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我真是大明星:我自豪，我是安徽人

作者：ahtaihe 一、自古皖楚多俊才
 “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梁启超
 处于淮河流域的安徽是个多产政治家、军事家的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楚汉争霸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混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与躬亲者之一。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国民党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共产党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安徽好厚，厚在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里。
 有句话说“安徽人窝在家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是条龙”。的确如此，历史上出名的安徽人人大都在外地出的名，包公在开封府出名，朱元璋到南京建都，李鸿章在北京发达，一个陈独秀，一个胡适，都起于皖地而扬名京城。一批不容忽视的徽商更是背井离乡，闯荡出“无徽不成镇”的赞誉；如今的胡锦涛总书记是在北京、甘肃从的政，吴邦国委员长是在上海发迹等等。安徽人有南方人的灵气和北方人的大气，记得网站上看到一个《全国各省人性格渊源分析》的帖子对安徽人的性格做了如此的归纳：安徽人渊源于黄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统。属于和县猿人之族裔。另有说是禹之后裔……安徽的男人模棱两可，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安徽人爱造反，所以出了个朱元璋；安徽人又趋于奴性，所以出了个落日英雄李鸿章（李鸿章常和“海归”、“海带”打交道，又抓的是“洋务运动”。自然是有“先进性”）。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
 这种观点虽然偏颇，但是“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却是十分中肯的，安徽人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思想方面。有人就把三个安徽人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相比，有人说世界近代史是这三个犹太人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乃至近代的历史可以说主要是三个安徽人的历史。这三个安徽人就是：朱熹、戴震、胡适。他们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变了人们对心灵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犹太人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才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巨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开创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学说体系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浪潮；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带来人类行为学方面的革命，而且影响遍及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他的贡献不仅仅在物理科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宇宙观、世界观。
 三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安徽人也都是思想家：他们是：朱熹、戴震、胡适。他们的贡献在于在思想领域改变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朱熹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世称“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其学说思想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深深影响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洛学、濂学、关学等数家之学融会贯通，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闽学”的创始人，他建构了一个慎密而庞大的“思想库”——理学体系。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地儒家学者之一，朱熹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周易本义》等影响重大，尤其是《四书集注》更是后世科举应试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读本与男学入门书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地位。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其文化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是无可比拟的。
 清朝时期的安徽休宁人戴震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训诂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诚然，戴震在考据学上开创了皖学派，是清代朴学主要代表人物。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语言文字的训诂研究以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主要贡献应该是他的哲学和思想。他的哲学可称为“朴学哲学”。他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有人称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是十八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的第二领袖。诚然他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在各方面“都不足以成名家”，然而，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专业，而是在思想上。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旨在完成本民族传统文化（旧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虽然这一观点现在看起来未免偏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对传统的反叛、对儒家反叛还是有时代意义的。他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体现了解放思想、探索新知、再造文明的精神，他的自由思想和行动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被他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而他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履践承诺。
 由此可见，朱嘉、戴震、胡适分别是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各自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他们与三个犹太人一样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杰出贡献。三个安徽人促成了中国历史从南宋到近代的三个演变阶段。这一现象在全国其他省市是从未有过的。
 在政治方面安徽先后出现过五次人才高峰，而且同时期也出现了众多的人才群。这就是：
 一、以曹操、周瑜为代表的三国人物高峰期，如曹丕、曹植、曹仁、鲁肃、吕蒙等数百人，他们既是文臣武将，又是文学家、音乐家。与此同时，还有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天文学家王善、雕塑家戴逵、散文大家嵇康、品酒家刘伶等。
 二、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人物高峰期，如李善长、胡大海、常遇春、徐达、朱升等，为为“席卷江淮皆英雄”的代表，正是依靠这数千名江淮儿女的南征北战，才打下明代江山，统治中国200多年。
 三、清初，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派人物高峰期——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中间不仅有朝廷重臣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而且有经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出版家、理财学家（如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雕刻家、京剧艺术家（如程长庚等），甚至还有徽商大贾等等，在他们带动和影响下，此时安徽（尤皖南）文风坦荡，人才济济，素有“东南部鲁”之称，“天下财富归徽商”之说。
 四、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将领人物高峰期，其文职总督巡抚及武职提督总兵以上者达67人；府道、副将以上者多达700多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淮系势力，它上承湘系，下启北洋，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极其深远。
 五、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民国人物高峰物，这中间有柏文蔚、段祺瑞、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廖运周、孙立人；陈绍禹（王明）、王稼祥、李克农、张劲夫、姚依林、黄镇、汪道涵；全省还有130名将军，仅金寨、六安两“将军县”就有少将以上者88人（1966年以前授衔统计）。
 安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的战争已经硝烟散去，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至今仍在江淮大地上流传，任由后人评说。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安徽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灿若繁星，历代人才济济，在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有着光辉的一页。前人曾有诗曰：“何必求仙上天堂，皖山皖水竞画廊”，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上述种种现象，原因何在？除了“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种十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造就这人才辈出的现象，造就了某些地方的人才团、人才链现象，确实值得探究。
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曹操和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 处于万山丛中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方言支派较多，仅徽州一地而言，虽多说徽州话，但“同山不同音，问路带翻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村落仍然保存唐、宋古音古俗，有“中国古音活化石”之称。宗族深薮，崇尚儒风，“养子不读书，似如养圈猪”，已成为家规族训，所以千百年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他们所走之路是：学—官—商，或学—商—官。所以自宋以后，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
 桐城派崛起以后有了“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桐城派在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他们是桐城派的开创者和代表,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 而近代文坛，又出现鲁迅倡导的“未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有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何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里人外，其他四人皆霍邱叶集人，且都是叶集小学同班毕业。一个小镇四个青年，同为鲁迅所器重、培养，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坛佳话。叶集附近还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钱杏村(阿英）共同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小说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
 安徽人是中举大省，自古就有“人文郁起，为海内望，郁郁乎盛矣。”之称，安徽是一个既出人才又能锻炼人才的地方。安徽地处吴头楚尾，襟江带淮，是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腹地的过渡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块土地上，无论是“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之滨，还是“两岸垂柳淡如烟”的淮河岸边，都留下了无数让人称颂的骄傲。
 众所周知，安徽省是清朝康熙六年，即1667年方才成立的一个省。虽然以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命名。1949年5月，中共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建国后，1952年8月，撤销皖北、皖南行署，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省会设在合肥。但其管辖区域远不止于江南，而是远及江北乃至淮河以北。大江东去，淮河奔流，把安徽全省切割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区域。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由于地形地貌、风物人情的差异，在长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圈。这三个文化圈里孕育者灿若群星，彪炳史册的安徽名人，他们造就了安徽的，中国的，民族的历史。
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两淮文化，诞生于豫皖苏交界处，与黄河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
 有人可能会讲，哪个省的文化都是多元的。有统一背景，相似文化内涵的省份确实是为数不少。比如周边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用吴文化、越文化、齐鲁文化基本可以概括。但安徽则不同，中国的语言以长江分界，安徽地跨大江南北，中国的气候以淮河秦岭为界，安徽地跨淮河南北。因此，安徽是个过渡性的省份，南方人说它是北方，北方人说它是南方。这一南北边缘之分的地理环境直接造就了安徽文化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又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安徽人，正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安徽这块土地并不富饶。秦岭淮河作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旱涝频仍，自东汉以降，黄河又多次夺淮入海，造成严重水患。但安徽世世代代却人才辈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人文历史现象。
 安徽既有像江浙一带的名人那样具有典型的文人特点的文人，也有像山东那样多武将。因为安徽处于南北交界点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多山多水，所以将北方的豪爽与南方的细腻相结合，造就了安徽名人刚柔并济、重权智的性格特点。但是再细分一下安徽的名人，可以看出在淮河流域，多出军事家，如曹操；在江淮地区，多出政治家，如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等等；而在皖南地区，出的大多为文化名人，如“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朱光潜等。这样分当然不是绝对准确，但是安徽名人的分布确有这样的倾向。
 再从安徽的地理位置做些议论,应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目前的命运。综观整个中国，安徽就是天然的黄金分割点，处在地理心脏的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换句话说安徽就是天然的战场。江淮大地曾是群雄逐鹿的古战场，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成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重建再毁灭。历史上的安徽无不被蹂躏与催残：从吴王伐楚，孙权用兵合肥；从太平天国的安庆大战，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战争的烟云一直包围着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安徽名人的出类拔萃、层出不穷与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现仅以三位尤为杰出者为例。
