而言，哲学大体经历了本原论、认识论、主体论三个发展形态。中国哲学就其主导层面而言（以东方的概念方式）至今仍处在本原论的框架之中。这种本原论以本原为绝对，或以天命为绝对，或以阴阳为绝对，或以儒学为绝对，或以理学为绝对，或以心学为绝对，造就了种种政治的绝对、思想的绝对、历史的绝对和权威的绝对，极大地桎梏了人们的精神，桎梏了个性自由的创造和发展。中国的哲学需要进行一场认识论的洗礼，才能从种种绝对中解放出来，走向哲学原野的新的开垦，走向世界精神的前沿。
洛克宣称，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
我觉得洛克的所说不够，也不全面。我们的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来源于感官的获得，但还需要经过概念的建构。或者准确地说，来自于经验的感知还需要经过概念的建构才能成为我们的观念和知识。
我曾写了生命意识方式的探讨。其中谈到了人类既具有动物世界的知性意识方式，有着动物世界所没有的概念意识方式。认为知性意识为概念意识的抽象和概括提供了经验材料，而概念意识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和概括的逻辑建构，造就了人类所特有的概念方式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因此，我是从人类大脑所特有的知性方式和概念方式的双重意识构造上提出知识是一种知性和概念的双层构造。正是在这点上，我在读书思考中认为洛克的所说不够也不全面，洛克关于知识的见解只是停留于知性的样式，而没有进一步上升到概念的样式，以及这两种样式综合的双层构造。
洛克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意识方式，即知性的意识方式和概念的意识方式。当然这种区分是需要极为深入地进行探讨和清理的。
康德开始进行了区分，他提出了知性的时空方式和理性的判断方式。
但康德的区分的不足之点在于：
1、他把理性划归为判断方式而把判断从知性的意识方式中排除了出去，在我看来知性亦是具有判断能力的，不过这种判断是知性方式的判断。当然康德把时空归划为一种先验的知性心灵方式，现在看来亦是很成问题的。
2、康德的理性的判断方式是我们的心灵所先验地拥有的，没有它的抽象和概括的基础来源和逻辑建构。康德进行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可是他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达到进一步的深入，并没有达到主体的知性意识方式和概念意识方式的廓清和基础的清理。
在黑格尔那里，我们看到了概念抽象和概括的逻辑进阶，看到了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为我们探讨概念意识方式打开了思路。
黑格尔的不足则在于：
1、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进程是世界精神的进程，概念意识是一种“世界精神”的意识，而所谓的“世界精神”是高于自然和人类，坐落在高高的穹宇之端的东西，而不是地球生命意识史发展中的一种意识方式。
2、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进程只有从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也就是从“世界精神”这个抽象总念到具体范畴的进程，而没有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而在我看来，概念的进程是具体到抽象进而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概念的进程首先放置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我们才能把概念的进程同知性的感知和判断连结起来，同具体的经验质料连结起来，获得概念的抽象和概括，概念的逻辑进阶，概念的能动。
只有通过先哲成果的承续，以及从先哲们的不足中走出来，我们才能达到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和清理，开拓认识论的新的领域。这也是我对生命意识方式，对人类意识方式的探求所在。
法国小说家，存在主义这阿尔贝.加缪说得好，“一个没有主宰的宇宙，看来既不是无益的，也不是无用的。石头的每一原子，隐现在暮霭中的山岭上的每一块矿石，它们本身就构成一个世界”。
既然自然世界不是由某种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不管这种主宰支配被人们称之为“道”、“天命”、“太极”、“绝对理念”、“自然辩证法”、或者“上帝”等等以及其它别的什么。那么，我们就当认为，自然世界是自然本身的自由创造。这样的自然观将会进一步普适于人类的世界，即人类的世界亦当是人的自由作为。也就是说不为任何力量所主宰和支配的自然世界的自由创造必然导致人的世界的自由作为。
我们这个由大爆炸所产生的宇宙只是无数可能中的一个，我们所庆幸的在于，它已经由可能成为了现实。在时空之矢中，我们已不可能寄望时空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等价的可逆，再次或无数次地回到它的初始条件的给定，回到它的“奇点”，回到一次又一次大爆炸的宇宙永恒轮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宇宙所毁掉的一切，仍会以它的铁的必然性再次生成。然而，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循环论。在时空之矢中，在时空不可逆中，宇宙走向的将是它的不可预前确定的无限多样的可能，人类的智慧可以以自身的意识方式预见和建构宇宙的种种域定，然而人类的智慧永远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意识方式的界限而确定宇宙在未来无限可能的择取中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成为现实。
关于概念逻辑的核心：抽象和概括，确是本人的一点哲学创立。对此，我已在《哲学的还原》和概念论的探讨中做了探讨。
概念不是自我先验的，概念源自于符号文化，自始自终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主客共制，是一种观念抽象和实在指代的统一。
康德的理性范畴表分为四个范畴十二种范式。康德的范畴表是纯粹自我先验的，而无需经验材料的参与。也就是说这四个范畴十二种范式的范畴表是我们的心灵所自带的一套先验程序。而所有的经验材料则因被这套自带的程序所整列而获得它们的普遍必然的理性规定。诚如黑格尔所说，康德的“现象界”是用一种先验的方式所造就的。
在对康德学说的研究中，我始终感到，康德始终回避了这样一点：即这四个范畴十二个范式的范畴表是如何界分和确立的呢？康德的做法是，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范畴表是自我先验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运用经验材料的举例来对四个范畴十二种范式的判断进行界分和确立。这样，康德的学说立刻陷入了一种深刻的逻辑矛盾：即一方面他的范畴表是纯粹先验的，没有任何客观的、经验的成份的参与和共建；另一方面他的纯粹先验的范畴表又始终需要经验实例来进行界分和确立。康德本人深深地为这种矛盾的存在挥之不去而感到苦恼。
