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神经痛症状:诺奖得主卡尼曼和史密斯及其对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2002年度诺奖得主卡尼曼和史密斯及其对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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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5-2-7 来源：[本站]  作者：[胡 怀 国]  浏览：[859]  评论：[0]        字体：大 中 小  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教授（Vernon Smith），以表彰他们对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诺奖公告指出，由于卡尼曼“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情形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进行决策方面”、史密斯则“为经济学的经验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实验室试验方法”，因此本年度的这一崇高荣誉和1000万瑞典克郎（约合107万美元）的奖金由卡尼曼和史密斯共同分享。一、引  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之际，由当时担任行长的阿斯布林克（Asbrink）提议，并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的经济学大奖。自1969年颁发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先后颁发了34届，共有51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一位经济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意味着：其一，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和相应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承认；获奖者在相应领域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性贡献。因此，通过跟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状况、了解获奖者的学术贡献，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趋势。
今年的诺奖得主究竟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简言之，卡尼曼和史密斯分别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实验室的实验方法，对经济学极端依赖的假设和核心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或根本性的发展。为了理解他们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我们必须从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入手。长期以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根本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因而可以通过可以控制的重复实验对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探讨；然而，经济学则以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人的行为则受到历史、文化、环境、主观预期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难以通过可控的重复实验进行研究，经济学家只能通过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观察做出描述和判断，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严格的逻辑推论和现实的检验。
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种性质，经济学家通常以经济个体是理性的、自利的等简单的假设为出发点，推导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进而形成各种经济理论假说。这些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呢？传统的检验工具主要是经济计量方法。然而，经济理论赖以建立的基本假设是否成立呢？如果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那么整个经济学大厦也就失去了根基。由于不可能对这些假设提供客观的数据，经济计量方法不能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因此，能否通过某种方法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足够的证据或有效的检验方法，就成为经济理论能否立得住脚、甚至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关键。卡尼曼和史密斯的贡献就在于借助于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室实验方法，分别从两个不同、但具有密切联系的角度，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回答。
具体地讲，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通常会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偏离经济学的标准假设。这种偏离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如果人们对理性和自利等假设的偏离取决于每个人的特质，那么这种偏离就很可能在“加总”的过程中相互抵消（即每个人对标准假设的偏离是非系统性的），从而不会影响经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例如，如果人们对某种商品的购买量取决于收入、口味和习惯等各种因素，但除收入之外的因素皆取决于人们的特质，那么人们对该商品的购买总量就可能是收入的稳定函数，而口味和习惯等因素则在对每个消费者进行加总的过程中相互抵消了。史密斯对市场机制的著名研究，主要是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方法对这种情况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偏离是“系统性”的、即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普遍偏离经济学的标准假设，那么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标准假设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就需要对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的修正。卡尼曼教授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形，对人们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尤其是不确定情形下）进行了检验。
虽然他们的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通过实验方法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并为人们对经济学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方法。目前，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和史密斯教授发展的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的一个研究热点。为了更好地理解卡尼曼和史密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我们先对他们的生平进行简要的介绍，然后再在后文中具体地阐述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
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具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34年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获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以《语义差别的解析模型》一文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他先后执教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1961-1966）、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978-1986）、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86-1994），并于1993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经济计量协会、美国心理学协会、实验心理学家协会和加拿大心理学协会等诸多学术组织的成员，曾荣获美国心理学协会杰出科学贡献奖、消费心理协会杰出科学贡献奖和实验心理学家协会沃伦奖章等多项荣誉。
