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丝服装手工: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岁月_罗琴隐士

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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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

劳动日

贫困

贫穷的社会

    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岁月

     一

     中国近30年来的巨变，纪念文章、鸿篇巨著令国人振奋。我的故事，仅来源于工作中的一点花絮。

改革开放后，我由农村到城市。虽在城里生活，由于工作关系，也常到乡下去。现又有点调查业务要到广东台山市斗山镇去。

车子出发了，几分钟就穿过了明代的台城，当然也基本上是清代的台城、民国时的台城、改革开放前的台城。几分钟当然没有办法穿越现在的台城。像当代中国30年来经济巨大膨胀一样，台城——不用推测，中国所有的城市也一样——也膨胀得仿佛没有了边界，好不容易摆脱人潮嚷嚷的旧城区，穿过车水马龙的新城区，迎面而来的是宽阔笔直的侨光大道。

侨光大道的尽头接上新台高速公路，出了收费站，车子活像对准了跑道的飞机。还没等我赏完两边田野的风光，梳理清晰少年时乡村的记忆痕迹，也没等我回味当初泥沙公路的颠簸，车子已经到了斗山浮石出口。

车轮压着当年陈宜禧新宁铁路的路基，碾过公社化、文革时红旗招展的大道，——现全是水泥路——我们找到了一户人家。

主人李姓，我的同事是位年轻人，称呼她为李姨，我也跟着称李姨。李姨热情地招呼我们。我打量了一下房子，这是一户现行城镇居民的普通家庭，三房两厅，地面是抛光耐磨砖，墙体周边是一米来高的木质墙裙，电器、开关、线路等也都精心设置，电视机空调机电风扇洗衣机等等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神台正厅高挂，两边一副对联；

宝鼎呈祥香结彩  银台报喜烛生花

李姨热情有礼，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很快就办完了公务。李姨健谈，给人一种有话不吐不快的感觉。中年、正在迈向老年阶段的妇女，大都如此，真该建议谈话类节目最好是找她们当嘉宾，准能提高收视率。

李姨诧于我口音异样，我告诉她，我也是乡下人，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当然故乡的情况，不会不知，特别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尤为深刻。她说她也一样，过去的事情没法忘却。她对现时我们家乡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可能是由于那里发展太快了的缘故吧，她仍然留着改革开放前的观念：你们那地方穷。

说到穷，触动了我们这代人同种类的伤疤。 “导播”立即将带着多年以前“伤疤”的镜头抽出，我和李姨成了这些历史画面的解说员，听众、观众、捧场的只有我那年轻的同事，类似《铿锵三人行》。

我与这位妇女属同龄人，所以很自然地在大家记忆痕迹最深刻的地方找到了交汇点。那些年，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在发布到处莺歌燕舞、山河一遍红、芝麻开花节节高、大批判带来大变化之类的社会共享信息，不合时宜、不同口径的一切声音都是潘多拉盒子里面的东西。吹鼓手们整天在演绎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等于真理。由于坚信“真理”，处在贫困之中的人们，因为封闭，无法将自身与他处对比，也就无法理解自身的贫困，更无法知道和相信别处的人们会同样是处于贫困。“真理”将人们心灵净化，被强加的唯一信念是，别处当然比我们好，比我们红彤彤，我们这里贫困、有问题只是由于阶级斗争抓得不紧。

30多年了，逝去的已经很少回首了，但今天这位同龄人的健谈，激发了我想知道在我们穷苦的时候别处的同胞是不是一样穷苦的兴趣。“导播”再将镜头往前推，一直推到普天之下相同的工作单位——生产队。

对着打开的回忆闸门，我说，那时我们生产队平常的年景只有一角多钱一个劳动日，年景不佳时不足一角钱。

李姨眼光一亮，好像在羡慕我们的好光景，说他们那时风调雨顺时才有8分钱劳动日。

我年轻的同事在听我们两个过来人情绪激动地翻弄这些老黄历，显得莫名其妙，当说到“劳动日”这个名词时，更是不明白，但好像也找到了兴奋点。她产生了好奇。

二

有人好奇，那就说说“劳动日”的话题吧。

朋友，可不要把劳动日等同于现今的日工资，这“劳动日”说的是当年生产队的计酬和分配形式，是一段空前绝后的、那时的乡下人都亲历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口述这段历史，第一句要说的也如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冒出的第一句：“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将“清代”换成“生产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阻隔。

