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和多面的。这里不多作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3～44、50页；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参见白相国、张植臣、丁铁石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的发言（1980年11月9日、5日），《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的简报》总256、214号。）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参见金凤：《血写的嘱托》，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页；《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75～197页。）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上册，1988年，内部印行，第247页。）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根本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