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酒的前世：繁华盛景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华的考古工作者在当时的东阳县古光乡古渊头遗址、义乌县平畴乡平畴遗址、武义县德云乡红山村凤凰山遗址等西周遗址里，发掘出一批原始瓷，其中有许多为当时的酒具，如樽、罐、盉等。由此可以得知，金华的酿酒业至少可追溯到西周中期，而从金华出土的古代酒器具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金华一带已风行酿酒与饮酒。到了唐代，民间的酿酒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有资料表明，金华地区是我国谷物酿酒技术较早的地区之一。

 

　　古人惯用地名冠以酒名，延续至今，如茅台酒、汾酒、绍兴酒。古代，金华地区婺江流域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所产的外销酒，都称金华酒，也称金华府酒。据史载，吴越王钱镠为偏安江南，岁岁向五代各王朝进贡，其中的绍兴酒和金华酒为定制的贡酒。宋代金华酒业发达，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金华的酒课已高达“三十万贯以上”，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金华县酒课、酒务租额二千二百六十四贯一百二十五文”。元代金华是我国主要的产酒区之一，当时江浙行省的酒课约占全国酒课收入的1/3强，元贞二年金华“酒课中统钞一千五百五十三锭三十五两二分二厘”，远远超过“茶课中统钞六锭二十四两四钱七分”的课利，足见金华酒业之兴旺。据《武林旧事》载，金华酒在南宋时期已盛行于京都。那么金华酒何时进入我国名酒行列呢？元人宋伯仁《酒小史》中列举了许多我国名酒，大致是春秋至元代的历代名酒，如春秋椒浆酒、蓟洲意珏仁酒、金华府金华酒等，可见，在元代，金华酒已成为名酒。

 

　　明代的许多书籍中都提到金华酒，明末顾起元著的《客座赘语》中记道，“京都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范濂《云间据目钞》中云：“华亭煮酒，甲于他郡，间用煮酒，金华酒。”明代冯时化在《酒史》中说：“金华酒，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语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据史籍载，明代弘治末年还流传这样一副对联：“杜诗颜字金华酒，海味围棋左传文。”金华酒又与风流遗韵的杜甫的诗、颜真卿的字、左氏的文章这些中国文化的精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饮金华酒之风雅。

 

　　清康熙年间，学者刘廷玑在他的《在园杂志》中写到了历史上的金华酒“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酒、芜湖四并头、绍兴酒、金华酒”。可见金华酒在古代京都，不仅风雅且很高贵。清乾隆年间，诗人袁枚（1716~1798）在《随园食单》中说：“金华酒，有绍兴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亦以陈者为佳，盖金华一路，水清之故也。”袁枚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位美食家，他把金华酒与绍兴酒、女贞酒相比后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从前，大凡酒店中都悬有书“太白遗风”四字的匾额，它道出了文人与酒的情缘。金华酒在历史上也演绎了美酒与美文的故事。唐代诗人韩 在《送金华王明府》诗中的“家资陶令酒，月俸沈郎钱”是至今见到对金华酒最早的颂吟。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一生与诗酒为伴，写过无数首有关酒的诗歌，他在《武昌西山》中有“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的佳句。湖北的樊口春酒非常有名，樊口春酒原名叫潘生酒，有史载，潘生原名潘大临，浙江金华人。此人不仅博学能文，还酿得一手好酒，他的父亲潘鲠把金华家乡学来的酿酒工艺带到武昌樊口，开了家酒店。后传给潘生，宋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常游憩于樊口，并常在潘生开的酒店喝酒。苏东坡爱喝潘生酒，并赞誉他“樊口有潘生，酿酒醇浓”。苏东坡所赞誉的潘生酒即金华酒。南宋大诗人陆游善饮酒，他在《龟堂独酌》的诗中有“一榼兰溪自献酬，徂年不肯为人留”之句，这是陆放翁喝了兰溪造的瀫溪春酒后，对金华酒的赞誉。元代文学家张雨有“恰有金华一樽酒，且置茅家双玉瓶”的歌咏，钱塘人钱惟善《谢送东阳酒诗》中有“故人远送东阳酒，野客新开北海樽”之句。这些妙笔华章，给金华酒又平添了儒雅之风。

 

　　古典名著《金瓶梅》里写了许多饮酒的情景，也提到了许多名酒，但写得最多的是金华酒。如第二十回，李瓶儿教迎春：“昨日剩的银壶里金华酒筛来。”第三十四回：“西门庆看见桌子底下放着一坛金华酒便问：‘是哪里的？’李瓶儿不好说是书童买进来的。”第三十五回写到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们吃。”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除了《金瓶梅》以外，明代还有许多小说中也描写了金华酒，如明代小说家邓志谟的《刻五代萨真人得道骂枣记》中：“开了碧澄澄的金华酒，煮了滑溜溜的玉碜羹。”明代诗人谢榛在他的诗论《四溟诗话》中也用金华酒作比喻，他道：“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喷水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金华酒的豪情、儒雅和神韵，像一股涓涓细流，注入中国文化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