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潮喷女王cytherea:导论-人类学：人性及其历史（三）_

新进化论学派重视进化的原因、形式的研究，不再在人类是进化的或是退化的、神创的这类问题上纠缠不清，这就等于把进化论当作不言之明的前提。当怀特说进化具有必然性的时候，他等于说进化是自发生的。斯图尔德重视环境的决定作用，这就等于承认文化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但多线进化的提法无疑忽视了文化的传播、交流乃至扩张，这一点反而不及于古典进化论学派。至于“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矛盾，这些问题早在达尔文以及古典进化论者的著作中就已说得很清楚。进化论不管新与旧，都受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只是一种意见，构不成人类学的一个学派，换言之，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观念或一种为人处世态度。当初，美国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力倡相对主义，是出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优越论”的目的。一方面出于此一目的，另一方面苦于各种资料的不足，博厄斯就选择了历史的方法，而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的比较的方法。与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的历史方法不同，博厄斯只对特殊文化的历史事件描述和记录，而不研究全人类的历史及其规律，他认为各民族文化不同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他所开创的学派因此被称为“文化史学派”。由于博厄斯不愿研究历史中的秩序，他受到其学生克鲁伯，以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和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等人的批评。[1]

博厄斯的学生，或多或少地坚持了他的文化相对论立场。我们注意到，博厄斯的许多学生，包括他本人，都是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属于美国的“少数民族”，这多少解释了他们立场，他们确实对落后民族有足够的同情、理解。此外，应该提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就像康德的“纯粹理性”一样，博厄斯学派认为文化具有独立性。其中，克鲁伯的相对主义走得更远，他不但认为文明没有高级、低级之分，而且认为文化是“超有机体”，即是独立于人的心智、遗传、体质，不服从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自然法则。我们知道，强调文化与自然的连续性、认为文化同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是进化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所以，克鲁伯的“超有机体”论，是对进化论比较彻底的否定。博厄斯的两位女学生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她们认个体的人是被文化塑造的，不同文化所塑造的国民性或性别气质可以是截然相反的。[2]

博厄斯及其学生在人类学具体领域中的研究是十分出色的，但这种道德评判先行的做法，难免产生一些弊端。为了反对进化论，他们无疑忽视了许多问题，例如，把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全部推给地理环境，或者认为文化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做法使问题简单化了，也使人类学的论域变得狭隘。认为个体的人是被文化塑造的，容易忽视同一文化背景中不同个人的性格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往往是遗传、变异所决定的。

由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博厄斯的弟子中不少人后来抛弃了他的立场。斯图尔德重新拥抱进化论；克鲁伯在1948年就抛弃了相对主义，说：“现代先进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却往往附和古代社会和落后社会中那些健全而有权势的人。”相对主义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乔治·彼得·默多克，在谈到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以及梅尔维尔·赫斯科茨的“所有文化应享有同等的尊严和尊敬”这一观点时，指出它们“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感情用事的无稽之谈”。[3]

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行不通，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如果吃人的文化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原始人中，博厄斯学派尚可以安然地承认它具有与欧美文化同等的“尊严”；但是，如果这一文化存在于纽约市的某一角落，我们不相信博厄斯学派的相对主义还能使人对它宽容。如果在人类的语言中取消作为区别、比较、评价的词汇，我们不相信这种语言还可以存在；如果一种文化取消掉它的价值体系、是非标准，无论它处于什么水平，它都将不存在。所以，放弃比较，不但欧美文化做不到，连最原始的文化也做不到，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区分好坏建立起来的。

