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仙幽冥天帝怎么获得: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编者按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7周年(1893.12.26-2010.12.26)。毛泽东诗词独具风神，荡涤着浓厚的历史情怀。著名学者杨义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本刊特别刊发其演讲稿，以飨读者。

　　阅读提示:

　　-历史情怀是何物？是进入毛泽东诗词特质深层的重要路标。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所以雄视千古、总览寰宇，是有其深刻的人格、学力、笔力，以及乡土上的缘由的。

　　-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增加了属于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三种基本的诗性表达形式，为唯物史观从这三个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演讲人:杨义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澳门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叙事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30余种。

　　何谓历史情怀？

　　三年前(2007年8月)我在井冈山召开的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今天在大庆召开的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上，我要讲的则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这两个题目内外相应，存在着深在的逻辑联系，历史情怀滋育了文化气象，文化气象升腾着历史情怀。

　　毛泽东是读史兴趣最浓的大政治家，解读毛泽东诗词而不关注其间的历史情怀，就很难把握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人格风采。历史情怀是何物？是进入毛泽东诗词特质深层的重要路标。毛泽东一生批阅《资治通鉴》十几遍，通读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反复批阅其中数史，用不同颜色的笔墨圈点批注，并把其中一些篇章故事印发批转为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历史思维已经成为他的政治思维和诗词思维的重要运思形式，诗中蕴史，诗史合璧，出入古今。然而他的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不是在书斋中推衍出来的，而是在惊天动地的历史实践和真挚洒脱的个人性情中磨练、升华和流露出来的。其中既有戎马倥偬、运筹帷幄、治国理政、改造世界的历史知识运用之妙，又有面对波折、超越忧郁、交接亲朋、陈情言志的性情之真。他投身实践，吟咏性情，以窥历史之真谛。

　　中国从来就有以古鉴今的传统，毛泽东更是提出“古为今用”，以生气勃勃的现实带动历史向前行进。他从丰富的阅历和切身体会中，感受到阅读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里提出要为革命队伍安上这样的“制胜三弦”:理论、历史、实际运动。毛泽东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极其生动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感性形式。它在宏大的时

　　空视野和文化魄力中，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给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注入了实践品格、人民为本和阶级意识，并在一些诗篇中注入了浓郁的乡土情感。唯有深刻把握其诗词中的历史情怀，才能真切地认识诗人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内涵丰厚，渊源有自。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维度；从结构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三个基本特性。只有从历时性的发生学角度和共时性的结构形态学角度上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历史情怀的雄视千古，豪情万丈，不拘格套，挥洒自如。

　　发生学的考察

　　首先说发生学上的三个维度，一是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二是运用历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三是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毛泽东诗

　　词的历史情怀之所以雄视千古、总览寰宇，是有其深刻的人格、学力、笔力，以及乡土上的缘由的。这种历史情怀，不是冷冰冰的凝固化的历史知识，而是诗人对历史存在的理解、体验、共鸣和独具只眼的发现，感之以情而生意趣，述之以怀而含哲理。谁都知道，不读史书，谈不上历史情怀；读史书而食古不化，也产生不了历史情怀。而读史，往往是从乡邦先贤、乡土文献上，首先获得感觉、获得兴趣的。因此，湖湘情缘是毛泽东体验历史、获取共鸣的精神触发点；有了这个精神触发点之后，他又是以何等怀抱、何等手法加以文学处置，这就直接关系到历史体验和诗词形式的相融相蕴，是以何种面目出现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之所以沁人心脾，而少见可厌的说教，就在于他以旷世的魄力把握历史体验，而将之置于挥洒自如的笔墨之中。因此，必须从乡土情缘的感染力、文化魄力、诗家笔力三个方面，考察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的发生。

　　把握历史的巨大魄力:毛泽东诗词丰富的历史内涵，蕴涵于大气磅礴的文化气象之中。而在历史情怀与文化气象之间，贯注着的是巨人般的魄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热心论政，激扬文字，粪土王侯，已表现出面对现实、改造中国的巨大眼光和博大襟怀。执笔为诗，一出手就抱负不凡，如25岁时写的送行诗，敞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视境，从宇宙看地球，简直是沧海一粟，用了《庄子》“太仓稊米”的典故:“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在时间维度上，又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的话头，蔑视衮衮诸公的权势:“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种时空视境是以天地为胸怀的，其中以诗吟咏史，以史滋养诗，诗史兼修，气度浩然。

　　这种天地境界、浩然之气，贯穿于毛泽东其后的诗词写作。诸如俯仰天地之间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究问苍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以及奇异雄丽地糅合着天文科学与神话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都在时空双维度上实现了大魄力、大境界的互动。

