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蓄势

武士道精神的深层注解——德川幕府
德川家族，一个在日本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军事豪族。
代代相承，战国时期的德川家族曾诞生过多位了不起的将军。
他们个性分明，为德川家族，更为日本的历史添上自己厚重的一笔。

冯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
学术专长：日本西学史、日本外交史、日本经济体制史、世界现当代史等。

        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为我们讲述“武士道精神”在江户幕府时期的深层注解。德川家族把“隐忍”作为祖训，这样的“忍辱负重”曾经被否定、被质疑，但在日本尊严扫地，饱受屈辱的时候却成为了日本国人的精神支柱。

“幕藩体制”  德川家族的留下浓墨重彩
        自德川家康1603年在江户（东京）建立幕府，至1867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并辞去“将军”职务、江户幕府解体，德川家族实际统治日本260多年。德川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具有不可争议的重要意义。要了解其意义的实质就是要认识德川“幕藩体制”在日本历史上的影响。
        一般认为，“幕藩体制”有“三大支柱”：石高制、兵农分离制、锁国制。
       “石高制”，它是幕藩体制的俸禄分配制度。“石”是计量单位，“高”是“数额、数量”。武士的领地大小、财政来源，由“石高制”决定。所谓“大名”就是领有1万石以上俸禄的武士。通过“石高制”，德川幕府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兵农分离制”，它是日本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所谓“兵农分离”也包括“商农分离”，即：1、武士与农民身份有明确区别，禁止农民携带武器，作为大名家臣和土地领有者的武士脱离农业生产和经营并聚居城下町；2、施行农、工、商分离。除了木工、铁匠等农业生产必需的工匠外，其他工商业者全部聚居于城下町。通过“兵农分离”，以武士为统治阶级，以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等级制得以形成，以此为基础的近世社会得以确立。
         “锁国制”，一般认为“锁国”开始于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以17世纪30年代的5个所谓“锁国令”的颁布为标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朝尾直宏对“锁国令”概括得非常凝练：“锁国令是以禁止基督教传播和统治贸易为内容的。”
        对“锁国制”的是与非，日本学术界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和辻哲郎的《锁国——日本的悲剧》。在这本书里，作者从对日本战败进行反省的立场出发，指出那场战争是日本民族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源，就是由于西方人在使科学精神不断成熟的时候，日本运用国家权力施行了“锁国”政策，人为阻断了科学精神对日本的影响。不过，自1615年“元和偃武”，日本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相对和平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发育成熟，是基本事实。

日本屏风画，描绘了1575年长之战，大名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率领的联军火枪手迎击挥剑冲锋的武田军。

