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国产凌凌漆 日语 中字:姓名的缘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1 01:09:16
姓名的社会烙印
在东非的吉库尤族中，共有九大姓，都源于女性之名，那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些姓的传说：
创世之初吉库尤族的始祖吉库尤受天帝的恩赐与穆比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天帝于是赐予九个男子给九姐妹做丈夫，他们一起繁衍了许多后代，形成了穆比部落。吉库尤和穆比死后，九个女儿分了家，成为九大世系，这些世系的姓都由九姐妹的姓稍加改变而成。在这些世系中，女人的权力至高无上，可以“娶”很多丈夫，所生子女全部继承母亲的姓，但到后来，男人们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群起反抗，使整个部落由母权制转化为父权制，穆比部落的名称也改成了吉库尤部落，只是九大姓因遭全体女性公民的强烈抵抗，才保留至今，成为吉库尤族最大的九个姓。
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吉库尤族人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亲缘关系。
社会生活是文化的源泉，正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文化宝库不断添砖加瓦才构筑起矗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文化广厦。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人名系统，其形式、结构不仅影映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显示着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人们内心的各种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量表，从人名系统的社会烙印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本文将从人们群体取名的社会烙印和个体取名的社会烙印两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对人名的影响。
A 群体烙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从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的演变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类同性。
在原始社会，人类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人类文明之初，女性在社会上坐了近万年的首席，这种社会形态在姓名系统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从女而成，连“姓”本身的释义都为“从女而生”。如姬、姜、妫、姒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母权社会的。
国外的人名系统经历了与汉名同样的社会变迁。本文开头讲的吉库尤族姓名即是如此。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曾说过：“如果询问一个吕西亚人的名字，他便将他自己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以及女系祖先的名字一一回答出来。”这也说明吕西亚人在当时（前440年）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在当今社会一些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我们仍能从其姓名的结构中窥探从母系到父系转变的轨迹。如我国高山、拉祜等少数民族还实行母子联名制，崩龙族在联名时还将母名置于父名之前，反映了母权高于父权的社会背景。泸沽湖衅纳西族的所有人均居母家，使用母系姓氏。摩梭人的人名中甚至出现以母老虎、母牛、母鸡等雌性动物命名的现象。而我国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实行双系联名制，既联母名，又联父名，亦表明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足迹。而一些民族的母子联名向父子联名演变，汉族姓氏自夏以后，极少用从女的汉字，甚至把从女的古姓去掉女旁，如“姞”姓改为吉姓的现象，则是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打下的烙印了。
远古时代的人名还受着经济发展的熏染。如我国景颇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栽芋”、“整理芋墒”意的名字，说明当时景颇人的经济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到达怒江的僳僳族人叫瓜木比，“瓜”为荞麦之义，其名也表明此时居怒江的僳僳族人，是处于以种荞麦为生的农耕经济形式之中的。
回到华夏的上古史，从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蓐收等姓名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佃渔牧畜、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在青铜器上抄下的名字，如弓父庚卣、豕形父已爵、虎父丁鼎、龟父丙鼎、子刀父已方鼎等，我们又能看到那时已出现诸如打铁、打渔，杀猪等分工合作式经济了。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盖了深深的一戳。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奴隶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数极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赐姓名，如商王武丁因梦圣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说，原为筑版的奴隶，本无姓氏，因为商王重用，才由原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人名面临着同样的不公：只有奴隶主才有名有姓。