 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州人，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他以雄才伟略，统一中国北方，促成汉魏经济繁荣、建安文学昌盛的局面，千秋功业，彪炳史册。亳州横卧安徽省西北，千里黄淮大平原腹地，面积2226平方公里，人口135万。古之亳州，由于境大物饶，地处“中原锁钥”、“南北腰脊”，加上北联汴洛，南系淮泗，涡河为域中襟带，航运十分便利，数千年来一直是淮西一大都会和战略要地。危难时群雄逐鹿，升平时人物辐辏。亳州用她宽厚的胸怀和丰富的乳汁哺育了许多仁人志士，滔滔不息的涡河水滋润众多伟器英才，曹操无疑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养就了曹操的雄才大略，才有了他今后的辉煌业绩。
 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安徽临濠（今凤阳）人。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原南岸。凤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大禹治水时，凤阳为古涂山氏国，西周为淮夷之地，春秋为钟离子国。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1344年，淮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疾病到处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先后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靠乡邻的帮助，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僧。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山栖野处受尽了风霜之苦；但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儿时生活的磨难使朱元璋胸怀大志，最终以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夺取了天下，成为明朝太祖。
 李鸿章（1823-1901），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安徽合肥人。合肥位于江淮之间、巢湖之滨。总面积7266平方公里。合肥历史悠久，自秦置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北接中原，南近江南，历为军事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就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之称。尤其是三国时期魏吴在合肥长达32年之久的交兵，为合肥留下了逍遥津、教驽台、三国新城等众多的三国遗迹。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众多的名人。李鸿章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李鸿章自幼好学，少年及第。30岁为在安徽堵缴太平军，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及其父李文安都是进士出身，“乡望素孚”，因此办练卓有成效。后来一些地方乡绅的团练也加入进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淮军的骨干。（当时安徽的庐州府（今合肥）一带由于是军事要冲，所以清军与太平军拉锯战十分激烈。李鸿章经过三年的征战，夺回庐州，攻克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巢县（今巢湖市）等地有功，升官加封。这五年的团练生涯，不仅为其日后统帅淮军提供了军事经验，也使他有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奠定了日后建立淮军的组织基础。（后来李鸿章成为淮军统帅，而淮军，事实上充当了近代中国国防军的角色，布防于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并在众多战争中建功。）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家宅被毁，于是投奔为湘军做事的长兄李瀚章，次年投入曾国藩湘军大营。从此，李鸿章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场磨练、官场沉浮，最终官至极品，权倾一时，成为赫赫有名的清末重臣。
 滔滔的淮河、长江水哺育了众多的安徽名人，这些名人也为生养自己的江淮大地增光添彩。除了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荣誉，留下了诸多的名胜古迹，还有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
 在淮河两岸，有着商汤王陵、太清宫、庄子祠、道德中宫、垓下古战场、魏武故宅、华祖庵等等古迹。在江淮之间，有着三国时期的古战场古逍遥津，里面有张辽衣冠冢。还有包公祠、李鸿章故居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曾经也有过一座规模恢宏的皇城，那就是明中都皇城。
 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今凤阳）修建中都，历时六年。中都是朱元璋总结两千多年来我国都城建筑经验之大成，在其发祥地凤阳悉心营造的一座最为豪华奢丽的都城。在艺术上继承了宋元时代的传统，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新风格，是我国历代都城建筑史上的伟大杰作，也是后来营建北京故宫的蓝图。后来由于民工反抗，群情激愤，朱元璋下诏“罢建”，并在同年九月改建南京新宫。但是由于朱元璋下诏告诫提出“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并告诫“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这说明中都的规模和工艺上都远在南京和北京两城之上。但是由于年久失修，遭到淮水淹没，又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这座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豪华的都城，现在仅存残破的皇城午门、西华门及一段两里长的城墙，但是察其规模巨大的皇城遗址，仍十分壮观。在中都城西南十里的太平乡，有一座明皇陵。是朱元璋的父母及哥嫂的陵墓。虽然不是帝王之陵，却“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与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等同一制度。
 安徽人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在政坛上常常是举贤不避亲，为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常常是父子、兄弟、祖孙齐上阵，因此有父子宰相，兄弟英雄的现象，所以容易在政坛上形成派别,譬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段祺瑞与皖系派别,这都在中国的历史发挥着重要作用。
 更有意味的是，在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中，安徽籍的人占了相当多的数量，这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 再看台湾省，在台湾省的安徽籍名人，除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抗击外敌入侵、保卫台湾的姚莹、唐定奎等等之外，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政界军界有许世英、许历农、刘和谦、罗本立、汪道渊、郑为元、孙立人、郭汝霖、郭寄峤、王建煊、尹土豪、冯定国。教育科学文化界有胡适、苏雪林、刘真、李家同、张一真、方志平、严耕望、方东美、钟鼎文、江兆申、李奇茂、吴雪帆、杨亮功、杭立武、王唯工、王唯农等等，不胜枚举，据粗略统计，皖籍人物在台军警宪界获少将以上军衔者就有232人之多。
 安徽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正是因为有了灿若群星的名人和灿烂的文化，江淮大地才会更加流光溢彩。
 改革开放以后，安徽人也是不断发扬勤劳勇敢和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在沧海扬帆，勇立时代的潮头。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穷则思变”，在全国首创了“包干到户”，使得贫穷的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积极性高涨，粮食总产量猛增。邓小平在题为《关于农村政策的问题》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大包干。之后，大包干从凤阳逐步推向全省、全国。到了1985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民户数已经达到了99.6%。中国大地由此发生了巨变。万里曾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凤阳的朱元璋统一了中国；现在，凤阳的大包干又把全国的生产责任制统一起来了。”傻子年广九改革开放初期身家就突破100万元。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年广九一生三次入狱，三起三落。邓小平的两次点名令他和“傻子瓜子”名动神州。年广九的传奇人生，代表了中国一代个私经营者的命运，被称为中国早期个体私营经济的晴雨表。史玉柱商海沉浮，屡挫屡战，从1995年被《福布斯》列为内地富豪第８位的颠峰到巨人集团的名存实亡，他是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史玉柱在生意上的每一次起落都伴随着争议。最近随着史玉柱以霹雳手段插手网络游戏市场，这位中国营销狂人再次遭遇挑战。史玉柱，曾经创造“巨人”神话一度走向溃败，如今１５年过去了，再次崛起的“巨人”不仅主动偿还亿元债款，又搏得身家十几亿，书写了“东山再起”的商界传奇。
 远古的江淮大地曾是一片山峦险峻绵亘，清流纵横交错，有山有水的奇绝之地。境内山奇水秀。其山，似虎似狮似剑似戟；其水，若游若吟若飞若啸。后经天地轮回，山沉地下，水成涡河一流。纳厚土之灵气，汲淮水之膏泽，自古圣迹所兴，君国迭建，商汤、魏武等频建新都；况地处中原腰脊，得之者强失之者弱，乱危乃为群雄逐鹿之所，升平则为人物辐辏之地；本为南北要衢、水陆通达、境大货穰、体视大邦，百货辇来于雍梁，千樯转流于海河，五方之产不期而毕会，四海所需取给于立谈，固为九州之通都大邑。籍地之毓秀、物之华宝、市之繁荣，千百年来，这片地界儿不仅出了帝王将相级的伟器英华，而且拳掌炮鞭、壶石泥玉、医相扎剃、吹拉弹唱、赌混偷赖之市井奇人、奇事也举不胜举。然经流年之浸蚀，均随风而逝，斑驳了无。余或景其德，或仰其事，或笑其趣，或慕其名，或感昨日风华，遂将凸显皖人本色的人物录下，勿论帝相走卒，均彰显安徽人丰腴而饱满的人格特色和地域风情。
 历史见证了安徽的古今变化，昔日的安徽是文化之都，商业之邦，是名人之地，国剧之源。安徽好厚，厚在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里。安徽是个出才子的地方，上述所列，只是举其荦荦大者，这是我最突出的印象。这一切，都证明着安徽这块土地是那么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要多少时光的流转，才能够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啊！记得电视剧《日出东方》中胡适与陈独秀说：“自古皖楚多俊才！”果然如此啊！
 幸哉！我辈也是安徽人！
二、徽山徽水徽骆驼
 骆驼有着负重耐饥渴的能力。至今，它仍以耐饥渴和辨别方向的能力而成为沙漠人生存的拐杖。而如今虽然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骆驼的足迹，无边的瀚海吞噬了骆驼的踪迹，然而每当绿洲撑开一片生机的时候，我们便会对骆驼投去热烈的目光。安徽人就是无数次在历史的荒漠中为自己和别人前进寻找到生机的“徽骆驼”。
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老子、庄子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于是安徽人中就多了一些狂狷之人，狂者锐意进取，狷者是有所不为。这就形成了安徽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人格特征。
 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 安徽属位置居中，中国的“南蛮北侉”在安徽有着很好的体现，合肥以南为蛮，阜阳以北为侉。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贫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属平原，又水灾频仍。安徽人经常漂泊他乡，四处闯荡。黄山的美景堪称中华一绝，徽州民居百墙青瓦，别有一番风情,就在这样的风景里，少年胡适诵读着“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 在皖南这块土地养育下的徽商以敢做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而养育的文人志士则也秉承了这种性格，胡适是其中的一面镜子，而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面镜子则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说起两人，除了是老乡，还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人同乡，且同年，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都深谙中国古代的哲学，所作所为都有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情”的道家精神。但走的路线却很不相同，一贴近国民党，一贴近共产党。胡适，喜兰花，以徽骆驼精神自居。他和另一个安徽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生都在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理论。
 据说，他和胡适有过这样的诗战。胡适：“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陶行知：“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 陶行知曾对人说过，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可见两人却有不和，而安徽人的性格差异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 陶行知教育思想注重身体力行。他说：“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学人的长处，不学人的短处，要拜七十二行做先生。”陶行知先生与农民甘苦，向农民烧心香，能“拜七十二行做先生”，作为生物教学的“门外汉”，尤其要向其他的生物教师“烧心香”，拜他们做自己的先生。大教育家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陶行知先生有许多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其更在《自立歌》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
除了陶行知之外，近代安徽教育界，就对全国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吴汝纶、孙家鼐二人。北大的校长许智宏曾经说过，安徽与北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先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
 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当之无愧，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曾经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是清末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寿州相国，也是安徽人。
 当年，吴汝纶奉命赴日本考究学制，本意是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不想却遭到恶势力的排挤攻击，不得已在家乡办了桐城中学。“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是他给桐中题写的对联，表达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愿望。百年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苦心和无奈。
胡先生和陶先生两家相距很近，一个是皖南绩溪县上村庄，一个是安徽歙县黄潭源村，沿公路走也不过百里。虽然两位先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所受到的褒贬毁誉也大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却完全一样，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盛赞自己的家乡。
 陶行知先生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时非常自傲，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 胡适先生在谈及家乡时也是毫不谦虚，他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他们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步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城镇了”。据此，得出了“无徽不成镇”的结论
那么，他们家乡这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究竟在那里呢？如今，你纵然是翻破中国地图也不会找到它。而只有有点历史知识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地方就是1987年从中国的行政区中被抹掉了的古老的徽州。
 旧时的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东邻浙江，西邻江西，秦称鄣郡，晋称新安郡，唐肃宗四年（759）易名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平定歙人方腊起义后，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辖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江西婺源县，府城设于歙县城内。俗称一府六县，从此，徽州这一地名被沿用了866年，虽因朝代变更，终末再改。
徽者，美好之谓也。徽州顾名思义，即是美好的地方。徽州人杰地灵，名不虚传，历来以山水之秀商贾之富，文风之盛，古迹之多，林茶之美，民风之淳而蜚声海内外。
在这片土地上，昔日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人间天堂，存在过文化的灿烂、科举的荣耀和物质的奢华。在岁月流转中，竖起了屹立数百年不倒的赫赫盛名，带回了那难以胜数的豪宅巨富和“状元故里”的尊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徽州，她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词，她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一部自南宋至明清引领时代800年、素为世人景仰的区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
