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国演义新版: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1)

　　世界四处起火。文化及其认同像幽灵一样早已君临天下，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母题。站在东方文明的山巅，中国无法例外。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回应了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原本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

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

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10-21  浏览：316 显示全文   　　世界四处起火。文化及其认同像幽灵一样早已君临天下，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母题。站在东方文明的山巅，中国无法例外。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回应了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原本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洞察，谁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夺取了“政治领导权”。在一个意识形态被祛魅，经济发展也无法完全解决执政认同的时代，文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对内成为强化政治认同与共识的来源，对外，则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百年以降，中国一直处于以解构传统文化、强国富民为特征的“现代化”运动中。“现代化”的图景当然还未到来。但在文化问题上，这是一次在长期犹豫不决之后的转身。
　　
　　一个国家的“大我”
　　200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一书中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文明的冲突”背景下出笼的，但亨廷顿无疑说透了这个真相：在今天的世界上，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折腾，以及现在出现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正是这种症状的折射。
　　不仅如此，在哲学上，亨廷顿还看得非常远：一种存在，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总是具有某种独特性，借以和“他者”区别开来，这种独特性是他成为他的根本理由。如果他失去了这种独特性，那么，与这种存在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的合法性，也就逻辑地被取消。
　　这就像一个人，假如他不能证明自己在价值上是一个人，而是混同于动物或只是资本家可以随便利用的纯粹“人力资源”，那么，他就无法证明，以他为工具，扼杀他的尊严，而不以他为目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文化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特征的文化又具有怎样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路径。
　　从深层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他的自我总是处于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对自我的认同，他必然无法安身立命。“自我”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自我，他就像没有灵魂，在心理上将无法活下去。
　　类似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单位，必然也有一个自我，并且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否则无以整合，结果当然是分裂，或似乎无法消除的离心运动。这正如冷战结束后，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加拿大、苏丹，以及世界的其它地方，因民族、文化、语言的不同所发生的“分家”和闹“分家”的故事一样。
　　在一个既存在“文明的冲突”，同时“文化认同”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的世界，就政治而言，多数存在着三种不同层次的认同：由于其治国能力和执政合法性来源，一个或多个政党获得执政权力，其统治得到认同；基于“社会契约”的预设，大家认同某些政治价值理念和制度，组成政治社会；基于某种文化认同，大家组成一个文化—民族共同体。
　　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很难具备第二个层面上的充分认同。公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上的认同也无多少联系，无法变成对属于“我”的一部分的文化的认同，即“自我认同”，而只是一种对“他者”的评价。而正因为如此，当政治认同遇到问题，用文化认同来弥补，似乎也就有了空间。
　　
　　政治认同的变迁
　　在古典世界，“认同”的问题并不突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认同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近代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化潮流开始后才出现的。
　　可以很容易想象：当传统被怀疑、否定、抛弃，当火车终结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人们被从一个曾经给了他秩序、安全感的家园里放逐出来时，他感觉到的就是孤独、焦虑，最迫切的，就是找到家，然后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社会原子在心理上的结合，现实地产生了“群众”。它进一步产生“群众运动”和政治认同。而民族—国家也恰恰在相同的这种历史背景里出现，并成为划分当今世界版图的政治单位。
　　认真细究，现代的政治认同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它，呼唤出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并使政治认同建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长达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才开始消退。
　　文化并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是富人还是穷人。因为文化，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就是一伙的。但在近代，随着世俗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围绕财富、自由、权利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使文化共同体彻底陷于分裂，人们从穷和富中，认出了自己和别人。
　　就是说，对于政治认同来说，像宗教一样，文化成了一种鸦片，妨碍人们去争取财富、自由和权利。最具号召力的，是变成了一种口号、一种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提供的当然不是宗教的乐园，而是一套政治制度，它对如何在社会中分配财富、自由和权利有明确的宣称。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无论东西方，传统文化或被悬置一旁（政教分离），或被视为祸根（封建遗毒）而被无情批判，其目的，都在于排除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对他的政治立场的影响，赋予人们以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毕竟，在存在阶级斗争、政党斗争的情况下，政治认同必须明确区别“自我”和“他者”，甚至区分“敌友”，以便把能召唤到的成员团结起来。
　　对于中共来说，意识形态的巨大号召力，对于革命的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执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放眼20世纪的世界，从亚非拉激进的革命，到欧美温和的政党竞选执政，离开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几乎无法想象。 但随着世俗化运动的加剧，意识形态也在耗尽其能力。很简单，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它要么把自己上升为一种宗教，要么就允诺给人们无数好处。前者很难兑现，只能一时奏效，作为神话总会容易破灭，破灭后，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人们几乎会本能地要求物质需求上的巨大补偿；而后者，在逻辑上恰恰否定了自己，把人们的政治认同，交给了他们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