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天之再战秦瑶:1969年珍宝岛事件：战争一触即发 毛泽东并无预见

核心提示: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磨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4]

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5]。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6]

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帐，索要那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月10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7]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作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磨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革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4亿人次以上。[8]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