 俗话说“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由此也可以管窥出人们对徽州的向往与眷念。在这里，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朝代。故而有人夸耀说：徽州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山山水水，都是名胜。明代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一首诗称：欲识金银气，多众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所说的“黄白”，就是黄山，白岳（齐云山）。不管后人对“无梦到徽州”的解释有多少歧义，“到徽州寻梦”，还是令人痴绝的。
徽州在黄山和齐云山之间，南宋淳熙《新安志》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限壤隔”，就是自为一体，独立成篇，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州的交通不便，在对外交往上受制于自然环境，可想而知当时徽州人的生活也是窘迫的。
 当年的徽州，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因为山地偏多耕地偏少，乡民们因生活的压力而背井离乡，出外做生意。渐渐地，徽州人因善于经商而声名大振，甚至还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在“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背后，却是“徽商不蹲家，经营走四方”的飘泊和无奈。
 在一般情况下，安徽人是相当稳定的。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出风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是多数安徽人的座右铭。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才迫使安徽人转变观念，开始走出去，这就造就了一群群“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开始，而且广东的资源比起其他省份是比较贫乏的，所以，面对封建制度瓦解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日益加深，闽粤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越来越难，在此同时，这些地区又先和南洋有商贸来往，为了谋求生存，很多人就越洋跋涉，到异国他乡开始了另外的道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华侨。到了近代的救国图存运动，比较多的是从两广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两湖、江浙、安徽地区，最后扩大到全国。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后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是广东人先开始的，这些都是和这些地方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联的。
古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礼仪之邦”，历来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上进，做生意的故然“贾而好儒”，务农的也坚持“耕读传家”。有民谣说“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所以蒙童馆之类遍及村坊山庄，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
 古往今来，徽州这快灵秀之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里是程朱里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故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因文风昌盛，以科举而入任的同胞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流誉青史；这里的休宁县先后走出19名状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 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外乡人称安徽人“徽骆驼”，安徽人说，是的，我们是徽骆驼。徽骆驼实在是安徽人传统的性格和精神，是对安徽人刻苦奋斗，全力开创、敢为天下先精神的自赏和褒奖。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 徽商曾经是安徽的骄傲。历史上的徽商离土离乡，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造出辉煌业绩，成就了徽商的英名。今天的安徽人继承了历史上的徽商勇敢的创业精神，正在创造着比历史上的徽商更加辉煌的成就。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市场的洗礼，在“徽商精神”和“徽文化”的催生下，“新徽商”群体正在省内外、海内外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安徽人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徽商传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安徽也有买下IBM的强人杨元庆，创脑白金神话史玉柱，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一汽董事长耿昭杰，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德强，中国联通总经理常晓斌以及张巨声、陈荣珍、常义兵、祝义才、王传福等，都是改革开放后徽商中的杰出代表。
 安徽的芜湖出产“三子”，“傻子”年广九、“疯子”赵薇、“车子”奇瑞，“三子”中的傻子和车子都是今天徽商的一分子。芜湖奇瑞的崛起，更是安徽企业界甚至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它以“追求世界一流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开拓全球汽车市场”的奋斗目标，折射出了新徽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熟悉汽车行业情况的人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安徽奇瑞的董事长、总经理尹同耀，安徽江淮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左延安，安徽星马汽车和华菱汽车两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如，安徽汽车行业的这三位领军人物有着好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安徽人，成长于安徽，立业于安徽；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干着同一行当——汽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叱咤风云，挥洒自如，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 徽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 如在安徽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一方面强调要营商，同时强调要读书。记得在徽州看到“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这样一副挂在徽州民居中的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同一屋檐下还有这样一幅对联。贾而好儒，这二幅对联正好反映出了徽州商人经营走四方之余，耕读传家的潜在心理。安徽走出来的读书人，向来不与民争利，在安徽桐城的“三尺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桐城走出了才华横溢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张英是康熙年间的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对张英十分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张英位居宰辅之位，豁达明理，宽容谦让。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张廷玉为康雍乾三朝元老，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创造了满清入关之后汉族官员的两个绝无仅有的纪录，第一：张廷玉是满清唯一的不以军功获得伯爵封号的汉族官员，清制，伯爵以上可以称作勋贵，以扈尔汉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养子、开国著名五大臣之一的身份子孙也才获得一等男爵的世袭。就汉族官员中，湖南人左宗棠、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那么大的“功劳”也只是封为伯爵，而他之后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权倾朝野到死也才是伯爵；第二：张廷玉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这更是满清绝无仅有的对于汉族官员的殊荣，像汉大臣中的名人诸如山东的刘统勋、湖南的曾国藩等都没有这等待遇，唯独安徽的“书生”做到了，而且，张廷玉的配享是载于清世宗的遗诏中的。
 张英、张廷玉父子官都做得很大，张廷玉还当上了首辅大臣，故有宰相之称。邑人习惯称张英为“老宰相”，称张廷玉为“小宰相”当时有“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之称。作为汉人的张氏父子，在满人统治的大清朝，获得如此高官，实不多见。这除了他们的满腹学问、机智聪敏和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外，为人处事的隐忍宽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几代帝王的信任。张英年迈乞归故里，康熙赐联“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倒不似君赐臣子，而像老朋友间的赠言了。当然，他们这种隐忍宽容和谨慎处事，不仅对于皇室，在处理邻里家事时也体现出来。
 六尺巷的碑铭上这样记载着：“清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一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得名焉。”这样两家之间的巷道增为六尺，被百姓传为佳话，成了邻居之间正确处理矛盾的典范。
 这首诗中显示的人格非常可敬，心胸宽广，有情有义，非常感人；有理有据，淳淳教诲，非常服人，显示了宽容和礼让，在这件事情上两家相互礼让所显示的风尚值得后人敬仰。老宰相宽以待人，福荫乡邻的官德由此也可见一般。张英的做法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折射出庄子思想中“无所为无所不为”的超脱。
 道家的超脱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说，他的妻子去世，朋友去看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一边拍打瓦盆，一边按着节拍唱歌。他的朋友很不高兴地批评他：“你不但不哭，居然还这麽做？”庄子回答说，他并非没有悲伤的感情，但是死是回避不了的事情，既然这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为什麽还要哭呢？在庄子的思想里，具备理性的知识，就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达到灵魂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一样的。
 庄子是战国时蒙人，即今天安徽蒙城人。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从表面看来，庄子的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尖锐地对立，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以矛盾的现象表现着同一的本质。出世思想只不过是入世受阻后的一种颠倒了的表现，正如大江东去受阻后的一段倒流，这种倒流绝不是追求的停止，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庄子的精神自由论和万物一齐论虽然不是一种达到入世目的的手段，但却反证了他并没有放弃入世的志向，也就表明他一天没有忘怀现实，一天没有放弃他的追求。把庄子这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思想运用的最为巧妙的是另外一位安徽人——张良。身为汉代名将张良，有大丈夫的胸怀，又有美如少女的外貌。功高位重，但却摒弃人间富贵。这位“居下邳，为任侠”，的韩国遗民，有着早在两千年前，就彰显了安徽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而又天资聪颖的血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奇士”树立了天下血性男人的榜样。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 什么是血性男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君主报仇十年不晚？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两千年来儒家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使人们对男性的责任有了不可动摇的认同，那就是忠、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男性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从张良的生活经历就可了解到其中的端倪。
 张良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出世与入世、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张良一生出谋划策，建立了不世之功，就连司马迁都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相貌魁伟、风采夺人的奇男子，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状貌如妇人”。这正印证了孔子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胆抉择，把握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在风起云涌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手下的头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韩信、曹参等将帅那样或独当一面、平国展土，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也不象萧何等文官那样留守后方，转运委输，补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随汉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随和谋划，才使得才疏学浅、勇力战术又不足的刘邦仿佛有了灵魂，常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难怪刘邦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张良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洞察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找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内部深藏着的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计巧妙、和谐、圆满地解决问题。
 张良是一位既有血气之勇，又具深谋远虑的传奇人物。为报亡国之恨，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亡”，博浪沙一击，差一点要了秦始皇的命；为酬知遇之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终于辅佐刘邦战胜项羽，登基称帝；为消除刘邦易太子之念，他略施小计，让太子请来商山四皓，刘邦一见而易念顿失。
 刘项成败的原因是识人与失人，而刘邦得到安徽人张良成为一代帝王，而项羽失去了安徽人范增却遗恨千古，真是成也安徽人败也安徽人。
 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在当时范增也算得上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能人，他七十岁投奔项羽，范增一向足不出户，好出奇计，是一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满腹经纶的谋略家。但是，由于晚年投靠了刚愎自用的项羽，使他的谋略才华无法充分施展，作为一个谋略家，他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项羽主要谋臣的范增，虽然有许多谋略，但都不能为项羽所采纳。正如刘邦所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本是项羽的“骨鲠之臣”，项羽曾尊他为“亚父”，最后也受到项羽猜疑，一气之下，请求退归乡里。一路郁闷成疾，快到彭城时，发病而死。苏轼“范增论”，称赞范增为“人杰”。连刘邦的谋士陈平、张良也都怕他三分，因为张良、陈平策划的每一个谋略行动，范增都能识破。项羽的失败，也从反面说明，范增作为一个谋略家对项羽政权的重要作用。
 在中国的历史中，谋士居重要地位，许多历史事件总是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士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武士还是谋士。谋士兴起可追溯至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争年代他们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韬略，与对手一较高下，为诸侯争霸中原。张良与范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任何人的选择都只有一次，所以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说法。
