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老画家__彦涵先生离世了。不久前，在国家大剧院观看大型舞蹈诗剧《延安记忆》时，还曾“发现”该剧的舞美设计者把彦涵的一幅木刻放大几十倍作为了全剧的背景。当时，我还想，找时间应该去看望看望这位久未谋面的老人。不想，这一愿望竟不能实现了。
历经沧桑者常常带有传奇色彩，而在传奇色彩中最眩目的莫过于他们曾有过的“秘密”。彦涵先生就有这样一个不应随人故去而带走的“秘密”：一段与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紧密相联的往事。
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巨型浮雕是刘开渠先生设计并创作的。尽管刘先生本人似乎从未说过，这浩大的艺术品是他一人所为，但因为多年以来各大媒体不断做出此类“引导”，这种“误区”也就越来越固化了。即便是在今年，某电视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专题节目中，仍在重复着这段并不准确的史实！
那么，除刘开渠先生之外，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巨型浮雕究竟还有没有其他主创人员呢？如果有，他们又是谁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解开了这个“谜”。几年前的一天，由朋友引荐，我见到了著名画家、当时已90多岁高龄的彦涵先生。这次见面所以令我印象极深，并不是因为他的名气，而是因为他在讲自己的艺术生涯时拿出了一个纸页发黄的笔记本，无意中说出了一段秘史。那个类似中学生作文本大小纸面上清清楚楚记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全体创作者的名单。
彦涵先生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姓名，缓缓地讲述起自己参加和了解的浮雕形成的全过程。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一座缅怀为国牺牲者的纪念碑。在听取各界建议后，确定在纪念碑身下部装饰以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浮雕。1952年专门成立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并设立了美术创作组。这个组基本上由美术家和雕刻家组成。中央决定美术创作组组长由著名作家、学者、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担任，常务副组长由雕刻家刘开渠和画家彦涵担任。吴作人先生则为名义副组长。
“为什么会找您担任领导呢?”听到我这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彦涵宽厚地笑了：“这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彦涵19岁考入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院校之一———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大批从法国美术最高学府归来的中国画家当时在那里任教。林风眠、潘天寿、方干民等人的名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是如雷贯耳。抗日战争爆发，艺专师生撤到长沙。在那里，还是热血青年的彦涵有幸听到毛泽东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元老徐特立的讲演，顿生参加八路军的热望。不久，这位杭州艺专的高才生就毅然投奔了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之后即奔赴前线。在清凉山下的窑洞里、在敌后根据地的青纱帐里、在险象环生的秘密战线上、在解放大军席卷全国的进军中、在翻身农民的血泪控诉里……彦涵被锤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拿起了枪，但也没放下画笔，区别在于他把笔也作为了另一种武器。他的作品充满了历史烽烟，难怪毛泽东有一次在看他的木刻时会说：“刻得很有气势嘛。”
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风格，使郑振铎把他视为美术创作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点将时说：“彦涵嘛，懂战争呀。他亲自打过仗，对人民军队有切身感受。”加上刘开渠又曾是彦涵的老师，合作起来一定会很默契。于是师生俩同时挑起了这付必定要载入共和国艺术史册的重担。刘开渠主要负责雕刻方面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彦涵主要负责画稿设计的组织与协调。
说到这里，彦涵告诉我一件趣事：最初的浮雕创意是要做10块，其中还包括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后来大概是最高领导人说了话，认为黄巢没有站住脚、李自成的起义军进城就腐化，均不足为鉴。于是原创意的10块就改为了8块。这8块浮雕均由我国美术界的数员“大将”担纲。彦涵、刘开渠二人也直接参加了创作。艺术家们的分工如下：
《虎门销烟》：画稿创作者(以下简称“画稿”)艾中信，雕刻创作者(以下简称“雕刻”)曾祖诏，助手李祯祥
《太平天国》：画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助手谢家声
《武昌起义》：画稿董希文、雕刻付天仇、助手张文新、祖文轩(女)
《五四运动》：画稿冯法祀、雕刻滑田友、助手王鸿文、吴汝钊、夏肖敏
《五卅运动》：画稿吴作人、雕刻王临已、助手李祯祥
《八一南昌起义》：画稿王式廓、雕刻肖传玖、助手王卓予
《抗日战争》：画稿辛芒、雕刻张松鹤、助手陈淑光(女)
《胜利渡长江》：画稿彦涵、雕刻刘开渠、助手刘士铭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彦涵先生还当场拿出了三易其稿，最后经毛主席周总理审定下的《胜利渡长江》的画稿复印件(原件送交国家有关部门收藏)。同时还拿出了初稿、二稿的草图。三张草图一比较就会发现，初稿中的解放军战士都戴着钢盔，后两稿都改为戴布军帽了。
就在我细细端详着这些草图、画稿时，老人提醒我，别忘了看笔记本的另一页。那上面同样写着密密麻麻的人名。见到我投来疑惑的目光，彦涵解释道：“这些都是参加制作的石匠师傅，不能让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我们画家、雕刻家管的是画稿、是石膏模型，真正一斧一凿的，还是他们。不要忘了这些来自太行山脚下的师傅们。”
这些来自太行山的“庄稼汉”匠人的姓名是———石雕组组长：刘润芳，副组长：王二生。工人：高生元、刘秉杰、刘兰星、冉景文、曹学静、辛庆甫、高玉启、刘庆生、曹邦玉、曹风丙、刘印登、刘志惠、刘典木、刘纪银、刘银奇、杨志金、刘志丰、王胜洁。在这些工匠中，除一名为河北武强人外，均为中国石雕之乡———河北曲阳人氏。
“为什么后来在浮雕的创作者中看不到您的名字呢?”问话一出，我自己都觉得唐突，但这又是最关键的疑问，不能不提。
彦老的回答非常简单，也很好理解：“原因是我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创作组中还有4位也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纪念碑落成时，我们当然就‘消失’了。”
当高大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于天安门广场时，历史却拉上了大幕，闭上了眼睛。完整的史册于是开了“天窗”。偌大的创作团队也就一来二去成了创作个人。“谜”与“秘密”，也就由此产生。我记得在那次会面近结束时，曾问他，在个人声誉方面，你是否觉得有些遗憾，或更明确地说，有些损失？他答得十分干脆：“没有。”这究竟是一位艺术家的回答，还是一位忍辱负重的老人内心的吐露呢？
今天，老人永远地走了，但这个“秘密”不应带走。我希望，当彦涵先生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真实的历史应该睁开眼睛，永远别再闭上！请记住那些不该湮灭的名字、记住那些太行山下的石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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