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雨浩穿越创建本体宗:影响共和国60年之事件篇·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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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自卫反击战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史海：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台前幕后
2009年03月17日 09:19 来源：共产党新闻网-老年文汇报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他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
11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到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用李光耀的话说，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李光耀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接着邓小平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晚宴上，李光耀追问邓小平，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邓小平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其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
几个星期前，就在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李光耀问范文同，越南会怎么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范文同不客气地说，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李光耀后来撰文回忆说，他“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范文同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李光耀还在文章中追述了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洲国家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印尼的常任代表也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因此在此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打算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新加坡的亚洲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当时，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突然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他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他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他的看法。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用李光耀的说法就是，“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李光耀于是也就直说：“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洲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听了李光耀的话，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其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
1979年1月30日上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西方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却没有重视邓小平的话，认为这不过是他“说说而已”，后来李光耀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一次在打高尔夫球时遇到一位曾经任职于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博纳维亚就对李光耀表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李光耀则告诉博纳维亚，他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并且“邓小平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果然，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了。
摘自《看世界》
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林彪反革命政变
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在林彪的指挥下，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洞若观火的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
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冈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捍然决定谋杀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 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结果亡命温都尔汗。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6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排长、连长，曾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后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抵陕北后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曾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1973年8月2 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据人民网）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971年11月2日，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组成。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成员有代表符浩、陈楚，副代表唐明照、王海容(女)、张永宽等。9日，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送。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后，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
之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11月30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
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总统。
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6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赴杭州访问。之后，尼克松一行飞往上海。
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一对大熊猫“兴兴”和“玲玲”送给美国人民。
四五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字润之，生于1893年，湖南湘潭人。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同年领导秋收起义，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的部队会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1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先后率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一、二、三次“围剿”。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1936年12月，他当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中，他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理论，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1942年他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抗战时期，他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他的思想在党内逐步占居主导地位。从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起，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指挥解放军击败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中国大陆。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领导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对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1954年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在一届人大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8年，他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他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1966年，他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推行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建立了共和国。
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告人民书》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且波及天津、北京市。
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 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 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则200多米的范围内连人都被抛向空中。
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 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 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并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毛泽东极为关心唐山的救灾情况，他于重病中多次审看了有关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的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 问团到达灾区，亲切看望受灾群众。这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
大批救灾人员抵达唐山后，唐山的救灾工作全面展开，8月4日，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群众，中央成立 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2万多医务人员和数万各方 支援人员奔赴灾区。经过20多天的抢险工作，初步控制了灾情。由于一系列防疫灭病措施的实施，唐山市在地震后没有出现瘟疫的流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173公斤， 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绕地球一周需时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亲历者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亲历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2006年10月17日 09:52
1999年，我写了《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章，说明原子弹是二机部为主负责，导弹是五院为主负责，科学院配合他们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从建议我国搞人造卫星，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的提出，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试验到初样的成功，以及空间环境的探索和地面遥控系统的建立等等，都是中国科学院为主完成的。随着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成立，第一颗卫星的最终设计、研制和发射，是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做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限于那篇文章的篇幅，谈得不多。许多同志希望我在适当的时候补充谈谈，一些往事也总是萦绕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国防科工委为纪念我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终于又有一个机会，我写出了这篇文章。',1)">
我国第一颗卫星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诞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我们党中央对此很重视，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以下简称聂总)向我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因此，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星。”聂总责成我和国防部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6月，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当时这项工作抓得十分紧，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我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积极争取外援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然而，要把卫星做出来，也很不容易。我觉得院党组应该做的：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我们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我们一批老工人，1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后来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夸他们是金手艺，他们非常高兴。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1958年初院党组就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我让谷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我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他没有等我们开口，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我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担子从北京火车站，步行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的高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厚任等。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到地球物理所，为了抢时间，我对赵所长说：“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1959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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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
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召开的。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文件规定，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根据文件的规定，1977年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本年，全国参加报名的青年有570万人，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 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1979年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这一天起停止自1958年开始实行的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行动。
附：《告台湾同胞书》全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设立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史海：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台前幕后
2009年03月17日 09:19 来源：共产党新闻网-老年文汇报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他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