那时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是生产队，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的历史不长也不短。我们的身躯和灵魂撞上生产队的那个历史片段的时候，它已经如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时，演王熙凤《聪明累》时的写照了：忽喇喇似大夏顷，昏惨惨似灯将尽。

生产队的规模大小不一，大约在十几户到几十户不等。生产队设有队长、会计、出纳、记分员、保管员、田间管理员、贫协主席等职务。生产队管辖和耕种若干田地，主要的财产是耕牛、犁、耙等农用工具（小型农具由社员自备），条件好的会有些砖瓦房，权作保管室、记分室、牛舍之类。生产队辖下的农户，也即这个生产队的所有人口，不管男女老幼，必然地就是这个生产队的人，正像奴隶的后代，因为“DNA”是奴隶，也只能是奴隶一样。分口粮，发布票煤油票之类更是不能不隶属于所属的队。所有的人口，除了念书的小孩外，都是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必须劳动。公社、大队还会随时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干完工作后回生产队记工分。四类分子则经常被召集从事繁重的义务劳动，没有工分，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阶级仇恨这样一类意识流的发泄口。

社员每天劳动，但不是按天或按月计价取酬，干完一天、一个月，都是没有报酬的，而是干完一年，等到年终结算时，看看有没有报酬。怎么就“看看有没有报酬呢？”年终结算时，所有的家庭，全都绷紧神经，因为他们一年的劳累，所有的汗水，近乎生命极限的付出，全都押在劳动日上，对于盈余的家庭，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超支的，则是他们困苦的最浅层的底线。

社员们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役，不管是按照每个月还是按照每一天，都不能兑现到实在的效益，只能在晚上持《社员记分簿》让记分员记下一天的工分。社员们唯一的奔头就是在工分上精打细算，勤勤恳恳劳动赚工分，累积工分，因为工分是他们的唯一希望。那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大概是10来分，按劳取酬拼命干时会多一些。读完书的回乡知青、城市的下乡知青，开始一段时间按正常劳力的80%记工分。自愿、经同意到外面搞副业的社员，则每个月缴纳一笔预先约定数目的副业款，年终结算时记取全队最高3个人（或多少个人，随约定）的平均工分。有本事在外面赚到超过副业款数额款项的，那么他就跟在队里劳作的社员不一样了，每天，或每个月就可以见到自己赚到的钱，也即即时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顺便说一句，那时有胆量有本事搞副业的，甚至冒着戴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风险出队走单干当盲流、“杀出一条血路”的，后来罕有不发达的。被抽调去当民办教师、入大队林业队什么的，一般也如搞副业的一样记工分，当然不用交副业款，每月还会有几块钱的补助。队干部等承担一定公职的人员，则补助一些工分。生产队的这个工分制度，是那时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实践着那些国际共运的富含想象力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正像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烙着资本市场的烙印一样。

社员的劳动、各式各样的体力支出，全部都化作了工分这个等价形态，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一般价值形态时所给出的等式一样：

       1件上衣=

       10磅茶=

       40磅咖啡=   20码麻布

       2盎司金=

       其他等等=

工分更像赌场上的筹码，筹码是赌资的等价形态，它本身没有使用价值，不像20吗麻布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工分本身也仅是一组阿拉伯数字，要付与它一定的等价物，才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社员终日辛劳也只是为了追求和期待它的等价物。

因此，努力增加这种等价物，增加工分的含金量是生产队的动机和目标，更是全体社员梦寐以求的期待。

对于社员，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实用主义，因为他们首要的是生存下去。生产队的全部活动概括起来就是两项实用内容：第一是交公粮和卖购粮；第二是增加上述等价物。第一项必须完成，不完成就抓阶级斗争，往往“一抓就灵”。除去公购粮后的剩余部分还不能全部转化成工分的等价物，还要上调给大队、自留点经费等等。社员们劳动一年的全部所得，除去公购粮、上调款，留下公积金公益金等不时之需，大体上就可以转化成工分的等价物了。

在上述一年的劳动成果中，可以转化成工分等价物的部分，先参照当时国家牌价全部换算成货币数值，再除以全体社员全年的总工分，得出每10分是多少钱，那么10分多少钱就是当年的“劳动日”。

