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剑奇谭单机好玩么:我和易先生的故事（张郎郎）

我和易先生的故事


作者：张郎郎


我和易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一直盼望他的作品可以问世。

可惜，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怅惘和无奈，死神当年凶悍地挥动着他的镰刀，都没能夺去他的生命，也摧毁不了他的意志。如今，正当他开始动笔，要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死神却无声无息地把他掠去。天妒英才！

如今，您能把这些作品用这种方式公诸于世，我深深地向您致谢。这些作品从此，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也就是他精神的常存。

我会继续关注这里的一切，我珍惜这个难得的园地。 ——在易卜维博客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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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可以设想一下，两个北京人，两个大学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出类拔萃之辈的年轻人，都先后以思想罪，政治罪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或死缓。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都被送到河北第二监狱去服刑，不但在一个中队，甚至还在一个班，还在一个车间一起工作，还有机会聊天。这真是一个剧本，一本小说，一个传奇。

这就是我和易先生的传奇经历。

虽然我们周围大都是死缓和无期的重刑犯人，可是和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多数是杀人犯、纵火犯等等。我们俩还都带着眼镜，你想象那个画面就十分有趣。

我是从北京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被下放的河北饶阳县监狱的国事犯，算下来，我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看守所住了三年。然后，就常驻饶阳，我在那里饿了三年然后才熬出了头儿。从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就被押送到石家庄的第二监狱去服刑。

我一到二监狱,简直是一步登天。过去的六年，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我的样子和你看到的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囚犯毫无二致，就是个皮包骨头。到了这儿，我就是一个正经八百的犯人，是个劳改犯，有劳动的权利，就能产生财富。同时你就有了可利用的价值。这样，我可以吃饱饭了，本来以为这辈子，就没机会再吃饱饭了。


2

上了大学到监狱也有好处，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的办公室，那里的狱警看了看我的判决书。轻轻哼一声：哦，还是个大学生呢。几秒钟就决定了，把我分到三大队一中队去。原来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是重刑犯，同时差不多都有些技术或者学历较高，这是一个汽车修理队。这在监狱里，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种。和我一样从北京到饶阳，同样是思想犯的杨秉荪先生，就没我这么好的运气了。他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他就少了一个条件。同时，他来这里之前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这里的警察觉得一个拉琴的，就是个艺人，没什么文化，哪知道他是第一批留苏，还在匈牙利继续深造。就把他分到我们同一个大队的第三中队，那是一个建筑队，让他去浇灌水泥板。重体力活儿啊。

我一到了一中队，就听说这里有一个本地大名鼎鼎的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易先生，他就是位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扭送了的反革命学生。被判处了死缓。写了和湖北的反革命学生杨晓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很相似的文章，这可以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可是，他现在不在队里而是因为他继续思考，继续写文章，而被关进了监狱中的监狱---禁闭号。人们悄悄告诉我，估计这次他凶多吉少，死缓的犯人在这里“继续犯罪”，很容易被改判为立即执行。我虽然不认识他，心中也暗暗为他捏一把汗，都是学生，都是北京人，都是死刑犯，惺惺惜惺惺啊。


3

我到了这个中队没多久，有一天我们组的值星员姚福荣叫我到队长办公室去。所谓值星员就是我们这个组的犯人头儿，他在我们组就是个小皇帝，说一不二。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所有的狱警都叫队长，把所有的解放军都叫班长。礼多人不怪，在前清人们就说，在这儿人人都是爷。我们都不是人了，我们都是犯，犯字不是犬犹边吗？

原来是这个中队的李指导员找我，当时，我们中队的狱警左股长就是司令员，主管行政和生产，而李指导员就是政委，负责思想教育和学习。他高高的个子，说话态度和风细雨。他第一句话就问：“你刚刚改判了，有什么感想？”

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说：“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给我一条自新路。”

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人也太虚伪、太油滑了，怎么都快和甫志高差不多了呢？我得给自己辩解几句。别忘了，原来是一个死刑犯，还没改判成死缓。在那年头儿，随时我党需要教育人民分分钟都可以把我拉出去打靶。这就是古代的斩监侯，还是个侯爷呢。一下直接给我改判成十五年有期徒刑，还有五个尾巴。你还能不感谢吗？所谓五个尾巴的正式说法是“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就太便宜了，我就可以走出看守所，进入监狱或者劳改队。人就有活路了。

我在看守所的六年里，且不说饿成了细脖大脑壳的人灯，还因为不服软，就被多次毒打。实话实说，这你得感谢打你的队长和班长们。他们这是帮你勒马悬崖边儿。要不是他们让我吐了几次血沫子，昏死过去几次。没准早就拉去卢沟桥了。卢沟桥那时候，就是天然大刑场。这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这就是列宁先生的名言：你不能和流氓讲理，只能用流氓的方式来对待流氓。从此，我乖的不得了，再也不和他们违抗。

我只守一条底线，明哲保身但绝不出卖别人。

李队长又问我:"你有没有上诉的打算呢？"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样的判决已经太宽大了，我再上诉就是不知好歹了。”

我很清楚，在那个时代所有反革命案件的上诉，只能加刑。我好不容易判成了有期徒刑，要是上诉，弄好了改成无期，弄不好就又回死刑号去了。你好不容易，离开每分每秒提心吊胆的境遇，还折腾？我没那么傻。

李队长追问一句：“以后不会翻供？”

我说：“永不翻案！”我那时不是有意要学邓小平先生的名言，对我们这些重刑犯来说“永不翻案”，是个流行的表态方式。

李队长微微一笑说：“好，就把你这个想法的来龙去脉写一篇发言稿。我们下星期要开一个‘易卜维批判大会’，你们的罪行和案情都差不多，可是你们俩的认罪态度是两个极端。你好好写，好好帮助他。这也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再说我们还是要挽救他的。”

实话实说李指导员当时的确态度诚恳。我也小有感动。就答应了回去好好写。


4

回到宿舍我就有了一点儿小小的特权，那就是可以不参加小组里的学习和生产讨论，我就在一边写发言稿。我已经写了六年各种版本、各种要求的认罪书和检讨书,早就对这套模式背得滚瓜烂熟。按照常规这种发言稿，最多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写完了。可是每次，我都要求单独写好几个晚上，我哪怕坐在那儿发愣、养神，总比去继续学毛选好。我可不是反对学毛选，或者说毛选没得可学，决不。再好的菜你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吃上六年。

我们在看守所里六年多天天蹲在那里，统共就这一套书。先念，再复习，复习就背诵老三篇，然后再背《将革命进行到底》，再背《别了，司徒雷登》，再背《促杜聿铭投降书》，再背，再背，再背。

终于都背完了。然后，再背注释。老天爷，那功夫我们是时间的富翁啊！有人送饭，有人给你站岗，您就没日没夜地苦读红宝书，再宝的书也读得透明了。这样的好日子口，值得回味。

平时，写这类东西我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光辉的主席思想顺着笔杆就哗哗往外淌，你手腕子一抖，妙文嘎然而止。完活了。在这方面我绝对是个熟练工人。可是这会儿我却白着小脸、皱着眉头；开始抓耳挠腮。

说实在的在我眼里这位愣折不弯的易先生，也就是过去血气方刚的我。那会儿的我也被其他犯人屡次批斗，一开始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心里想：你们和我是一条黑蔓上的苦瓜，相煎何太急。批判批判我也染红不了谁的顶子，你们和我一样的秃瓢，顶子是没有的。

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政府让群犯批判你，指定谁发言谁也不敢不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咱们唱哪出，去什么角，无所谓。咱们都只动腮帮子不动情，就行了。可是，这位易先生我不认识，他明白这点吗？能谅解我吗？况且他能理解我的苦心吗？

那位该问了，你也是个犯人。还轮不到你侈谈苦心。这您就不知道了，我想拐弯抹角地告诉他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里，在这个时代，不死就是胜利！

咱们死刑犯装傻不算骨头软。此时此地继续高扬高尚和高贵的头，等于对猪弹琴。人真不如猫，因为猫有九条命，可咱们只有一条命。咱们今儿就在这儿和他们磕了，不值！不替别人想想，也得替你的亲人想想，那你就明白了。

我在发言稿里，不能直接就这么写。组织多聪明啊，一看就知道你没按本子办事。得，人家还不批准了。

于是，我左琢磨、右琢磨终于想出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

先写我们都是大学生，是我党和伟大的祖国给予重望的幸运儿。养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多少农民，面对黄土背朝天干上多少年。还需艰苦奋斗的国家要从国库里搬出来多少银子，把我们喂得一肥二胖，坐在宽大明亮的教室里打盹。

党和祖国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可是我们喝饱了优质的乳汁，忘记了母亲的恩情。我们就是忘本啊！这就是祖国母亲的不肖子孙。我们还要反了，那就是忤逆，那就是滔天大罪，千刀万剐也不足平民愤更别说赎罪了。

现在，我们居然没有被枪毙，还把我们送到着暖如春风的劳改环境，这说明母亲并没有唾弃我们，还要挽救我们，把我们这样政治上堕落孩子拉回来，指出光明大道，让我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然后，在这里我再笔锋一转：就算咱们就不说这些大原则，就说你自己真正的母亲，你的亲人养育你这么多年容易吗？如今咱们家出了咱们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那会有多大的压力啊？咱们不能两眼漆黑、一意孤行。我觉得你的内心深处一定不忍心让他们为而痛苦，要是你还残存着一丁点儿孝心，那就赶紧回头是岸。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认罪服法，好好改造，才可能有自己的出路。你有了出路，你全家人才能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上边说的是大架子，我还添了不少零七八碎的，那纯粹都是煽情了。我知道这里边的文章，就需要这样做的。几天后交上去了，连改稿都不用，一稿准。不错，看来李指导员水平还可以。要是审稿的是块白薯，指不定闹出多少笑话，还不把我给累死。


5

稿子交上去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中队在一个春夏之间阳光明媚的下午，一本正经地召开“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批判大会”。会场设立在一中队的汽车修理零修组车间里。零修组车间用来开会十分方便，你想：零修汽车的意思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

我一到这儿就分到了零修组，后来才知道，这是对我的照顾。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河北省公安局管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公安局服务。啊？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行吗？也是， 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有些荒诞。其实你一想就明白了。

这些重刑犯人人都趴在生死的边缘上。当年，我们看守所的所长就这么说，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你们已经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生死攸关啊。

我们零修组的急活儿最多，公安局吉普车，卧车，卡车都有。那年头，汽车毛病还特别多，零修组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所谓修理，和看病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毛病出在哪儿。我们的值星员姚富荣在我们中队牛气冲天，就因为他判断迅速、准确，修理也是干净、麻利、脆。队长们都对他让三分。

零修的车间其实就是个大停车场，来了车就修，修完了就走。

所谓布置会场就是把等待修理的汽车开到院子里去，然后挂上一个会标。就算布置好了。各组的犯人一人一个马扎，整整齐齐地按组坐好。就一切就绪了。当然，在会场前面中间得安个麦克风，旁边得有张大桌子，摆几把椅子。那就是领导席位。

今天，看来二监狱的领导，还挺重视。主管思想教育工作的费狱长也坐在领导的席位上。听说，他是狱领导中间最有文化的一位。虽然他是副狱长，我们照样叫他狱长。旁边大队、中队的领导都一一落座。

等各个组此起彼伏地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都好几个回合了，差不多了。左股长威严地站了起来，朗声宣布命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易卜维押上来！”只见一个年轻读书人被左右两人拧着胳膊从车间外走了进来，押到舞台的一侧，放下了他的胳膊让他站在那里。他们就静候在两旁。

要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画面没准会感到恐惧和残酷，可是在我们这帮身经百战的新老反革命眼里，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首先，没给他来个五花大绑，也没给他来个上下一齐砸，意思是没给他带着李玉和当年的大镣大铐。这儿的犯人都是重刑犯，这种行头不知用过多少次了。我看他今儿完全是轻装上阵，心里就有了些许放心，估计二监狱的领导，并不打算让他当从严典型。那么，看来有从宽的迹象。行。