由这些简介可以看出，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学术生涯更多地与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有关。事实上，在1979年与特维尔斯基（Tversky）合作发表经典论文《展望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之前，卡尼曼教授的学术成果大多发表在心理学杂志上；在此之后，他的研究成果才频频出现于经济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教授的许多研究是与特维尔斯基合作完成的；后者如果不是英年早逝（1996年），也许能够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一位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于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曾分别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士学位（1949）、堪萨斯大学硕士学位（1952）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5），先后执教于珀杜（Purdue）大学（1955-1967）、布朗大学（1967-1968）、麻省大学（1968-1975）和亚利桑那大学（1975-2001），现为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期间还先后在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安德森咨询等许多实务部门承担研究工作。史密斯教授是一位勤奋多产的经济学家，1957-2002年间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写作或编辑了10余部著作，是公认的实验经济学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人物，1992年曾因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杰出资深会员称号。二、丹尼尔·卡尼曼与心理经济学丹尼尔·卡尼曼教授通过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合进经济理论的分析，借助于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对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其贡献表现在该领域的诸多方面。不过，他对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也是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依据，是借助于心理学和各种实验对人们在不确定情形的判断和决策制定的分析，尤其是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的替代性理论——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1. 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判断。
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通常假定人们的经济行为受物质利益的驱动，每个人在自利（self-interest）和理性（rationality）的基础上做出符合自身物质利益的判断（judgment）和决策；但在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中，人们的判断还取决于直觉、感情、态度和记忆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判断通常会“系统地偏离”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根据卡尼曼的研究，对经济学标准假设的最常见的系统偏离包括“小数定律”、“典型性”描述的影响、误认为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大于各自的概率、可获得性（availability）造成的系统偏差等。下面就结合简单的实例，依次予以简要的介绍。
第一，“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是“大数定律”，即随机变量在大量重复实验中呈现出几乎必然的规律，样本越大、则对样本期望值的偏离就越小。例如，抛掷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或期望值是0.5，但如果仅抛掷一次，则出现正面的概率是0或1（远远偏离0.5）。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加（即样本的增大），那么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就逐渐接近0.5。但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小数定律”，人们通常会忽视样本大小的影响，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具有同样的期望值。例如，如果某个厂长连续两年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该厂长的业务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两年也许恰好是宏观经济比较理想的年份，任何人都会取得好业绩。在这里，人们实际上把小样本的期望值视为大样本（即年份较多）才具有的期望值。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所谓的“赌徒谬误”。例如在抛掷硬币时，人们通常认为下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与已经出现正面的次数负相关。如果连续抛掷10次硬币都是正面，那么人们会觉得下一次出现反面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每次抛掷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0.5，它与已经出现过多少次正面没有关系。大数定律是不确定情形下各种经济理论的基石，如果人们真的是按照小数定律而非大数定律做出判断，那么现有的经济理论就需要重大的修正了。
第二，“典型性”描述（representativeness）的影响。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系列出色的实验中，发现了“典型性”描述对人们的判断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4）曾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首先向受实验者描述了一个律师的典型特征如“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参与辩论、渴望在媒体露面等”，然后让受实验者在由律师和工程师组成的样本中，判断某个人是律师还是工程师。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受实验者认为这个人是律师。即使向受实验者事先说明该样本由不同比例的律师和工程师组成（例如律师的比例分别为30%和70%），实验结果仍不受影响，这显然违背了贝叶斯法则（即人们根据新的信息对原来的估计进行修正）。这些实验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判断并不简单地遵循贝叶斯法则，而是受到“典型性”描述的重要影响，从而会对经济学的标准假设造成系统的偏离。
第三，误认为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大于各自的概率。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不会大于相应的边缘概率。例如在抛掷硬币时，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各为50%；如果连续抛掷两次，那么分别出现正正、正反、反正或反反的概率都是25%（即50%×50%）。也就是说，两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字的乘积肯定小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然而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1985年的一个实验中发现，人们通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他们首先向被实验者说明：“林达31岁，单身，漂亮且善于言谈，学生期间主攻哲学，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曾参加过反核示威活动”，然后要求被实验者对关于林达的8种陈述进行选择，其中包括“林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和“林达既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又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结果，85%以上的被实验者选择了后者。