 安徽的重要性，可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看出来，楚汉争霸，刘邦项羽就一直打到安徽灵壁东南的垓下，项羽最后拔剑自刎，一世英雄就如此壮烈而去，怪只怪项羽没用安徽人做谋士，让张良跟了刘邦，而出计将项羽置于死地的正是张良，安徽人的智谋于此可见一斑。
 安徽人的牛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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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徽商少小离家，历尽艰险，寻求发家致富，这也养成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和创业精神，于是徽州人除了有“徽骆驼”的赞誉外，更有“绩溪牛”的美称。胡适先生最早发现了安徽人身上的牛脾气，而且他认为安徽人也无愧于这种脾气，所以胡适先生乐意把自己称作“绩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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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力提倡徽州人、绩溪人要努力做“徽骆驼”、“绩溪牛”，所以胡适先生也乐意把自己称作“绩溪牛”。乡人每次要求胡适先生题字，他总是欣然应允。其“徽骆驼”、“绩溪牛”的题词，给徽州旅外同乡莫大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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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绩溪地处皖南腹地，山多地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绩溪广为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就是绩溪经济贫困落后、人民生活无着的生动写照。直至解放前，全年的粮食也就只够吃三个月，为求生存，只好脱离乡土，外出经商。十来岁的小孩含辛茹苦、忍辱含垢，为的是将来的发达。在艰苦的生活中，万一熬不住逃回家，那就是大逆不道的，被斥之为“茴香（回乡）豆腐干”，失去做人的尊严和地位。因此，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这就是绩溪商人拼搏奋斗的大背景。胡适先生形容绩溪人“背井离乡四出经商，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因为“这是为了生计出于无奈。”他又指出：“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首先“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后“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不断开拓进取”。通过背井离乡，历尽艰辛，绩溪徽商足迹遍于全国，以至于形成“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大气候。绩商胡炳衡家在三泰地区的四代营茶历史，即是最有力的艰苦创业、开拓发展的明证。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吴兴周，家资万亿，仍然“节俭如创业之初”，自己从不乱花一文钱。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绩溪徽商十分注重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讲究“儒道经营”，主张利缘义取，利在义中。对人要以诚相待，做生意，要恪守信誉，一诺千金。对商品和服务，要维护声誉。胡雪岩痛立“戒欺”规和胡开文“毁墨于一池”等烩炙人口的经商故事，正是徽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真实写照，也是“绩溪牛”品质的具体表现。



安徽人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无私耕耘和负重的牛精神。记得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首让安徽人流泪的小诗《安徽人》，诗里这样写道：



下了这趟车
走出这个站
老姐 你千万别说你是安徽人

提起安徽人
你像拎起一把泥水淋淋的野芹菜
就会想起野芹开花的时候
洪水泛滥
保姆 小贩 打工妹
冲到哪儿 就在哪儿生根

黄梅戏的清香 飘了很多年
如今 已蒸不熟无米之炊
一些人的根须 深深扎进苦难
双手托起盐罐一样流泪的家园
一些人 进化成鸟儿
拍拍翅膀 飞入别人的蓝天

……
走出这个站
进入另一座城市
老姐 你千万别说你是 安徽人



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读过它之后，心情十分的复杂，我相信，即使是今天，广大的安徽人读到它，也会和我一样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但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安徽人有抱负，都不甘一生生活在贫瘠的环境下，所以才会外出，才想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同时也在为他人和社会默默的奉献着，“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安徽人的责任性和付出精神确实让人敬佩。无数的事实也证明安徽人确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明天，据报道，美国硅谷30位华人创业家其中就有10个安徽人。现在拼搏在中关村的，同样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安徽人。安徽的人才流失现象最为严重，因为安徽人人穷志不穷，他们都想有个美好的将来，都想能将自己所学得到最好的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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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安徽人在家是条虫，在外是条龙！其实，从安徽走出的很多人都是生活的强者，可谓是龙凤舞人间，只是安徽人太爱沉默，不喜欢夸耀自己，但其自身仍折射出自己是安徽人的本色。不管自己会承受多大的委屈，不管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安徽人民都愿意以大局为重，都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国家。也许安徽只是一个贫瘠的省，但安徽人就这样，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忍辱负重，感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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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5日，清政府在对各国宣战仅两月后逃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八国议和，“每当满清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0月11日，77岁的李鸿章到达北京，开始了与外国联军的谈判，他意识到联军在北京屯兵数万，可以随时扩大战争。而战争一旦再被挑起，国家次序无法恢复，朝廷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百姓和国家只能被拖入日陷一日的战乱。在他与洋人周旋争辩的同时，慈禧看了11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其中吾一条涉及到她，各国并无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于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并致电李鸿章：“所有十二款，应既照允。”
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到：“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恒无用之人，独来独外，将何已时，为之但叹！”只可惜孤独的“徽骆驼”、“拓荒牛”驮不下太多的负载！11月7日，李鸿章吐血身亡，享年78岁。要说卖国，其实祸害的魁首是皇帝，是慈禧，他们才是最大的卖国，最大的民族败类，而不是作为传声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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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生爱国有谁知，谁解其中味，李鸿章生逢清朝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国家最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正如梁启超所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时，悲李鸿章之遇。”英雄生于乱世，扭乾坤而不能，忍辱负重，甘背骂名，这岂是平常的心力所能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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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安徽人或许受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而不爱张扬，喜欢在顽强拼搏、敢为天下先精神的支持下耕牛般默默无闻的奉献。“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一位不爱张扬的安徽人。他为了我们的国防事业“突然失踪”在科研一线，不计名利、舍生忘死,默默无闻地奋斗了20多年，他和妻子许鹿希结婚三十三年，在一起生活只有六年。“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牛”精神，正是对鲁迅诗句生动而深刻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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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的同学和老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曾经称赞他的这位同学；他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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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他是一位最无愧于“孺子牛”称号的人，是安徽人不必炫耀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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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历来重视实际，讲求实用，追求事功，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表现了黜玄想而务实际的牛精神。中国先哲认为：“华而不实，耻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反对浮华，主张求实。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叫“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一致。徽文化是人类封建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最浓的文化，这有助于务实精神的发展。正是这种求实、务实的精神，才让一代代安徽人得以名扬四海。安徽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层出不穷的著名人物，与其所处的区域和民风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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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位于中国的南北冲要，地形多样，两大河流长江、淮河横贯东西，把全省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大自然区。淮北为广阔的平原，坦荡如砥；江淮间是连绵的丘陵，起伏如波；沿江是平展的绿畴，间以明镜般的湖泊；皖西、皖南是雄奇的大别山和黄山。如此多样化的地貌和气候环境，形成了多样化的居民群体性格和民风，造就了不同特点的人才人物。江南和皖南，山青水秀，流水潺潺，宋明时是程朱理学影响最大地区。这里的人视家庭为立国之本，“家齐而后国治”，遵守严格的伦理秩序。皖南山区、新安江畔，现今仍保存完善的一座座宗祠就是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里民风温文尔雅，为人谦和又不失自尊，行事谨慎缜密，多出学问家，如戴震、胡适等。明清时的徽商，人称“徽骆驼”，以能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并有儒商特点而著称于世。江淮地区，兼有淮北之刚，江南之柔，具有一种过渡地带的民风，既出军政人物，又出学问家，如明太祖朱元璋、吴王杨行密，国共两党将领，以及现代科技人物杨武之、邓稼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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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和淮河，地区的差异和交通状况的不同，所以南北民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淮北大平原上生活的人，古代讲老庄，信黄老。淮北多为中原官话；口味咸中带辣，汤汁口重色浓，惯用香菜佐味和配色；“席上无酒不进餐”，喝酒猜拳行令，择筷打杠习以成风。因地近黄淮，灾害频繁，住居简朴，衣着朴素（老人爱穿黑、白、蓝三色），民风剽悍，“即使走险，也群起响应”，因而多出胸怀坦荡的英雄豪杰，诚如梁启超所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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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印尼人民把殖民主义者比作老虎，把自己比作雄牛。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在讲演中，经常提到“雄牛精神”。印尼倡导“雄牛精神”，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奋勇进取，为推动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拚搏。而有着北方人的粗狂与豪爽，在皖北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安徽人，有着另一种“雄牛精神”。三国时代“曹八将”夏侯敦、许褚、夏侯渊、张辽、曹仁、曹洪、李典、乐进等人中都可看到安徽人的身影；“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的胡大海、常遇春、徐达等人，均为“席卷江淮皆英雄”的代表，正是依靠成千上万江淮儿女的南征北战，才打下了由安徽人当皇帝的明代江山，统治中国近300年。因此有人称，三国和明朝是安徽人的时代。清朝时以安徽人、河南人、与山东人为主组成的捻军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的骑兵。在历史长河中，安徽人才英发，不断形成各类人物群，在中国大舞台上成为执牛耳的群体，使得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不断打上皖人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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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雄牛精神”向来都有“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尔”的气魄，十二岁拜卿的甘罗可谓是少年气魄震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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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凤台）人甘罗，12岁为秦使赵，助秦得11城池，封为上卿。将一个12岁的少年推上“上卿”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战国时诸侯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丞相)，别说在中国绝无仅有，即便在世界上也是少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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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当时任秦国的丞相，秦王赢政为了实施“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燕赵联盟”，打算派张唐到燕国为相，委托吕不韦去征求他的意见。而张唐却惧怕赵国，在家装病，任凭吕不韦磨破了嘴皮，他就是死活不去。吕不韦感到无法向秦王交待，在家闷闷不乐地发脾气，谁也不敢靠边。甘罗当时仅是吕不韦的一个小门客，听说了这件事便自告奋勇要求前去说服张唐，吕不韦此时已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让甘罗去试一把。那甘罗去后，动以大义，晓之利害，连哄带唬，三言两语便让张唐明白了为臣的责任和违命的后果，诚惶诚恐地去向吕不韦陪罪。