据说，古希腊有一个大奴隶主的儿子非常愚笨，连希腊文的24个字母也记不住，奴隶主只得用这些字母的读音给家中的24个奴隶取了名字，以便这个愚蠢的儿子记住，这样，才使这些奴隶有了象征性的名字。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亦经历了风风雨雨，记载着封建王朝的社会变迁。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有力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避讳始自秦代，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西汉初讳“邦”、“雉”，东汉则避“秀”，”庄”等。从另一方面讲，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避讳是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
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烙印的典型。
魏晋六朝，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真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南北朝时期，宗教兴起至于泛滥，亦可以从人名中窥见一斑，翻阅《南北史表》，什么僧绰、僧珍、僧果、金刚、力士、摩诃，梵童、法僧之类的名字随处可见，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聪明人肯定会一目了然。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象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洋洋大观，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
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8、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
9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
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体的社会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烙印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的。
B个体烙印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取名以志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个人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在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又据《新民晚报》1989年1月3日载，广西武鸣县有14位未婚青年为一被弃女婴共同的爸爸妈妈，他们集体出资，轮流抚养，使这个几近死亡的女婴活得十分幸福。为了纪念这种特殊的经历，他们共同为女婴取名叫“庆幸生”。
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笔名是表现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象一个真名。
作家艾芜，30年代有一个笔名“刘明”，乃“流民”谐音。“刘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时代由四川流落到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饱尝辛酸的人生经历。艾芜在苏联有个“同情兄”，即高尔基。高尔基父母早亡，11岁就到社会谋生，当过学徒、看门人、锻工、更夫、码头工人等，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取个寓含“痛苦”之意的“高尔基”为笔名。这个笔名是其艰辛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渲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转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映。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轨迹的，这将在改名漫谈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复之嫌了。
姓氏来源
后世之姓，大约有以下几种来源：
1、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
2、以国名为姓氏。夏、商二代均封侯赐地，西周初年更是实行大封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如程、房、杜、戈、雷、宋、郑、吴、秦等。周文王封少子于狄域，其子孙便姓狄。白狄族一支在今河北省无极县建立鼓国，后代便有姓鼓。有的姓是秦汉以后外邦人带来的，如米姓出自西域米国，安姓出自安息。
3、以邑名为姓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忿生后代因此姓苏。
4、以乡、亭名为氏。如嬴姓秦国的始祖非子的支孙封在邑乡，得邑氏；至六世孙被周禧王封为邑侯，采食解州。
5、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
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又如齐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7、以排行为姓氏。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
8、以官职为姓氏。如西周的职官司、司马、司空后来均成为姓。又如汉代有治粟都尉，后代便姓粟。
9、以技艺为姓氏。商朝有巫氏，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后世便以为氏。又如卜、陶、甄、屠等姓均是以技艺为氏。
10、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宇文、呼延等。