像河北省第二监狱这种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单位，每年逢年过节之前总要严打一批，从宽一批。这种单位的功能和看守所、死刑号不一样。这儿的功能就是让这些犯人在这里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看守所、死刑号判决一批犯人的节目，是演给社会看的，那是教育群众的。这儿的宽严节目，是演给犯人看的，是教育我们的。因为节目的观众不同，目的不同，行头自然不同。

你看那跑龙套的也不对，两个押送主角卜先生上场的两个龙套居然还是两个犯人。这在社会上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犯人怎么能押送犯人了。这不是乱套了吗？他们怎么能干警察的活儿呢？其实，在监狱里犯人太多了，要单靠警察管，就管不过来了。采取的办法是以犯治犯。

这两位一个叫杜二四，另一个叫老广嘴，他们俩改造并不比别人强，主要是他们俩膀大腰圆。合适干这个活儿。跑这个龙套，符合剧情。

这位主角易先生虽然带着眼镜，虽然在禁闭室里关押多日。仍然看得出，他身体状况很好，结实的肌肉像运动员一样。这哪像一个长期关押在禁闭室里的书生。要是我，恐怕自己都走不出来，非得让别人来个拖死狗不可。

我顿时就感到，这位易先生看来非同凡响。绝不是我这种浪漫书生，他是意志坚强、头脑清晰的理智型强者。他很清楚应该怎么保存自己生命，强化自己的健康，同时还不卑不亢地保持自己的尊严。

看到他这个形象，使我想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他就是那个拉赫美托夫式的理性理想主义者，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对他们这样的人由衷佩服，因为我生性自由散漫，天真热情。虽然我佩服他们这种人，可是学也学不像，只能暗暗感慨而已。

这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李指导员非得用这么两位哼哈二将不可了。老广嘴外号的意思是老广大嘴，也就是说这位广东佬的嘴不小。叫四个字太麻烦了，于是就简称为老广嘴。一般的老广个子就不高，也不健壮。可这位老广是东莞人，简直就是门小钢炮，力大无穷。

他们老家是举重之乡。老广嘴的另一个含义是，他还特别爱吹牛。他的普通话特点突出，过耳不忘。他的名言是：岑近凯辣四我的老盆友！意思是：陈镜开那是我的老朋友。说完亮亮他胳膊上的虎头。

他在家练过举重，还练过功夫，现在在这里校正汽车的大梁。

至于那杜二四，这绰号是怎么来的呢？他刚从看守所送到这里来的时候，见什么都想吃。他来那天，开饭的时候他们组的值星员拿了个小盆到各组转了一圈，说：捐献几个饼子。我们组来了个饿死鬼。

那顿我们正好吃的是高粱面饼子，很多人不喜欢吃。很多人都捐了饼子。我们吃的高粱面是全面的，就是说，什么都磨到一起了。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吃了一定不饿，因为没法消化。

他们的值星员对老杜说：你慢慢吃，你小心点儿，千万别撑死。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只要你不撑死，就尽量吃。结果，老杜在很理性、很控制的情况下，一气吃了二十四个饼子，打破了全队的多年纪录。

吃完抹抹嘴，一点儿事也没有，看样子还想吃。值星员说：行了行了，今儿就这样了。您已经镇了全队了，今后再慢慢找补吧。再吃就该出问题了，看来你在看守所饿得不轻。

常言道：所有撑死的都是饿死的。这话不假。

从此老杜在这儿的官称就叫杜二四了。

你想想：李指导员自然要用这样的两个凶神恶煞，才能镇得住国产的拉赫美尼托夫。

平心而论，那次批斗会开的的确不错。

政府方面满意，群犯方面满意，易先生也有收获，发言人们也有了表演的机会。我所说的易先生的收获，不是在什么思想之类的抽象方面。我说的是很实在的事情，在这个会议后，他已经基本安全了。已经不再锅沿儿上了，至少已经呆在锅台上了。大局已经阴转多云了。

因为我的发言不错，李指导员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有所改进。我在零修组里的地位也有所调整。其实监狱里就是一个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状态和规矩和看守所已经大不相同。每个新来这里的犯人都有一个定位的过程，在这个小社会如何坐定你应该的位置。你不可能和政府对抗、较劲。

那样做纯粹是以卵击石，在这里所有的弱势抗争的手段都没有用了。犯人的那点儿空间，那点儿权力，最极端那也只有自残绝食，可惜在这里绝食都无法进行。绝食那得有人知道，有人同情，有人抗议。才会有一些效果。可那时候绝食，根本没人搭理你。

等你饿得两眼发蓝、奄奄一息的时候。杜二四等人就有任务了，端点儿棒子面粥进来，一个人捏着你的鼻子，另一个往你嘴里灌粥，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不会让你自己就饿死自己的，没那么便宜。灌了几次以后，没人再犯傻了。绝食是一个法制环境中的文明游戏，那会儿是备战的年代，火红的年代谁和你玩儿这个？

我来到这里，又写了稿子，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借书了。六年来，除了毛选没机会看别的书。我正赶上了好时候，1974年文革已经接近尾声，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到了所谓整顿阶段。又开始说需要学习的时候了，当然，要围绕着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前提。为了学好这些真理，还得学一些补充资料。

我到监狱的图书馆一看，喜出望外。这里居然有康德的哲学书，有黑格尔的大小逻辑，还没什么人要看这些书。这几年我们不但肚子饿，而且精神也非常饥饿。这会儿就如鱼得水啦。我已经初步定位是个要写稿子的人，借书一点儿没受限制。真把我给乐坏了。

到了月底，我们还可以买东西。居然有糖，还有烟。我们六年没吃过糖，我的味蕾已经忘记什么叫甜。我买了一斤水果糖，周末躺在炕上，拿着一本黑格尔，嘴里含着水果糖。我觉得，这日子口真不错啊。和六年来的日子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一个周末，李指导员叫我：“你们家有人来看你了。”

我六年来，不准家人探视，不准通信。现在，居然我家有人来看我，真让我出乎意料之外。一个死囚，居然起死回生，还能见到家人。我的心跳加速，真快找不到北了。路上，李指导员再三嘱咐：你最近改造不错。别见到家人就过分激动，千万别哭。人的感情得好好控制。你一激动了，就免不了胡说八道。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还得战战兢兢。

我笑笑说：您放心吧，我现在明白着呢，一会儿我也决不会糊涂。

走到监狱的家属接见厅，一眼见到我妈妈和小弟弟寥寥坐在那里。母亲显得那么疲倦、无助，六年来我的小命朝不虑夕、生死不明；我让她忍受了多少痛苦，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可是她这时候，非常平静，好像在一个温馨的下午准备和我一起喝茶一样。妈妈的镇静感染了我，我也微笑着坐了下来。

妈妈轻轻地说：“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心脏还好吗？”

我笑笑说：“你放心吧，你看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在修汽车，劳动量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政府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给我们买了很多书，现在，周末我一边喝茶、吃糖，一边儿读康德。”

妈妈有点儿微微吃惊，和她想象的的确不一样。她看看李指导员，李指导员说：“他虽然才来到这儿不久，表现的还不错。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多学习，以便改造自己，帮助别人。”妈妈这才完全相信了，慢慢舒了一口气。

妈妈说：“为了帮你好好学习，让你更好的掌握时间。听这里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可以戴手表，所以我让寥寥给你买了一块手表。”

一下子，我这时就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几年来家里过的非常不容易。爸爸、姐姐、哥哥前后都分别关在不同的地方，两个弟弟都插队落户了，全家都靠妈妈一个人支撑。今天，知道我不会被执行死刑了，为庆祝这件事，还特别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一团热火就堵在我的喉头，我说不出话来，我怕一开口，就会哽咽起来。寥寥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来是一块瑞士军用手表。我知道，这是爸爸去欧洲的时候带回来的。

这时候，我已经控制住那团火了，我慢慢地说：“爸爸好吗？这块手表应该让他自己用啊。”

寥寥说：“爸爸买了一块新表，所以这块就给你了。这次他不能来，就让我们把表给你带来。”我明白了，这是爸爸的一点儿心意。六年前，寥寥是个孩子，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高大的青年。非常自信，非常果断。让我十分惊讶。

我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不是已经插队落户了吗？”

他笑着说：“是村里派我回北京买拖拉机，正好能陪妈妈来看看你。”

妈妈和我平静而愉快地聊天，弟弟给我带来了两条牡丹香烟。我很惊讶，我觉得这实在太贵了。在这里，几乎没人抽这么贵的烟。寥寥看我有些过意不去，

就说：“都六年了，就抽吧。以后我们也不会老给你送这么贵的烟。”

妈妈说：“你还要在这里很多年，你的身体也不好。我希望，你抽完这两条烟以后，就戒了烟。”我点点头，对妈妈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戒烟。其实这六年，政府已经帮我戒了烟了。”

时候到了，妈妈要走了，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说：“妈妈，你以后别再来看我，你也上了年纪。跑这么远的路，不值得。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也习惯了。你们放心吧。再说，现在咱们可以通信了，有什么话写信告诉我就行了。寥寥，你大了。好好照顾妈妈。”

我们挥手告别，六年生离死别，如今见到百感交集。居然，都控制着，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人掉一滴眼泪。见到家人，我的心踏实了。


6

我回到宿舍，那时候我们管宿舍叫做号舍，估计是继承了军队系统的叫法。刚一进门，姚富荣就直截了当地说：“小张，家里送了什么好东西，让大家也开开眼。”

这话我明白，二话没说马上拿着牡丹香烟给他送过去一盒，然后，挨个给所有的其他的每个犯人都一人一盒。当然，爸爸给我的手表没给他们看。

姚富荣愣了，忙说：“你不用都给那么多，他们每人给一两根就够了。”其实这种规矩我早就清楚了，在这里面呆了六年，关于监狱里的官方规矩和犯人自己的潜规则早就门儿清了。当然应该给犯头儿一份儿大的，其他犯人意思意思就行了。可是我既不想得罪我们号的这位座山雕，同时，也不想特别巴结他。

我不紧不慢地说：“我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这两条烟就是分给大伙儿的，我已经决定戒烟了。以后，家里要是送吃的来，大家也一块儿尝尝鲜，那时候，我就自己留份儿大的了。”大伙儿笑着说：那自然，自然。

这时候，住我对面的小人精捻了捻他稀疏的小胡子，慢条斯理地说：“小伙子，别送的这么急。你才来了没几天，不知道这儿的日子口见天如每怎么熬。连口烟你都不抽了，一定会心烦意乱。那时候，你没准就该后悔不及了。”

睡我旁边儿的那位猴儿精连忙把我给他的那盒烟递向我，说：“老张，你给我一两棵就行了，这么贵的烟，我就这么要你的，就不合适了。”他话是这么说，可是还没松手，就举在那儿。我连忙轻轻推回他的手，说：“给了人家，再要回来，那不叫个事儿啊。”我对小人精说：“谢谢您的提醒，既然我话都说出来了，就不能坐回去了。就是难受了，也是我自找的，您放心好了。

其实，在我妈妈要我戒烟的时候，我已经暗自咬牙下了决心：戒烟现在就开始，今儿就今儿！我从鬼门关回来以后，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和母亲见上一面。

我在死刑号的时候，曾经向政府请示过，能不能在死之前，见妈妈一面。听说，古时候有这个规矩呀。

队长微微一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临死临死了，还有这个、那个的要求。做梦吧你！昨天还有一位问我最后有没有酒喝，做梦吧他！告诉你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监狱，不是当年的牢房。这类老东西早就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我明白了，你只能单独面对这一切，独对死神。

我本以为没有机会再见到母亲了，当我改判成有期徒刑的时候。我就盼望能早日见到她，想对她说：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全家。她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去做的。