而吕不韦却从中发现了甘罗卓越的外交才华，立即向秦王赢政举荐其为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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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这个时代的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人才层出不穷，甘罗年方十二，就已经凭自己的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并且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得到十六座城池，官封上卿，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确实是一个才能出众的小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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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北部有耕种小麦、大豆、红高粱的黄牛，南部有的跋涉水田的水牛，牛的耕耘和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淮河两岸的安徽人，安徽人的品性中也在无形中孕育了这种牛精神。安徽位于祖国南北冲要，长江、淮河系南征北战的天然屏障，在历史上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区域。沿江沿淮，历为南北统治集团必争之地，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安徽是夏王朝建国之地，商王朝发祥建都之地，春秋时是兼并战争频繁之地。“吴头楚尾”的安徽，是吴、楚在淮河、长江流域反复争战之地，楚国后期建都之地。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揭竿而起，楚汉大决战，三国魏吴拉锯争锋，也都在今安徽境内。南北朝江淮间更是屡燃战火。宋代，金与南宋同样以淮河为界对峙争战。元末红巾军起于颍州，朱元璋兴王于凤阳。清代，太平军、捻军与清军激战于江淮，摧清王朝于欲倾。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很少有离开江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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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在江淮大地上爆发的著名战事有：徐楚娄林之战、楚灭方国之战、吴楚鹊岸之战、秦灭楚蕲南之战、大泽首义、楚汉垓下之战、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末王州公起义、三国魏吴逍遥津之战、濡须坞之战、西晋祖逖北伐、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南朝钟离保卫战、隋灭陈采石之战、江淮人民反隋起义、唐藩镇割据战争、黄巢起义军战事、宋方腊起义、宋金顺昌之战、柘皋之战、采石之战、红巾军颍州起义、太平军安庆保卫战、三河大捷、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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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之地向为政治家强化政权之地、兵家死战之地。古人云：“江淮定而天下稳”。俗话说“乱世出英雄”，频繁的政治斗争和雄奇的军事斗争的烈火熏陶和锤炼了皖人，他们从祖辈的血液中继承了军事的韬略和政治的权谋。因之，安徽自古政治家、军事家迭出，像管仲、曹操、李鸿章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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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牛“为而不有，善而不居”，既不讲报酬，也不沾沾自喜。它能“宰制官能、惩治我欲”，不忘责任和义务，不污染社会，不做社会的包袱。安徽走出的良吏便是这种不忘责任和义务的“牛”。《汉书·循吏传》6名传主中，安徽就占了3人。东汉“党锢之祸”中坚贞不屈的范滂是太和人，宋代包拯更是封建时代清官的典范，桐城人左光斗是明代反权奸魏忠贤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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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左光斗身上有一种“绩溪牛”抵不到南墙不回头的抗争和拼搏的精神。万历、天启年间,桐城出了铁骨铮铮、弹劾魏忠贤的御使左光斗。左光斗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杨涟同举进士，历任御史、左佥都御史。任内在北方办理屯田，大修水利，提倡种稻，并提出“三因十四议” 的具体做法。天启四年（1624），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又亲劾魏忠贤32折罪。但魏忠贤先发制人，捏造罪名将他们逮捕入狱，并指使其爪牙许显纯，对左、杨严刑拷打，摧残至死。遇害后两年，魏忠贤的罪行得到清算，左光斗的冤案得到昭雪。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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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朝廷众大臣利用皇长子朱常洛年将二十，已经成人，应该择日婚配为理由，提请明神宗按定例先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再行皇太子加冠成年、婚配各种礼节。然而神宗采取对提议一概不理不睬的态度，却私自与郑贵妃立定誓约，一定要将皇位传给他们的孩子二皇子朱常洵。消息传出，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皇长子朱常络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了主意，只好利用左光斗和杨涟两内阁都御使大臣的威望，联合所有官员一齐反对，才将这件事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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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六年，左光斗先生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买通郑贵妃最亲近丫鬟，偷出神宗交给她保管的立约锦盒，将里面的誓书用蠹鱼蛀得七洞八穿，刚好把常洵二字，啮咬得一笔不留，然后再悄悄地放回原位。其后第二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由内阁大臣沈一贯奏请，再次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朝堂上群情汹涌激昂，议论纷纷，言官揭贴雪片一样飞到皇帝客案头，明神宗弹压不住。郑氏知道情况不妙，等神宗一退朝就携带锦盒向他哭诉，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叹息声中揭去封记，打开盒子观看。但见以前的御赐誓书已然两样，常洵二字无影无踪，不禁悚然说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遂在第二日早朝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陆续封各子常洵为福王等诸王，即日诏告天下。于万历三十七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明祖制，藩王成年必须迁到封地，不得参与地方军务，做一个安份守已的王爷。福王也将择日前往藩属地洛阳，朱常洛总算坐稳了太子位，他就是明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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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左光斗和杨涟一心一意想整顿朝政，但是明熹宗是个昏庸透顶的人。他宠信一个很坏的宦官魏忠贤，让魏忠贤掌握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凭借手中的特权，结党营私，卖官受贿，干尽了坏事。一些反对东林党的官僚就投靠魏忠贤，结成一伙，历史上把他们称做“阉党”。杨涟对阉党的胡作非为气愤不过，大胆上了一份奏章，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左光斗也大力支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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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可捅了漏子。公元1625年，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勾结起来攻击杨涟、左光斗是东林党，罗织罪状，把他们打进大牢，严刑逼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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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光斗被捕以后，他的学生史可法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每天从早到晚，在牢门外转来转去，想找机会探望老师。可阉党把左光斗看管得很严密，不让人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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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光斗在牢里，任凭阉党怎样拷打，始终不肯屈服。史可法听说左光斗被折磨得快要死了，不顾自己的危险，拿了五十两银子去向狱卒苦苦哀求，只求见老师最后一面。狱卒终于被史可法的诚意感动了，想办法给史可法一个探监的机会。当天晚上，史可法换上一件破烂的短衣，扮着捡粪人的样子，穿着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长铲，由狱卒带领着进了牢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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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找到左光斗的牢房，只见左光斗坐在角落里，遍体鳞伤，脸已经被烧得认不清，左腿腐烂得露出骨头来。史可法见了，一阵心酸，走近前去，跪了下来，抱住左光斗的腿，不断地抽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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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光斗满脸是伤，睁不开眼，但是他从哭泣声里听出史可法来了。他举起手，用尽力气拨开眼皮，愤怒的眼光像要喷出火来。他骂着说：“蠢才！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来干什么！国家的事糟到这步田地。我已经完了，你还不顾死活地跑进来，万一被他们发现，将来的事靠谁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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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还是抽泣着没完。左光斗狠狠地说：“再不走，我现在就干脆收拾了你，省得奸人动手。”说着，他真的摸起身边的镣铐，做出要砸过来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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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法不敢再说话，只好忍住悲痛，从牢里退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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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左光斗和杨涟等终于被魏忠贤杀害。史可法又花了一笔钱买通狱卒，把左光斗的尸体埋葬好了。他想起牢里的情景，总是情不自禁落下眼泪，说：“我老师的心肠，真是铁石铸成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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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有一种披荆斩棘，锐意拓荒，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精神。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等就是这些拓荒牛敢于吃螃蟹的结果，他们为我国的农村改革政策提供了有许多经验和政策，这些经验和政策都出自安徽，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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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身上的这股牛劲是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是这种牛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五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安徽淮北地区属于中原之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先秦在淮北形成了老庄道家学派。到了西汉，寿春一带形成了以刘安为首的新道家学者群。而当时长江以南，尤其是皖南，还没有很好开发，所以从这一时期的典籍中几乎看不到这一带出过什么人物。汉末三国时期，孙吴统治江东后，江南才得以开发。东吴在皖城（潜山）、皖口（安庆）、濡须坞（含山）等地屯田，并兴修水利和圩田，使江南和皖南的农业经济得到开发。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贸也随之兴旺，宛陵（宣城）、姑孰（当涂）、芜湖成为江南商贾云集的城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出现铜冶炼中心梅根冶。由于中原战乱，江南经济的初步发展，北人南徙，世族豪强渡江来到江南。这一时期江南土著人物尚没有出现，主要是北方南迁士族人物，如迁至宣城的桓氏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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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前期，安徽的农业、手工业、制瓷业、茶叶生产都得到了发展，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北方，政治和文化领域几乎为北方人物垄断。安徽这一时期人物人才的产出不多，处于“低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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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安徽工商业尤其矿冶业得到较快发展。江南的铜铁开采量增加，池州铸造货币，皖南文房四宝工艺发达。安徽江南商业集镇密集程度逐渐超过北方。建炎三年（1129年）后，宋室南渡，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皖南的人物人才密度大大超过北方，出现了张孝祥、倪涛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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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四百年间，由于朱元璋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倾斜政策和徽商的崛起，安徽发展呈现辉煌。芜湖成为国内重要商埠和手工业中心。凤阳一度成为中都皇城。桐城文章扬天下，形成了桐城文派。皖南出现了徽商人物群和新安学派人物群，如戴震、程大位等。宣州出了安徽数学学派梅文鼎等大家和施润章等诗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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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唯义所在”。尽管这种境界一般人并不是一蹴而就，甚至很难达到，人们仍该“心向往之”去执著追求。正如孟子所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些主张对于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培育了安徽人自尊自强的心态和刚直不阿的正义感，形成了安徽人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凛然正气。段祺瑞在动乱的民国初年，有浓重腐败习气的中国官场中,段祺瑞就能做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出污泥而不染”,视金银如粪土,实属难能可贵。面对高官厚禄，冯玉祥置生死于度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坚持抗日，彰显了安徽人的气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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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人天生有一种老黄牛般脚踏实地永不松套的实干精神。皖人刚健有为，强调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是刚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自强不息，是积极向上，永不停止。刚健有为思想是以自强不息为主而同时包含着“厚德载物”的系统。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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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徽文化基本精神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渗透和表现在安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的“盘古开天地”传说，“女娲补天造人”、“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神话，塑造的都是劳动创造世界、改造自然的开拓者的形象，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安徽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抗起农民起义的大旗，积极相应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数十万江淮儿女投身到人民革命中，在枪林弹雨中走出了百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就是“日新”思想、“革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历史表明，安徽人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脚踏实地永不松套的实干精神，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仍然起着精神动员的作用。以对待人生的态度而言，这种精神以一种积极乐观、发奋有为的态度来主导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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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理学上，大的山脉和江河总是成为气候和自然带无可争辩的“分界线”。可这种分界线在安徽担负着双重作用。从东至西，淮河与长江横贯安徽。在气候上，淮北、江南、江淮之间三地区差异明显。有人调侃而言：芜湖码头北的人尽穿外套，码头南的人都是穿着衫衣。而从人的性格与方言方面来看，这种差别变得更大了。合肥地处皖中，乃是全省的中心，合肥人在安徽犹如北京人在全国一样，高人一等，得天独厚。合肥以北，特别是淮北人都被称为“侉子”；合肥以南，特别是江南人都被称为“蛮子”。究竟“侉子”“蛮子”指的是什么，是褒是贬，暂且不论。最起码合肥人把他们与自己明显地分开，至于“侉子”与“蛮子”之间则更是不同了。有人问，合肥人是“侉”是“蛮”，恐怕连合肥人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