而要解决这样的苦恼，从康德学说的深刻矛盾中走出来，就应扬弃任何纯粹的先验绝对，把认识论放置于以主客共建为基石的彻底贯彻中。这样，我们的心灵方式或我们的意识方式，亦是主客共制的。
此外，再谈一点。一切生命体，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是一种主客统一。人类的意识是建立在生命体的基础上的。正是生命体的这种主客统一的性质，从本源上决定了人类意识的发展必然是一种主客共建和主客相通的过程。这是我多年思考的所得，也是我的哲学的基石所在。
讨论录：59
(2010-12-12 09:59:48)
不同人种的眼睛（黄眼睛、黑眼睛、蓝眼睛），老年人的眼睛与青年人的眼睛，健康的眼睛和病态了的眼睛，等等。它们所看到的世界多多少少是有着差异的。
俄罗斯画家列宾老年时看他年轻时所画的画，总感到缺少黄颜色，于是他进行了重画，添加了不少黄颜色。而在人们看来，被列宾重画了的画黄色加得过度了。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列宾的眼睛，列宾的眼睛因老年的病理变化阻碍了黄色光线的进入，于是他认为年轻时的画缺少黄色，重画时加入了过度的黄色。
这里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是：我们应当以黑眼睛看出的世界色彩为真实绝对呢？还是以蓝眼睛和黄眼睛看出的世界色彩为真实绝对呢？以老年人的眼睛看出的世界色彩为真实绝对呢，还是以年轻人的眼睛看出的世界色彩为真实绝对呢？或者说，我们何以来确定意识外对象的真实绝对呢？！
关于基因的遗传作用。基因的遗传作用初看起来是很先验的，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基因的形成，是生命体的主体与外部客体的长期相互作用的制作的结果。从遗传的角度来看，基因好像是先验的，但从基因的由来上追溯，基因是主客共建的。所以心理学者荣格认为，在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们各自的时代积累和传承的集体历史的“原型”。
我们的心灵方式，包括我们的意识结构、心理结构，从生而具有的表面上或潜在展现上看是先验的，而从它们由来的历史分析上，它们则是在长久的主客依存和主客共制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在这里，无论离开了主体还是客体，以及离开了主客依存和主客共制，我们的意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灵方式都将消逝而去。
不同的心理差别的由来，则应进一步追溯到它们各自形成的主客互为关系和主客共制的历史。包括不同的集体历史的“原型”（荣格）和不同的个人经历的“情结”（弗洛伊德）。
讨论录：60
(2010-12-12 10:00:54)
关于语言，我以为语言确实是影响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和习惯会带来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某些差别。
同时语言的符号方式也是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的。例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以《易经》为特征的表象思维方式是同中国的汉字的定格和传承密切相关的。而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同他们的字母文字的组合和逻辑讲究密切相关的。
我在阅看数学读物时注意到，数学符号是极大影响数学思维和数学发展的，如阿拉伯数字符号，0这个数学符号，以及指数、代数、方程式、几何坐标、微积分，矩阵、二进制等等的数学符号的创立和使用，都极为深刻地影响着数学的发展。
关于“方的圆”的问题。“方的圆”是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问题。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的本质论讨论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语言的语法结构上看，“方的圆”这个语句表述并不违反语法的规范，也就是说从语法规范上对“方的圆”这个语句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然而从概念分析上看，“方的圆”明显违反了概念逻辑。因为“方”是一个直观概念，“圆”亦是一个直观概念，两者是不能共性集合进阶地抽象和概括出一个“方的圆”的直观概念的。两个不同的直观概念在概念逻辑中是不能共性集合递升地抽象和概括出一个新的直观概念的，而只能共性集合递升地抽象和概括出一个非直观的逻辑概念。“方的圆”，不违反语法规则，但违反概念逻辑。上帝不能创造一个方的圆，是因为概念逻辑是高于上帝的。
讨论录：61
(2010-12-12 10:02:21)
关于概念我的想法是：
1、我所研究的不仅是直观概念，更重要的是逻辑概念。以及这两种概念在概念逻辑中的造就。
2、语言同文字一样是概念和概念逻辑工作的载体。分析哲学只有进一步从语言分析走向概念分析，才能走出它的困境。
3、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源自于笛卡尔和康德。其主导层面所做的事情就是从观念的绝对和心灵的绝对转向主体的绝对，并以主体绝对的敞开和绽出为哲学的追求。尽管本人从不赞成主体绝对，但本人以为，现代哲学以主体绝对主张了主体、人和生命的第一性，主张了人的自由本真和诗意般的栖居。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哲学所涉及的并不是很细微，很琐碎的小问题，在主体绝对的背后汇集的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对主体完善、生命尊重和人的解放的进一步要求。
推动哲学发展的力量是时代精神的汇集和人的发展的新的历史召唤。
讨论录：62
(2010-12-12 10:03:30)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汇入世界的发展，正在广泛地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变革。
当然，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要走向世界的前沿，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哲学在其主导层面上，是以一种外在的、至高无上的客观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为绝对和统治的，是否认和忽略人的主体绝对和自由意志的加入、共建和创造的。要改变当代中国哲学的绝对，我们不能浮躁，而要做长期的、深入的、原发的哲学变革和置换的基础性工作。