可是，今天接见的场合、气氛、环境，都不让我有机会说这些话。看到妈妈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这些话都不必说了，她明白我，我明白她。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只希望我戒烟，她只希望我健康。这太简单了，我一定要做到。可是当时，我也不想来个当场表态什么的。我已经决定把这些烟送给大家，因为他们这样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难得有高兴的机会，让他们也过把高级香烟瘾。

外号叫小人精的那位是天津市委的一个干部，我来头一天进门的时候背着行李，还没戴眼镜。他来帮我搬行李，他的个子很小，我还以为他是个孩子。于是我说：“小朋友，我自己来吧。”。

大家哄堂大笑，我连忙戴上眼镜，一看，他个子虽小，竟然满脸皱纹，还留着两撇小胡子。我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笑笑说：“没关系，没关系。”

别看他个子，谱儿可不小。他得经典状态是背着双手，慢慢在院子里踱步，还真有高干的那个派头。他在我们组属于智多星级的人物，他是个有文化的干部，还下一手好象棋，全队里无论犯人还是干部，没人下得过他。所以才得此雅号。他也是死缓犯。

那位猴儿精和姚富荣是口外的同乡，他年纪很轻大概也就刚刚二十岁，姚富荣是死缓，他是无期。

你也许奇怪，怎么这儿的犯人的外号，尽是叫“精”的呢？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早就有人说过了：全国人按秩序排队，这儿人已经是倒数第二排了。最后一排就是死刑号的斩监候们，时不时地就有人被拉出队伍，开除人籍了。这些的倒数第二排的人心理状况可想而知，本来不是人精也都得变成人精，不是人核儿也变成人核儿了。

猴儿精见我没有悔改之意，就笑眯眯地把烟往自己兜里装。他抬眼一看，姚值星正瞪着他呢，他连忙抽出一根烟，一边点上，一边殷勤地递给姚头儿。说：“你先来一根。”姚头儿也不客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感慨道：“好久没抽这么好的烟了。安逸。”他更明白，自己的那份留着慢慢享用，先等这些小的们孝敬孝敬。猴儿精这不是做出榜样了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几个犯人也连忙跟着从我送给他们的烟盒里拿出一两根去孝敬姚头儿，不过，也有几个人就假装没看见这件事，假装正在聊天什么的，但也不开始抽我送给他们的烟。可是，那个大干部小人精根本不理这个茬儿，满不在乎。自己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棵烟，自己笑眯眯的吸着。对我说：不错，不错。

可见，即使在这儿，许多事情每个人还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权利。

李指导员突然走了进来，我们一屋子人都连忙要穿鞋站起来。他说：“好了，好了，你们就坐在那儿不要动了。”我们的号舍，两面是炕中间是一条一米宽的走道。平常我们进屋以后，就都脱鞋上炕，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每当队长进来，我们是应该立刻跳下来，立正在自己的铺位前，笔管条直。除非队长另有指示。

李指导员问我：“给大家尝尝家里送来的东西了吗？”我说：“给了。”李指导员说：“这就对了，在这里就得有个良好、和谐的改造环境，别天天你看我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跟乌眼鸡似的。谁家送来东西，都是个稀罕。互相尝个鲜儿那是可以的。但是，第一：不能私下里送给个别人。要尝就大家都尝尝。第二：吃了就吃了，这事就算完了，谁也不能用物质来拉拢其他犯人。这里所有犯人都一样，都得一视同仁。明白了吗？”我们齐声回答：“明白了！”

李指导员又说：“这次咱们中队开的易卜维批判会很有收获。易卜维那个花岗岩的脑袋开始融化了，这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无产阶级专政的感召力，当然，这也是狱领导，大队领导，中队干部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终于有成效了。”我们大家听到这儿，就连忙使劲鼓掌。同为林中鸟，惺惺惜惺惺。他没有被从严处理，我们听着心里也舒服。

他接着说：“当然，犯人代表们的发言，也都不错。尤其你们组的发言水平还是可以的。”他没有点我的名，那是自然的。新来的一个犯人，不能给他那么多好话，别让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个星期，易卜维的家属已经同意来这里做一个规劝报告，这既是对易卜维的帮助教育，也是每个犯人接受教育的好机会。你们组这次也要一个发言，要好好一起准备准备。”犯人们就七嘴八舌地说，那当然还是让张同犯写吧，他笔头子硬啊。

“对，张同犯，你要和好好帮任同犯写，这次由任同犯来发言。这是中队部决定的。”我连忙点点头。这，我也很理解。上大会发言，尤其是在有家属参加的大会上发言，那也是个露脸的机会。老是我去发言，别的犯人会瞧不起我，以为我准是天天给队长们灌甜米汤呢。这次，不叫我发言最好，要不人们怎么常常这么说：

万事见好就收。

小任是我们组的小秀才，他一直是零修组的材料管理员，他也是从口外来的，大概原来是生产大队的会计，是个高中毕业生。在当地就是秀才了。

我没到这个组之前他的文化在组里是第二位。我很奇怪怎么没叫组里原来的那个大学生写呢？那个大学生是天津大学的，还会唱点儿京戏，外号是假洋人。也是死缓进来的。我小声问猴儿精：怎么不让洋人写呢？他微微一笑，小声说：“最近，他有事。”明白了，于是我就不问了。

晚上，小组学习的时候，我和小会计坐在屋里的一角，一起研究、一起起草。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发言稿写完了。我写了以后，小任自己一本正经地仔细抄写，这我也明白。这都是他的改造成果啊，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和他的刑期密切相关。

我写这些东西手到擒来，他们可真不容易。算是他写的，对他好就行了，我根本无所谓。

我来到这里以后，日子过得很沉着，很安静，很踏实，也很快乐。我一直很清楚，现在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快乐不快乐全在你自己。


7

一个星期五的中午，我们零修组又开始大扫除了，队长说这次布置会场不用挂会标了。我想也是，人家家属来一趟也不容易，抬眼一看，自己的亲人的姓名就挂在当空。干嘛呢？一个星期五的中午，我们零修组又开始大扫除了，队长说这次布置会场不用挂会标了。我想也是，人家家属来一趟也不容易，抬眼一看，自己的亲人的姓名就挂在当空。干嘛呢？

左股长这个决定有点儿人情味儿，何必让人家家属来了先受场惊吓呢。布置会场、开个生活会什么的这些活儿都是副值星员管这个，我们组的副值星员叫黄集中，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由于目力集中才得此雅号。

小人精的全名应该是“大干部，小人精。”，别看他个子小，还对谁都看不上眼，也不和他们制这份儿气。他老背着一只小手，另一只小手捻着小胡子，微微笑着。在院子里踱来踱去。

他悄悄对我说：你少和黄独眼说话，那人心眼多着呢。

“他老找我谈话啊。”

“我知道，你就和他打哈哈得了。找人谈话，那是他的活儿，你一不留神，就给他当垫背的了。你没听说过这句老话：‘鹰鼻、鹞眼不可交，瘸子杀人不用到刀。最毒不过一只眼，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他又是一只眼，还加上水蛇腰。是个厉害的角色。”我都听傻了。

“人家还说我是鹰鼻、鹞眼呢，这都是生理特点或者缺陷，不能就断定他的为人吧？”

“当然，你是有点儿鹰鼻、鹞眼，可是你透着点儿善气儿。那就化解了，你看姚头儿，那也是鹰鼻、鹞眼，可是他满脸透着煞气、恨气，你就少招他。这种人心狠手辣。”他看我一脸疑惑的样子，就笑笑说：“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多留神慢慢看，日子长了你就明白了。

正说着呢，老黄走了过来，急忙说：别这儿穷聊了，队长一会儿就来检查工作。快点儿，快点儿。

他在我们组就是军队里的指导员那种角色，你想滑稽不滑稽，我们都已经是正在改造的重刑犯，竟然还按照部队编制。这里边照样有上下等级。当然把犯人也分成三六九等，可能便于管理，这种事你不能细想，一细想就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分成左中右派。

其实，还得补充一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哪怕我们都是犯人。

因为有家属来，我们这些犯人从上到下个个都挺兴奋。那是一定的，我们在这里与世隔绝，自得其乐，这日子口比其他地方好多了。

我自己呆了许多不同的监狱，真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那时候还没有宋祖英那首歌，要是有的话，我就天天唱这个《越来越好》。因为那会儿没有，所以我自己编了这样一首的顺口溜：

住了三年半步桥，给个元宝都不瞧。
住了三年饶阳县，给个知县都不换。
住了三年石家庄，给个知府都不当。

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这么一帮人，二十四小时混杂在一起。比你老婆和你的关系还铁，单调的程度你完全可以想象。当年欧亨利说：要想让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杀人犯，就把他和另一个人关在一起。用不了一年，准有一个手快的变成了杀人犯。我们可是长年累月，磕头碰脑，好在中国人普遍的耐心好。

就算我们这里来一个新犯人，个个都会喜出望外。一块儿琢磨一个新人也是一大解闷儿，每个新人总得带来点儿外面那个世界的一些信息，一些新故事，甚至一些新东西，又够我们琢磨好几天。

这次的会议，是家属规劝。过去这位易先生对我说来简直是一个有趣谜，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电线杆子上插鸡毛---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动了哪根筋，怎么想起来写这么一篇文章？口气之大，目光之远，匪夷所思。

“中国向何处去？”闹着玩儿哪？这不正是当年打天下者的豪言壮语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管，谁管？过去我也被这话激动过，也糊涂过。后来就明白了，这儿，没你的事儿。

当年，我的一个跟屁虫----小鹿，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他说：“毛主席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文化大革命。于是，给你个棒槌你立马就当真。拿自己就不当外人了。

其实，你没听清楚。人家没说让你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没说让你指导别人怎么参加这个大革命。您别逗了，在一边看看热闹，没把你拉出来示众，就不错了。你还真把自己当棵葱哪？”

打那时候起，我就彻底逍遥了，其实这个革命真跟咱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自己成立的那个叫《12.26》的组织，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可是易先生比我还理想主义，我的理想不过是希望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可以继续写我的诗，继续画我喜欢画的画；继续说我喜欢说的笑话。可就为这个，连我都判了死刑。

他老先生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等他家属来了，再讲讲话，我就可以找出点儿蛛丝马迹了。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智力测验类的游戏而已。很可能是个有趣的游戏，于是，让我分外兴奋。

我们这帮秃瓢欢天喜地地打扫卫生，扫地的扫地，泼水的泼水，擦桌子的擦桌子。嘿，和过节一样。您瞧，这帮人也就这么一点儿乐趣，也就这么一点儿起子。得了，您就多担待一点儿吧。


8

这次布置和上次有所不同，在正中间摆了两个大桌子。还铺上了花格子桌布，其实就是我们监狱二大队纺织的床单。本地产品利用，你别说：新床单当桌布还真挺提气。再摆上两个新暖壶，和几个新茶杯。跟真的一样。看来狱方对这个会相当重视，估计费狱长他们还得出席。

会场布置的差不多了，黄集中就请左股长、李指导员来验收，左股长刚进了大门，一眼就看见在会场的后墙上挂满了我们组所有的草帽。我们零修组虽然有个不小的车间，可是来两三辆车就挤满了。这两年，我们组在河北公安这个圈子里，修车修了不少，因而名声大噪。于是，连不远千里的公安车都来了，病急乱投医。

生意好了，就没地儿停车了。没办法只得把修车的主战场转移到大院子里了。

夏天了，知了叫、太阳照，政府对我们还挺周到---每个人发了一顶草帽。不说你也知道：凡是发的草帽，都长一个模样。我们只好在自己的草帽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只写了郎郎俩字，估计这里没人和我重名。

左股长，对黄集中说：去，叫人把那些草帽都收了，多难看啊。开草帽展览会哪？

过去，他可不这么说，那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这么多草帽，多壮观啊，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温暖。