实际上，安徽东南西北四大地区人的性格确实也存在差别。淮北人也许与苏北、山东更为接近，受其影响很大。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的气质毫无遗漏地反映在淮北人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饮食更是与山东人几无差别，难怪合肥人把淮北人称为“侉子”，又把山东看作“侉子的中心”。淮北人有时也不经意地把自己划入到山东，比如说淮海平原、黄淮地区等等提法。淮北人的方言普遍具有北方特征，语言浑厚，语速稍慢，吐字较清晰，与普通话较接近。



与淮北人相反，江南人则酷似闽粤之人。称之为“蛮子”，顾名思义，“蛮子”即有“蛮夷”之嫌。“蛮夷”原系对中国南方比较古老的且落后于汉文化的民族统称。早在古代时期，安徽土著居民主要是夷族与越族，属于楚文化。后来，由于受到长年征战，中原文化的“南征”，安徽的夷族与越族文化统统融入了中原文化。闽粤一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安徽要迟得多。夷越文化在这里保守了很长时间，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成为“蛮夷”之中心。可见在历史上，江南已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虽然由于历史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但是南方楚文化特征依然明显。而安徽江南地区乃是这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所在。所以江南人具有闽越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等性格特征。江南人的方言语速快、频率高，接近粤语的模式，尤其是徽州话最难懂，就连安徽其他地方人听起来比听英语还要吃力。



中国人的性格分布南北差异大些，东西差别相对小些，当然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安徽人的性格分布也大体相当。皖东人接近于苏沪地区，受到这些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发展的刺激，所以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而且比较勤恳，讲究实在。皖西主要是大别山区，属于革命老区，该地区经济状况不好，发展条件较劣，有的地区基本温饱尚待解决。但是老区的革命传统仍然保留着。老区人淳朴、善良的性情依然如旧，生活方式与语言跟皖东、皖西之间的差别较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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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有兴趣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安徽走一遍，就会发现他似乎走遍了全国。尽管这话有些夸张，但从人的性格上而言，安徽人确是中国人之“缩影”。淮河、长江飞贯安徽，成为安徽人性格的天然“分界线”。淮北人是有着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的“蛮牛”；江南人是有着闽粤商贾的机灵、能干的“拓荒牛”；皖东人是有着苏沪“实干家”们的勤劳、实在“水牛”；皖西人更兼中西部人的淳朴、善良“孺子牛”。
四、安徽人真正的本色是什么？

 安徽人灵柔不如南方仔，刚猛不如北方佬。处于淮河流域的安徽人有着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过渡性格，这里的人刚柔相济，受到过传统文化严密的训练，他们的性格集中了周围陕西愣娃的老成、湖北九头鸟的心机、山东梁山好汉的沉勇、河北棉农的淳朴。
 在长江和淮河的两岸，拥挤地聚居着6410多万安徽人，居全国第8位。安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堡垒，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安徽淮南市八公山发现的古猿化石证明中国是人类早期发源地，铜陵中国青铜文化发源地之一。
 安徽人牛劲十足，勤劳简朴，处处敢为天下先，自视甚高。早期的安徽人王直就是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为了商品贸易多次东渡日本，闯荡明朝海禁就是一个典型的安徽小农。
北方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意味着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和清丽。北方人意味着深沉的阳刚之美，厚重、严谨、朴实、豪放，南方人意味着婉约的阴柔之美，浪漫、灵敏、细腻、温情。安徽人既不是典型的北方人，也与南方人差别甚远。要描绘处在北南交汇地带的安徽人整体性格无疑有点困难，因为它缺乏醒目而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比方说我们提到陕北人的时候就会想起在黄土地上嚎着信天游大碗喝酒的绥德汉子，说到山东人，就会想到杀富济贫的梁山一百零八好汉，说到山西人就会想起两眼贼溜溜放光的钱庄柜台老板，说到浙江人就会想到身着绸衣水灵灵的采菱女。安徽人不是三言两言能够描绘的，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貌似平实无奇的安徽人丰富的心灵世界。
 安徽人，历来与中原交通不便，与皇宫疏通不多，往而不亲，他们平凡、恬淡、沉静、甚至似乎满身土气，毫无风光，但当人们翻开他们浩繁的著述，阅读他们如入海蛟龙的文章的时候，便会感到他们那天成的灵性与深广的知识积累。全椒人吴敬梓，清代著名的小说家，创作的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为中国的讽刺小说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安徽博采众家之长，汇聚了周围各个地区的文化营养。安徽文化是一种吃“万家奶”长大的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家欧美报纸登载了一则趣味性幽默——如果在各自房子里落了一根针的话，屋子里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对此做出很不相同的反应。意大利人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离去；法国人顺手抄起一把扫帚把地胡乱扫了一通；德国人则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每个格子里仔细寻找，直到找到这根针为止。这则幽默生动地体现了意大利人的散漫、豁达、不拘小节，法国人的浪漫、细腻、浮躁，德国人的严谨、求实、思辩、坚韧。
 这事要碰到安徽人身上，他们会一边悠闲地啃着馍馍，一边蹲下身来盯着地上看，不慌不忙找到针后立即收藏起来。他们不会像意大利人、法国人那样随心所欲，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过分拘泥严谨。他们凡事从容不迫，对自己的一切充满了良好的感觉。在近现代安徽人穷怕了，他们深知生活的艰辛和物质的来之不易，在他们眼里，一根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应该珍惜，一块钱实质上是一堆白花花的盐。
 尽管如今的安徽早已失去了昔时灿烂的光辉，整个文化有如江河日下垂垂老矣，然而面对沿海地区咄咄逼人的经济步伐，他们仍然对家乡怀着“中国惟有此地可居”“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的心理认同。自从汤显祖一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开始，徽州成了世人的眷念之所。
 安徽人就像寒冬的土拨鼠一样蛰伏在淮河两岸的深处，他们慢慢舐吮自己的爪子，以备来年更加辛勤地耕耘。
 安徽人还是中国传统礼教观念较重的一个群体，他们保守而注重实惠，尤其注重自己在家族或周围人群中的名声。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准则在许多安徽人那儿仍很有市场。
 “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并非是无缘由的空话。千百年来,横跨豫皖、苏、鲁四省的淮河,在造福两岸人民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淮河之滨的凤阳出过朱元璋，那可是造反最成功的人物，安徽淮河沿岸人民由于经常受水灾，生活极端困苦，所以自古就有造反精神，陈胜、吴广、刘福通、朱元璋、捻军都是从这里杀出来的，他们对朝廷的震撼，每个统治者都应当知道。毛泽东曾经根据淮河灾情，借鉴历史经验，从政治高度出发，强调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其原因在于淮河流域天灾人祸多，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必须先把淮河治好。
 淮河流域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是整个中国文明的焦点。这种漫长而古老的历史厚度，使得安徽人长期生活在世代因袭的观念中，并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安徽人深深地为脚下的大地所陶醉，这种独特的自豪感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重要的心理基础；而另一方面，穷则思变曾经是何等富庶的淮河一旦灾害频仍，安徽人就会思考变革。安徽人追求安逸，满足现状，只是在迫于无奈走投无路时才会去改革创新。安徽人向来都是追求安逸的，活不下去是才会本能的爆发，忍耐力很强，所以历史上的起义暴动很少首先发生在安徽，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追随者，之所以如此沉寂是因为他们善于忍耐。因此要调动安徽人的积极性，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还是应该有强大的压力，压得他们觉得必须改革，压出他们活不下去的恐惧，压出他们的创新思维。历史也证明安徽人有在压力下爆发的潜质。明太祖朱元璋不就是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落草为寇，打出了大明江山。小岗村民不也是在压力十足无法活路的情况下首创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目前的小岗村又沉寂了，因为他们有后下去了，又可以安逸了。目前安徽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来说是比较靠后的了，但虽然落后，由安徽人的耐心似乎还未到能激发他们斗志的时候。再等等看，也许会再等出一个安徽人爆发的奇迹。
 安徽人是四平八稳的，既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也缺少南方人的灵秀，他们仿佛被沉重的历史重担压得直不起腰板来，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长得全差不多，面部神情千篇一律、僵硬而沉稳，这在安徽尤其突出。
 安徽人就像一口很深很深的井。由于深受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熏陶，他们不喜欢显山露水锋芒毕露充当出头鸟，而是更愿意将真实的本领掩盖起来，把好戏留在后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安徽人欣赏黄雀的老谋深算。若是初次见面的话，很难相信这些衣冠简朴神色平实的人实际上深不可测、内涵丰富。在安徽一个貌似文盲的乡村老头或一个摆地摊的小商贩也许就是一个饱学之士。
 中国人被权力社会折腾惨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人们不得不学会在政治漩涡中演戏，并狠下功夫钻营人生哲学。在一座黑暗的围城里怎样才能活得好一点呢？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人生大问题。在人生哲学方面安徽人显然很有一套，他们懂得在简单的物质条件下如何去打发快乐的日子。
像周瑜、鲁肃、李鸿章、段祺瑞这样的安徽智者多了，他们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动声色就将一切事情都搞定了。
安徽人悠悠然不慌不忙，稳健，老成持重，心眼多，有分寸，近情近理，不偏不倚，不露头脚而具有最大适应性的潜力。
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总结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指出：“中国人的忍耐，重视道德伦理，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和有学问的人等，体现了一种醇熟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中心是人而不是神。”“中国的理想君子是一个置身于生产需要之上，能够优游岁月，致力于象征安闲的人。”他的这番话可以应对到安徽人人身上。
 安徽人韧性十足，是有名的“徽骆驼”和“绩溪牛”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的困难，同时他们的质朴不容置疑。然而安徽人的质朴与山东人的质朴是不尽相同的，山东人的质朴很少掺杂水分在里头，而安徽人的质朴却很有分寸，猜不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小瞧安徽人的，因为他们深知有大聪明的人都是很质朴的。早在几千年前早期的安徽人老子说大巧若拙，大音稀声，大智若愚；安徽人是不能小瞧的，谁小瞧了安徽人，谁就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江淮大地古风犹存。说安徽人是传统文化的残余势力也罢，说安徽人跟不上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也好，他们全然不去理会，照旧悠哉悠哉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不是像邻近的河南人一样背着行囊背井离乡去金银满地的大都市去当打工族。安徽人不是不憧憬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而是实在舍不下家中的妻儿老小和生养自己的土地。
儒家道德精神和农耕文化编织成的小农意识，塞满了安徽人的脑袋瓜子，同时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 安徽人的性格兼具南北，粗犷且细腻，完全可以用中庸来形容之，即不左不右，不激进也不死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徽历史上的名人不少，如古代的老子、管子、庄子、吴敬梓，嵇康、朱熹、包拯、曹操、范增、张良。现代的陈独秀、李鸿章、胡适等，这些名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不算弄武人士，文化水平较高，曹操虽带兵打仗，可也文才出众，反到朱元璋是个异数，结果就做了皇帝。
 安徽人特别服从权威，性格温顺，但这种温顺与江南人胆小怕事柔弱有余的温顺不大相同，它包含有一层刚健的东西在里头。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老子、庄子都是安徽人，他们所推崇的“无为而治”,安徽人继承了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同时也学会了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所以在处事上有进有退，一刚一柔把安徽人的群体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从儒家的入世精神到老庄的无为而治,一阴一阳谓之道，安徽人刚柔相济，淳朴沉勇。成功的人谈儒家，不成功的人谈道家，还是拿破仑的那句话好：要生存，只有靠自己。
安徽为什么会文化优秀呢，想必与那里山清水秀有关，虽说地理上跨南北，可离江南最近，因而近水楼台，加之离古代文化较为集中的山东、河南不远，可以说是占了天时地利，接受新东西快，这算是安徽得天独厚的优势了。
 安徽的重要性，可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看出来，楚汉争霸，刘邦项羽就一直打到安徽灵壁东南的垓下，项羽最后拔剑自刎，一世英雄就如此壮烈而去，怪只怪项羽没用安徽人做谋士，让范增回了老家，让张良跟了刘邦，而出计将项羽置于死地的正是张良，安徽人的智谋于此可见一斑。
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的大思想家，他的理论可以说是明代后中国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简言之就是一个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朱熹这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无论皇亲国戚、庶民百姓，为人处世都要忍字当头，这非常好地刻画了安徽人的性格，后来的李鸿章、陈独秀等都是如此行事风格，换了其他地方人，怕是不能做到如此具有忍耐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优点，但不张扬确实是安徽人自古的传统，也算是忍的一种表现了。