邓小平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是，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囿于“姓社姓资”的争辩，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迈不开它的大步。同样，在哲学的自由讨论和发展上，不宜搞什么方向、服务等等的政治框束。哲学是思想自由耕耘的田园，它提供新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视野和观照。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
马赫的哲学批判了先验的力学，催孕了现代物理学的诞生，谁能说它是代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此外，本原论代表那个阶级？认识论代表那个阶级？主体论绝对代表那个阶级？等等。在我看来，哲学既不代表资本主义，也不代表社会主义，更不代表哪个阶级。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有着自身方式的任务和使命。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哲学的不同选取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在战争中，敌对的双方对坦克和大炮的选项和使用，是并不会傻乎乎地问：这个坦克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大炮代表哪个阶级。
“任何哲学都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先验的设定是从何而来的呢？
以为一切都为阶级和阶级性所统治和规范！我们将又在阶级性的回归中回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
此外，任何哲学都是有阶级性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阶级消灭了，哲学也就没有了。上世纪初，英国的分析哲学不辞辛劳地期望通过语言的治疗和规范，消除一切哲学问题，看来他们是完全搞错了，按照阶级规范的逻辑，一切哲学问题都是阶级的，是阶级性造就了哲学，于是，只要消灭了阶级就能消灭一切哲学问题。在阶级性面前，分析哲学该明白他们的错误所在了。
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者来说，肚子饿时，请不要急于就餐，要先分析和化验一下餐食里所含有的阶级性。
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十年文革，经历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着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有着对改革开放的世界融入，更有着对中华民族站立于世界前沿的梦怀和追求。
在这样的伟大的深刻变动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将站立于世界精神前沿的正在涌动着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想的汇集。“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我们当以这样的志向和能力，造就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思想和精神。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不是政治和阶级的私利。中华民族要站在世界的前例，就必须要有全人类的气度和胸怀。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佛主张普渡众生。
这就是气度，是胸怀，是信仰，是灵魂。
讨论录：63
(2010-12-12 20:40:56)
哲学就是这样，当你提出一个概念、一个范畴时，你要考虑它即刻就将引起的种种问题，并经受种种问题的逻辑检验。所以哲学家总是苦恼的。这也就是为何西方哲学家所写的哲学著作总是一大本、一大本的，因为作者意识到他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正在引起的无限多样的问题，并力图加以彻底的解决。
我的《认识的主观性状》是讲我们的意识的主观性状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参与和加入认识的制作的。所以，一切概念都不是客观之物的绝对本来，而是一种有着意识主观性状共同参与制作的一种主客共制和主客相通的建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建构和定义总是在随着主客相互关系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解构和建构，使我们的认识日益丰富、多样和深刻。
宇宙大爆炸理论尽管是一种假说还未能够最终证实，但它毕竟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支持，得到了星光红移、背景辐射和天空黑暗等科学观察的实证材料的支持。同时，宇宙大爆炸理论表明了宇宙亦是一个生成、变化、发展和运动的过程。宇宙大爆炸就目前而论，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宇宙生成、变化、发展和运动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不是自我绝对的，不可为新的发现所更改和置换的。
在《时间简史》这本书中，霍金极为出色地把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同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揭示了在奇点之处，时间，也就是T不等于0，从而解开T = 0这个难题，回击了罗马教廷，把上帝从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即奇点中排除了出去，坚持了物的自在。
在《时间简史》中，霍金还提出了新的时空方式，即膨胀相的时空和收缩相的时空。并认为在宇宙中时间有三个箭头。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关于时间，我已经多次谈论了不同的时空观，有芝诺的数学时空观、有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有莱布尼茨的经验时空观，有康德的心灵时空观，有马赫的感觉时空观，有爱因斯坦的物理时空观，此外还有混沌学的不可逆时空观，等等。
讨论录：64
(2010-12-12 20:42:54)