众说纷纭 枭雄身世
        对于德川家康，这位时代枭雄的的身世，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改写了自己的身世和姓氏。
        德川家康1542年12月26日出生于三河国（今爱知县）冈崎城，为城主松平广忠嫡长子，幼名竹千代。出生7年后，24岁的松平广忠死于非命，松平领地为今川氏所控制，竹千代作为人质在骏府（今静冈县）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556年，15岁的竹千代“元服”（武士成人礼）时，今川义元赐以自己名字中的“元”字，竹千代遂得名“元信”，翌年改名“元康”。“康”是其祖父“清康”中的一字。德川家康曾自称“源元康”，即以武家政权创立者源赖朝后裔自诩，当时天皇的“宣旨”，也认可其为源氏后裔。1566年，“源元康”改名“源家康”，后向朝廷提出改姓“德川”获准，遂成为闻名遐迩的“德川家康”。德川身世，不仅见于竹内诚经严密考证而编纂的《德川幕府事典》（东京堂出版2003年出版），而且见于诸多名家记述。而野史中对于德川家康的身世描述纷纭，其中也不乏精彩绝伦之说，当为笑谈。
“杜鹃若无啼，静待莫须急”  性格写照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德川家康的命运是对这句话很好的诠释。日本应仁元年即公元1467年“应仁之乱”后，群雄逐鹿，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德川家康所以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和他的性格有关。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以杜鹃为题写过和歌：
“杜鹃若无啼，杀之不足惜。”（织田信长）“杜鹃若无啼，诱之啼啭否？”（丰臣秀吉）；“杜鹃若无啼，静待莫须急。”（德川家康）
        这三首和歌，将三人的性格特征，即织田信长的暴戾恣睢，丰臣秀吉的积极与富于实行力，以及德川家康的韬晦，表现得栩栩如生。在埋葬德川家康的日本枥木县日光东照宫内，有镌刻着德川家康的遗训：“人生如负重荷以至远路，不可急躁。以不自由为寻常则无不足；心有所望则思困穷之时；忍耐为无事长久之基础，愤怒实人生之大敌。唯知胜而不知败其害必及己身。责己不责人，过犹不及。”
        德川家康曾问妻子：“若我被织田信长杀害，你将怎么办？”妻子答曰：“我会带着孩子切腹自杀，决不屈辱求生。”德川家康说：“此言差矣。德川家的人都死光了，靠谁复仇？我若被杀，你要屈辱地活着。即使卖春，你也要为了抚养德川家的幼苗而忍受屈辱。同样，为了求生，我也会忍受一切屈辱。”德川家康忍受屈辱的信念，并不符合传统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国民甚至一度以德川家康的作风为耻。但是日本战败后，尊严扫地，饱受屈辱，这时，德川家康的忍辱负重的信念，成为支撑日本复兴的民族精神，并使德川家康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神圣的偶像。
德川吉宗  “家康之再来”
        对于德川幕府的15代将军，其中好几个都令人欣赏钦佩，他们各具不凡气质。但其中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尤为出色。德川吉宗被称为“家康之再来”，即又一个德川家康式的人物，是江户时代最有作为的将军之一。德川吉宗是纪伊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个儿子、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曾孙，1705年成为领有55.5万石俸禄的纪伊藩第五代藩主。他的母亲净圆院出身贫寒，如何攀上位高权重的纪伊藩主德川光贞，并在德川光贞年过花甲时生下他，史籍没有统一记载，更有野史称他是私生子。由于母亲身份低微，因此德川吉宗自幼和母亲分离。所幸净圆院长寿，一直活到儿子德川吉宗成为将军。
        德川吉宗不仅领导了无论在江户时代还是日本西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享保改革，而且勤政，节俭，亲民，具有作为一名统治者难能可贵的品质。德川吉宗从不讲排场、摆阔气。相反，无论作为一方诸侯的藩主，还是作为位高权重的将军，他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被称为“平民藩主”。他时常走访百姓，以致坊间流传，即便夫妻吵架，或农民挑粪施肥时，德川吉宗都可能冷不丁从旁边冒出来，高兴时还断一断别人的家务事，帮着干点活。
从“情义”到“法度”  江户幕府的智慧
        从德川家族身上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借鉴的品质。历史总是充满着智慧，其中有很多经验让我们深省。如初代将军德川家康强调的“忍耐”，今日仍是日本人“忍耐，面子，义务，恩情”四大观念之首；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勤勉对及时行乐思想的批判，是一种永恒的价值观。但中国人首先应该借鉴德川家族在“清廉反腐”方面的坚决态度和措施。林语堂先生在《吾土吾民》中写道：“铁面无私的规定最不合中国人的脾性。因此法制在中国从来都是失败的。”所以如此，一是中国人注重“变通”而非“原则”，因此在一句话里，“但是”后面才是真实含义；二是中国人青睐“情理”而非“法理”，因此最为中国人所不齿的，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无情无义”。虽然日本也非常重视“情义”，《菊花与刀》第七章的标题就是“情义最为难”。但德川家族当然不轻视“情义”，但他们同样高度重视“法度”。由于武士在当时被奉为“社会楷模”，因此1615年德川家康在消灭丰臣氏残余势力后，即颁布了《武家诸法度》，既避免“下上”风潮再起，也对武士作为（包括婚姻）进行全面规范，严禁奢华腐败。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又对《武家诸法度》进行修订，颁布了新版《武家诸法度》，1683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再次改订《武家诸法度》。无可否认，总体上说德川家族“反腐”是非常坚决的，这是江户时代的日本能相对长期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户幕府的垮台，并不是因为腐败。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很多王朝都是因为腐败而崩溃的。甚至李自成和洪秀全这两位农民起义领袖，也未能例外。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公开讲演中表示：“坦率地说，古今中外一切革命政党，没有一个党像我党今天这样腐败，没有一个党像今天我党这样无气力，无纪律，无是非基准。这样的政党将迟早被淘汰，被消灭。”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毛泽东翌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作了“反腐告诫”。迄今为止，“反腐”依然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201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曾说：“历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