看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今儿不知道到什么山了。

这次居然这么认真，有点儿过了吧？真是奇了怪了。见怪只能不怪。我连忙和猴儿精一起把草帽都收了下来，在墙根儿那摞了两摞。

猴儿精收的那摞，正好把我的草帽摞在最上边儿了。我的那摞是大干部小人精的草帽打头儿。李指导员从前边走过来，把我的草帽拿起来，直塞到那摞草帽的最底下。真是莫名其妙。

我承认，我那名字是有点儿奇怪，可是谁有功夫注意到这里有一顶草帽上面有某人的名字呢。就是看见，也照样会视而不见的。我天天修车戴的就是这个草帽，左股长看见至少也千八百次了，也从没说过：我那名字不该这么写。今儿，怎么都跟有病了似的。好在，那不过是顶帽子，爱谁谁吧。我反正无所谓。其实这工夫，我差不多对什么问题都没什么所谓了。

左股长叫黄集中去通知各个组整队集合，准备开会。

各个组都排着队，拿着马扎、板凳来了，每个组站成两行。我们组也排成两行，我个子比较矮自然就站在靠前面。左股长把姚富荣叫过去，跟他说了几句什么话。

姚富荣连忙过来对我说，今天你不发言，所以坐在后面。我二话没说拿起板凳就走到队伍的后面。姚富荣也跟我走过来，干脆就坐在我后面。李指导员又把黄集中叫过去，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呢。

今天，我看着他们都有点儿不太正常。一会儿，黄集中也端着马扎坐在了我的旁边。按这里的常规这两位值星员应该是一个坐在队伍的前边，一个坐在后边。今天这是怎么了？都坐在我旁边了，我有那么重要么？

黄集中看见我诧异的表情，就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你来到这里以后，一直表现都不错。你要坚持下去，别因小失大。左股长要我转告你，今天的大会无论出什么事，你都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好不好。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现在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呢，发生任何事情都跟我一点儿关系没有。你也让左股长、李指导员放心好了。大伙儿都可以放心。天底下是个人都可以对我放心。

老黄笑笑，说：那就好。

其实听到他这个话茬儿，我心里一激灵。看来今天还真得有点儿什么里格尔隆。哦，也许今天还打算搞成个宽严大会。没准儿，把易先生从宽，把我从严？没错，他们要想那么做，就一定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

也许他们最近刚刚得到了一些资料，就是我在看守所里的“丰功伟绩”。现在，没准有人拿到了我的新材料，准备给我加刑了。

我在看守所里的新罪行，和老罪行相去不远。还是写诗、画画、讲笑话。您瞧：这就叫本性难移。当初，我就为这些毛病折进来的。居然，贼心不死。

其实，我们在饶阳县大狱的时候，生活非常清苦。和北京看守所的伙食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都吓傻了，他们都没想到这么凄凉。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我们自己的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了，饿得快透明了。

可是，那里的队长很少过问你的思想问题，或者强迫你没完没了的学习。只要不闹事，他也不找你的麻烦，这儿比北京宽松百倍。于是，我就得寸进尺了。先和几个北京来的小伙子们，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不知他听谁告诉他了我会写诗非得叫我教他写诗，我就先叫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寄托笔者的情愫。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 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亚的《你好，早晨》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青龙桥的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亓呈祥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个小组，就天天缠着我要学新的。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我们又一起命题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还都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当地有名的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和我们切磋。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就很不容易了。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的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我们满地打滚。那时我们真得很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 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我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9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粘在一起几张纸。也就是说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还是我来画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传阅。我们知道，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被发现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约我们出版到第四期的时候，调号了，那就是重新分配牢房。我到了新号以后和小提琴家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悄悄地把我们的文艺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了。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就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里，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成一缕轻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要销毁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个文件之类的实在太方便了，原始条件有原始条件的方便理由。

我本来想第二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也都销毁了才保险。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北京公安局来车把我和王涛都提回了北京。三下五除二把我们俩都塞进了死刑号。一个月以后，王涛被保送到卢沟桥去了。一年以后，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走了。小亓告诉我，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早就天各一方了，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而他保存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想到这儿，我想：要是加刑，这恐怕算是个充分理由。

我心一横，加就加呗，也无所谓，过去我已经死了好几过了。现在不是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了吗？就算加刑，也应该先加到无期徒刑。在不济，顶多也就加成死缓。也就到头儿了。就这样，也比在死刑号那会儿强多了。

估计他们不致于再把我拉回看守所、死刑号，两地押解一个犯人，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监狱方面一定会把我放在这里继续改造。刑期不过是个说法而已，这儿的死缓犯人有的是，多我一个不嫌多，还一点儿都不扎眼。

什么名头，我不在乎。我缓缓地打定了主意，就算他们真给我加了刑，我绝不对抗，决不上诉。我依旧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这样做是为了我母亲，为了我自己。不是做给他们看的。高兴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哭和笑都没用的时候，还是笑着好。

想到这里，我变得特别平静，像一湖秋水。

这时候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今天连我的草帽都不能让它露脸。今天，在别人看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得给我一个大震撼。

其实就算是这样，对我说来不过也就是秋风轻拂而已。狂风暴雨我早都领教过了。我静静的坐在我的这两位哼哈二将之间，等队长宣布的时候，准备和他们一起配一场戏，出场认真表演一番。你们放心好了，我是个经验丰富的头牌演员了。你们就踏儿踏儿的坐那儿看戏吧，我不会让你们为难，也不会让你们失望。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我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的当儿，各组朗诵语录、唱语录歌等会前惯例的活动都一一进行完了。一大群人从车间外缓缓走进来，上次开会的政府官员原班人马又都到齐了。我看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我知道这一定是易先生的母亲。可是，我怎么看她怎么这么眼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呢？

我正琢磨不定的时候，从她身后又闪出了一个熟悉身影。我定眼一看，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那表情完全就是电影的定格：张着嘴、一动不动、眼不错珠。啊？居然是她，怎么会是她？她不是在监狱里吗？怎么现在会穿着正常人的服装就在这里出现了呢？

哦，我明白了，原来她就是易先生的妹妹呀！那位就妇女就是他们俩的母亲。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我去过她家见过她的母亲，由于只有一次，所以刚才才会有那样的疑惑。没错儿，这就是她---我们同班的同学易如玉，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她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公民，是一个家属了，她是来给我们做规劝报告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大地减轻了压在我心头这六七年的负疚重压。


10

还在一九六八年初的时候，北京公安局和我们的专案组对我发出了通缉令。而我正在和朋友们天天吟诗作画、四处逍遥呢。我们学校那些膀大腰圆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专案组正在满世界地找我，不得已而求其次，于是就找到了我们班的这位同学---易如玉。那时候，我风流倜傥的名声在外，而在他们眼里这位女同学一定是我众多女友中的一个，她很有可能知道我在哪里。就一本正经地把她看管起来，要她老实交代这个人可能流窜的去处。

虽然我们俩只是纯真友爱的好朋友，可是她和我一样早都中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毒，得了同一种病。主要症状之一：就是对朋友两肋插刀。她看到局势这样紧张，她知道了这个专案组的背景厚重，目的非同小可。同时，她也知道我这个人天生糊里糊涂，是个不知死的鬼儿。

她连忙写了一个字条，内容很简单，就是叫我快些逃跑，逃得越远越好。可是，这时候她已经没有自由了，无法完成这个自找的任务。她从窗口看到我们班的另一个同学。那就是小眼镜。小眼镜人的为人厚道，学问也不错，可是心理相当脆弱。在那个年代受了多次过度惊吓，这样的心理状况相当普遍。从前，他一直是我们俩好朋友，甚至他是对我们俩根据不同理由的崇拜者。

如玉看见小眼镜正在打扫卫生，就悄悄叫他，然后把字条扔给他。如玉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都是自己的铁哥们，可以帮我远走高飞了。可万万没想到，小眼镜没有去找我，那张字条也没有交到我的手里。小眼镜拿到这个这个字条就傻了眼了、犯了难了。

这工夫他已经看过了我的通缉令，他对政府的决心不敢置疑。同时，他又是我们俩信任的朋友，他也不能就这样颠颠儿去做甫志高。他的道德底线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于是，他决定去找我们班另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大个成”问问该怎么办。

大个成过去老在班上说，他是郎郎的铁哥们儿，一直为他奔走呼号，连大串联也是和他一起浪迹天涯。小眼镜认为他一定会有一个好主意。大个成看了那个字条以后，脸就沉了下来。清清楚楚就给了他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你立刻去自首，郎郎已经是铁板钉钉、正被通缉的反革命分子。要是你不去自首，我立马就去检举你。

他也没有错，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那个阵势。大难临头，飞鸟各投林。

小眼镜无可奈何地把这个字条交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第二天升堂提审易如玉，认为她肯定知道我的下落。在威逼利诱之下，好一个如玉依然是铁板一块：打死我也不说。越这样问题就越大啦。看她死活不说，就断定她和我一定是生死恋的情人。于是，审讯员们就来情绪了，反复问她：你们俩的那种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要交待清楚细节。可惜，居然她根本就听不懂。左启发右启发还是彻头彻尾的一个不明白。

这位姓沈的审讯员干脆就说：难道你们连公牛母牛的事情都不懂吗？

她还是不懂，也不想懂。这些人怎么心底这么不干净呢？

于是，只好把她扭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因为，我们的案子事关重大。我的同案犯也非同小可。

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在我被抓以后。那位姓沈的审讯员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最后，他还是那句话：难道你们连公牛母牛的事情都不懂吗？

当时，我们的确都不懂，他以为所有的坏人，就一定什么都坏。他不能理解这点。我们恰恰就是纯洁清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的所谓风流韵事，都是虚拟的，浪漫的、诗意的。非常抱歉这里没有他们期望看到的内容。我的所谓情书里，竟然没有他们渴望看到的金瓶梅情节。

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放风的时候，正好在女犯的窗外。我们学校的翁老鹰正好看见了我，就叫我的名字。我本来以为那半张脸是易如玉的呢，走近一看原来是老鹰。我很诧异，怎么你们大家都跑到这儿来玩儿了？

当时，我们学校在校的学生一共只有一百多人，据我知道已经进来了七八个了。而易如玉恰恰又是因为而我进来的，说实在的：她真够冤枉的了。我这个浪漫青年连累了多少良家女孩儿，如花如玉的女生们在如花如玉的年华为我而坐牢。那真不是她们应该去的地方。这地方虽然很有意思，可是这是糙人历练的地方。她们是那么细腻、敏感、花朵般的人，怎能在这个地方长呆下去呢。

现在看见她，我的心中真是打翻了无数的调味瓶子，万般无奈，什么味儿都有。可是，我的脸上的表情却早已完全恢复自然了。完全可以说这时候我的脸上没有任何激动表情的痕迹。只有平和的宁静面孔。我在老君炉里已然练了这么多年应该有这样程度的自控能力。

老黄、姚头看我平静而自然，他们也放松了。我看左股长和李指导员来回扫了我八百多眼，看我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就也放心了，一幅颇为满意的样子。

我想；这时候，要是我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吼：郎郎在此！

这一群在前台庄严就座所有的人，都会定格在那里。由于他们不同的地位和心态，各张脸上会显现出各类不同的错愕表情。想到这里，我不禁微笑了起来。要是来这么一下子该多有意思啊。我心里也十二的分明白。我是永远不会那样做的。永远。我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现在，连说都不说，想过了，就够了。

我是一个白日梦者，一个不可救药的永远牌盲目乐观主义者。


11

也许您看到这儿会以为：那时候，我一定继续坐立不安、心涛澎湃、翻江倒海、要死要活。没有。其实一点儿没有，这一切只之发生在我愣神的那几秒钟中。很快，我恢复了常态的表情。很快，我也恢复了监狱中快乐重刑犯应有的心态。从我判死刑开始，自己就已经把自己列入了人类的另册。已经在自己和社会上的正常人之间，画上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时时告诫自己，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我们在不同的世界，过着不同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熬过漫长的铁窗生涯。