第四，可获得性（availability）造成的系统偏差。卡尼曼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表明，人们在进行判断时，通常会对显著的、易于记忆的信息给出较大的权数。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同事或朋友在街头被抢劫，那么他就更容易判断这座城市的治安有问题（而不管该市的其它指标远远好于其它城市）。一个有意思的应用是中国的古话“众口铄金”，如果身边的朋友和媒体都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在判断经济形势时，就会对好形势给出更大的权重；如果媒体一再播放某种信息（不管是否正确）、从而使得人们比较容易获得它，那么多数人就会逐渐接受这种判断。
当然，卡尼曼的研究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下面，我们就结合他所提出的“展望理论”作进一步的讨论。一般认为，展望理论是卡尼曼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方面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也是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依据。2. 展望理论：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
在不确定性情形下，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期望效用”，它是经济学家对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顾名思义，期望效用实际上是效用的加权平均，其中权数是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概率）。例如在赌博中，人们赢的概率是0.01%（可以获得1000元），输的概率是0.99%（获得0元），那么他从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就是0.01%乘以从1000元中得到的效用，加上0.99%乘以从0元中得到的效用。一般地，如果某一经济决策共有n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是 ，从结果 中得到的效用是 ，那么他的期望效用就是 。可以看出，期望效用的大小取决于 和 两个因素。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以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判断为基础，认为期望效用理论并不符合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实际决策行为。他们提出的展望理论，对期望效用函数的两个组成部分均进行了修正：用价值函数 代替效用函数 、用权数函数 代替概率 ，从而得到了同人们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判断相一致的、更接近现实情况的风险决策框架。下面，我们就依据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分别通过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比较，对他们提出的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进行考察，并结合“阿莱悖论”探讨二者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
（1）价值函数和权数函数。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人们的效用水平是财富的绝对水平的（递减）增函数。例如，假如一个人拥有1元钱的效用是 ，那么他拥有10元钱肯定具有更大的效用；并且，财富的增加和减少对效用的影响是对称的。图1给出了风险规避者（在期望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他更喜欢较为确定的收入流）的效用函数的图形，其中横轴是财富水平、纵轴是效用水平。                           效用                财富
图1：效用函数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提出的价值函数，对上图中的效用函数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第一，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决定人们效用水平的不是财富的绝对水平，而是财富的相对水平、即相对于某一个参照点（通常是现有财富水平）的财富变动。第二，人们对财富的增加和财富的减少具有不同的评价，即对于相同数量的财富变动，财富增加引起的效用增加在数量上要小于财富减少引起的效用降低。图2给出了价值函数的通常图形（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第279页）。                             价值
                        损失             收益
图2：价值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图2中的横轴是财富的变动、而非财富的绝对水平；财富增加（收益）和财富减少（损失）对价值函数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前者凹向原点（价值随财富增加而增加的数量是递减的），后者则凸向原点。此外，在通常情形下，图2中向下的曲线要比向上的曲线陡峭得多。这种价值函数的现实含义是明显的，例如人们对相同数量的增加工资和减少工资具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前者高兴一点点、后者痛苦异常！这也是加薪容易减薪难的原因之一。
除了用价值函数代替效用函数外，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还引入了权数函数来代替对概率的直接使用。他们认为，人们对概率的主观评价与概率本身并不一致，人们通常高估较小的概率、而低估较大的概率，如图3所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第283页）：
                               1.0
                                                              0             1.0
图3：权数函数
图3的横轴表示某种结果发生的概率 ，纵轴表示的是权数函数 （即人们对概率的主观评价）。传统的经济理论直接使用 （图3中的45度虚线）作为计算期望效用的权数；但展望理论则使用图中的实线，即过高地估计较小的概率、过低地估计较大的概率。这就为说明人们为什么会从事赌博等高风险的活动提供了更合适的解释。
在一系列的论文中，卡尼曼借助于出色的实验证实了展望理论所依据的相关心理学基础。不少学者依据展望理论，对股票市场、保险市场、赌博、抽彩等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行为进行了更符合现实的经济学解释。可以这样说，卡尼曼在认知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上形成的展望理论，将极大地推进经济学界对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行为的分析。下面，我们就结合经济学界著名的“阿莱悖论”，进一步叙述展望理论对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
（2）阿莱悖论。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因为对市场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荣获了198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通过“阿莱悖论”才知道这位经济学家的。在1952年的论文中，阿莱曾提出了如下一个例子：假设有A和B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中方案A是以100%的机会得到100万，方案B是以10%的机会得到500万、89%的机会得到100万、1%的机会一无所得；此外，再提出C和D两个方案供人们选择，其中方案C有11%的机会得到100万、89%的机会一无所得，方案D则有10%的机会得到500万，90%的机会一无所得。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如果一个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方案A，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必然选择方案C。这是因为，选择方案A意味着 ，移项并整理得 ，两边同时加上 得 ，即方案C严格优于方案D。反之，如果一个人在第一种情形下选择方案B，那么他在第二种情况下必定选择方案D。然而，许多实际实验表明，绝大多数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方案A，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方案D，这显然违背了独立公理假设，也是期望效用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这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