11、以谥号为氏。如庄氏原为楚庄王之后，康氏原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
12、因赐姓、避讳而改姓。如南朝隆武帝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闽台百姓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又如汉文帝名刘恒，恒氏因而改为常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中国的姓氏制度
在先秦时代，姓与氏有区别，姓是不变的，而氏则不断变 化。春秋时晋国叔向说， “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同是姬姓的贵族，却存许多不同的氏，羊舌氏只是叔向所在的 “宗”的十一个氏族之一。姓和氏的产生和区别是由氏族制和宗 法制决定的。
姓与氏来源于原始时代氏族，胞族或部落的名称。那队每 一个氏族都有一个用图腾物作标志的名称。图腾物既是氏族感生 神灵，又是族名。当氏族经过发展，逐渐 形成由若干同胞氏族构成的胞族集团，每一个新氏族都为自己想了新的名称，原先的氏族名称就成为胞族的名称了，胞族继续 发展，分成若干胞族，构成部落，原先的胞族名称(即更早先的 氏族名称)又转化为部落的名称。部落中的每一个氏旅既有自己 的氏称，又有据以联系血缘远近的胞族称(旧氏)和部落称 [更早的氏)。这种不同层次的氏称，大体相当于先秦时代姓与氏 的关系。如《左传》所述高辛氏部落包含两个胞族八个氏族，叫 伯奋氏、仲堪氏、叔献氏、季仲氏(此四氏为一个胞族)，伯 虎氏、仲熊氏、叔豹氏、季狸氏(此四氏为另一个脑族)， 而 八个氏又都属于高辛氏。
周代的姓氏制度是继承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制度产生的，但 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旧氏(指嫡系)不仅—L升为“家”(相当 于脑族或宗族)或“园”(相当于部落)的名称，而且始终仍作 为氏族名称。如吝秋营目的“季孙氏”不仅是以征公子季友为姑 祖的宗族的名趴而且是这个宗族的嫡系氏族的名称。这是出周 代宗法制决定的。拄周代的宗氏氏族分菜之后，原氏族的爵位 型地财产连同氏族名称都由嫡族继承，旁支五世而迁，嫡系百灶 不定，所以，氏族名称将出嫡系氏族世世代代沿用下去。
由于周代贵族是技姓氏采区分血缘关系之辽近的，所以姓氏成为统帅同宗同族成员的旗帜。周王所在的氏族是绝对的大宗乐 族，E此天于的姓也成为整个民族〔用族)的旗帜。于是产生了 顾炎武总结的“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取胜》) 66局面。如因周人是姬地所以周公旦长于伯离封于各鲁囤公 室从所有公族也都是姬蜘不可能变处。但新的氏则冬断产—已 5n减氏、郧氏、柳氏出自鲁孝公，费氏、郎氏出自纪公，施氏出 自桌公，孟氏、叔孙氏、享孙氏出自桓公，为氏出自咽公，鲁氏 副出白宫国灭亡后的公室遗民，等等。
姓与氏的区别，由“姓”“氏”本身的意义也能看出来。 《说文》： “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故称天子。因生以为烃。” ‘感天而生”招始祖所感生助图腾物，西周 以后被附会为“天”。 “因生以为烃”实指因图路称号作为姓。 可见“姓”本义指所感生之物，如“姬”得名于熊迹， “拟”得 名于蔻队 “子”得名于燕卵等(参阅本书《图房》)。
“氏”本义指氏族，氏族即文族，指分菜的各族。从语音看， “氏”与“支”古音同。氏既是文族名执当然每当分氏都要产生新的氏了。 春秋时代，贵族通常以祖父的名号[如名、字、谨、封邑 等)为氏。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抵那时并非人人都有氏称，只 有代表氏族的族长才被称为某氏。而这个氏名，又是氏族始祖的 名号。假设那时王常寿命为三代同堂，而氏族又是冈一始祖的无 代以内子孙所构成，不难算出，任何人在世时都不可能成为氏族 始祖并且以他的名号作氏族名，只有当她的第五代孙出现以后，他的后代才成为独立的氏族而以他的名号作氏称。由于族长是在 世的最高辈摘长考，gz么，在正常情况下正好是始祖的嫡长孙作 族长。
《左传·隐公五年》把台串公儿子公子躯追称为“威信伯”’ 孔颖达《琉》云，‘诸侯之子称公执公孙之于 不得袒诸民乃以王父(祖父)字为氏。计艘伯之孙乃得以减为 氏。”就是说，当公子呕(字子咸)成为氏族始祖吮他的孙子 做族搔才开始以“威”为氏。这时使脱离公室嫡族了。
上文巳说别任何一个氏族(不论大家小宗)，它本身都有 一个嫡系往下南嫡系的每一代族长都保持该氏作称号而不变。所以，氏一方面不断变化而产生新民，另一方面又将一直流传下 去(除非嫡系核灭或其他特殊原因)。到两汉以后，随着宗法制 在政治制度中解体，先素本有区别的姓与氏开始合流，合称为拄 氏。从此姓氏不再分大小宗，而由所有的后裔共同继承。不 过，由于皇族、官僚地主和农村中宗法制度一直还存色于是 秦汉以后又产生丁“房”的概念，其性质与先素的“氏”相似。
中华姓氏起源
据考证，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有了姓。那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组成，形象的说明最早的姓跟母亲有关。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
公元627年，唐太宗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百家姓》是公元960年北宋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总数据说有已达5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俄国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 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在东非的吉库尤族中，共有九大姓，都源于女性之名，那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些姓的传说：
创世之初吉库尤族的始祖吉库尤受天帝的恩赐与穆比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天帝于是赐予九个男子给九姐妹做丈夫，他们一起繁衍了许多后代，形成了穆比部落。吉库尤和穆比死后，九个女儿分了家，成为九大世系，这些世系的姓都由九姐妹的姓稍加改变而成。在这些世系中，女人的权力至高无上，可以“娶”很多丈夫，所生子女全部继承母亲的姓，但到后来，男人们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群起反抗，使整个部落由母权制转化为父权制，穆比部落的名称也改成了吉库尤部落，只是九大姓因遭全体女性公民的强烈抵抗，才保留至今，成为吉库尤族最大的九个姓。