11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到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用李光耀的话说，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李光耀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接着邓小平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晚宴上，李光耀追问邓小平，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邓小平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其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
几个星期前，就在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李光耀问范文同，越南会怎么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范文同不客气地说，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李光耀后来撰文回忆说，他“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范文同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李光耀还在文章中追述了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洲国家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印尼的常任代表也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因此在此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打算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新加坡的亚洲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当时，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突然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他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他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他的看法。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用李光耀的说法就是，“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李光耀于是也就直说：“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洲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听了李光耀的话，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其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
1979年1月30日上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西方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却没有重视邓小平的话，认为这不过是他“说说而已”，后来李光耀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一次在打高尔夫球时遇到一位曾经任职于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博纳维亚就对李光耀表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李光耀则告诉博纳维亚，他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并且“邓小平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果然，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了。
摘自《看世界》
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林彪反革命政变
在1970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以和平方式，实现“抢班夺权”的目的，结果失败。全会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采取多种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一面对林彪进行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毫无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检讨应付，一面决定密谋武装政变，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0年10月，在林彪的指挥下，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洞若观火的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
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冈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捍然决定谋杀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 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结果亡命温都尔汗。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6年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排长、连长，曾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后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抵陕北后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曾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1973年8月2 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据人民网）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971年11月2日，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组成。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成员有代表符浩、陈楚，副代表唐明照、王海容(女)、张永宽等。9日，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送。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后，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
之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11月30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总统。
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26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赴杭州访问。之后，尼克松一行飞往上海。
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一对大熊猫“兴兴”和“玲玲”送给美国人民。
四五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逮捕了一些人。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4月7日，毛泽东错误地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报告了这一噩耗，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字润之，生于1893年，湖南湘潭人。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同年领导秋收起义，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与朱德的部队会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1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先后率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一、二、三次“围剿”。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指挥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1936年12月，他当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中，他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理论，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1942年他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抗战时期，他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他的思想在党内逐步占居主导地位。从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起，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指挥解放军击败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中国大陆。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领导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对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1954年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并在一届人大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8年，他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他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1966年，他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推行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建立了共和国。
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告人民书》还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且波及天津、北京市。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 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 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则200多米的范围内连人都被抛向空中。
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 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 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并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毛泽东极为关心唐山的救灾情况，他于重病中多次审看了有关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的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 问团到达灾区，亲切看望受灾群众。这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
大批救灾人员抵达唐山后，唐山的救灾工作全面展开，8月4日，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群众，中央成立 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2万多医务人员和数万各方 支援人员奔赴灾区。经过20多天的抢险工作，初步控制了灾情。由于一系列防疫灭病措施的实施，唐山市在地震后没有出现瘟疫的流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173公斤， 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绕地球一周需时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亲历者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亲历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2006年10月17日 09:52
1999年，我写了《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章，说明原子弹是二机部为主负责，导弹是五院为主负责，科学院配合他们工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从建议我国搞人造卫星，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的提出，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试验到初样的成功，以及空间环境的探索和地面遥控系统的建立等等，都是中国科学院为主完成的。随着1968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成立，第一颗卫星的最终设计、研制和发射，是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做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限于那篇文章的篇幅，谈得不多。许多同志希望我在适当的时候补充谈谈，一些往事也总是萦绕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国防科工委为纪念我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终于又有一个机会，我写出了这篇文章。',1)">
我国第一颗卫星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诞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我们党中央对此很重视，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以下简称聂总)向我交代，要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因此，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星。”聂总责成我和国防部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6月，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当时这项工作抓得十分紧，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我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581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积极争取外援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跨越。然而，要把卫星做出来，也很不容易。我觉得院党组应该做的：一是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我们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8000名年轻的复员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我们一批老工人，1959年分配到有关所和工厂。后来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夸他们是金手艺，他们非常高兴。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1958年初院党组就研究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我让谷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我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已经迎候在大门口。他没有等我们开口，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我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担子从北京火车站，步行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的高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厚任等。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到地球物理所，为了抢时间，我对赵所长说：“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地面观测站等。1959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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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
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召开的。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文件规定，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恢复考试，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0%至30%。根据文件的规定，1977年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本年，全国参加报名的青年有570万人，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 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1979年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这一天起停止自1958年开始实行的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行动。
附：《告台湾同胞书》全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一九四九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共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三十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设立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