15代将军，共谱江户时代
        德川家族的15代将军，他们在日本战国时期的政绩如山脉起伏，有碌碌无为，有功劳卓著。
        对于他们的评价也各持观点。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一概而论。鉴于“史料本身会说话”，对于其家族15代将军的评价总有历史的概要评述。

创建江户幕府
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作为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其功绩和贡献毋庸置疑。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如分别作为武家（武士），公家（皇室公卿），以及神社寺院人员行为准则的《武家诸法度》、《禁中及公家诸法度》、《诸宗诸本山法度》。这些“法度”重建了政治秩序，使江户幕府拥有了远超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政治权力。

受父“庇荫”平稳过渡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由于受其父德川家康“荫庇”，内政外交业绩甚少受到点评，但其为人品格。却很受称道。据《明良洪范》记载，德川秀忠“伏枕数旬，未尝一朝废梳头。”问其何故，回答是：“‘虽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不敬听。岂可以蓬头垢面接之乎。’”他经常吩咐左右：“‘人有恒言云，浮生如梦，寸步外皆闇夜矣，须及时行乐耳。’此言大谬，当云：‘浮生既短矣，不可不加敬’。”

建立“幕藩体制”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掌权后，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幕藩体制”最终得以建立。在内政方面，他最终形成了德川幕府统治机构的框架，在外交方面颁布“锁国令”，使日本进入了长达200余年的“锁国时代”。
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1岁即位，其治世特点是比较“仁慈“，施行了一系列较有温情的政策，如放宽养子限制（1651年）、禁止大名去世家臣殉死（1663年），等等。

权利制衡 崇尚儒学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就任将军后，在政治方面整顿吏治，强化权力制衡。在经济方面整顿全国金融秩序，制定新的流通政策。在文化方面重视儒学，建立孔庙和为诸多儒教先哲造像，并因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而将原“相生坂”改名为“昌平坂”，在当地建立了“昌平坂学问所”宣讲儒学（昌平坂学问所是现东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同时，德川纲吉对神道和佛教也颇重视，并为修社缮寺投入了大量资金。1683年，德川纲吉5岁的世嗣德松夭折，因久求子嗣而不得，僧侣隆光称，无子嗣是因为前世杀生太多，德川纲吉出生戌年，尤应对犬类进行保护。于是，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严禁屠杀一切生灵。对犬类的保护尤甚。这一法令被贯彻20多年，直至其去世。据史料记述，当时为一牲畜而遭极刑乃至满门抄斩，或被流放、妻离子散者达数十万众。因此，虽然德川纲吉执政时期史称“天和之治”，但是长期以来日本学界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白驹过隙
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上任后即废除了《生类怜悯令》等政策，并“刷新”政治，主要措施是全文改订《武家诸法度》，使之更具儒学色彩，但他执政仅4年就撒手西行。
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即位时年仅4岁，去世时年仅8岁。如此年幼且夭折的将军自然不可能理政，因此内政外交，一切均可谓“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励精图治 中兴江户时代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是江户时代最有作为的将军之一，他励精图治，领导了江户时代三大改革的第一场改革——“享保改革”。这场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使江户时代得以“中兴”，使日本进入了“近世社会的转型时期”，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
无德无才 酒囊饭袋
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无德无才，堪称“酒囊饭袋，大多数时间在“大奥”厮混，幕政完全交给“老中”松平武元掌管。同时，德川家重言语不清，唯他的近侍大冈忠光能听懂，因此大冈忠光一直扮演“传言”角色。如此将军的作为，自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