说实在的，等你真把自己从人类常态生活模式和群体感受里彻底摘出来。你就少了很多痛苦。这个心理手术你必须做，还必须自己做。妈妈和弟弟来看我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弟弟小声说了一句：“她已经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他说的时候，没有什么表情。我知道，他用心良苦了。他是告诉我，我的未婚妻已经结婚了。这我早都料到了，也是应该的。我笑了笑说：“那就很好。很好。”

我知道，他说的是丁月，在入狱前刚刚和我订婚的女孩。

这不是我装出来的大度，这是我心里很久以来的一个重担。如果她仍旧在等我，那我已经负重万斤的脆弱心理，还再得加上千八百斤，这要比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重了何止百倍。

那天，当听到我未婚妻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的这个消息，一下子，我如释重责，不禁长长地慢慢地舒了一口气。也许你不知道，在我被通缉之前，我还生活在浪漫的诗情画意之中。那时候，我和丁月三天两头的吵架。那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年轻人，在肆意挥霍着难得的青春年华。我们俩一定会吵架，那时候我们都自以为是出类拔萃之辈，每个人都有一大堆崇拜者和一大堆追求者。我们都是被四周太多的爱给惯坏了。有一天，她要回广东老家去玩，我去火车站送她。那天，不知又为什么吵了架。我们俩突然同时觉得这份感情实在太累了，于是不约而同地说：咱们先分一段手吧，各自冷静，深思后看看还愿意不愿意容忍对方。

我挥挥手，她潇洒地招招手，就各自东西了。

在我通缉令发布以后，在国内四处流浪。她翻山越水在一天傍晚冲到我的面前。她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她一定会来陪我。和我一起走遍天涯，她妈妈和姐姐知道如果我们这样不明不白就浪迹天涯、笑傲江湖。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在那个时代没人理你，可是家人觉得不自在。她们在电话里劝丁月赶紧和我结婚，互相照应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我们俩都觉得，没有家长参加，没有亲友的祝贺，没有安定、欢乐的环境，说结婚就结婚，还是感到别扭。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就订婚好了。

五一劳动节那天，在杭州龙井半山的一个亭子中。我们俩两杯清茶，一池春水，几棵松树，几缕清风。看着远山，就算是定了婚。

过了没几天，我们就在这里被抓获了。全国通缉，闹着玩哪？逮捕我那天，这里漫山遍野都是动员来的民兵。看来这个故事大发了。

从那天起，她就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我被押在专案组黑狱里，她就关押在另一个房间里。我被拉到学校批斗、示众，她就被拉到她们学校去批斗、示众。我在地下室挨打，她就被安排在隔壁，需要听见那些惨叫。我当时就想：希望她快些主动和我决裂，和我断绝一切关系，不再和我有任何干系。那她就不用没完没了受这些无妄之灾，无尽的折磨。

沈先生等人，过去都是我的同学、朋友，甚至我的师长。这时候，因为我的身份转变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邪恶的化身。北京公安局一处的干部是我很早以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他现在竟然就是我们这个惊天大案的专案组组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于。他的政策水平很高，在下面逼供的时候。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只是静静地坐在暗影里。每次，看到我“顽固不化、拒不认罪”的时候。他都是一副很为我惋惜和遗憾的样子，慢慢站起来，点一棵烟就走了出去。别人毒打我的时候，他的确从来没有在现场。

沈先生最后都对我忍无可忍了---以前都是下面的小喽罗动手，他在苦口婆心唱红脸。这次，是他要我回答和丁月之间的问题。

我的答案和前面如玉问题的答案一样。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我们这里也没有沈先生喜欢的公牛、母牛问题的答案。老于又遗憾了，又去抽烟了。

这次，沈先生自己走到我跟前，要我站起来。我就站了起来。他摘下了自己的手表，一字一句地对我慢慢说：“说实在的，我和你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可是今天我被你恶劣的态度激怒了。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性…”后面的话，我没听见。那是自然的。因为在那一秒钟，我被他一个漂亮的勾拳击重下巴，后仰摔倒在地。

当然，这是当时在这种地方，这种情况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场景和镜头。

后来，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后，在美国见到了一位当年审讯我的同学之一---老赵。他一定要请我吃涮羊肉，在酒足饭饱之际。他和蔼地告诉我：他们当时知道我有心脏病，同时也知道我是公安局很重视的案犯。所以，在打我的时候非常小心，非常节制。没想到，我那么不禁打。其实，他们简直可以说是：他们执行政策、手下留情。我听了以后就明白了，执行人和受刑人的感受一定是不同的。最好我们以后都得互相理解。挨打的相信打人的人也不是坏人，没有那么狠。打人的也应该相信，挨打的人当时还是非常痛苦的。就算我私下里天天一直偷着乐，挨打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当疼的。


12

尽管他们这样小心，这样手下留情，照样给我留下了终身纪念。多年后在检查我的头晕问题的时候，大夫士那个火车头那么大的机器把我的脑袋扫描了一个溜够。脑科专家岁数不小，左看右看我那些片子。问我：是不是你的后脑，在某一段时间内，受到过激烈撞击。没错，有那么回事。

您瞧，我这个脑壳也太薄了。人家都手下留情了，就这么留神它还是不争气。所以，您如果听我说话着三不着两，前言不搭后语，您千万别当真，千万别制气。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脑仁子有问题的隐性残疾人。

说实在的，别说你们奇怪，我自己都奇怪。死刑六年，后来据我的同案犯可靠消息。其中，有两次上级已经决定判为死刑了。可是，我一直高高兴兴，盲目乐观，在死刑号里戴上李玉和当年一样的大铐大镣，一人关一个屋，我还设法用摩尔电码敲击墙壁，想和邻居通信。还组织大家开晚会，庆祝乔迁之喜。让人们轮流表演节目。这十年，总的来说，主要的时间我都兴高采烈。当然，也有阴天下雨的时候，那毕竟是少数。

这次检查以后，我就觉得他们打坏了我的脑仁子，让我和白痴进一步靠近，所以对痛苦的感觉和幸福就越发接近。我估计，这就是我怎么度过这十年的。英国那位哲学老头好像是罗素什么的，那老头玩儿深沉说：

“没有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不瞒您说：我在枪号里的时候，隔壁的王涛，还有老同号遇罗克他们都从我左右拉走去见马克思了。我那天天就生活在一根头发悬挂着的达摩克里斯剑下。别说痛哭长夜了，连一次都没哭过。我从来不是一个坚强如钢的人，我是个浪漫柔弱的人。这会儿居然从来不哭，那一定是脑瓜进了水。哪儿来的水呢？沈大爷他们那群人干的呗。我明白了，他们分寸拿捏的十二分地精准，没把我打死，也没把我打傻，把我打成了个情绪倒错。正常人早该哭了，我还接着笑。这门技术相当高深。好多时候，我都想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进水的脑袋，我将如何度过那悲愤残酷的十年？

不骗你，我真得表扬他们。真的，现在我真有点儿对不起他们。

那时候我要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得让我自己气得半死。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没有给他们任何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时候，我笨啊。我觉得也不能为了让他们高兴就胡编乱造呀。

我往自己脑袋上扣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很容易。那会儿反革命都当了，这点儿生活琐事早就无所谓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嘛。可是这种罪行，还得有个搭档。那人家女孩子们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嫁人。他们手上早就攥着一个长长女孩名单，他们把她们也一个个单独审问，一个个反复折磨。

我当时哪儿有现在这么明白，你们不是说我是政治犯吗？怎么非得把我先弄成个刑事犯呢？后来，我清楚了，把我彻底抹黑这个手法，是一种彻底打倒一个人的典型模式。从地方到中央，从古到今，无不如此，岂有他哉？

我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我逃亡的五十多天中，他们已经从我的亲朋好友中抓了不下百人。当时的口号是：大棒下面出口供。我这方面的罪行已经有两百多条，可以定案了。钉吧钉吧，简直就是一本长篇小说。我的反革命罪行，早就够符合他们预期的标准了。

当时的政策是：

一、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你说过这句话。你自己承认不承认都可以认定。因为他们的证词，就是证据。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

二、拿这些文本作为蓝本，让当事人自己写出亲笔口供。这样定罪的程序就完成了。

他们当时在黑监狱里，心里真不愿意打我。可是，一要抹黑我，二要我的亲笔口供。你想，他们一着急，就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抡大棒子了。

我最难过的是，凡是认识我的女孩子都为我遭了殃。丁月、如玉前面我已经告诉你了。

的确还不止如此。

还有医学院的守云，外语学院的华怡，北京大学的萧敏，音乐学院的若辛…。让我莫名其妙的是，他们竟然连我只见过几面的丁月的同学高高。就因为我们逃亡的第一天，就在她们家吃了晚饭。就把她和她弟弟都抓起来打。还有，丁月的妹妹丁芕，就因为我流亡时路过天津的时候，去南开大学去看看她。她带我去丁月的中学同学小马家，在那儿住了一夜。她们俩都被抓，被打还不算。他们还学德国人的法子，用香烟在小芕的腮上捻下疤痕。你知道，我是最喜欢女孩子，最心疼她们的人。由于我愚蠢地逃亡，害得她们遭此荼毒。

还有，还有，还有。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我心里永远有付不清的孽债，这都是当年傻子的我一手造成的。我在这里向你们每一个人请罪，我知道你们会原谅我的。无奈的是，这一切都淹没在历史的风尘里了。我要仔仔细细慢慢写下来，记录在案。供忙人解闷儿，供闲人聊天。


13

在文革前，我就是属于做白日梦的那群孩子。几个半大孩子，写诗画画。说到底，就是自我陶醉。如果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目的，倒是也有，和政治就绝对无关。无非是写好了、画好了，没准能发表发表，自己也变成一个社会承认的诗人或者画家。也别让大人对我们失望。至于，不合时宜的作品，就算是我们沙龙的内部交流。更重要的是，那些高傲、漂亮的女孩子，也愿意正眼看看你，甚至和你说句话。那时候，我们就明白，让女孩子真的喜欢你，除非你有别具一格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好拨动了她的某根神经，那种吸引力，比任何外在的力度都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候，我有许多红颜知己，几乎全是被我的作品征服的。我自己那么用功去写作，我别的方面再傻，这点我很清楚。凭我见到女孩子的交往能力，永远就一事无成。本来是我自己喜欢写，后来成了维持我被大家宠爱的那种状况。我就得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得博得她们两个字的评价：“有才”。那我就得背后受罪了。

文革前夕我已经是个才女们宠坏的傻孩子。没想到，这些青春期的小小浪漫，如今竟然变成她们的罪行。她们和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之间一定有某种肮脏关系。最近，我读了如玉后来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玩耍爱情。当然，那时候的爱情不能说一点儿性的吸引都没有。那会儿，我迷上了纯真爱情游戏，和自己喜欢的几个女孩子，分别单独，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自己知道，你怎么就没法专一呢。我真是觉得，她们各有各的可爱之处。哪个我都舍不得丢弃。但是，我始终坚守一个界限，就是不要越过最后的界限。因为，我知道越过那条界限，就会有无穷的责任。

记得哪个老头在书里说：嫁给我吧。说的时候，那么多情与诗意，实现以后矗不知有多少重负与责任，苦不堪言啊。

难怪，托尔斯泰在参加一个青年人的婚礼时，为他们跳入火坑而痛哭失声。

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婚姻制度本身问题大了去了。

所以，那时候我说自己是独身主义者，其实是知道像我这样的人难以担起那样重大的责任。可是，我心里的确喜欢她们。

我在被毒打和熬鹰以后，所写的任何供词里，没有一句是说她们的。都是在说我自己。说真的，她们就是在和我玩耍，对我的什么反动思想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隐藏的很深的反革命分子。

