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新童子长寿九步功: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辛鸣

2005年10月09日09:45   

今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河南、江西、湖北等地考察时指出，要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紧紧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仅就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认识。

　　社会发展理论表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而每一发展阶段又是多层次的。在同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又会呈现出若干具体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发展的演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势必有着不同的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当代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发展阶段没有变，对这一发展阶段的认识定位也不能变。但随着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相当大的转换，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积累，当前我国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审时度势，清醒把握，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我们谋划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那么，目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成果，但社会发展相对欠缺，而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进一步凸显出社会发展的不足

　　这些年来，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7，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但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受客观的发展条件所限，过去一段时期，在经济发展中我们过于注重量的积累，过于强调GDP的单纯增长，对于社会发展兼顾不够，“一头重、一头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比较严重。在没有解决生活温饱问题前，人民群众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可能还不够明显和强烈，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是既充满了新的机遇，又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社会生活变化更加广泛和深刻，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都进一步多样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逐步增多，这种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之处，本来就容易引发冲突和不稳定。更为严峻的是，这一时期又恰好与我国改革的攻坚阶段相重合，新问题不断产生，积累和遗留的问题日益凸显，如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矛盾、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对立等问题。这些在发展中可能是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演化成带有全局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加快社会发展。

　　二、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占国土绝大多数面积的农村发展缓慢，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现在，有些外国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参观，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其实，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把投资建设的重点主要放在城市，广大农村在交通、住房、医疗卫生、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方面都比较落后，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还很不发达。加之这些年的发展中，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造成了农村、农业发展的速度落后于城市、落后于工业，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看，1978年，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之比为2.37∶1，1985年为1.72∶1，1990年为2.2∶1，2003年已扩大为3.24∶1。城乡收入差距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农村改革的实惠而有所缩小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都小于1.6，只有几个国家超过了2.0，我国是其中之一。现阶段逐步扩大的城乡差距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警惕。

　　胡锦涛同志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目前，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不仅可以使原材料行业如钢铁和水泥的过剩生产能力找到新的出路，而且可以使我国最具潜力的农村消费市场得到充分开发，并拉动其他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发展成就引人注目，但由于对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估计不足，资源环境的制约使得持续发展面临众多困难

　　这些年来，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来实现的。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l.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即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也可以看出我们投资的产出效益是在不断下降。现在，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70.47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可见，我们的资源消耗、能源浪费严重，经济发展代价高昂。

　　我国生态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都呈几何级数增加，超过环境承载能力70%以上，其中，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9000万亩，占全国耕地的二十分之一强。据2001年西部生态状况调查报告，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国际经验表明，事实上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增长”，即经济总量扩大了，但经济结构没有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没有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的综合质量没有实质性提高，甚至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结构恶化了，环境破坏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降了。今年以来，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飙升对我国经济的明显影响就可看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我们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要走出这种高代价、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广泛推行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四、过于依赖劳动力资源的丰富与低成本优势，产业选择和企业发展在技术创新方面储备不足，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力不从心

　　这些年来，我国更多的是运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参与低水平、低层面的国际分工，结果资源浪费了不少，环境破坏了很多，换来的却是相对微薄的收益。前两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其实已经对这种发展思路敲起警钟。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可多年来农民工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五六百元左右，虽然劳动者收入低下可能暂时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对不足，必将给政府和社会带来重大隐患。

　　由于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等原因，造成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储备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使得来我国投资的跨国公司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赚走绝大部分利润。以我国的VCD、DVD产业发展为例，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耗费资源、耗费人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每卖一台自己赚的钱还不到给外国专利使用费的一半。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的许多技术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要求，产品出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我国的技术标准不够完善和统一，技术手段落后，在合理、有效保护民族工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据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多来，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直接与潜在的影响每年超过530亿美元，接近年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专利体系，而仅仅停留在一味地在技术引进或技术模仿的层次上发展，必然会在专利问题上与跨国公司产生越来越多的法律纠纷，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也很难培育和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很难同国外同行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

　　要突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瓶颈，必须大力增强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讲，原始性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能否顺应当前国际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强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一定要坚持自主创新、综合创新，大力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为我国在新一轮的世界产业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五、在强调效率的氛围中，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我们发展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立足于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虽然重视效率无可厚非，要想做大蛋糕离不开对效率的追求，但对我国社会发展来说，如何分配做大的蛋糕也同样重要。因为在我们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体占有了接近一半的社会财富，普通群众越来越难以接受仍在进一步扩大的贫富差距。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应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发展如果不顾及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始终。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要保护在改革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以及财富的拥有者，要继续支持并保护靠劳动和创造先富起来的群体，绝对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无条件地进行所谓的“劫富济贫”。但另一方面，也是当前更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他们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与进步，一定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虽然我们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进行社会再分配的资源有限，不能让人们把期望值定得太高，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导致一小部分人超常规地获得利益、增加财富，而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改善和提高。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真正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需求，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六、发展遇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制度与体制障碍，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成为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动力的关键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发现，涉及到发展问题，不论大事小事，归根到底都与体制与机制紧密相关。体制的障碍和机制的弊端，比如行业行政性垄断、部门间利益冲突、产权关系不明晰和监管缺位、政府职能定位的不适应等等，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所以，在“十一五”期间，要着眼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着眼于理顺和规范经济关系，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着眼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等，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使企业、政府、市场能够互补互动，形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合力。

　　进一步讲，要把发展的目标落实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上来，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也是当务之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这决定着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等等，同时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与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利益获取的此消彼长，特别是随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行业之间与群体之间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客观存在，肯定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使得社会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不同的利益都需要我们去兼顾、去尊重、去保护，要求我们在进行体制设计、机制创新、制度安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新的变化，下大力气创新和谐相处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安排把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

　　总之，通过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在发展主题、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与以前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切实把发展的思路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去改。可以说，什么时候这一点我们坚持住了，我们就进步、就发展，什么时候我们贯彻落实不好，我们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受到惩罚，这不仅是我们准确认识当前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结论，也是我们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原则。

　　来源：前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