　　诗词审美与历史情怀是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可以说，无史不足以蕴涵诗的元气，无诗不足以点醒史的精神。在蕴涵和点醒的交互作用下，毛泽东年过花甲后，魄力犹存，所作的登临咏怀诗《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也在巨大的空间维度中展开一种深邃的时间哲思。站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上，他看世界的大眼光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但他还是拥抱着中国大地，“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毛泽东诗词的结尾往往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即在空间大幅度舒展之时，引入当地的神话或历史人物，以开拓深远的时间维度，如《水调歌头·游泳》讲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后，即引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在人与神女对话中，使时空跳跃到渺远。

　　运用文史知识的驱遣自如的笔力:毛泽东对于两三千年的文史，于先秦喜欢庄子、屈原；于汉魏喜欢曹操；于唐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明喜欢高启；于清喜欢曹雪芹。这就是毛泽东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学八贤”。八贤的风格特点是什么？风格特点倾向于气度豪迈甚至带点霸气，想象奇特往往出人意表。在“八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词本来盛于晚唐、五代、宋，但毛泽东的词中有全唐风，不仅仅是李白的盛唐风，而且还包含有中唐李贺的奇异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隐的深婉华丽。当《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切壮丽境界时，我们感到它虽然还用李白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韵脚，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中超拔出来，壮丽中增加雄浑了。

　　因此毛泽东的词风横跨三唐本身，就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他应该是胸罗百万雄师，可以指挥自如的。比如，对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毛泽东诗词创作是怎样运用的呢？一是正用:“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正用还不满足，其次就是详用:“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又其次，是详用还不尽兴，采取拓用:“斥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最后，更为出格的是典故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对同一意象的正、反、详、拓四种用法，可见毛泽东诗词运用典故的丰富手法和矫健笔力了。

　　有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喜欢“八贤”，虽有独特嗜好，但他对古诗词其实是出入百家，博采众长。如《七律·吊罗荣桓同志》首句“记得当年草上飞”，来自黄巢《自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因此他的诗词借鉴重在三唐，却又不拘唐宋。唯有如此，他才能放飞自己的历史情怀，不是老母鸡式只是顾着身边的几个鸡仔，而是苍鹰式搏击长空，俯视大地。

　　湖湘情缘的真挚深邃的感染力:毛泽东生长于湖湘之地，古时属于南楚，这在他的诗词中留有深刻的印痕。先秦的楚人颇多奇思异彩，有如王渔洋所说:“九嶷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片热土孕育出来的天将降大任之人。

　　在楚地人物中，毛泽东极其欣赏屈原。少年的《讲堂录》就手抄《离骚》、《九歌》全文。1923年作《贺新郎·别友》，结句是:“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1973年改定，初稿句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这里用了《楚辞·远游》中偏僻的词语，可见他对《楚辞》是极为熟悉的。

　　倒是他对到长沙任王国太傅的洛阳俊才贾谊，欣赏中带有几分悲悯，抒发了颇为深切的历史情怀。早年毛泽东把贾谊和屈原并列:“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建立新中国以后，毛泽东为贾谊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在历史人物中乃是仅见的殊荣。他大概是看重这位英杰政论文章的气度、才略之不同凡响吧。

　　家乡情结表现最甚的，是那首在毛泽东诗词中最称华丽的《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诗中对神话传说的奇幻渺远的想象，对恋人美丽的悲剧人生的深切怀念，渗透于色彩华丽的字里行间。

　　结构形态学的考察

　　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践和奔流不息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存在出现于其间，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增加了属于实践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三种基本的诗性表达形式，为唯物史观从这三个基本特性上深入人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结构形态学所要考察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所蕴含的上述三种基本特性的位置与功能。

　　历史情怀的实践性品格:在实践情怀、人民情怀、阶级情怀的综合表达中，实践的品格是基础。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属于现代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诗词往往是在马背上、行军途中及治国理政的余暇写就的，而不是在宁静的书斋中寻章摘句而成的。

　　应该说，毛泽东最有本质意义的革命实践，是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开始的。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诗词与长征以后的诗词，在历史情怀上有着不同的气象和境界。鲁迅对于其井冈山时期的作品，曾经含笑而言:“颇有山大王气概。”但是此山大王已非古代的或自发的彼山大王，他已经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中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因而奇迹性地做到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由此可知，毛泽东的实践性是在疾风骤雨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实践性，他的历史情怀由此具有坚忍的意志。

　　进而言之，毛泽东的实践性具有开创的品格。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去创造历史，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尝试过的。他许多诗词都是开展这场创造的历史情怀的记录:“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在毛泽东诗词中，历史开拓者的博大胸襟和从容自信，被表现得相当充分。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会谈论“易老难老”吗？他不是谈论个人的年龄，而是在谈论人生天地间的有限性和价值观的问题。1929年写的《采桑子·重阳》开头一句是“人生易老天难老”，它反用了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反用中强调人应有作为，即便遭遇挫折，也可以在“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岁月，显示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顽强生命力。30年后，年近七旬的毛泽东又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把奋发有为的精神抒发得更加高昂。战地黄花与悬崖梅花相映成趣，都象征着、张扬着人的顽强生命力。