 安徽近代最大的事件就是太平天国和皖南事变了。太平天国年代，安徽是洪秀全对抗清朝的重要地带，因为那里有长江下游几大要塞，安庆、芜湖都是天国的重镇，洪秀全的部队曾国藩的部队在此激战无数，直打的天昏地暗，最后洪秀全败了，而曾国藩则一战成名，湘军至此无敌天下，无湘不成军由此而来。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对新四军发起的反革命事件，叶挺将军因此被俘，“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说的就是这次事件。这两次历史说明，安徽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上可去江苏、山东，下可去上海、浙江、江西，地扼长江天险，谁都需要。
 皖南多英才，皖北多雄才。安徽是中国人文荟萃的渊薮，皖南为明朝之后出现历史名人最多的地区，而在明朝之前头把交椅非皖北莫属。皖南英才多清柔灵敏之人，皖北雄才多雄浑沉勇之人。
 当年以皖北人为主力的捻军消灭满清中央军队，汉族军阀的淮军从此成为满清主要军事力量。满清中叶，外敌入侵，太平天国从广西一路杀出，占了南京，但其终究无法进入满清政权的中心区域，华北。这时，安徽涡阳雉河集，捻军高举反清大旗，十万骑兵从此活跃于江淮河南山东大地，直接威胁北京，满清中央的最后军事王牌，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也亡于捻军，老僧在山东高唐被砍了头。中央无力，地方就称霸了。
 当年李鸿章的淮军也是在皖北淮河流域成长起来的，这支队伍以好勇善斗出名。刚刚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湘军被调来剿捻，但湖南人受不了江淮地区的寒冷，并且适应不了与骑兵作战，剿捻最终由同样来自安徽的淮军完成。
 淮军首领合肥人李鸿章在满清后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晚清的历史离不开他，不论功过，谁也不可否认他对晚清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其中他将淮军扩大改组成北洋军，汉族将领从此敢于同满人争高下，这是推翻满清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后，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枪杆子理出政权。
生活在江淮之间的人,从小就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生存,知道怎样调和,怎样捣糨糊。所以安徽、江苏出宰相。李鸿章和周恩来是代表。
安徽这样南北文化冲突的省，容易出先知先觉的人。陈独秀、胡适都是代表。胡适晚年在美国，收了唐德刚这个关门弟子，又是安徽老乡。而且唐的前辈在北京和胡适过从很密。唐德刚是合肥附近的，和李鸿章、吴邦国是老乡,胡适是徽州绩溪的。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写道：胡适和我们说话，动不动就是我们安徽。其实,他们的徽州话，我们合肥人根本听不懂，连饮食习惯也不一样。而唐德刚为文，嬉笑怒骂，揶揄嘲讽，像说书一样。典型的淮河两岸那种风格，也许和蒙城的庄子文风有承继关系。而胡适，绝对是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今天哪有学问呀,无思想自由便无学问。”这是胡适先生讲的。当年大陆组织各位专家写文章批判胡适。胡适在美国将这些文章全部看完,觉得不值一驳。唐德刚问他：难道里面没有一点学术么?胡适说：无学术自由哪有什么真正的学术。
 安徽的历史如此丰富，也令安徽人多少有些厚重感，他们比较能忍辱负重，不善于表达而善于行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安徽的农民率先开展承包责任制，为打破二十多年的大锅饭开了个好头，所以中国的改革也是源自于农村，最后包围了城市的，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干什么事得为农民着想，否则什么也干不成。
老子曰：“我恒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虽然这古训倍受推崇，但实际不过是一张“护身符”。“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敢勇挑大梁，不敢锐意创新。在这腾飞的新时代，人人要敢为天下先！
 这里曾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农耕文化积淀深厚，才子、名人辈出，浩荡的淮河，俊朗的黄山、婉约的九华山天下驰名。在夏商到明清的漫长时期里，淮河与长江流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是安徽物阜民丰的基本保证。所以安徽人向来有着浓厚的江淮情节，安徽是江淮大地，安徽人是江淮儿女，甚至莲安徽的富庶也与江淮休戚相关，“江淮熟，天下足”。
 安徽人在口味上多半是爱辣嗜酒，爱辣的人们能把辣椒的辣享受得淋漓尽致飘飘欲仙，正如嗜酒的人们能把酒喝得酣畅淋漓腾云驾雾一样。对于嗜酒者而言，酒称之美酒，对于爱辣者而言，辣椒自然也可以称之美辣了。嗜酒的种群，其性格总要偏向率真豪放、刚毅勇武、粗犷剽悍的；嗜辣，可令人率性落拓，豪放不羁；可令人好事善行，敢做敢当；可令人豪情澎湃，壮怀激烈……
 据说武汉人的基本性格是外向型的，而且爽直，偏又性急，说话节奏之快常常如同吵架。武汉人自己将闲聊就叫做“聒天”，这在吴越人氏看来未免有点可怕。我想这很大程度上跟吃辣是分不开的。旧时代所谓“湖北佬”，其性格特征的形成，恐怕多半也要从辣椒里面去找源头原因的。辣椒影响力之所及，恐怕最后是要通向尚武精神，湖北有个大名鼎鼎的“将军县”，也不是偶然的吧？湖南人的“好胜尚气”也是很出名的，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说，“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湖南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驰骋宇内，更是辉煌的一页。这也不是偶然的。据有关史料显示，两百年前湖南在华夏大地上一向是寂然无声的，近代湖南志士杨毓麟也曾感叹道：清代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重于天下，亦不知有所谓对天下之责任。想想，这湖湘之地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民风，在一两百年间就发生如此之大逆转，这难道跟湘人在近两三百年来的嗜辣习性毫不相干吗？而相对于吴越江南人氏呢？学者张仁福在《一方水土一方人》中是这么概括的：“个性相对文弱，气质相对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哀而不壮”。可见安徽人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 文明的衰落在劫难逃。星空黯然失色，历史伟丽的天鹅绒大幕徐徐降下。安徽丧失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轴心地位。博大而富丽的文化气象一落千丈。昔日的盛况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复重现。
 虽然雄富的江淮大地上景物花容失色，虽然肩负着古老农耕文化传统重负的安徽进入近现代后，虽然步履蹒跚的江淮大地已不是什么中国或世界文明的领头羊了，虽然有人偏激的认为安徽人在近现代彻底地落伍了，他们只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深情地缅怀古老时代的荣光。真正的智者会发现安徽正在崛起，安徽人虽然没有腾飞的翅膀，但是安徽人依旧是现在社会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徽骆驼”和“绩溪牛”。
 天下无徽不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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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话，叫做“无徽不成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个以“徽骆驼”自嘲的大商帮曾创造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神话，叱咤中国经济舞台300余年。

 他们的发迹和中兴、他们的奋斗屐痕，还有那片曾孕育了红顶商人胡雪岩、国学巨匠胡适、“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一代巨贾、名儒的徽州大地，无不激发着我们强烈的好奇。他们曾经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令人瞠目结舌，几乎等同于那时天子乾隆皇帝的“年收入”。而创造这些神话的徽商是我们无法忘却的财富英雄。
 徽州境内多山，沟壑纵横，耕地极少，旧时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也就够一家人吃二、三个月。为求生存，只好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这也正是“徽商遍天下”的原因。徽州的男人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行走在古徽州的大街小享，所到之处，无论建筑还是文化，甚至是历史，皆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关于生存的渴望。这种渴望如巨石般，千百年来，一直压在徽州男人的肩上，不曾减轻。
 在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所以那时的徽州男子小小年纪就要出去做童工，或是做学徒，直到经营有成才可荣归故里。如果有哪家的孩子受不了打工的辛劳和思乡的苦，半路跑了回来，不仅要被村人嘲笑为“茴香”（回乡）豆腐干，就连父母也认为这是有辱门庭的事，要将其赶出门去。
 如此的压力与重负，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徽商，尤其是江浙一带，因为地缘关系，徽商特别的多。从东晋至晚清，徽商经营最成功的行业就是当铺和官盐，淮扬的巨商几乎全都是徽州人，在明代话本里，“徽州朝奉”已然成为了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而明清两代的徽商更是垄断了整个官盐的贸易。正是因为这些徽商，才有了夹柳带桃的瘦西湖，才有了乾隆下江南时一夜成塔的传说，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红顶商人（官商）。
 在封建社会，人们的阶级等级也是相当森严的，市、农、工、商，商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从屯溪往黄山一路走来，无论是田间的农舍，还是半山腰的民宅，清一色的白墙灰瓦，清一色的马头墙，这样的颜色与造型是徽州当地民居的一大特色，整洁朴素，却又非常实用。然而这么多的房子，却没有一户人家的大门朝南开。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官府的大门都是朝南八字大开，而商人一来没有社会地位，不能仿效；二来也是取忌惹官非之意。正应了那句俗语“商家大门不朝南，兵家大门不朝北（忌败北）”。
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土著人是山越人。东汉末年以后，北方中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徽州由于地靠江南，处“万山丛中”，《徽州府志》上记其“形势”是：“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因此，如世外桃源，许多迁徙的中原名家士族在此获得避难安居之所。纵观徽州移民的历史，有三次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这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就迁居来近二十个姓族。他们迁到徽州以后，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
 自明朝嘉靖万历之后，徽商便逐步在所在经营的许多重要商业部门占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以至执其牛耳，造成“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由于长之以往人气旺盛，竟至在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而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在杭州，徽州木商颇成气候，更有经营钱庄等的绩溪籍“红顶商人”胡雪岩、黟籍商人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名噪一时。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在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也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徽商的存在与否关乎某个地方或市镇的兴衰荣萎。江苏灌南县地濒盐河，徽商程鹏等出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沿用至今，还有江苏的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足见徽商势力的影响之甚。
 长江干流地带的大小城镇多有徽商立足称雄者，如芜湖的米木盐茶典布各行业商务几乎被徽商全部操纵着，清代已成“天下四聚”之势且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汉口其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皆由徽商所控制，汉口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以及当地还建有豪华气派的新安会馆，又如湖北的黄梅与黄陂二县分别是“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城内半徽民”。由此可以窥见徽商的财势之雄大。
地近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苏北淮安“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光是典当质铺就开有百余家。徽商们到京城也开起更多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明朝末年徽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另有徽商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
 武汉三镇的汉口由一块无人栖居的芦洲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进而到清康乾时发展成“吴楚贸易”重镇，就有赖于徽商之力。明清鼎盛时期的徽商在汉口业贾者特多，影响也颇大，至少在康熙年间就有徽商在那里建起“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渐而渐之，此地又形成了“新安巷”，甚至还有歙商许登瀛开辟了新安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兼建起一座“奎星楼”，成为汉口的一处巨观。徽商之于不少市镇而言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如位于嘉定县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在明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他处难望其项背的兴旺景象，正是因为“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可是后来徽商由于“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再者，清初江苏盛泽镇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
 徽商在封建社会以族群的形势出现，源于徽州浓厚的宗族传统观念，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徽州宗族历史悠久。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 徽州宗族对徽州历史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各行各业均产生了灿若繁星的代表人物，如“徽州八大姓”就是一个典型。徽州“程氏”于始祖程元潭（东晋初新安太守，居古海宁县黄墩，现为屯溪区篁墩））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大有成者，如宋学者程大昌，明文学家程敏政、制墨名家程君房、数学家程大位、武术家程冲斗，清学者程瑶田，辛亥革命志士程家柽等。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古徽州文史典籍的不断发现和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广，人们对徽州宗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评价。
 自古以来，徽州人的确有很多的不同。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悲壮的社会群体，是极具人文理念的历史名词。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人骨子里珍藏的是独特的徽州儒风。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铸就了绩溪人内秀、谦让、保守的性格。无论为官为商，无论从文从医，他们坦荡睿智，崇文尚学蔚然成风，儒家品味一览无余。绩溪人创建的“桂枝书院”，不仅是绩溪历史上第一个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清光绪间绩人首建“毓才坊”女校，开创安徽女子学校的先河。平民化的徽州文风不断孕育出众多的历史人物：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汪华，宋代文学大家胡仔、名臣胡舜陟，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工部尚书胡松、兵部尚书胡宗宪，清代宦海“三奇士”邵绮园、程秉钊、胡铁花。尤其起于东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绩商不能不说是绩人的典范。这些新安大贾们充满着传统儒学人文精神，在徽杭古道上来去匆匆，义、利交融，儒、贾一身，甚至官、商一体。徽商巨贾胡雪岩、胡炳衡，徽墨巨匠胡开文……他们从绩溪这块偏居一隅而又充满神话的土地走出去，不断书写着“徽骆驼”的精髓，在历史的时空里回响。
 明清之际，徽商的足迹几遍宇内，雄霸三百余年。徽州商帮集团便在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中孕育而生。数百年间，徽商们所代表的商业文明不断冲击着农业文明，富裕起来的徽商们极为重视文化教育，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
有人归纳徽商的性格特征是：多儒商，爱打文化牌。自古至今，以徽商是：日常皆好读书习文，大户大族人家如此，小户小姓人家亦这样。此风歙县和休宁最甚，弘治《徽州府志》“风俗”记载：“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读书总是第一位的；居而皆多礼仪，至少是在明代，徽州就有“礼仪之邦”之誉。清休宁茗洲的一个吴氏家庭在其《家典》中则更是明确提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这其间造就的学者极多。特别是休宁，早在南宋淳熙年间《新安志》就曾记：“休宁俗，亟多学者。”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数不胜数，明万历年间休宁人曾在县治东门外建造一座“九贤坊”，以旌表历史上的“休宁理学九贤”，他们是：宋代程大昌、吴儆、程若庸，元代陈栎、倪士毅，明代朱升、赵汸、范淮、汪循。对此，明末清初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到：“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大昌）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清代则有大思想家戴震等。他们个个都风流千古。