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吉库尤族人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亲缘关系。
社会生活是文化的源泉，正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文化宝库不断添砖加瓦才构筑起矗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文化广厦。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人名系统，其形式、结构不仅影映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显示着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人们内心的各种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量表，从人名系统的社会烙印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本文将从人们群体取名的社会烙印和个体取名的社会烙印两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对人名的影响。
A 群体烙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从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的演变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类同性。
在原始社会，人类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人类文明之初，女性在社会上坐了近万年的首席，这种社会形态在姓名系统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从女而成，连“姓”本身的释义都为“从女而生”。如姬、姜、妫、姒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母权社会的。
国外的人名系统经历了与汉名同样的社会变迁。本文开头讲的吉库尤族姓名即是如此。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曾说过：“如果询问一个吕西亚人的名字，他便将他自己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以及女系祖先的名字一一回答出来。”这也说明吕西亚人在当时（前440年）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在当今社会一些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我们仍能从其姓名的结构中窥探从母系到父系转变的轨迹。如我国高山、拉祜等少数民族还实行母子联名制，崩龙族在联名时还将母名置于父名之前，反映了母权高于父权的社会背景。泸沽湖衅纳西族的所有人均居母家，使用母系姓氏。摩梭人的人名中甚至出现以母老虎、母牛、母鸡等雌性动物命名的现象。而我国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实行双系联名制，既联母名，又联父名，亦表明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足迹。而一些民族的母子联名向父子联名演变，汉族姓氏自夏以后，极少用从女的汉字，甚至把从女的古姓去掉女旁，如“姞”姓改为吉姓的现象，则是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打下的烙印了。
远古时代的人名还受着经济发展的熏染。如我国景颇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栽芋”、“整理芋墒”意的名字，说明当时景颇人的经济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到达怒江的僳僳族人叫瓜木比，“瓜”为荞麦之义，其名也表明此时居怒江的僳僳族人，是处于以种荞麦为生的农耕经济形式之中的。
回到华夏的上古史，从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蓐收等姓名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佃渔牧畜、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在青铜器上抄下的名字，如弓父庚卣、豕形父已爵、虎父丁鼎、龟父丙鼎、子刀父已方鼎等，我们又能看到那时已出现诸如打铁、打渔，杀猪等分工合作式经济了。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盖了深深的一戳。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奴隶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数极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赐姓名，如商王武丁因梦圣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说，原为筑版的奴隶，本无姓氏，因为商王重用，才由原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人名面临着同样的不公：只有奴隶主才有名有姓。据说，古希腊有一个大奴隶主的儿子非常愚笨，连希腊文的24个字母也记不住，奴隶主只得用这些字母的读音给家中的24个奴隶取了名字，以便这个愚蠢的儿子记住，这样，才使这些奴隶有了象征性的名字。
- 2006-4-25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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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亦经历了风风雨雨，记载着封建王朝的社会变迁。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有力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避讳始自秦代，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西汉初讳“邦”、“雉”，东汉则避“秀”，”庄”等。从另一方面讲，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避讳是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
