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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今报新闻观察员 路治欧

    中共的“文化强国”路径

    文化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5000年的东方文化能否中兴，能否不再是西方人“异国情调的装饰物”，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伟大复兴。

    中共的“首次提出”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会议主题，迅速占据各大门户网站头条。

    引人关注的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次提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清晰要求“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突出强调“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更为准确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兴国之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19日，《人民日报》引领地方机关报在头版刊发字体喜庆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有更多发挥空间的市场化媒体偏向一语中的，如《建文化强国！》（南方都市报）、《中央绘就“文化强国”蓝图》（东方今报）、《2020年文化强国目标确定》（新京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都商报）。

    另外，《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亦被各地党报同步刊发。它断定，该次会议“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署”，会议公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文化体制改革是各级党委“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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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亟须复兴

    十七届六中全会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此会议使中国强化了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重要性的自我意识，理清了“以经济强国推动成为文化强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并重”的思路。

    往前追溯，中共十六大曾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2005年底曾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其重大进步之一是，将文化厘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楚河汉界。

    我们不否认文化体制改革近年来的成绩，但必须看到面临的现实：公共文化服务短缺；文化发展受困于制度性障碍；在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轻弱。

    因此，与10月15日~18日《人民日报》推出的展示成就的4篇“文化改革发展巡礼”系列文章相比，公众更愿意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短板。

    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15日刊发的任仲平作品《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就更受推崇。它不回避挑战：“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中国的花木兰故事、功夫和熊猫的拼接成就了美国好莱坞的“眼球经济”。

    文化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5000年的东方文化能否中兴，能否不再是西方人“异国情调的装饰物”，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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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

    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为文化发展创造宽松体制环境》称，六中全会公报是“庙堂与江湖的难得共识”，在此改革起点上必须“讲求速度”，清除“并未从文化领域退场”的“某些计划式管理模式和思路”。所以，政府“该管什么，绝不管什么，不是简单的权限争夺，它将涉及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尽量避免并最终告别行政权柄对文化内容的越界干涉”。

    一南一北，这厢论“产业”那厢论“事业”。当天，《新京报》在社论《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大发展的根基》中直言，中国存在大量“文化欠账”，如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文化经费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

    它认为，六中全会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来督促和激励政府和官员是好事，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和种类”、“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等需要通过制度配套予以明确或量化。

    中央电视台则通过评论员之口，赞赏十七届六中会全提出的“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19日，《广州日报》评论员徐锋在发表的文化兴国系列评论里，联想到“彭宇案效应”和最近的佛山女童被碾事件引发的“转型期之惑”反思，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德育文化的内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的道路会很漫长，但中国大有可为。

    工商质监“再回”地方

    10月22日，《法制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不约而同地发布消息：国务院将取消工商、质监部门实行13年的省级以下垂直管理，向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这一消息先是网络流传的一份“国办发〔2011〕48号”文件透出，继而与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上只有一句话的图片新闻相对照。在记者通过该系统内部人士核实此文件已经下发后，两家媒体将之公之于众。 据媒体消息，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总责，“只有将管理权归还地方政府，才能实现权责一致”。在此番调整之前，药监系统也曾经历由地方管理改为垂直管理再改回地方分级管理的轮回，也是为了“地方政府负总责”。

    2009年，深圳已经先行改革，将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等撤销，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过，猜测有：这是为下一届政府机构改革食品安全大部制规划作铺垫；在大部制改革中可能将工商、质监合二为一。担忧有：个人待遇会否被“抽血”；垂直管理时交流出去的异地任职干部怎么回本地；是否使机构变得臃肿；会否加剧地方保护。

    同日，《南方都市报》配发社论《破除“垂直管理”迷思，回到权力监督命题》认为，无论行政职能变换何种管理模式，是在试图解决“地方政府干预行政执法、行政效率低下”的顽疾。但是，垂直管理无法“实现理想化的所谓隔离”，权力下到地方也无法避免地方保护。

    在两难之中，文章认为问题在于“权力始终处于近乎裸奔的姿态，缺乏根本的制衡力量”。所以，“有必要跳脱管理模式的利弊纠葛，重新回到关于权力运转与监督的真问题，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文章最后回归到一个旧命题上：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在任意一件管理方式的外衣内部，都永远是未被驯服、不会主动套上枷锁的权力猛兽”。

    有此立论，无法是潘洪其在《现代金报》呼吁实施“善治”思路，“完善权力水平运行的‘内生型治理’模式”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还是时评人郑渝川讥讽“垂直-分级管理调整陷入怪圈”，都只是在用不同风格的语言重复“权力要得到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