我在心底里，坚决、彻底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就是在审讯员们几天不让我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分不出来，哪些话是他们告诉我的。哪些话，是我自己过去说的。对我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明白告诉我，我承认不承认结果都一样。就是这样，我还是舍不得，伤害她们。即便我早就知道，或许我很快枪毙了，她们很快都要出嫁了。或许我会在苦役中苦熬多年，再见到她们都一定是陌路之人了。我决不会像《白夜》中的那个傻冒一样，还追上去，沙哑多情的叫人家的小名儿。别这儿丢人现眼了。

所以，今天如玉在这里出现，的确是出乎意外。但，我心底一个声音静静地告诉我：你就暗暗祝福她们个个都走向康庄阳关道，你就自己一个人好好地走自己的独木桥。可笑的是，这也正是是费狱长、左股长、李指导员今天的期望。不料却暗合了我心底的自省。这些年来头一次，我的思想竟然能和官方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14

今天我们中队的剧目与往常没什么大区别，我们这儿的犯人每年都会看几次类似的节目。不过，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剧目。因为主演人之一，竟然是和我这样熟悉的朋友。和我一起在纯真爱情海洋中，迷醉地耍玩过。

费狱长稳重的讲话，丰富又单调的内容都是你我事先一定知道的。可是每次他讲话的时候，我总会自然为他浮想联翩，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外地公安系统里极为罕见。要么他就是一个北京人，要么他就是曾经受过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况且，他从来不读错别字，这又是一个极为难得。例如：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免不了常常要说、要读一些难读的法律成语。比方说：怙恶不悛。

事实上，千百个队长竟有了千百种不同的读法。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大学生犯人”都还是等着听新的笑话。可以理解，他们大多数都是工农干部。他们敢念这样的成语，就很不容易了。至于读成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暗暗发笑，不是嘲笑他们。只不过是在调剂一下，点缀一下这里无尽的生活长河。

可是费狱长一点儿都没错，他慢条斯理的发言、读字竟然从来不出任何错误。他一边说着，我就一边琢磨着；他的声音沉稳，发音准确，吐字清楚；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这时候，我完全不关心他谈话的内容，我眼里他的嘴一张一合，一些声音和词句就飞出来了。想当年他在公安，肯定是政治正确的人物。肯定还是个难得的人才，照他这个水平，这个派头儿，又恰恰是年富力壮的好时候。怎么居然仅仅混到我们这个处级单位来担任副职的呢？

我在育才小学的时候，有一个铁哥们儿，大名王炮。他们家就住在米市大街上的无量大人胡同里，正好离我们家不远。他爸爸在公安部也是一方大拿啊，否则，他儿子也进不了我们学校。我到他们家去玩儿。能在这个院子里安家落户的人，至少也得在公安部混个处级以上的干部。否则别想，其他的小干部，只能在集体宿舍里凑合挤着呢。这院子里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的老革命，论文化，论修养，论长相都没法和费狱长相提并论。

我看他还在一板一眼地得拨得，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他说什么了，只见他的嘴在有节奏地继续一张一合，知道的说他在发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鲤鱼在吐泡。我继续琢磨。也许，他过去由于过分有人情味儿，因此就贬职到这里来。也许，他犯过生活问题的错误，没准儿，他这样的人品、架势对许多女孩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一不留神，犯了点儿生活问题唔的，一个跟头就折到这儿来了。其实这些问题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就爱瞎琢磨。没事儿就自己找碴儿偷着乐。

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直眉瞪眼地愣神那是常态。我妈说我是：魂不守舍。

过了一会儿，轮到易伯母发言了，她说话心平气和，完全不像一个死刑犯的母亲。说明，她的心理素质超稳定，这和我妈妈简直不相仲伯。

我知道，她过去是我母校四中的俄文老师，多年的教学，早就练出来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发个言、讲个话决不会憷场。我看她这么气闲淡定，就知道她心里已经有了底。易先生已经明确地离开了死神的锅台，也许，她用发言以外的这种感觉给易卜维交底。让他可以趁机幡然悔悟，好自为之。


15

这工夫，我也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看看易先生。本来，我虽然对他的经历和思想有所好奇。但没有什么想看看他的模样。现在，知道他是如玉的兄长，就又一打量一番了。

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前面，靠边的地方单设一把椅子上。他被安排在众人之外，可以说，他的位置很特别，也可以说，很孤独。我想起来当年简.爱在教室前面罚站的情景。好在，今天官方相当客气，让他坐在特别席位上。我揣摩：这次狱方诚心诚意地打算营造一种和谐、宽松的气氛。连他的哼哈二将都没出马，也没给他戴上任何戒具。

说到这儿，我得告诉告诉你，在这里许多事物都是：一种事物，各自表述。政府把手铐、脚镣、和平衣、法绳甚至防毒面具，都叫做戒具。就是对你警戒的器具而已。我们宁愿称它们为刑具，因为戴上了或者穿上了，实在不舒服，那根本就是受刑。就连那条给我们五花大绑的麻绳，在警方的字典里都冠冕堂皇地称为法绳。在给你勒紧麻绳的时候，你感觉那就是一条让你极度难受的麻绳，而那位警察感觉的是，我个人并不想勒你，这条绳子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性，它自动地就要勒你，我也是在这个“法”字下，不得不为之。

他们要叫什么，我都没意见，也不会和他们为此进行辩论。无论叫出什么花样，无论它的政治功能和位置有多么的非同小可。那也改变不了它的分子结构，说出大天来，它还是一根普通的麻绳。他们喜欢这么庄严的宣称，我只能暗暗发笑。他们真是相当幽默的人。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易如玉慢慢站起来了，很久没有听过她的声音。难怪她名字叫如玉呢。我想起来，唐诗《洛阳道》里，不是说：兰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玉玉相碰，就自然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像风铃一样，安宁与辽远，绕梁三日，不绝如缕。

她比六年以前成熟多了，不慌不忙，婉婉道来。不该说的话一句没有，该说的话一句不落。看来，她在这六年里，一定跨过了漫长的心理历程。无论高山和丛岭，无论草原和雪地，都没有把她的本质扭曲。居然，受到这样历练之后。她还像一块不温不火的古玉。

或许，她对生活的理解，已经不和我们在一个层次上了。如果她今天看见我们，就和看见出土文物一样惊讶。因为，我在六年前，突然被捕，又急速地扔进死刑号。这和处理食物的方式一样，简称为：急冻。

死刑号，就是一个超级急冻大冰箱。我们就是那些急冻的鱼，十分新鲜、五花八门。需要什么样的货，这里都有相应的对号入座的存货。需要上货的时候，就拿迅速、准确地把我们中间的某些货色扔上砧板。

在我们这里砧板就是卢沟桥刑场，古话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新鲜的急冻的鱼肉之一。所以，当我们被扔进冰箱的那一刹那间，一切就都凝固了。

要不，十年后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人人说我很显年轻。看来急冻保鲜法对人类一样同样有效。

我们对中国一切的了解也急冻定格在我们进来前的那一天。若干年后，倘若我们还有机会走向社会，我们必然将两眼漆黑、无所适从。我们就都变成了百分之百如假包换的特等大傻帽。想到这里，我真有点儿含糊，有点儿二虎了。心一横，想：大不了，咱们就不出去了。接着要求继续住在监狱里，这里多么安宁，多么踏实，多么安逸。你看，这会儿我刚刚改判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离自由还早着呢。居然还这么想，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人就是一个胡思乱想的思维奔逸症患者。

所以，您可千万别和我学，也别和我一般见识。

如玉早就和我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了，在这里暗暗为她祝福就够了。再想别的那就是自找苦吃，那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16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当我们在阴山背后学当年的孙悟空，脑袋上长了草，耳朵眼儿里都长出了青苔。我们上个大学才五年，这里面居然动不动就是十年。我们战战兢兢地走出狱门，不敢瞎说，也不敢瞎想。仔细研究了几个月，才发现这么多年外面的人并没有比我们走出了多远。我们真得感谢那个时代，要不我们就永远也追不上了。

虽然，这十年，他们运动的速度看来很快，后来才明白那只是角速度飞快给你的错觉，其实在线性发展的距离上和我们也差不了太多。只有个别的有心人，见缝插针、抓紧时间比我们多读了一些书。他们就是我们最羡慕的人。

连比我们早来二监狱几年服刑的易卜维，就比我们多看了几年毛泽东著作以外的书。你不服不行，不羡慕不行。那六年你就是荒废了。找不回来的：逝者如斯夫！他一开始就判了个死缓，好处他是立马就进了二监狱。在我眼里，他比我早早就得到了囹圄中的莫大幸福。

有人说：你看，他早早地就判了个死缓，虽然你盼了死刑。可是，你没执行。结果，在当了六年斩监侯以后，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的一九七四年。这时候，同样的反革命罪就判得轻多了。同样的公诉书，四年前一定是立即执行。你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熬了六年，一下子就改判成了有期徒刑十五年，真太便宜了。这会儿，易先生还在死缓期里呢。

我想，这是我的运气。可是，这可不是我事先计划的。我要能掐会算，那敢情好。可是，我这六年就无书可读，人家易先生可一点儿也没耽误，居然可以在这里继续研究数学，真让我羡慕不已。还有，我这六年里见天如每提心吊胆，绝没有其他死缓犯人那样踏实，人家多美；天天都可以睡囫囵觉。您大概不知道，在中国只要是判死缓，就一定不会被处死了。除非您自己不想活了，还可以自己再选择。我可能和你说过，我们那时的口号是：只要不死，就有缓。

这里的缓字的意思是，就有救了，就活下来了，就没关系了。

在二中队呆了一段之后，我把过去自己写的顺口溜进行了补充。在“住过三年石家庄，给个知府都不当。”后面加上一句：住了三年二监狱，给个联合国代表都不去。

因为不久前，乔冠华先生肩负八亿中国人民的重托，到联合国当代表去了，在我们眼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去纽约，代表中国常驻联合国。牛，实在的牛。

我们连去纽约的梦都懒得做的了，做这种梦。不是白白糟蹋了一个好梦了吗？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常驻二监狱就是我们这种人的天堂。周末，含着水果糖，喝着小叶茶，捧着一本散发着墨香的书。神仙般的日子。隔三差两，还有机会看到世外美女。这会儿看到的，竟然是曾经认识的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今人绝非当年人。这是我的自警。

我看她的确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以前她是个天真、善良、敏感有时候，还有点儿傻乎乎的女孩子。现在，她成熟、稳重，那些本来她很少运用的政治术语、监狱术语、套话、大话，现在眼不眨、心不跳、从猿到人、一串儿串儿地一一道来。

她很聪明，尽管她把发言作了相当完整、与时俱进的巧妙包装。同时，也很清楚地向她哥哥发出了准确无误的信号：

别和他们较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我们，也为了你自己。

我这时候，再次仔仔细细地看着老易，过去，我万万也没想到，居然他就是如玉亲哥哥。我的诧异是非常自然的。

首先，乍一看，他们俩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她是纤细、瘦长的身条，素白的面庞，丹凤眼，细腻敏感的五官。而他五大三粗，身体健壮，觉得他是个浓眉大眼，暗色的面孔，坚定豪爽的大老爷们儿。

不过，这会儿你仔细琢磨琢磨，他们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以找到相似的痕迹：例如修长的鼻子，明确的嘴角…。但是，这些细节真不重要。同样的元素，在两个不同性格类型的同胞身上，微微变化，小小错位地组合，倏忽间就相去万里啦。


17

在我胡思乱想的当儿，李指导员起来作总结了，看来快要散会了。

这时候，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俩仨钟头了。犯人在这里蹲了这么多年，小闸和大闸都不太好使了。这会儿，人们已经陆陆续续拉不住闸了，一拨儿一拨儿地开始悄悄地起身去上厕所。这会儿，队长也只当没看见。他们什么事儿都管，就这事儿不管。常言道：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

在我们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这种不太庄严的会议期间。谁要憋不住，是可以自己溜出去的。但是，别大张旗鼓，慢慢溜边儿--黄花鱼地干活：“开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

