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动画片百度云:导论-人类学：人性及其历史（一）

第四节 人类学：人性及其历史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之前，它一直寄身于历史和哲学之间。即使在19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各国相继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机构，它的历史及哲学的色彩并未消退，换言之，人类学家必须具备历史和哲学的知识背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类学有三大任务：一、重建人类历史；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三、探讨变迁的动力。[1]20世纪晚期美国另一位有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则认为，宗教人类学研究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分析那构成宗教自身的象征当中包含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是寻找那些系统与社会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联系。他强调，前一方面的研究被人类学家忽略了。[2]从这两位人类学家的主张来看，前者的思路近于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历史方法，但反对进化论、反对思辨方法；后者则与康德、韦伯等人一脉相通，强调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学研究，依然带有哲学和历史两种取向（范式），这是它两位“祖先”留下的印记。

就哲学方面来说，早在古希腊的特斐尔阿波罗神庙就有那句有名的铭文：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的主张。古希腊哲学对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灵魂方面，关心的是伦理道德的状态，苏格拉底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可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有时候我们很难将它们与神学分开。塞诺芬尼认为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神的、第欧根尼的《论自然》、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比较接近现代的人类学。[3]我们在上一节介绍过柏拉图将“心灵结构”分为三个构成部件，对应社会三个不同阶层，这些观点也对现代的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有启发作用。从早期教父神学家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他们主要是从人神关系、人的罪性方面来讨论人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由于受到经验主义范式的影响，逐步向历史寻求支援，他们有的实际上已经接近是人类学家了。

就历史方面来说，它对人类学的贡献相对要大一些，历史书籍曾记录了不少“异国风情”。早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就接触过小亚细亚的特洛伊等部落，可是，那时候的“他者”，就是敌人（比较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旧约》中也不乏“外邦人”的记载，但他们多数时候也是敌人。到希罗多德的时代，他“给后人提供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民族志记述。”[4]但他也是在希波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插笔记述这些民族志资料的。不过，我们应当承认，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人类学资料。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旅行家们开始记录那些“他者”的文化，他们或者是出于个人兴趣，或者是为了给后来的人提供一份“旅游指南”，有时也可能是出于殖民的需要。这些史籍和游记，成为早期人类学家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每个民族第一次接触另一个民族的那一瞬间，很少有人把对方认同为人类，那时候“人类”一词即使已经发明，也很少在现代的意义上被使用。本尼迪克特曾指出，许多原始部落的名字，根据其居民的解释，意思都是“人类”，其他人则被排除在这一属性之外。[5]人们常常把别的民族看成是“鬼”：欧洲的传教士将黑人拉到太阳底下去照，看看有没有影子。至于中国人，至今仍习惯称外国人为“鬼佬”。但是，当西方人的足迹到达地球上每一个有人类生存的角落之后，这些“异国风情”肯定要被综合，并且要建立起其它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某种联系，这时候人类学就应运而生了。

172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J.F.拉菲托就写出了《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一书，此书被有的学者奉为文化人类学奠基之作。[6]维柯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可以看作早期的人类学著作，特别是维柯的“新科学”意味着它不同于已往的学科。在康德的写作计划中，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计划是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即人类学。费尔巴哈在研究基督教时曾认为，“现时代的使命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转变、分解为人类学。”“神圣存在不过就是人类，或者纯化的人性，就是摆脱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限制的人性，就是客观化的人性，即被沉思、尊崇为他者的人性……。”费尔巴哈有时提到人类学是一种新哲学，这就预示着人类学将从哲学中脱胎而出。[7]

[1] 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54、155页。

[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38页。

[3] 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82、132、148页。

[4] 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1页。

[5] 让·杜歇：《第一性》，周征凌、范倍思译，海天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45页。

[6]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页。

[7] 威尔肯斯、帕杰特：《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95、99、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