当然，如果“阿莱悖论”只是精心设计的例外，那么它似乎还不足以推翻期望效用理论的分析框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莱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约有53%的实证研究均出现了“阿莱悖论”，这意味着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对超过半数的不确定情形的决策做出正确的预测。对于展望理论来说，解答这个悖论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之所以选择A和D，不过是高估较小概率和低估较大概率的结果。
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决策是在不确定情形下做出的，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批评和改进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正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指出的：期望效用理论是对理性行为的描述，展望理论则是对实际行为的描述；尽管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的决策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但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决策行为却复杂得多，因而需要诸如展望理论之类的具有更丰富的心理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型。三、弗农·史密斯与实验经济学我们在引言中已经叙及，经济学所具有的不可实验性质，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目前最主要的检验工具是经济计量方法，200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授予了对经济计量和样本选择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和麦克法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学界对检验方法的渴求和急切心情。但是，由于经济计量方法主要是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并进一步转化为能够通过经济计量方法进行检验的形式，况且不论经济计量方法本身所存在的诸多局限，仅许多经济变量难以进行模型化、数学化或定量化就大大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然而，以弗农·史密斯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学的这种困境。实验经济学家通过设计可以控制和重复进行的实验室实验，对市场和其它经济活动进行了模仿和研究，提供了检验和发展经济理论的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法。史密斯对实验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其一，他是实验经济学的奠基者，并做出了实验经济学早期阶段的大多数重要贡献；其二，他提出并发展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对市场机制、拍卖理论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出色的实验和成功的研究；其三，他的研究和他所主持的研究实验室，培育了一大批投身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下面，我们就结合史密斯对市场机制、拍卖理论的检验和价值诱导方法的分析，对史密斯的学术思想作“以点窥面”的介绍。1. 对市场机制的检验
一般认为，史密斯对市场机制进行检验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2年），是实验经济学的肇端和里程碑式作品。该文主要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的课堂实验的启发下，在数百次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以不完全竞争理论闻名于世的张伯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进行过这样的实验，即让学生扮作成对的购买者和售卖者，对虚构的商品进行买卖。在此基础上，张伯伦于1948年发表了《一个不完全市场的实验》一文，认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不符合市场交易的实际情况。
史密斯深受张伯伦课堂实验的启发，并认为如果使得被实验者的处境更接近市场交易的实际情形，就能够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在珀杜大学任职期间，史密斯在对张伯伦的课堂实验进行了重要改进的基础上，先后在11个班级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史密斯的改进主要包括：其一，按照类似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方式，采用“双向式口头拍卖”的交易方式（采用出价、要价和交易价的公开化）；其二，受实验者能够通过交易获取真实的收入（像实际市场交易一样）。这些实验得出了稳定的、但令人吃惊的结论：尽管被实验者并不知道均衡市场价格，但交易会逐渐逼近竞争性市场的均衡价格。也就是说，史密斯进行实验的初衷是试图找到否定完全竞争理论的理由，但实验结果却基本证实了实验与理论的一致（与张伯伦的结果相反）。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种一致是否是一个巧合，史密斯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均证实了最初的实验结论。在1978年与普洛特（Plott）合作的实验中，史密斯仍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要加上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市场制度（Market Institutions）：在允许受实验者在交易期间连续调整价格的实验中，交易价格会很快地收敛于均衡价格；但在受实验者在交易期间不能连续调整交易价格的实验中，收敛速度会大大下降。2. 价值诱导理论
几乎在任何经济学实验中，都需要了解受实验者的偏好。由于受实验者的偏好一般是不能直接观察的，因此对经济学实验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史密斯在《实验经济学：价值诱导理论》（1967年）一文中提出的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可行的方法，现已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具体来说，实验者并不知道受实验者的效用函数 ，那么如何保证受实验者表现出某种需求函数呢？史密斯的方法是提供一个报酬函数。例如对于购买者，实验者对以价格p购买数量q的受实验者提供数量为 的报酬，那么受实验者的收益就是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受实验者为了最大化效用 ，必定选择适当的数量q，以使得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 。显然， 描述了价格与数量的对应关系，且都是实验者可以观察到的，由此可以了解受实验者的需求函数。也就是说，史密斯通过引入报酬函数，轻松地避开对人们的偏好进行测量的问题。
价值诱导方法是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同心理经济学和其它非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区别。其核心是把受实验者放置在同真实市场交易相似的环境，为受实验者提供真实的物质激励，并通过合适的实验机制设计，考察受实验者在物质激励下的经济行为（而将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的程度）。3. 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史密斯通过实验方法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的一个比较成功和著名的例子，是对拍卖理论的实验检验。拍卖活动是一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济行为，在诸如政府采购、国债发售、国有资产定价、国有股减持、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估价等重要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土地国有、国有资产占相当比重和急需建立公共财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学中，随着微观经济学和博奕论的发展，拍卖理论自60年代起有了巨大的发展，维克里更是据此获得了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密斯的贡献在于，他用可控的实验室实验作为“风洞”（Wind Tunnel），对拍卖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得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