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放弃文化批评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文化相对主义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批评隐藏起来而已，不论这种批评指向何方。就“相对主义”一词的本义来看，并不是不加评置，而是各执一端，使价值相对化。我们在本节的开头就曾介绍过一种情况：许多原始部落的名字，根据其居民的解释，意思都是“人类”，其他人则被排除在这一属性之外。同样，每一个族群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最好，别人的文化不行，正像中国的俗语“谁不说咱家乡好”、“月是故乡明”，表达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情感。心理学家荣格曾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有人问一位黑人酋长善与恶的区别，他宣称：“如果我偷了敌人的妻妾，这就是善；如果敌人偷了我的妻妾，这就是恶。”[4]这是文化相对主义绝妙的写照。价值相对化只是第一步，即较为温和的一步，否认西方主流价值的普遍有效性。顺着这条路径必然有第二步，即更为激进的一步，就是利用非西方价值对西方主流价值提出批评。人类学家从地球上每个角落收集到的原始人资料，不再是为了评估这种文化的发展水平、重建人类进化的历史，或是研究人类共同的心智，而是为了让西方文明的批评者看到更多的相对性，换言之，人类学成了文化批评的工具。

“文化批评，就是借助其它文化的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当对世界的多样性认识受到现代意识威胁的时候，人类学必须继续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趋近世界多样性的途径。”[5]就这样，在文化相对主义者那里，表面上还承认各种文化是“各有千秋”，没有孰高孰下之分，到法兰克福学派及众多后现代作家那里，就恢复了早在蒙田时候就出现的“野蛮人最聪明”的论调。如果在进化论者泰勒那里，人类学的任务是揭露古文化的遗存、那些有害的迷信，那么，在马尔库斯、费彻尔那里，人类学要反其道而行之，致力于对现代性的批评，恢复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母权让位于父权、氏族共产主义转变为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在摩尔根那里还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作家那里，这是一种退化。就这样，文化相对主义促成了对进化论的颠覆：对原始文化的批评变成对现代文化的批评。

对于此一颠覆，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我们在《圣经诠释学问题》一节曾引用过艾柯的话，即“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理论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渊源”。例如，《圣经》中就有失乐园的记述，说人类在一种完美的状态下走向堕落；古希腊的神话中则说，人类是从黄金时代衰退到黑铁时代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西方文明是从一种地方文化通过兼并其它文化而构成的复合体（当然是有主次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被兼并的文化在内部多次进行反抗。这些反抗经过整合、调适，往往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这种文明的内部出现自我批评的声音，就是曾经潜伏的，或一段时间不被注意的文化因素重新亮相。当然，它的出现，往往迎合了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气候，以及借助于特定的理论工具。

三、功能主义的批评。对进化论的批评，第三个方面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所谓“功能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文化的功用，其代表人物为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对进化论提出了批评：“进化学派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出于‘遗俗’的概念，靠了这概念，他们可以从现有的情状中去重构过去的‘阶段’。但是，遗俗的概念是包含有‘文化的安排可以在失去功能之后继续生存’的意义。一切人类学所不能了解的事物，都可以归入‘遗俗’中，作为他们猜度幻想的出发点。我们若对于一文化认识愈深，可称作遗俗的，为数也愈少。”[6]

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看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进化论学派确实借助了“遗俗”此一概念，但并不必然包含有否定这些“遗俗”的文化功能的意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某些人仍用手抓饭吃，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遗俗”，并不等于否定它的进食功能，最多是说这样可能不卫生，可以有更好的进食方法，如使用筷子或餐刀等。至于一种文化丧失功能后仍被固守，此种例子比比皆是。美国著名文化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曾挖苦功能主义学派，并举了一个例子：“印度教徒禁止吃牛肉，据说是因为牛能用于耕田和供奶，是应予保护的资源。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印度的穆斯林处于同样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之下，却很爱吃牛肉，或者，当新德里的麦当劳快餐店可以任意从澳大利亚或阿根廷进口牛肉时，印度教徒仍禁止食牛肉。”[7]结构主义大师斯特劳斯曾对功能主义提出这样的批评：“说一个社会具备功能，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具备功能，那就是无稽之谈了。”他甚至形容这是“废话”、“陈词滥调”。[8]

[1]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73、77、78页。

[2] 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00页。

[3]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99页。

[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赵蕾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3月版，第201页。

[5] 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第11、228页。

[6]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页。

[7]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61页。

[8]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卷一，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6页。

[9]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0、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