我突然想到：据刚才如玉报告中说的，她已经是大学老师了。我们那些，曾经五年的同窗，如今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他们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还记得有我这么个被判死刑的同学吗？对了，几年前正式准备枪毙我之前，把我拉回学校去批斗示众。无非是让他们表个态，讨论该怎么处理我。

其实，那不过是个必要程序而已。先发个讨论文件，一一列举罪犯的罪行。然后，按照这些文件再进行讨论、表态。北京那会儿，早已经讨论了好几拨这种征求民意的案件了。

群众都机灵着呢，一看文件对这些人罪行最后的两句话的用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政府的用意了。例如：

要是写“该犯罪行严重，态度较好。”人们就心领神会了，表态的时候就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我党的政策。所以，给他一条生路，判死缓得了。”要是写“罪行极其严重，态度恶劣。”你就说：这个得判死刑。要是写：“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拒不认罪！”那就更简单了，大家一起说一个字就够了：杀！

不过，你也得谅解那个时代广大民众的心态，他们在这种高压之下，只能这么表态。我心里边儿明镜似的，决不会对他们有丝毫的苛责。况且，这原本是我党我国的意思，并不是他们个人的意思。

你不可能在这种时刻，要求人们为你挺身而出。

事后，我听说：我非常感动的事，在北京讨论我的案子的时候。至少有三个人没有喊出这个惊天动地的“杀”字。

一个是刘迅先生，他当时正在单位被管制，所以，没人去强求他表态。他也落个轻闲，后来他告诉我，如果那时有人找他，他也决不会同意枪毙我的。

第二个是黄永玉先生，他在学习文件以后，准备开会讨论枪毙我之前。他逃离了现场。他自己这么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完的孤寂啊。（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三联书店，北京，1998）

第三个人，是我们学院文革前的副院长，张启仁先生。在全院讨论的时候，全场只有他一个人表示，不同意判我死刑。尽管他态度和蔼，用词谨慎，人们都明白这个老人胆子太大了。居然敢说真话！

我至今不会忘记他们三个人，当时在北京全民讨论的时候。至少有这三位没有随大流。当然，我得补充一句，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都不在北京，如果在，又会怎样，我不知道。当数以百万计的人，要求枪毙你的时候，这些数字应该忽略不计了。

那时候，他们在那种气候下，我那些留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只能奋勇向前，只能同意这样的说辞：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黄永玉先生无法忍受，宁愿逃到北海公园去时候，正好满天遍地的大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士为口祸死，天下皓素。


18

人生永远有悬念。虽然我们将来都得死，可是什么时候死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特大的悬念。

人家数以百万计的革命群众为你开会讨论花了多少时间？

绝大多数群众都万众一心地要治他于死地，那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结果，我还愣是没死。这比较奇怪。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这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别说别人大吃一惊，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

居然不死，那民愤咋整呢？

其实，全在领导。领导说应该杀，那时绝对没有错的。连我都觉得没错。据说，我某个前女朋友和她全家的男女老少一起写信，亲笔签名，坚决要求让我尽快去见马克思。这是很自然的。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例子。当事情变成性命攸关的时候，形而上的那些问题，谈都不用谈了。

你得这么想问题：比如，你下围棋，我就是一个三面叫吃的孤子，你去救他啊，那就是找死。你来个快刀斩乱麻。丢卒保全局，这才值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拍案叫绝。我要是还在你们家开会，我也给你们出同样的主意。活人一定不能让尿憋死，尤其不能让一个非死不可的人，把大家都连累了，把我们都憋死了。

至于后来，领导又改主意了，这人先不要杀，还是留下来。这个意见，我一定举双手赞成，人家站的高，看我还是可以救药的。搁到劳改场还是个好劳动力。同时还可以当反面教员。死人一般当不了教员，您说对吧？

一个死刑犯在我党光辉政策的教育下，竟然改造成新人。一个死鬼变成了活人，这多了不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衍生出来的长远效果，比当时三下五除二毙掉了要好的多。

以上是我替政府想的。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

原来是由于周总理审批我们死刑的案卷上，写了四个字：

留下活口。

四个字救活了两条命，真不得了。俩字就值我一条命。

周先生对别人怎么样，我不大清楚。那是史学家的工作。那些大事和我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救了我一条命，是真真切切的。这对我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可惜，他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还在里面服刑呢。既不能在他老先生在世的时候送去两瓶二锅头，也不能在他去世后，和小平头他们站在一起，在长安大街上送他一程。

可惜，我都没能做到。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死神真不够意思，该带走的倒留下来了，最不应该的是他一不留神，愣使那个黑斗篷就把周先生给一裹而走了。一点商量都没有。

和我同时获救的一位也姓周的朋友，在他得到“周伯伯”去世消息的时候，悲痛万分。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当然，我那时候可没敢这么想，我只是没完没了、反复认真地骂死神，真不仗义。真不仗义！

我们在那六年漫长的等待中，上级居然有两次都决定执行算了。估计，他们也对这样漫长的等待有些不耐烦了。我们都趴在悬崖边儿上了两次，和死神在一起聊天，准备上路了。最后，他收起了镰刀，空着黑斗篷自己孤独的飞走了，不带我们玩儿。

故事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我到二监狱来服刑，为什么老这么欢天喜地的呢。绝对不夸张。

来到二监狱没多久，很多从北京来的犯人从不同的中队，甚至不同的大队偷偷跑来看我。闹了半天，这个死刑犯全民讨论，一不留神让我爆得大名。真不好意思，其实我一点儿本事没有，除了喜欢女孩子以外，没别的什么值得吹牛的了。不过，我犯的案可不是男女关系的案子。

很久以后，我和易先生很熟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听说我折进来来了，以为我一定是因为风流成性犯罪的。把我笑得半死，笑得昏天黑地。我一边笑，一边说：哥们儿你真高抬我了，我连这个本事也没有。真的，不瞒您说。真的。


19

有个老朋友问我：您就这么写着这些出土文物似的东西，怕是没人看了。

不碍事，我过去就因为胡写、胡画、胡侃而中了头奖。得了这么大的便宜，没做广告，就满世界出名。现而今，我们这号人要想出版本书，不得不上穷落碧下黄泉满世界求爷爷，告奶奶，另外还得自己贴钱才能出版。

即便是出版了，照样没人看，也就自然没人买。那个时代已经是远古时代了，语言也不对，故事也莫名其妙，内涵的思维模式，也都属于琥珀里的蝴蝶一类的遗留物了。因此，点击率自然没有两瓜俩枣儿了。

这正好啊，我只是想把往事记录在案而已。没人看正好，省得招来弥天漫地的板儿砖横飞。放心吧，出土文物，如果是没有商业价值东西，那是绝对不会招灾惹祸的。那就够了。

我的心理历程，也走了六十年了。

实话实说：我仔细琢磨以后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和您分享分享。

我这辈子到今天为止，大部分日子都是一个字“混”，都和小驴上磨一样，说的好听不过是设法生存着，靠惰性或者惯性沿着生命的轨迹，吃饱混天黑。

感觉人生的确精彩灿烂只有这样几个时段：

一、1974年，我从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二、1977年最后一天，我走出监狱。回到我们大学去教书。

三、1980年初，离开北京去香港。

四、1988去了美国。

仔细分析以后，你就发现这几次的变化，都是这样的。你从生活的一个低层突然跃上另一层。你发现，自己像爬山一样，峰回路转眼前突然豁然开朗。就像你在水底扎猛子扎得快没气儿了。突然，一股不可知的力量，把你从水底送出水面，你眯着眼睛躺在碧波万里的水面上，伸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足够的新鲜空气。

外面的世界是，蓝天、白云、金色的太阳。

那时候，你一定想从心底赞美高喊：人生多么美好，世界多么动人！

在这以后，你会兴奋和充满幸福感地、惯性地会继续向前滑行一段。每次这个时候，你都极力希望能保持多一些时间。

这和玩儿转伞一样。

当你从最低点忽然忽悠到了半空中，在那一刹那，你觉得自己突然长出了翅膀子在太空里翱翔。等这种惯性过去以后，你会感到有些小小的沮丧。人生怎么不能多灿烂几天呢？

这也和玩儿转伞一样，你得设法再回到那个最低点，让周围的合力一下子把你抡了起来，你才有可能再次被忽悠到半空中，进行那个虚拟式的飞翔。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回到最低点行动，没玩儿转伞那么容易。我好不容易从死刑号出来了，为了重新虚拟飞行的感觉再得折回去。不行，绝对不行。

我宁可在普通监狱里凑合活着。

在那里，活着就是胜利。

然后，过着过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又还原成它固有单调、郁闷的日常状态。你的飞行暂停了，您就凑合着在想象中继续飞翔吧。在现实监狱里，您就老实儿地在那儿好好趴着得了。

另一方面，我这一生也有相反的几个时段。

一、我1968年5月14日在杭州龙井，被专案组抓获。

二、1970年2月9日被押入死刑号。

三、1986年4月，心脏决定罢工。

四、2004年8月，车祸，第十三节胸椎粉碎性骨折。

很有意思，这四个恶性的转折以后，你就跌到了谷底，可是，只要没死，总会从谷底慢慢走出来的。看来，名叫老子，也叫李耳的那个老头儿，早就说过这句话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这是明白到底的一句大实话也。

我侃了这么一大段，您就明白了，我在石家庄怎么总是那么高兴。

又有一天，我正和小人精一起检查刚来的车辆，别看他不是工人出身，可是对判断汽车毛病还真有自己的一套，他很愿意教给我。我就趁机赶紧多学点儿，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你必须有点儿货真价实的看家的本事才行。

我正学的挺来劲的呢。

姚头儿又叫我了。

“那谁，你跟谁谁，谁谁一起去二大队加工车间，找白脸儿陈，把这个零件给车出来。尽快啊。”一边儿说，一边儿给我一张路条。你想，这事儿对我绝对是个舒服、自在。

我在看守所那会儿，要想放个风都和过节似的。尤其在北京半步桥死刑号里的时候。一个月都不放一次风。人都快捂溲了。现在，自己走在春夏的阳光之下，和几个和自己一样的犯人，一边儿聊天，一边儿遛弯儿。这和唐朝双双鸣玉珂的公子哥儿有什么区别？

小人精刚才还暗暗地告诉我。姚头儿就是不愿意让我们这号读书人，学会修车技术。隔三差五老让我“出差”，就是让我没机会踏踏实实地学修车技术，没机会从头到尾，全须全尾地修一次车。

因为，我比他年轻，又是大学生。政府还挺看重。我要是再学会技术，那不是如虎添翼吗，那将是他的最大威胁。

我连忙说：我可从来没有取而代之那类的野心。我有口安生饭吃，没人抢就知足了。

小人精捻捻他稀疏的小黄胡子，嘿嘿一笑说：你越这么说，他心里越打鼓。要不行，你去找队长要求给你安排个具体的工种，也算有个章程。你好努力努力。要不然，将来政府凭什么给你减刑啊？

我忙说：算了算了，我就这样接着“混”也不错，省得有人不放心。我就甘居中游了。

说着，我就高高兴兴去二大队了。


20

二大队的白脸陈原先也是四中的，比我低一年。和万老二、贺鹏飞他们是一年的。他现在在二大队服刑，在机修车间开车床。当年的白面书生，现在，已经是个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了。几年前他判的是无期。现在，还是无期。

悄悄对我说：你居然还活着。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都以为你早就乘风归去了。没想到你命这么大。

我笑着说：我小时候算过一命。那位老者说了：我命硬得不行，铁棍子也打不死！想到这儿，我又偷偷的乐了起来。

我突然想: 我也偷偷进村，要是如玉看见我，至少以后她可以告诉那些还记得我的同学，本人暂时还活着。

因为，70年初，他们押我回学校去演那个吓唬猴们的鸡。我那时候，打扮很地道。比样板戏里的死刑犯还像真的。

那天，我和警察们还来早了，他们就把我推进版画系办公室，让我坐在地板上。这时候，杨先让老师正好进来打水，看我那模样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不过，他还相当沉得住气。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很自然地对我说：哦，郎郎你回来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连忙打了缸子开水就去会场了，那天回校竟然和一位当时还属于人民的老师，有了一次简单的对话。想想真有点儿荒诞。我知道，他说话的那种口气就是和一个不久人世的人说话的口气。当然，这已经是最客气的一种了。

