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魂法师txt全集下载:特大中心城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可行性（傅作勇）

　　特大中心城市农村信用社为其转型已经积聚了比较成熟的内外条件，应当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导入与成长期内，尽快抢占农村金融市场制高点，组建统一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
    特大中心城市通常由中心城区、卫星城镇、周边郊区及农村地区相互串联而成，一般都带有显著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特征，都面临着长期而艰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重任。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后，如何通过有效贯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从特大中心城市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区位特征和未来远景出发，对部分符合条件的特大中心城市实施有别于其他一般地区的改革发展方略，采取先行一步组建以市为统一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省内其他地区有选择地后续跟进的非均衡式步进改革路径，不仅涉及到特大中心城市农信社的效率与效益，而且可以影响和带动其所在省域农信社系统的改革试点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有效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助推“三农”事业进步。
    

　　组建统一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
                   

　　我国即将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如何将目前在农业贷款市场占有最大份额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试点进一步推向深入，是重中之重。按照官方提出的监管导向，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按照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用5～10年时间将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改造为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型农村银行机构。特大中心城市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是推动所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具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率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禀赋。但从市场供求关系看，一方面是农村金融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失衡问题，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远不及城市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竞争机制薄弱，服务软肋众多。另一方面，特大中心城市所蕴涵的农村市场，是正在苏醒并将走向持续增长的、最有条件先行建设和谐农村并拥有巨大潜力的“蓝海”。这一市场既有服务上的空白，又存在着业务上的断档——客户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是市场机会，就迫切需要农信社积极利用这些空白，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在战略决策、制度安排、机构设置、人员准备、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金融产品等方面积极开展活动，来加快创新发展和承载未来梦想。特大中心城市农信社在各为法人的体制之下，现有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与人才等要素积聚的产品原创能力与服务改善能力，难以充分呼应和对接特大中心城市日趋复杂多样的市场需求。倘若不依托“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路径，不通过走联合、重组、创新、发展的路子，在空间上集聚更大的统一平台，在层次上形成更高的拓展态势，在资源配置上追求更优的运作效率，势必难以在稳定和扩大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做实做强县域金融，势必难以扭转政策性、商业性功能混淆不清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难以消减的被动状况，也很难应对在不久的将来混业经营、跨区经营与银银、银证、银保及银信合作等同业竞合局面。所以，特大中心城市农信社应当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导入与成长期内，通过扬长避短，尽快抢占农村金融市场制高点，组建统一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把支农服务做实做稳。
                            

　　内外条件基本成熟
             

　　对外部和内部条件稍加分析就会看出，地处特大中心城市的农村信用社，最有可能成为在省域范围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创新区和示范区。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投入资金15万亿元以上。除了依靠公共财政和社会资金的投入外，还急需金融资源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的投入与支持。2006年11月，银监会进一步明确了在地级市组建农村银行的准入条件，随后又出台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为特大中心城市实现更大范围的组织转型铺设了道路。特大中心城市业已具备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程度的发展需要，为农村信用社选择集约化程度更高、组织形式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北京、上海两市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天津、重庆实行市、县两级法人体制并将走向更高层次的一级法人体制，其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条件及其管理半径，与多数特大中心城市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目前，除中央直辖市外，以省会城市、特大中心城市为单位，实行统一法人的组织结构，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作为全国首家以地市为单位实施统一法人改革试点的厦门市农村信用联社，已于2006年6月正式开业。广东除深圳市已实行统一法人外，经银监会批准，广州市农村信用联社又成功转向实行统一法人的管理体制，并争取在5年时间内转型为商业银行。这些城市的有益探索，为其他同类城市的农村信用社创新组织形式与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此外，安徽、江西等地已经陆续设立了部分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银行，吉林则正在推进以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改革。这些非特大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实践，对其他城市亦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或许有人会对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向沿海看齐存有疑虑。从西部12省(市)自治区看，在国家强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等城市,其经济金融总量、市场环境与农村信用社的自身基础等要素，与沿海相比，虽有一定差距，但并不妨碍农村信用社向更高体制迈进。
    在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变中，特大中心城市农村信用社传统农贷业务面临着较之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按目前的发展趋势，除郊区外的不少以城带乡的中心城区，至迟在2012年左右，将基本没有农民存在。而除中心城区外的郊区，部分农民将从传统农民转为新型农民，部分则将转为城市居民。作为特大中心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农民的分化速度加快，金融需求嬗变。在这种情形下，农村信用社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市场环境。以非农金融业务支撑农村业务，不失为相对理性的抉择。如果一味要求地处城区的机构始终高举服务“三农”的旗帜，对地处郊区的机构则依然维持县乡两级各为法人的体制，既有悖经济发展规律，又不利于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经营。
    近几年来，特大中心城市农村信用社经过多年发展，初步理顺了管理体制，经营状况稳步好转。各地在国家政策扶持、地方政府帮助和监管当局的支持下，消化了大量历史包袱，不良贷款余额与比例持续下降，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快速递增，其现有市场份额一般介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后、股份制银行之前，已经具备了相对强大的实力。同时，特大中心城市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要素渐趋完备，管理理念日趋进步。各地在内部控制、队伍建设、技术系统和风险管理诸方面，不断取得阶段性进步，为推进组织转型创设了一定基础。与此同时，各地的增资扩股规模不断扩大，准备金缺口逐年缩小，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总体创新能力、核心竞争能力与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可以说，特大中心城市农村信用社为其转型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内外条件，多数能够很快达到国家对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标准和要求。
                         

　　操作方法

　　目前，没有统一法人的特大中心城市的农村信用社，有的设立了市联社，有的尚未设立。在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中，各地应当从自身实际出发，以尊重农村信用社大多数股东意愿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分类推进改革，既可以采取渐变式的步进改革方案，也可以选择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方案。首先，在改制后如何对接省级政府和行业管理组织管理的问题上，建议改制后的统一法人，应当作为新的股东，替代原已向省联社入股的各县级联社股东，继续纳入地方政府的管理架构内。二是市场定位的问题。特大中心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经济发展中缺的不是大银行，而是为郊区、为“三农”、为小企业及微小企业服务的社区性银行。组建统一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不是要把农村信用社转型为大银行，也不是要与其他银行争夺城市业务中的大项目与大客户。恰好相反，牢牢把握和始终坚持以农为本的市场定位，着力追求以更加富有效率的方式，把重心始终放在做强做实县域金融上，把农村合作银行办成政府放心、社会认同、客户满意、员工自豪的社区性金融机构，才是精准自身市场定位的要义所在。三是如何以较低的代价顺利实现组织转型即有效降低改革成本的问题。别的不说，单是各种凭证、CI标识等的费用节约，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采取以相对“激进”的方式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四是如何有效化解历史包袱的问题。应按照“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改革要求，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具体帮扶措施，给付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也应通过自身的积累建立补充渠道。五是如何优化产权结构的问题。北京、上海从自身实际与未来发展需要出发，选择了股份制这一“顶级”模式。其他特大中心城市很难拥有可与其比肩的前出优势，以股份合作制为基础设计产权模式，应作为这些城市的基本选择。实际运行中，由于投资股和资格股股东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为协调处理好两类资本在市场定位、经营策略等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需要在农村合作银行的制度设定尤其是在章程中做出必要的明确安排，以此磨合好不同股本之间的比例及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