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哲学是从学习和了解马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开始的。在相当一个时期，对马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作为神圣绝对的真理而崇拜的。
那时，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列宁的著作，对毛选四卷是一本一本地认真阅读，期望获得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然而，随着文革的历史教训，许多被权威和国人当作绝对真理和客观规律的东西，暴露出了它们是一种荒唐的意识建构。正如在西班牙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把风车臆想为了巨大的妖魔，以英雄式的表现而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毛泽东是一个中国历史的伟人和英雄，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了铸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在文革中之所以坚持他的错误思想则是认为，他所坚持的头脑中的想法是来自于客观规律反应，是客观世界的本来。为什么毛泽东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历史成就的坚定的辩证唯物论者，会历史地走向某种反面呢？这不能不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引入认识论的思考。
而在苏联，斯大林在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大反肃时，许许多多忠诚的革命者被枪杀，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是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和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必然。斯大林的思想、斯大林的作为，在他本人和拥护者看来就是客观规律之绝对本来的反映和要求。
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深思，即，我们所以为的种种客观规定，种种客观反映，种种客观绝对，究竟是客观之本来，还是有着种种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的加入和制作。也就是说，我们关于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种种规定和绝对，究竟是一种纯客观本来的反映，还是一种主客相互关系的制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思想的重大解放。在改革开放中，大量西方近代的、现代的和前沿的知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思想理念大潮般地涌入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西方的认识论，并深感中国的哲学理念要进行一次认识论和主体论的洗礼，才能打破我们头脑中的种种客观绝对和历史绝对，从种种客观绝对和历史绝对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唯有这样，哲学才能在中国获得新的精神和视野。
当然，西方哲学也不是神圣绝对的，例如，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到康德的心灵方式，以及现代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体绝对，在主导上都是以观念、心灵、语言、纯意识活动和此在为主体绝对的，而没有它们的以主客相互关系为基石的历史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对此，我是持完全不同的看法的。
我的哲学观是既反对绝对论、终极论，决定论，又反对天赋论、先验论和主体绝对论的，主张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张认识、心灵和主体的主客共制。
马克思说过，人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是在于改造世界。对马克思的这句至理名言我是深表赞同的。我一直以为，哲学不是书斋的学问，哲学不是杯子的风暴，在哲学思辨和哲学创立的背后是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呼唤，是新的社会进程和人类精神发展的新的历史需要。
讨论录：65
(2010-12-12 20:45:02)
改变唯物主义的形式不是中国的哲学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中国的国家哲学教科书上，或在中国的国家哲学意识形态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也是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为权威，中国的哲学发展是不存在创立任何高于辩证唯物论的新的唯物主义形式的可能的。
恩格斯提出了改变唯物主义形式，但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传统唯物主义的改变和终结。而按照我国国家哲学教科书的见解，或按照我国的国家哲学意识来说，马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我们只能在此基点上进行新的补充和充实，而不是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
我不知在上述的情况下，怎样可以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去创立新的形式的唯物主义。
自然逻辑是认为，我们头脑中的事物样式和规律样式，都是客观之绝对本来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反映在我们头脑中的事物样式和规律样式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和主观性状是无关的，它是客观之绝对本来的面貌。其实，恩格斯早就把辩证法归结为了自然辩证法。
我以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任务不是改变唯物主义形式，而是要从形而上学走向认识论，补上认识论这一课。
讨论录：66
(2010-12-13 08:07:44)