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烙印的典型。
魏晋六朝，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真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南北朝时期，宗教兴起至于泛滥，亦可以从人名中窥见一斑，翻阅《南北史表》，什么僧绰、僧珍、僧果、金刚、力士、摩诃，梵童、法僧之类的名字随处可见，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聪明人肯定会一目了然。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象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洋洋大观，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 2006-4-25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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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
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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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8、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
9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
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体的社会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烙印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的。
B个体烙印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取名以志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个人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在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又据《新民晚报》1989年1月3日载，广西武鸣县有14位未婚青年为一被弃女婴共同的爸爸妈妈，他们集体出资，轮流抚养，使这个几近死亡的女婴活得十分幸福。为了纪念这种特殊的经历，他们共同为女婴取名叫“庆幸生”。
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笔名是表现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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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象一个真名。
作家艾芜，30年代有一个笔名“刘明”，乃“流民”谐音。“刘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时代由四川流落到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饱尝辛酸的人生经历。艾芜在苏联有个“同情兄”，即高尔基。高尔基父母早亡，11岁就到社会谋生，当过学徒、看门人、锻工、更夫、码头工人等，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取个寓含“痛苦”之意的“高尔基”为笔名。这个笔名是其艰辛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渲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转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映。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轨迹的，这将在改名漫谈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复之嫌了。
姓氏来源
后世之姓，大约有以下几种来源：
1、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
2、以国名为姓氏。夏、商二代均封侯赐地，西周初年更是实行大封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如程、房、杜、戈、雷、宋、郑、吴、秦等。周文王封少子于狄域，其子孙便姓狄。白狄族一支在今河北省无极县建立鼓国，后代便有姓鼓。有的姓是秦汉以后外邦人带来的，如米姓出自西域米国，安姓出自安息。
3、以邑名为姓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忿生后代因此姓苏。
4、以乡、亭名为氏。如嬴姓秦国的始祖非子的支孙封在邑乡，得邑氏；至六世孙被周禧王封为邑侯，采食解州。
5、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
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又如齐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7、以排行为姓氏。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
8、以官职为姓氏。如西周的职官司、司马、司空后来均成为姓。又如汉代有治粟都尉，后代便姓粟。
9、以技艺为姓氏。商朝有巫氏，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后世便以为氏。又如卜、陶、甄、屠等姓均是以技艺为氏。