也就是说，我们那里跟李姨这里都差不多，社员劳动一天的价值大概是一角钱左右。

从斗山镇回来后，我说起跟人聊当年生产队的往事，不料有同事搭话，说他们生产队哪里有那么多钱的劳动日啊！他们那里只有3分钱一个劳动日。我的天哪！

朋友，可别以为社员劳动一年以后，可以按照算出来的劳动日领到几十块钱的现金了，不是的，会计的算盘还要继续打下去。

这回轮到一家一户了。按工分和劳动日算出你这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再减去你这个家庭一年中从生产队里领取的口粮、杂粮的价值后，如果收入大于领取的物质价值，叫做盈余，反之叫超支。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年终盈余点钱是可以的；否则就难逃超支的厄运了。超支，就是说劳动了一年，领了那少得可怜的口粮后，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所以超支款是要还回生产队的，不还，或者如杨白劳所陈是由于“大雪封山”实在没法子还，当然也不至于拉走“喜儿”，而是把口粮卡住。没有口粮，一家老小吃什么？朋友，你们自己去演绎和联想吧。至于盈余，也别乐观，不少时候只是挂着一条数，根本无法拿到盈余款。

三

说到口粮、超支等历史名词，李姨就更敏感了，我则回想起那时的饥饿，仍心有余悸。在一年两造的收割期间里，吃上一碗饭还是可以的，只是吃的时候提心吊胆：眼下吃多了，往后挨饿的日子就相应延长。那时肥料缺乏，袁隆平也没搞出那么神奇的杂交稻，更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效率低，国家公购粮任务重，因此社员的口粮根本就不够吃，平常光景，队里分配的口粮能够半年吃就谢天谢地了。那时流行的“放下镰刀籴米吃”，绝不是夸张，而是真实的写照。

粮食供应量出现的巨大缺口怎么办？饥荒来了，上级也会发放点粮食，叫“返销粮”。返销粮的发放大多暗地里进行，实际上只有两种人可以享用，一是在生产队里有势力的，或是在大队里有人能说得上话的；二是极端贫困已经断炊有些时日的。返销粮并不像慈善机构施舍那样无偿供给，而是国家只给指标，由领取的人按照牌价购买，价钱比黑市的便宜一点。

那时虽然是饿，但也扬眉吐气，因为报纸、广播、大小作报告的，不厌其烦地告知我们，不止“一千次”地在重复，我们正在支援世界革命，反对帝修反，还采取措施要打倒帝修反。李姨说，她的二哥参加中越反击战，打过那边，越军溃散时遗留的物资中就有中国产的大米！年轻的朋友，可别以为我们的大米是通过国际贸易过去的，那是饥俄的中国人勒紧裤带省下来无偿地送过去的。好在那时没有理由“反击”阿尔巴尼亚等小国，要不然准能发现我们的大米、食油。

粮食不够吃，村民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基本上是以杂粮、蔬菜等充饥。经过与李姨交流，知道我们两地都是这样应付饥荒。生理的需求、人类的本能是跨越地域、超越时空的。

现在人们为了健康，保持苗条，控制“三高”，想方设法低脂肪低胆固醇饮食，我说，那时哪里像现在这样用油呢，食油可是稀罕之物啊，国家干部每月才有定量供应的4两花生油指标。高价的议价油罕有供应，有也没有钱买，哪有这么多油用呢，那时我们家里炒菜只不过是把锅烧热了之后，小心翼翼地用油瓶在锅底淋出一个“之”字而已。

不料李姨却愀然作色，说，哪能淋“之”呢，我们只能淋出一个“乙”！

我不解其意，用手指在膝盖间反复比划着“之”字和“乙”字，忖度其中含义、有什么区别，忽然心头一震，锅底中油写的“之”字和“乙”字，不在字义的不同，字义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乙”比“之”少了一点，由此说明你们用油比我们慷慨！你们的菜兴许会比我们的多一点油香，我们比你们更困难。

握别李姨回来，我无法平静，一直在回味这“之”字和“乙”字，不吐不快，和同事们分享感慨，让他们猜“之”和“乙”的区别，不料那时只有3分钱劳动日的同事说，哪里能有油在锅底写“之”写“乙”呢，我们只用一小块肥猪肉，在锅底擦一下，算是烧了油锅炒菜了。擦过锅的猪肉小心放好，反复使用，一直擦到不能榨出一点儿油迹，再咽到饥肠辘辘的肚子里。

我陷入了更深的思索，好在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自从小岗村那生死协议签订之后，渐渐地演变成了现在的幽默，带着苦涩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幽默，也变成了我工作中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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