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22执行巨剑: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未来探析（一）

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未来探析（一）

                  作者：王福生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当代中国改革本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今后改革走向的路径选择上，理性选项是坚持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相结合，坚持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而又不泯灭特色，克服四种极端主义可能造成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走向和未来 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改革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如何溢美和评价都不过分。另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都已看到改革凸显了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断加剧的“新三大差别”--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取代了原有的以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城乡差别为标志的“老三大差别”；地方政府迫于政绩需要的掠夺式的项目开发，使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显现，等等。所以，有必要正视当代改革本身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进一步探索其下一步发展走向和前景未来。

一、当代改革本身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1、由修补式改革朝向新体制转型

当代中国改革本身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处于由修补式改革向新体制转型的攻坚过程中。在这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围绕旧体制徘徊于修补式改革？还是朝向新体制过大关，下大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到了不能不作抉择的时候了。

改革面临着新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基本上是围着旧体制的修补、改良做文章，通过解除旧体制束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活力，释放了生产力。在上世纪80年代，改到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给农民带来好处；改到城市，实行企业承包，使职工增加了收入。90年代以后形势完全变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制，没有解决土地和企业资产的产权问题，修补式改革措施的效用不断递减，甚至随着负效应的显现，弊端丛生而走向反面。可以说容易改的都改了，开始面对的都是深层次矛盾，是核心体制上的矛盾。修补式改革已经不起作用了。

对外开放也面临了新问题。相对于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要大的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和全方位的，中国能够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主要得益于外向型经济的建立。开放加速了发展，但一俊遮百丑，高速的经济发展遮盖了诸多体制弊端，淹没了改革的紧迫性。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深受直接打击，也使中国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显然，延续原先的曾一度被认为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相应的维持原有的体制模式，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高出口、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转型为科学发展。但现行的发展模式是由相应的体制模式配套和支撑的，体制不改，科学发展也是实现不了的。

王梦奎曾就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提出药方：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1]这些药方，说到底还是要靠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来实现。中国社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许多瓶颈问题，如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新三大差别”趋于严重，等等，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每个发展问题的背后，都有深层的体制性问题。以城乡二元结构、二元鸿沟问题为例，从根本上说，就是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所造成和强化的结果。

面对社会转型的诸多深层次体制问题，今后需要做的是认清改革趋势，加大改革力度而不是予以拖延，以改革的转型实现社会的转型。

目前改革正面临几个大的转变：其一，从渐进深入向敢于对关键环节激进改革转变。过去采用的市场取向的渐次推进、渐次深入的改革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后需要对旧的体制关系进行更彻底、更坚决的改革，对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如农村土地制度，拿出决定性的措施，实行一定程度的激进改革，攻克难点，缩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交叉并存的过程。其二，从体制外改革向加大体制内改革力度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以国有经济为主的计划体制没有大动，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发展起来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充满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形式。今后要真正走向市场化，亟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重点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如对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体制、劳动人事和分配体制进行深层次突破，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质的改革。^[2]其三，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并重转变。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领域展开有其历史必然性，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使中国创造了类似20世纪5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比也袖珍型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由于国家的块头大出许多倍，奇迹及其全球影响也就更为巨大。但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与逐渐推动的经济市场化相比，有严重迟滞的现象。国家现行的组织领导体制，使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且激起愈来愈强烈的社会不满。目前经济社会领域一些改革之所以难有大的突破，究其原因，都是遇到行政体制及政治体制的阻碍。对此，注意吸取前苏联、东欧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关系不当的教训，谨慎和稳妥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不操之过急，不贸然行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是，若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迟滞下去，老是被动地改，到不得不改时再去改，势必增加改革成本，并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2、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面对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现在面对着两大压力，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的改革浪潮的竞争压力，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化崛起的“政治恐惧”和围堵的压力。不仅是前所未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变得愈来愈大。

一方面，周边俄罗斯、印度、韩国、越南，甚至遥远的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在适应全球化大潮作必需的改革。特别是周边印度、越南等国的改革浪潮势头逼人。印度总理辛格曾在2007年初新年讲话中宣布，将出台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印度经济必须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道，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据分析，印度政府推出的改革举措，其力度和开放程度均是前所未有的，因此2007年可以称为印度的“深化改革开放年”。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四次会会确定了施政重点：加速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农德孟总书记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越南革新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折点。韩国当时的总统卢武铉强调要继续执行革新主导型经济政策，并要革新修宪。他认为：韩国在经济发展中，要增强开放意识，这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反对开放是没有出路的。巴西总统卢拉则不谋而合，提出了社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3]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印度、俄罗斯、越南的改革进步，对中国构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与存在藏南领土争端的印度、南海领海争端的越南之间，对方任何大力度的改革和相应的进步，对中国都意味着争端的和平解决遥遥无期。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快速发展所依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遇，如先后抓住美苏对抗、美国忙于反恐战争、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果断加入世贸组织等，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长为世界第三，工业化实力对西方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愈来愈不被西方所“宽容”。中国发展所依赖的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的已经消失，如美苏对抗；有的效用正在递减，如美国陷入反恐战争、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现在的经济块头之大，已引起全球关注，特别是西方的警惕，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靠低姿态，如邓小平所教导的“韬光养晦”的办法，所能摆脱和解决的。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中国想继续在“韬光养晦”中埋头发展，已经没有可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继续“不出头”，但在国内不能不做出应对性的深化改革，以适应正在迅速发生变革的世界。如同法国总统萨科齐所说：“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中，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争相进行改变，任何耽搁都将是致命的”。^[4]