人们一般按照维克里的分类方式，将拍卖分为如下四类：（1）英式拍卖，即买方从低到高进行竞价、出最高价格者获得拍卖品；（2）荷式拍卖，即拍卖商从一个高于任何买者意愿支付的高价开始，以固定时间间隔和固定减价幅度向下喊价，直到有一个买主喊“我的”时，此人即为拍卖品购买者；（3）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即所有买主以密封的信封形式投标，出价最高者以自己的出价购得拍卖品；（4）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即所有买主以密封的信封形式投标，出价最高者以仅次于他的第二高价格购得拍卖品。显然，前两种拍卖都是口头拍卖，后两种拍卖方式属于书面投标拍卖。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从哪个买主能够获得拍卖品和卖方的收益大小的角度来看：（1）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英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是等价的；（2）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且每个人之间具有一致的预期，那么荷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是等价的；（3）如果每个人都是风险中性的，那么这四种拍卖方式都是等价的。史密斯通过一系列出色的实验对上述理论预测进行了检验，他的主要结论是：第一，英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基本是等价的，这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测；第二，荷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是不等价的，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理论；第三，每个人都是“风险中性的”假设不能成立。
史密斯通过实验发现，一般说来，英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这两种拍卖方法能够得到更高的拍卖价格，其次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荷式拍卖的拍卖价格最低。史密斯对此提供了两种解释：其一，在荷式拍卖中，人们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益，还受到“对等待的担忧”的影响；其二，竞价者在荷式拍卖中低估了同“等待”相联系的递增风险。不过，尽管荷式拍卖的价格较低，但史密斯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拍卖”词条中指出，荷式拍卖能够更有效地防止串谋的发生。四、简要评述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以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和卡尼曼等人的心理经济学都大量地通过实验进行研究，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重要的区别：第一，就实验设计而言，实验经济学更符合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重视为弥补被实验者决策成本的损失而向被实验者提供充分的物质激励的重要性；而心理经济学的实验则强调受实验者基于人类本性的判断和行为决策。第二，心理经济学更多地研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并以此对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挑战；而实验经济学则更多地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并以此检验各具体的经济理论。可以说，对于经济学而言，心理经济学重在“批判”、实验经济学则重在“建设”，前者试图检验经济学是否“根正苗红”、它的根基是否可靠，后者则试图在经济学已有的根基上进行修正和补充，并为经济研究提供新的、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进行的检验方法。此外，心理经济学是后来才逐渐渗透到经济学领域的，而实验经济学则是经济学内部所孕育并快速成长起来的学科分支。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二者在目前却逐渐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正如诺贝尔奖百年论坛针对“心理与实验经济学”所指出的，“经济学中的实验研究和经济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以非常不同的传统开始，但近年来正相互接近，合流成为当今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的浪潮”，这也是今年把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放在一起授奖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不论是批评还是建设，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进展无疑大大促进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类的经济行为越来越受到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心理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为经济研究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实验经济学则为领域广阔（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符合科学精神的方法。在二者的共同作用，相信经济学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会有重大的进展，也必然会使得经济学更接近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国际化等），这必将对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以现实世界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来说，必须跟上这种变化。随着博奕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和完善，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更适合于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经济学家通过实验进行研究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大量的学术机构、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便利的实验软件和互联网，借助于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网络实验进行研究和决策，这必将极大地促进实验经济学的推广、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决策的合理。参 考 文 献
[1] 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简历（Curriculum Vitae）及关于诺奖的网站，如www.nobel.se 和www.gmu.edu等。
[2]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trica 47, pp. 267-291.
[3] Smith, V.L. (196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pp. 111-137.
[4] Smith, V.L. (1976),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duced Value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pp. 274-279.
[5] Smith, V.L. (1982), “Microeconomic Systems as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pp. 923-955.
[6]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71),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pp. 105-110.
[7]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pp. 1124-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