10、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宇文、呼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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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11、以谥号为氏。如庄氏原为楚庄王之后，康氏原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
12、因赐姓、避讳而改姓。如南朝隆武帝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闽台百姓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又如汉文帝名刘恒，恒氏因而改为常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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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在先秦时代，姓与氏有区别，姓是不变的，而氏则不断变 化。春秋时晋国叔向说， “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同是姬姓的贵族，却存许多不同的氏，羊舌氏只是叔向所在的 “宗”的十一个氏族之一。姓和氏的产生和区别是由氏族制和宗 法制决定的。
姓与氏来源于原始时代氏族，胞族或部落的名称。那队每 一个氏族都有一个用图腾物作标志的名称。图腾物既是氏族感生 神灵，又是族名。当氏族经过发展，逐渐 形成由若干同胞氏族构成的胞族集团，每一个新氏族都为自己想了新的名称，原先的氏族名称就成为胞族的名称了，胞族继续 发展，分成若干胞族，构成部落，原先的胞族名称(即更早先的 氏族名称)又转化为部落的名称。部落中的每一个氏旅既有自己 的氏称，又有据以联系血缘远近的胞族称(旧氏)和部落称 [更早的氏)。这种不同层次的氏称，大体相当于先秦时代姓与氏 的关系。如《左传》所述高辛氏部落包含两个胞族八个氏族，叫 伯奋氏、仲堪氏、叔献氏、季仲氏(此四氏为一个胞族)，伯 虎氏、仲熊氏、叔豹氏、季狸氏(此四氏为另一个脑族)， 而 八个氏又都属于高辛氏。
周代的姓氏制度是继承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制度产生的，但 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旧氏(指嫡系)不仅—L升为“家”(相当 于脑族或宗族)或“园”(相当于部落)的名称，而且始终仍作 为氏族名称。如吝秋营目的“季孙氏”不仅是以征公子季友为姑 祖的宗族的名趴而且是这个宗族的嫡系氏族的名称。这是出周 代宗法制决定的。拄周代的宗氏氏族分菜之后，原氏族的爵位 型地财产连同氏族名称都由嫡族继承，旁支五世而迁，嫡系百灶 不定，所以，氏族名称将出嫡系氏族世世代代沿用下去。
由于周代贵族是技姓氏采区分血缘关系之辽近的，所以姓氏成为统帅同宗同族成员的旗帜。周王所在的氏族是绝对的大宗乐 族，E此天于的姓也成为整个民族〔用族)的旗帜。于是产生了 顾炎武总结的“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取胜》) 66局面。如因周人是姬地所以周公旦长于伯离封于各鲁囤公 室从所有公族也都是姬蜘不可能变处。但新的氏则冬断产—已 5n减氏、郧氏、柳氏出自鲁孝公，费氏、郎氏出自纪公，施氏出 自桌公，孟氏、叔孙氏、享孙氏出自桓公，为氏出自咽公，鲁氏 副出白宫国灭亡后的公室遗民，等等。
姓与氏的区别，由“姓”“氏”本身的意义也能看出来。 《说文》： “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故称天子。因生以为烃。” ‘感天而生”招始祖所感生助图腾物，西周 以后被附会为“天”。 “因生以为烃”实指因图路称号作为姓。 可见“姓”本义指所感生之物，如“姬”得名于熊迹， “拟”得 名于蔻队 “子”得名于燕卵等(参阅本书《图房》)。
“氏”本义指氏族，氏族即文族，指分菜的各族。从语音看， “氏”与“支”古音同。氏既是文族名执当然每当分氏都要产生新的氏了。 春秋时代，贵族通常以祖父的名号[如名、字、谨、封邑 等)为氏。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抵那时并非人人都有氏称，只 有代表氏族的族长才被称为某氏。而这个氏名，又是氏族始祖的 名号。假设那时王常寿命为三代同堂，而氏族又是冈一始祖的无 代以内子孙所构成，不难算出，任何人在世时都不可能成为氏族 始祖并且以他的名号作氏族名，只有当她的第五代孙出现以后，他的后代才成为独立的氏族而以他的名号作氏称。由于族长是在 世的最高辈摘长考，gz么，在正常情况下正好是始祖的嫡长孙作 族长。
《左传·隐公五年》把台串公儿子公子躯追称为“威信伯”’ 孔颖达《琉》云，‘诸侯之子称公执公孙之于 不得袒诸民乃以王父(祖父)字为氏。计艘伯之孙乃得以减为 氏。”就是说，当公子呕(字子咸)成为氏族始祖吮他的孙子 做族搔才开始以“威”为氏。这时使脱离公室嫡族了。
上文巳说别任何一个氏族(不论大家小宗)，它本身都有 一个嫡系往下南嫡系的每一代族长都保持该氏作称号而不变。所以，氏一方面不断变化而产生新民，另一方面又将一直流传下 去(除非嫡系核灭或其他特殊原因)。到两汉以后，随着宗法制 在政治制度中解体，先素本有区别的姓与氏开始合流，合称为拄 氏。从此姓氏不再分大小宗，而由所有的后裔共同继承。不 过，由于皇族、官僚地主和农村中宗法制度一直还存色于是 秦汉以后又产生丁“房”的概念，其性质与先素的“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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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中华姓氏起源
据考证，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有了姓。那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组成，形象的说明最早的姓跟母亲有关。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
公元627年，唐太宗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百家姓》是公元960年北宋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总数据说有已达5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俄国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 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