　　坚持是为了承担。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承担精神，是他实践历史情怀的重要体现。其诗词写山，总是山、天相连，就是由于“山为天柱”象征着历史承担精神。所谓“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用了俗典，脱口而出，明快中有风驰电掣的气势。这样峻拔的山有何功能？“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擎天柱作用。这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精神自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拄”字，乃是乐其山之支撑和承担的精神。

　　历史情怀的阶级性特征:毛泽东是发动和领导民众进行阶级斗争的超一流高手。他的历史情怀中有阶级斗争这根弦，属于理所当然，不必遮掩。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和思路如何化为诗词，却是一个应该认真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切忌火气外泄，词锋浮露，一览无余，否则便会破坏诗歌应有的滋味。写诗应该把论说转化为想象，为意兴，为情怀。比如1957年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何尝不涉及阶级斗争？杨开慧、柳直荀都是阶级斗争风口浪尖上的烈士。但是词里并不直说，而是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古代“游仙诗”的形式，注入崭新的趣味，把烈士的忠魂送达天上广寒宫。在“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之后，既有吴刚的桂花酒可饮，又有嫦娥的广袖舞可赏，神思纵横，诗情动人。

　　阶级斗争史观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词中，进一步强化，对其诗情诗味带来日益明显的制约和冲击。作于1961年冬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说:“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中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喻为妖雾、鬼蜮和白骨精。又批评郭沫若原诗“千刀当剐唐僧肉”，认为改为“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在诗歌中如此隐喻统一战线政策，算得是恰到好处，可见他的语言运用到何等炉火纯青的程度。但作为诗则不宜有过多的议论，应该有更多的人类情怀和意象神采。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关系和总体过程，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尤其突现为阶级斗争。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应该把全部的历史活动等同于阶级斗争，而应该以更丰富的思维把握历史的存在形态和真实进程。写于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在115字的篇幅中，以巨大的魄力试图对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诗词滋味的醇厚，与历史情怀的醇厚关系至深。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观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比如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中间两联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果能够将历史情怀的关注重心，转向以人为本，转向人民史观，那是有助于诗词滋味日益醇厚的。

　　历史情怀的人民性特征:毛泽东的历史观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把人民史观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毛泽东早年习儒读史，后受梁启超“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影响，形成进化史观。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指导实践。他把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孙中山的“三民史观”，推进到唯物史观的新高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支撑点就是从民众大联合中寻找历史动力。

　　历史观的支撑点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毛泽东作为思想者，对探寻历史支撑点，保持着长久的兴趣。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中“三十二圣哲”进行评议，他尤为重视谭嗣同《仁学》提倡的“心力说”。此时他把握的历史支撑点在于“巨夫伟人”，属于“英雄史观”。人民史观的形成，是毛泽东走向唯物史观的巨大的精神飞跃。他的诗词所以浑厚深沉，就是由于它们扎根于人民的深厚土层。比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最有传世能力的代表作《沁园春·雪》，是从人与高山巨川的对话开始，而进入了对历史的纵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推崇人民史观之时，并没有完全摈弃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而是把它们置于历史动力结构的不同位置。位置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词中对两千年间五大雄主是有所批评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词中对五大雄主不是采取“劝君少骂”的态度，而是惜其文采风骚的不足。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是极其重视人文事业对一个民族生命的本质性意义的。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的方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历史观中的“今朝派”，采取的依然是“今胜昔”的向前看的历史观，古为今用，今必胜古，其历史观不是以历代雄主为框架，而是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立足于今朝而开拓未来。

　　第四点，词中的五大雄主，并没有涵盖毛泽东所推许的历代雄主的全部，以及他对历代雄主的认识的全部。毛泽东讲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但《沁园春·雪》无及明太祖，也许是词的篇幅有限。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讲究阶级性而得其阳刚，开拓人民性而增其博大，注重实践性而趋于坚实。在阶级性的阳刚中包容读史所得的“追穷寇”思想，在人民性的博大中包容早年的“巨夫伟人”情结，在实践性的坚实中包容早年接受过的梁启超(还应加上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并形成了“看今朝”的现实取向。他作为一个把辩证法表述为矛盾论的思想家，思想探索不是采取“狗熊掰棒子”的方式，掰了新的扔掉旧的，而是采取兼容创新、化旧为新的方式，因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增添了不少感性形式和中国化的内涵。他往往能够擒纵自如地在上述三项包容中形成其历史情怀的英姿勃发、融合多元、化用张力的复杂运作机制。不可否认，他在化用张力之时，难免有时出现某种程度的倾斜，比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俗语使用过露之类。但是在本质上他是搏击长空的苍鹰，当苍鹰，或者用他更常用的说法，当鲲鹏展翅，背负青天的时候，他的诗词荡漾着的历史情怀如彩练当空，如红霞万朵，放射着一代伟人的气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