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 清代绩溪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然家为富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道：“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 徽商爱打文化牌的直接效果就是产生了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是千年徽州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现在的徽州遗存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下的底蕴。学者中间“徽学”概念的提出，把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作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来对待，加以研究。徽州文化始终在弘扬着中华文化，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弘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上，不难看出其折射出的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曾有的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而且，在某些领域，徽州文化甚至还超过了中原文化。
 地处万山丛中的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徽民在务农工的同时，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从贾经商或业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虽说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众多徽人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贾儒兼事，“亦儒亦贾”，他们却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竟致出现“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产物，也是封建时代衡量一个区域文化的标准。当时，状元是社会各阶层推崇备至的偶像，考取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从唐武德五年（622）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为649位。其中从宋嘉定十年（1217）到光绪六年（1880），安徽休宁籍状元有19位，比例居全国之首。因此休宁有“中国第一状元县”的美誉。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站在西方讲台上的第一人——戈鲲化。戈鲲化，字砚约，一字彦员，休宁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经历了兵燹流离之苦。大约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二年期满，移居宁波，在英国领事馆任职时间长达15年之久，其间曾捐了一个五品宁波候选同知的官。戈鲲化善长诗歌，出版有《人寿堂诗钞》和《人寿集》，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在美、英领事馆的工作经历，使戈鲲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法国学生。
 19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决定设中文讲座，培养通中文的人才，以增强美国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经过考察，他们找到了戈鲲化，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的领事鼐德在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此事立即成为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 按照合同，戈鲲化的教学应到光绪八年（1882年）秋天结束。不幸的是，这年二月，他因感冒而转发肺炎，多方治疗无效，于十四日病逝。十八日，哈佛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思会，除了他的亲属，校长埃利奥特，美国朋友鼐德、刘恩等，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以及中国使团的代表出席了追思会。不久，戈鲲化的遗体和遗属在专人护送下，由波士顿经日本横滨回到上海。
 作为徽商代言人的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发行钞票而出名的理财家，也是徽商杰出的代言人。清咸丰年间，他任过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他的老家在歙南杞梓里。祖父王槐康，是乾隆年间有名的大茶商。父亲王应矩善于经商赚了好些钱，热心桑梓公益事业。
 王茂荫本人在步入仕途之前，也管理过一年茶庄。事情是这样的：青年时期的王茂荫，在南闱报考举人，考了多次，都没有考取，直到“而立之年”，还仍然只是一个“秀才”。当时，父辈和他自己都认为仕途无望了，打算弃儒从贾。道光十年即 1830年，王茂荫根据家里的决定，由家乡赴北通州管理了一年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竟考中了个举人，接着第二年又参加了会试，连捷进士，从此开始了30余年的京宦生涯。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轻商观念严重，商人处在社会下层，当官的很少有人为商人说话。身为京官的王茂荫却是商界的忠实代言人。1840年，他闲居家乡期间，亲见商贾财产被夺，于是，他在一篇奏稿中反映说，歙邑十室九商，商必外出，家中惟存老弱，地方棍徒往往借端生事，敲榨勒索。他呼吁地方政府抚恤商民。为揭露贪官污吏，王茂荫在北京直接上疏咸丰，其中最出名的有这样两个奏折；一是《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一是《沦徽州练局积弊折》。还有一次，王茂荫接到家信，得知昱岭关有匪徒拦路抢劫商人钱物，于是便上疏咸丰，请求咸丰下令地方政府把潜藏在这个地方的土匪全部肃清。
 王茂荫为商人请命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是他在户部右侍郎任内一再上疏咸丰，主张将清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王茂荫是清朝第一个主张发行钞币的，但他主张发行的钞币可以兑现，而且是限额发行的。可是，清政府后来发行的则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而且无限制的滥发，结果在流通中受阻，信用扫地，被商民讥为“吵票”。据有关史料记载，咸丰三年，“官票”刚刚出笼，寓居北京的徽商拿着“官票”去缴税，税吏坚持要现银而不收“官票”，导致各地商帮起哄。为此，王茂荫坚决主张纸币官票兑现，于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再次上疏——《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兑现办法挽回信用。结果被咸丰指斥为“专利商贾，不问国事”，并解除了他的官职。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那件事情。
 徽商创造的经济基础是徽州文化发达的前提，徽商起与东晋，衰与晚清，明清之际的三百多年为最鼎盛时期，徽商和同一时期的山西商人并称为我国两大商业壁垒，与其他商人不同的是，徽商是‘贾而好儒’的真正意义上的儒商。近年来声名大震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 徽商传统经商之道是：“诚”、“信”、“义”、“仁”。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
 我们轻视某样事物时，往往会说“一文不值！”，但对于徽商而言，哪怕只有一文钱，照样可以倒腾出名堂来。
 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说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带着巨款来苏州做生意，生意未成，却各自恋上妓女，钱财很快挥霍一空。他们沦落成了乞丐，夜了就寄宿在古庙里。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唏嘘。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抱着一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回来，让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调成糨糊，将草缠在竹片上，蒙上纸，再粘上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栩栩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天一亮，两个落泊的徽商带着这些禽鸟纸玩具来到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最，游人如鲫。当地人见禽鸟玩具即争相购买。一个上午，他们赚了5000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都是在市场上捡回来的，那一文钱买了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不到两年，两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在苏州开店，为不忘本，以“一文钱”为店名。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 “一文不值”对于从前的徽商似乎是不成立的。仅仅一文钱也可以发家，可以令相对唏嘘身陷无助的乞人富可敌国。
 而在中国经济史上倒腾出最大明堂的是一位叫王直的徽商，他在明朝勇闯朝廷海禁的禁区，从事海上贸易，把生意做到了日本，他远赴广东打造巨舰，攻灭多股海盗，使整个东南沿海悉为其所制。王直靖海有功，但他并未凭借自己拥有的强大舰队叛国害民，反而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与周边国家通商贸易。这些正当请求被昏庸腐朽的朝廷拒绝，王直船队遭官府水师围攻。由此可见，官府镇压在先，王直反叛于后，实属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 王直经商素来讲究信义，现在的日本人称他为“大明国儒生，有相当高的教养”，对他都很信服，肯定王直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贡献。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个封建家族割据称雄，彼此攻伐，并无统一的国家意志，番镇割据的局面导致了日本国的混乱，给王直以日本为根据地反击明朝政府的机会。从地理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王直率舰队侵略了日本才对，而不能说他就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整军经武、反攻大陆，以武力劝谏明政府开放海禁。王直以日本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建立国都，国号为“宋”，王直本人则称“徽王”。他在日本部署官吏，控制战略要冲，周边岛屿的日本人都受徽王政权的管辖，初步形成了以“徽王”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自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海商贸易的主要据点。
 明万历福建长乐人谢杰所著《虔台倭纂》对“倭寇”起源的记载如下：“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上述文字道明了所谓“倭寇”其实均为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领导，而且“初皆不为盗”。正是官府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才导致了倭寇的风行海上，而王直正是这些反叛势力的领袖人物。
 1552年，王直率遮天敝海的强大舰队自日本平户港出发，反击明帝国沿海官府，官军望风丧胆。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击败明朝政府水陆军队。这支活跃在西太平洋的强大舰队的首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而日本人在其中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从来没起过什么主导作用，只不过是王直所部的雇佣兵而已。
 在宁波三门湾王直塑像旁的洞窟岩壁上，题刻着王直对他部属的庭训：“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表明这位徽商领袖的政治见解与抱负。天下无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只有乘战舰下海举义；冠带为官，效忠于昏君，才是人生的不幸！这句话深刻说明了所谓“倭寇”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根源。
 从世界中世纪海商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亦商亦盗的武装贸易形式，也是中世纪以至近代西方殖民者海商集团所采取的普遍形式。而类似王直这样拥有强大海军舰队的武装海商若能得到明王朝政府的支持，必将为中华民族开拓海疆、获取更多资源和生存空间做出巨大贡献。可惜中国顽固保守的传统思维缺乏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和海洋概念、沾沾自喜于天朝大国的专制统治，以安徽人王直为代表的东南海商勇于犯禁冒险开拓海疆的人文性格，是值得肯定的。
 此时负责负责沿海抗倭的是安徽绩溪人胡宗宪，他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位兵部尚书,也是一位驰聘抗倭名臣。胡宗宪本是地道的文官，战场的运筹却又让他成为战功赫赫的武将。他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 明政府督办东南剿寇事务的胡宗宪深知腐败的明军不是王直集团强大海军的对手，遂遣两个说客到日本，游说他归降，并许诺将上书皇帝允其所谏，开放海疆，自由贸易。王直动心了，说：我愿意回去。王直天真地以为皇帝终于采纳了他开放海禁的建议，从此中国可以自由地与海外贸易通商了。
 1557年，王直说服日本各岛大商人，带着庞大的船队，归顺而来。胡宗宪希望利用王直在中日两国武装海商中的威信，取得平倭的全功，进而开放海禁，恢复海上自由贸易。胡宗宪一方面设宴款待同乡、倭寇首领王直，一边派人飞马入京，上书请求赦免王直。可惜的是，胡宗宪的上书被朝廷中那些坐而论道的愤愤君子们弹劾为引狼入室，收受贿赂。胡宗宪恐慌之中无奈将王直交给了巡案御使王本固，终于将王直送上死路。
 王直下狱，中日海商感到被侮辱与愚弄，疯狂报复。做人质的明军指挥夏正无辜惨遭肢解。其义子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血染海疆。最后，海商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舍人保己的胡宗宪最终没有能保住自己，被诬通盗，屈死狱中。
 而王直这样的“海洋大盗”之所以下狱两年而不死，正是源于诱捕他的同乡胡宗宪和一部分朝臣立主海外贸易合法化，赦免王直之罪。但由于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死罪，1559年冬，王直在杭州官港口法场被处极刑。王直临刑前叫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倭寇之患并未随之平息，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等。而由于失去了王直这位治军严明的首领，加之王直部属的复仇心理日盛，江南沿海狼烟四起，无辜平民惨遭屠戮者反而愈见增多。
 徽商凭借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闯荡商海，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 和晋商的比较。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
 徽商有语：“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徽人重视盐业，由此便引出了徽商的另一个特征。徽商的业盐之风概自明朝而始，那时也只有忍的了艰苦肯往九边运粮的人才能得到盐引（相当于今天得经营许可证）。而徽商们恰恰是最能受得住艰辛得“徽骆驼”，于是在私营盐业初兴得明朝徽商就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内商”的席位。此后开中变法的实施，使资金不断递增的徽商能够纳银购得盐引，于是如鱼得水。他们就势把湖广行盐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的财源。十大商帮的席位里，一条名作徽商的金龙骤然腾飞。从单薄的可怜的行囊和背影，到 “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境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条条无悔的艰辛和勤奋。甚至仰卧在紫禁城里的乾隆帝，也不得不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 如此徽商，却终没落了。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毁灭他们的是根植于心中无法改变的小农意识。徽州一手造就并毁灭了它的荣耀。一个古老而宁静的微笑停留在江南——徽州，它给历史和文化都开了个过分的玩笑。走进一个个大门粗陋而内敛的老宅，久久凝视那些华丽唯美却繁芜琐碎的雕刻，这些华丽的有些过分的三雕是曾经辉煌永久的见证和徽商一掷万金的理由。还有那些牌坊，那些见证着历史，也被历史见证着的建筑。
 如今我见到它们，都以褪去了鲜艳，变得颓败不堪，虽潜蕴着的风骨依旧，却依旧能从时间的纹路里看出苍老。然而一种精神和商道，却亘古永存，照耀至今。那些曾经的孤单“徽骆驼”背影，并不孤单了。
 从安徽绩溪走出来的胡适先生曾经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市镇了。”他的家乡就是徽州，这番话就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都市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