二、改革走向的路径选择

1、东方国家走新威权主义道路作为过渡有其必然性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东方国家之所以成为东方国家，都是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马克思有一个经典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任何一个东方国家，如果想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民主理念，用三级跳远的办法达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会由于没有文化基础和历史传承的支撑而造成社会瓦解或混乱。当然，由麦克阿瑟当太上皇强行改造的日本除外。

绝大多数套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东方国家都在一定时期运作不良，处于英国作家拉什迪所称的“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以南亚次大陆为例，英国结束殖民统治后，移植了西式民主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后来的孟加拉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水土不服。巴基斯坦是军界强人统治与民主选举不断交替，常常是因民选的政府治理无能或腐败，军界干预而上台；社会又对军人统治普遍不满，导致结束军管而还政于民，形成恶性循环。印度独立后也存在着多党民主制不能稳定运作的问题。尤其印度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和文化组成的国家，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及外来的基督教等，有种姓制度，有15种主要语言及无数种次要语言。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如此复杂的国家，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制，结果就是拉什迪所称的“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拉什迪认为这说法至今仍然适用。^[6]

这种情形下，东方国家在改革中走威权主义道路显然有其必然性。东方国家有别于西方国家，包括西亚、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可以算上俄罗斯，差不多都经历了并且有些仍然在经历威权主义路径。尤其是以成功的东亚模式为代表，正如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朴正熙时代，中国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的时代和迄今为止的新加坡模式，差不多都是以威权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这些作为一个规律性现象不是偶然的。

事情看来与西方主流观点相反，急切地走向民主，对东方国家来说并不意味着好结果。西方的主流媒体和民意，或许是出于善良愿望，喜欢用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去衡量东方国家，评头论足。从理念角度说，可能没有错。但再好、再美的鲜花，也需要适宜它的土壤和气候，否则花种撒下去，要么是长不出来，要么长出来也是弱不禁风或形状怪异。东方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变成“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看来即是如此。从目前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会是这样。

面对历史的普遍性，对中国比较而言，能够成为特殊的例外吗？既然西方家门口的亲戚俄罗斯没有例外，距离西方很近的属于欧亚交汇桥梁的土耳其没有例外，美军保护了60多年的盟友韩国没有例外，传统包袱更重的中国显然也无法成为例外。对于这一点，东方国家的领导人更容易看清楚，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由一位皇帝来统治的。假如中国变民主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是内战!”^[7]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难听，但绝非危言耸听。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之路的障碍和解决的药方，可以借鉴俄罗斯当代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的观点。他分析了俄国自19世纪以来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艰难与反复，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四个因素阻碍了它实现现代化：小农经济和公民的无权(苏联时期)；只突出国家，而无视社会和个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吞噬了社会和个人；官僚阶层掌握全权，官僚垄断了政治社会生活；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孤立，不能吸收和消化世界文化。这四种因素，同样也是中国现代化面对的路障。

米格拉尼扬把俄罗斯改革与西方对比后，提出了俄罗斯改革之路的药方。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实现的，英国形成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度用了约5百年的时间，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约150多年的反复才使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使社会多数在价值观上取得认同感，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政治制度。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他认为像前苏联这种极权主义制度，在改革中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必须经过威权主义阶段，然后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阶段。对俄罗斯社会来说，威权主义并不比失控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他认为企图一步就走到民主化，必然会出现政治势力的两极化，导致国家的失控和混乱。^[8]像一名预言家，80年代末以后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到普京执政以前的混乱，都已被他所言中。

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类似米格拉尼扬所提出的俄罗斯改革之路的药方。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知识界出现过对新威权主义道路的主张和讨论，后来戛然而止。但今后对这个问题只有正视和探讨，使其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进而也才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保持国内经济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可控性。正如米格拉尼扬所主张的：“从专制政体向威权政治的过渡，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需要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关系，需要有一个避免正面冲突和发生悲剧性的破坏性剧变的明确共识”。^[9]这一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中国人为之深思。

2、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相结合是理性选项

渐进的改革模式被世界公认是中国改革的特点。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地在经济领域改革，通过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引进外商投资，逐渐发育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形成了混合经济模式。由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又逐步带来了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就业方式和个人追求等波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特别是随着民营经济、市场中介组织及影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壮大，出现了西方概念上的中产阶级。政府也开始主张并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即世界上通常表述的扩大中产阶级。中国正在慢慢的向通常的现代化社会形态靠近。

虽然总的改革步伐可能有点慢，但趋势还是看得见的。中国由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正方兴未艾，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前景可期可待。

中国所走的渐进的改革道路，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事先基于某种理想蓝图，而是根据客观环境和实践需要顺势而为的；不是理论在先，有理论准备，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说，就是从体制外改革启动，并作为一个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边改边看，边看边改。这种做法，对于形成渐进改革的模式是极其关键的。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走的渐进式道路，国内外经常有否定性观点评判说不彻底、不全面。这些论断多少是有些“想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从人口到文化传统，几乎任何方面的国情都无与伦比的复杂国家，渐进式改革道路不敢说唯一，但肯定是理性的选项。毕竟，在世界历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国在如此平稳，没有发生大的剧变和灾变就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先例，虽然这个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米格拉尼扬研究中国经验后就认为：首先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建立各种所有制形式。只有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公民社会，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尔后才能改革整个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某些基础，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有活力的。只有在此之后，市场和在市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才能不可逆转。新加坡学者黄朝翰也认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优先发展，逐步改革，以发展带动改革，避免了前苏联那样只改革、不发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10]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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