等到了批斗现场，老师代表、学生代表甚至家属代表、大师傅的代表都一一表态。听他们的话茬儿，我要不死，大家就没法活下去了。我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要是我现在在台底下也是这个路子。每场戏里的角色分配不一样，社会的大戏不是你自己每次都可以控制的。

有的发言人，把话也说的太煽情了。估计人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时候剧情就催着你猛冲，好多人都收不住闸，戏就过分了。

我知道，许多同学都已经去河北宣化参加军训去了，没赶上这出戏。我也知道，很快这个消息就会传遍宣化军训基地。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

我正胡思乱想的当儿，独眼黄悄悄拉了拉我的衣服，说：他们是不是在看你呢？

我支应着说：怎么可能呢？

我抬眼望去，台上的如玉真的似乎正在看着我，也在没听李指导员的讲话，她还悄悄地拉了拉她妈妈的衣袖，她妈妈也似是而非地向我的方向扫描了扫描。

这时候，我心里一乐。

于是，慢慢地站起身来，微微笑了笑。就慢慢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回头一看，如玉正盯着我看，她也愕然了。今天居然在这里见到了我，这就是传统戏法，这魔术就叫：大变活人。


21

不瞒您说，当我慢慢转身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有自我显示意图的慢慢翻转。我就是有意让她看清楚，这是当年你的同学，没错，那真的是我。

我这心态里也有一点儿调皮，您瞧：这个顽童居然还在这里继续玩耍，既没有颓废，也没有伤感。尽管这个顽童身体柔弱，可是永远不会被外力挤垮。除了死神本人挥着镰刀非要你走不可之外，谁都无法把我击败。这个游戏，我被动地把它玩儿大发了；你要也这么想，也会觉得这一切多么有趣。

这调皮心态里，同时也有和左股长、李指导员等等甚至费狱长开一个小玩笑的意思：

你们不是有点儿怕我亮相吗？又埋没了我那可怜的草帽，又把我安排在最后一排。既然如此，咱就和您们来个：来而不往非礼也。得，微微反弹。我就在您们规定的游戏规则之内来一个清清楚楚地亮相。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亮相。够了。

虽然，只有几秒钟，我估计给那唯一特定观众的电击强度已经足够了。如玉愣在那儿的表情。和她刚刚进来时候，我被电击时的表情一模一样。看来，震荡和反震荡的强度相等。

这种电击，当然不是电影《教父》里的小麦克那种电击。他在杀了那个骄傲无比、把他下巴打歪的肥大警察以后，逃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去避难。当他看见一个当地土妞儿---美得能杀人，于是就被电击，和雷击一样。真够夸张的。

可，我挨的电击，不是，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心里和明镜一样，这只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电击，没有期许的电击，甚至不会有梦的电击。

因为，我早就这样想象过：一天，阳光明媚，正当我们同班同学在宣化军队农场里在大田里一边儿唱歌，一边儿除草，突然，一位解放军班长跑了过来。从远处就一直激动的挥舞着双手，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他跑到田头，擦擦头上的汗水，对着大家若干双闪光的眼睛。兴高采烈地高声宣布：

你们班的同学郎郎被判了死刑！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愕然的停下手里的工作，这也是一种电击。绝对是一种另类电击。一个和他们同学五年的年轻人，那时只有二十六岁，竟然就这样，和说个笑话一样，一条焕发青春的生命就被一阵黑旋风匆匆裹走了。

这可不是玩笑，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问题。没人和你闹着玩。

他们也都知道，虽然这个学生原来是他们系的团支部副书记，可是从来没有整过任何一个同学。难道如今他真的就这么坏，这么不可救药？居然罪大当诛。居然罪大恶极。

他们个个都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表面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相信，兔死狐悲，他们中很多人会从心底升起惋惜的怅惘.....

我很想知道同学们真实的感觉会怎么样？

今天，如玉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看见的就是他们的代表。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今天，我们同时知道：居然我还有自己生活方式，还有一点儿犯人的尊严。

电击是双向的。

我这样想。

也许您会奇怪，您那会儿小命儿都已经朝不虑夕了，还有闲心这样东想西想哪？您不知道，我有个人生的基本功，就是任何时候，光靠胡思乱想就能自己把自己逗乐了。

在我自由以后，某一天，一个媒体的记者采访我和另一个长期蹲过班房的老朋友。他说：他之所以熬过这么多年，是因为他心底的理念。为他的理想愿把牢底坐穿。感动的那个记者眼泪汪汪地说：您简直就是当今的普罗米修斯。

她接着问我：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盗火者？要没有这样坚强的理念，怎能熬下去？

我连忙说：我可真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他们都是英雄。和张艺谋他们拍的英雄都是一个路子。这和当年视死如归、光荣牺牲的真正共产党员都一样，人家生下来就注定了要走上这条路的，压根儿人家全是货真价实的英雄坯子，那都是特殊材料做的。实话实说，我真的不是。

我这些年就靠自己哄自己高兴，在黑牢里继续找笑料，继续找乐子。我在那里面，尤其是改判有期徒刑以后，那日子口越过越高兴。真有点儿乐不思蜀了。我后来索性不愿意外面来人看我，我不愿意想起另外的别样世界。

我们就想静静地呆在这里的小世界，自得其乐。

好着呢，可玩儿可乐！

甚至，连家里人也都别来看我，谢谢了，意思到了。请允许我继续独自微笑。

我就这么微笑着慢慢走向外面的阳光，心里缓缓升起一股暖意。人们还记得我，或许有些人心底还有些对我的关注。这已经够够的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在阿拉斯加一代黝黑冰冷深水里的鲸鱼，与世隔绝，静静游弋。从里到外只有寒冷和孤寂。但身心洒脱、潇洒依然，在远离喧嚣世界的这里。无目的地、慢条斯理地、没日没夜地寻找各种各样自得其乐的方式。

我不但要好好活着，还要从心底彻底愉悦，为自己而愉快，为妈妈而愉快，为那些还爱着我的人---如果还有的话—继续快乐。

因为，我妈妈在那个天天互相担心的年月这样说过：

谁都别担心别人，这年头儿这种担心，唯一的功能是折磨自己。对谁都没有用。你自己活好了，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关心。因此，我们全得好好善待自己，好好活着。

当时，我觉得她这句话是说给我爸爸听的，怕他在没完没了的残酷批斗中，最终挺不过去。没想到，这句话就这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深处。每当，我似乎走到了绝境。这句话就浮现在空中。就是这句话，让我一次又一次挺过了一切。也是这句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在死刑号里曾经闪过的自杀念头…。

无论在哪里生活，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

我今天的转身，就是和阿拉斯加的鲸鱼学的，他也在冰海里，偶尔将他巨大笨重躯体，跃然升起在空中慢慢翻转，显示他那并不张扬的心底骄傲。


22

我就这样慢慢离开了会场，不断地点点头，有时也摇摇头，悄悄地偷着乐。尽管老黄和姚头儿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那都不能破坏我的今天的好心情。

那天的天的确格外的蓝，树叶也格外的嘎奔儿绿。这也许我和常年关在昏暗的牢房中有点儿关系，如今。我的眼睛对每种普通的自然颜色都特别敏感。

今天，我才明白那个已经关了一年禁闭的易卜维，居然就是我们班不食人间烟火--易如玉的亲哥哥。李指导员让我准备批判易先生发言稿的时候。我已经听过了队里老犯人讲述关于他的无数传说和故事，我觉得，那简直和当年刺杀沙皇的青年学生伊里奇没什么两样。比他弟弟列宁可爱多了。

有人说：死缓的犯人继续犯罪，基本就得改判立即了。可是，也有人说：看大队的田股长和监狱领导的态度，可能他还有活命的机会。当我们组的犯人知道让我准备写批判稿的时候，小人精就蔫蔫儿地溜到我跟前儿，问道：

“李指导员要你怎么写？”

“让我以自己为例，要他知道自己重新犯罪的严重性。同时，要让他要有重新做人的实际行动。”

“那就好了。”他笑眯眯地捻着胡子，对我点点头儿说：“好好写，你肚子里墨水儿不少，慢慢往外倒。救人要紧哪。”

明人不必细说，根据他的经验看来狱方已经决定放他一马了。

后来才知道，监狱领导之间，对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也有完全对立的意见。现在只能说，他的命大，赶上了有这么一位通情达理的费狱长。这是无法预计的，无法设计的，这全是碰运气。他真是命大，运气大，造化大了。准是上辈子他没准修过庙、造过七级浮屠，没准儿他曾经救人一命。

等我们仨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如玉和她妈妈一起无奈地望着我。我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弯腰坐了下来。表情平淡，因为监狱领导和大队、中队干部也都盯着我呢。这时候最好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好在，这点儿功夫，咱还是有的。

没多大功夫，宣布散会了。

监狱领导和各位干部陪着家属先行离开了，李指导员才对我们宣布解散了。姚头儿和老黄把我叫到一边，姚头儿说：中队领导知道你和易卜维的妹妹是同班同学，怕你一时激动别万一作出什么傻事。今天看来，你小子还行。

老黄眨么眨么他唯一的那只小眼睛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别胡思乱想，我们在这里就安安生生地好好改造自己，想什么都没用。

我笑着说：老黄你真行，说话还挺文绉绉的。你放心吧，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一个死刑犯还有什么格外的期望？那不是自找不自在吗？

老黄说：那就对了。咱们这些重刑犯，就是刑满释放了，也不能让你回社会去了。在这里面呆个十几二十年，你自己也适应不了那边的生活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姚头儿加了一句：你们也不可能回北京去了。这儿的犯人如果是农村的刑满了还有希望回去，城里的就都留在这里，还归二监狱管。

我说：那真不错，看看费狱长他们，二监狱的队长们都挺不错的。要赶上一个各色的管着你，那真够你喝一壶的。我刑满了，还有五年管制呢。

老黄说：你还真说对了，有不少犯人回到老家以后，都没法儿过下去，又返回来要求在这里就业。一般，农村户口的连回二监狱就业都难上加难。除非你的修车技术特别好，或者有其他特别的专长。才有可能留在这里呢，所以说：你们这些北京犯人就知足了吧。

我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心里想：将来在这里就业了，十几年以后白脸陈、易卜维都一一在这里就业了，那还真不错。万一哪天如玉来看他哥哥，说不定还能见个面呢。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即使见面还能说什么？那不是和保尔科察金和冬妮娅见面一样吗？形同陌路。

那会儿冬妮娅身着皮大衣，保尔因为正在修铁路自然是破衣拉撒。当他们四目相视的一瞬间，就都傻了。当年的童话和如今的现实残酷对比，悬殊太大了。

如果，到时候我和如玉见面的话，我们之间的悬殊只会更大，保尔当时虽然处境惨点儿，但至少还占领着道德高地和社会高地。可我现在，所有的全在低地里，甚至在盆地里。见了又怎样？不见又怎样？

咳，十几年以后，人家指不定哪儿跟哪儿呢？咱就不费那恼仁子了。

说到冬妮娅，我就自然想起来过去我在大学新年晚会上就扮演过保尔科察金。而且，更妙的是那天我们演的那一幕，正是保尔和冬妮娅在风雪中的意外重逢。不过，那天扮演冬妮娅的并不是如玉，这并不重要。

我又瞎琢磨了起来了，你说这人生是不是都有那么一点儿强烈的戏剧性？当时，我们怎么会想起来演这么一段儿呢？难道，命中就这样注定要一再重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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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郎郎的文章还在不断写作中。欲听下回分解，请到郎郎的博克，从第二十三节接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