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app安卓:吴德口述：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吴德口述：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１９７１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她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８３４１部队“支左”的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８３４１部队派出来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我知道是王洪文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止下来。我和王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这些，也同意不再开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８３４１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检讨，以应付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以后，文化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当时，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多待了一段时间。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的事情很多。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好像发了很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出人来管。                         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
                        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１９７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９月１２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被问得愣住了，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由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几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散会后，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你了！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她。
                        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文化组借来片子看了一遍，认为片子是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我提出这个片子不能演。出乎意外，江青反对，她说这个片子就是要大演，让大家都看一看。后来知道江青的罪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在周总理身上做文章。江青让我查的问题，我告诉中央组织部的郭玉峰去查，这个事情是我交办的（后来这成为郭玉峰的一个罪状。郭玉峰现在对这个事情还感到很委屈，在“文化大革命”后，他被开除了党籍）。郭玉峰了解以后，知道是广播事业局的一位同志陪着拍摄的，名字我记不住了，后来好像批斗了这个同志。江青又派人查了外交部，这个调查我不了解。外交部查到了新闻司的一位司长，从安东尼奥尼的出入境问题牵涉到周总理。江青好像捞到了什么似的，更闹了起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大骂说：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以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到了《中国》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不点名地批评周总理。周总理又只是淡淡地说，经过情况要去查一下，他不太清楚。周总理以后也不再理会这件事，随江青去闹罢了。江青攻击周总理，我很为难。开始时，我还感觉这个片子是有毛病，不能演，后来发觉，这个片子牵涉到外交部、广播事业局，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我越发认清江青的恶毒。文化组的许多人都被江青整下去了，就剩下我、刘贤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王曼恬。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曼恬提出很多理由，也慢慢地不来参加会议了。我对文化组的事真感到伤脑筋。                         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我找先念同志，提出无论如何我不干。我和先念同志经常接触，他对文化组的情况也很了解，我对他说，你也向周总理说一说，我实在干不了。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再一次找先念同志提出实在干不了的困难。先念同志大概向周总理反映了我的情况。事实上周总理对我在文化组的尴尬处境也是很清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研究前例，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市委第一书记。我向周总理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我听到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批评你糊涂了吧？我说：是，批评了，但我的确不能胜任人大的职务。先念同志说：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才能脱离开文化组，不到文化部去，你调到人大工作，人大的人员是不能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的。毛主席批准时，你什么也不要讲了。我这下才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这样，我就脱离了“四人帮”把持的文化组。                         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四人帮”比较注意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长安排。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是先念同志坚持的，教育部是周总理提出周荣鑫任部长，铁道部的部长万里后来被他们批判了，教育部的周荣鑫被他们迫害死了。周总理提出人大副委员长要有一名工人，要有一名妇女，王洪文他们提出好像是东北的工人劳动模范王崇伦，周总理后来换为李素文，李素文既是妇女，又是工人的劳动模范。周总理还提出让西北出一位副委员长，后来，西北出了一个工人造反派姚连蔚任副委员长，这个提名，“四人帮”没有反对。                         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周总理当时为了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找了很多人商量，他与“四人帮”怎么商量，我不知道，他很为难，反复商量，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周总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的名单就报送毛主席了。毛主席在外地，他在批阅这个名单时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对谢静宜说：谢静宜你已当了大官，搞不好就卷铺盖走。关于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我知道只有谢静宜被毛主席划掉了。我调到人大工作，任常务副委员长。我要筹备人大会议，工作很紧张，有一个很多人的组在张罗这个工作，吴庆彤参加了。他是国务院的办公室主任，这位同志很能干，朝鲜战争时打掉了一条腿，他从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调了一些人。原来在人大工作的干部当时分为两派，斗争得很激烈，正在把他们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周总理安排人大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是四届人大开会时的秘书长，我提出大会闭会后，我的事情太多，再任秘书长不行。江青他们当时都说，就是你任秘书长。我坚持说我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并说人大有很多外事活动，我不懂外交，是不是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江青他们就问是谁。我当时冒了一句说，听说毛主席考虑让姬鹏飞任秘书长。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四人帮”当时很惊讶地表示，他们没有听说毛主席有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这个好办，问一问毛主席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小平是怎么向毛主席说的，后来毛主席同意姬鹏飞任秘书长了。姬鹏飞是原来的外交部部长，那时说他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说了错话，已由乔冠华把他换下来了。周总理提出人大的副秘书长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四届人大前，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负责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我组织开会。我记得关于代表的人数问题、大会主席团的安排都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不了解情况，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的。                         小平同志当时对我说：赶快抓紧搞。我抓了各省代表的组成问题，各种报告的翻译问。翻译问题很复杂，有民族语言的翻译，还有国别语言的翻译问题。当时提出一个什么词不符合内蒙古语言的习惯，原来的翻译就有不同的意见的问题，我说原来怎么翻译的现在就怎么翻译。后来，是小平同志组织翻译班子，搞了这项工作。人大开会前，周总理让我去向朱老总、宋庆龄同志汇报一次，我说向朱老总汇报可以，但我从来没接触过宋庆龄，不知道怎么向她汇报。周总理告诉我，先向她解释人大召开的时间仓促一点，没有来得及向宋副主席请示汇报，然后再讲人大会议的安排和人事安排。周总理看我确实为难，就提出让我去找廖承志，说廖承志与宋庆龄很熟，让廖承志陪我一起去把问题讲清楚。我和廖承志一起向宋庆龄汇报了召开人大筹备的情况。宋庆龄很客气。廖承志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讲英语。最后，我提出请宋副主席指示。她说：没什么意见，很好。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对我说：人大的两派相持不下，你找武新宇了解一下情况，连搞收发的同志在内，从这些人里最多挑出１０个派性少一点的人。后来，经过武新宇等人了解后，从人大常委会原来的一二百个工作人员中挑了１０位同志。姬鹏飞说工作人员太少了，专门找我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他周总理一再给我打了招呼，说原来人大常委会的人两派斗得很厉害，暂时无法用。周总理还交代说，如遇有大活动，人员不够时，可以找国务院的吴庆彤，由他负责开常委会时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当时，人大常委会除了我们这些人，日常的工作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召开时，毛主席在考虑还要不要一同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以往政协和人大是同时召开的，但四届人大时，政协大会没有召开。
                        从我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到四届人大召开的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感觉到，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在江青的羽翼下又集结着一个炙手可热的圈子，他们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施阴谋，放冷箭，许多人因此中箭落马，许多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他们窥测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一次次风波，向他们认为对他们篡党篡政构成最大障碍的周总理进行不断的罪恶攻击，不管他已经身患绝症。正直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或远离他们，或横眉冷对，或起而抗争。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这次会议后，深知江青积怨甚多的毛主席为了让江青和纪登奎团结，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讲儒法斗争时，特意让纪登奎陪着江青一起去。鉴于林彪等人的叛党叛国，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寄予希望。１９７３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然而后来毛主席终于发现，希望落空，王洪文等人是扶不起来的一帮。                         （吴德口述，朱元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