对于事物在我们意识外的存在，例如，这个池塘在我们意识外的存在，无论是唯物论者，无论是唯心论者，无论是怀疑论者、以及不可知论者，都不会否认。问题是，我们关于这个池塘的意识样式，是纯客观本来的，还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有关的，以及我们关于这个池塘的意识样式是否就是这个池塘的客观之绝对本来，这就产生了唯物论、唯心论、怀疑论、不可知论的种种哲学争辩。正是这种争辩，给予了人类智慧更为深刻的哲学洞见。
关于唯物主义的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见解，一是机械唯物主义，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完美的形式，是戴上了科学冠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那个叫作自然逻辑的新的形式的唯物主义，一方面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过是一堆札记，缺乏系统性；另一方面认为，新的科学知识的发现和新的范畴的建立，已为我们系统地从物的本身建立一个自然逻辑，提供了知识的基础，并由此可以给出唯物主义新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问题是何谓自然逻辑呢？这种自然逻辑是如何建构的呢？它是否真的就是客观之绝对本来呢？以及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超越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唯物主义呢？而在我看来这种叫作自然逻辑的新的形式的唯物主义，并未能够超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贝克莱作为一个近代的学者和哲学家，他对物质解构，也就是对我们头脑中的种种传统的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的解构，对认识论的发展是起到某种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的。对贝克莱我们应予全面的评价，而不是偏激的全盘否定。
对于马赫这样一位哲学家，不少人只是根据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马赫的片面的批判而对马赫充满着仇视和偏见。而他们并没有读过马赫的原著，并不了解马赫的思想对于冲破绝对时空观，绝对力学观，以及对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起到的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而是人云亦云。如果用心地看看爱因斯坦是如何崇敬地谈到马赫对他创立相对论的重大影响，看看马赫对先验的绝对力学观的批判，就会真切的看到列宁对他的批判是多么的片面，才会实事求是地对马赫作出正确的评判。
讨论录：67
(2010-12-13 08:09:58)
唯物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认为物质具有第一性，唯物主义的问题是在于，它始终认为我们头脑中的事物样式和规律样式是客观之绝对本来，是和我们的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无关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我看到的这个苹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就是客观之绝对本来在我们意识中的印制和反映，这样的印制和反映是没有任何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的参与和共建的。唯物主义不讲认识的主观性状，不讲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不讲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在认识建构中的参与和共建，不讲认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无论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都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我一直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认识的东西归结为客观之绝对本来在头脑中的印制和反映，反对唯物主义全然抹去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对认识建构的参与和共建。正是由于这种抹去，造成许许多多的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第一性作为了客观之绝对本来的形而上学的依据。
对物质第一性需要作深入的认真分析。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有它的合理成分，即作为意识对象，它是一种意识外的自在，没有这种意识外的自在，意识是不能进行认识的建构和精神的建构的。
但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未察觉到：
第一，在主客共建中，认识的性状和认识的对象同等重要；
第二，物质和精神都是观念的建构和实在的指代，它们既是观念的又是实在的；
第三，实在是一个无限多样的绽出，它包含了物质的、精神的，以及非物质和非精神的绽出。在这样的无限多样绽出中，我们很难说那一个是第一性的。
物质第一性是唯物论的一个基石，这不错，关于这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路德维希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中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但恩格斯的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并不是圣神的、绝对的，碰也碰不得的，许许多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由此以物质决定意识，而清除了意识的主观性状，并由此反对认识论，反对意识方式和意识性状对认识建构的参与和共建。因此，对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哲学的分析和批判，找到它的合理性和缺陷性。使我们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洞见。促进认识论在中国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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