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龈有白色的小点:彭劲秀：彭湃《绝命词》寓意新解

彭劲秀：彭湃《绝命词》寓意新解

　　彭湃，1896年10月出生，广东海丰人。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921年5月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农会。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驱。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下广东后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重要职务。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由于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彭湃等5人被拘捕。当局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

　　邵燕祥先生在《比死亡更悲哀》一文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最近读到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绝命词》，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据解释，1929年，彭湃就义前，被押解游街示众，-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彭湃遂作《绝命词》’云云。烈士心情，正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吧”。“鲁迅当年的《药》，就是写了这样的悲哀，可悲的不仅是芸芸众生的麻木、自私和苟活，可悲的还有为芸芸众生赴死者的不被理解的孤独。”

　　文章末尾，作者发出浩叹：“在有革命者、思想者受难的场合，能否不以围观为快，能否不讪笑诅咒，能否不跟着起哄，更不用说，能否不暗中期望分得一个半个蘸着人血的馒头？我这样自省，也自勉。”

　　照此说来，彭湃的这首《绝命詞》是因为他在“游街示众”时听到一些讪笑声而抒发的感慨之詞。不少人都与邵先生一样，为那些围观、讪笑烈士就义的芸芸众生们的麻木、苟活以及烈士的不被理解而深感悲哀。

　　彭湃的《绝命词》蕴涵深邃，另有寓意

　　彭湃等四人英勇就义后，周恩来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在1930年8月30日彭湃等牺牲一周年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198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把此文编入《周恩来选集》之中。这篇文章对彭湃就义时的经过乃至细节都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为研究彭湃《绝命词》产生的背景、蕴含的深意以及当时党内开展对陈独秀“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提供了真实、权威的历史依据。

　　为了弄清烈士就义时的详情和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认为，上述解释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牵强附会，是对烈士绝命之詞的误读。彭湃的这首《绝命詞》蕴涵深邃，另有寓意。

　　彭湃等人从8月24日下午被捕至8月30日下午就义，满打满算不过7天时间。我根据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的记述，将彭湃等人在这7天中的经过逐日排列如下：

　　8月24日：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根据白鑫的告密，派出爪牙“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处”将彭湃等5人拘捕。“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25日：“二十五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彭湃等人被关在捕房。

　　26日：法院开审，“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引渡時，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內公安局。”

　　27日：下午复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賦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28至30日：28日清晨转解至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注）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当局只顾追查刺蒋嫌犯，“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彭湃等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狱中开展革命宣传，“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队歌，士兵和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

　　由于彭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名声很大的革命领袖。所以，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深惧有意外”。在这7日之中，从第一天拘捕彭湃等人到其后的“引渡”、转移都是用封闭式的钢甲车或铁甲车。“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法院开审时也严加封锁，“不许人旁听”。28--30日三天都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即使在烈士牺牲后，反动当局仍怕得要死，“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加之当时又发生蒋介石被刺事件，敌人更加紧张。所以，周恩来在谈到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合作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时指出：“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痛斥“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周恩来不仅详述了彭湃诸同志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从被捕到就义的经过，而且两次指出彭湃诸人是在敌人的“阴谋计算”下遭到的“暗杀”。既然是“暗杀”，谈何“游街示众”？既然没有“游街示众”，谈何“看热闹的人群”及其“不时爆发出的讪笑声”？退一步说，即使“游街示众”了，彭湃作为一位刚强果敢、历经风雨、乐观豁达、富有远见、视死如归的共产党革命领袖，在即将告别人世走向刑场的最后时刻，他将会考虑如何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号召民众，给历史留下人生最后的一幕壮剧，怎么会为几人轻薄的“讪笑声”而发出悲观消沉的怨尤和伤感之詞呢？这也是与他在狱中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不相吻合的。

　　另外，猜测彭湃以《绝命词》的形式为自己平生不得意事抒发感叹的可能亦应排除。因为，彭湃投身革命后，他不像王明等人那样，长期在莫斯科生活，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唯斯大林之命是从，高高在上，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自命不凡，惟我独尊，不研究中国国情，不联系中国实际，总是以钦差大臣自居，狐假虎威地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相反，彭湃不务虚名，不尚空谈，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之上，置身于中国的民众之中，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在革命第一线摸爬滚打，全身心地发动农民运动，开展革命斗争。正因为他是一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革命家，所以，陈独秀在位時对他頗为器重，年届30岁的彭湃便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下台后，党的新任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爲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组织营救；牺牲后，周恩来当晚便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公告，通知各地党组织哀悼英魂。彭湃对党忠心耿耿，党对彭湃信任倚重。应该说，彭湃在党內的路还是平坦顺畅的，不像陈独秀那样大起大落，也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月便被撤销此职的坎坷经历。彭湃与党之间不存在什么误会、冲突和“不解”，可以说是无冤无怨。

　　所以，彭湃的《绝命词》不是为子虚乌有的“围观”和“讪笑声”而作，也不是为自己在党內和队伍中遭遇了什么冤屈而作。那么，彭湃《绝命詞》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彭湃《绝命詞》深深蕴涵的寓意是对舍生忘死为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殊勋的陈独秀遭遇的不公深感不平，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建议党中央反思并调整对陈独秀等“反对派”无情打击的方针，以教育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我提出此说的依据是：

　　一、彭湃对当时已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左”傾路线愈演愈烈深感忧虑

　　1927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新的领导并没有在云谲波诡的恶劣环境中高瞻远瞩，冷静把握中国革命的航船，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傾错误。不管陈独秀怎么呐喊“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不能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领导”……，陈独秀的这些诤言不但没有人听，反而成了加之于他头上的新罪状。由于“左”傾路线愈演愈烈，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陈独秀右傾错误造成的损失。正如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內斗争。”“这种”左“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內取得了统治地位。”目睹“左”傾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痛感“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內斗争”使大批忠诚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极其严厉的整肃，面对创建了党并连任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黯然下台，而且更加险恶的命运正在向他逼近……，始终对党忠心耿耿的彭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怎么能不为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感忧虑呢？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怎么能不剖开肝胆向党作最后一次的进言呢？

　　二、遗嘱信的主旨是恳求党中央对陈独秀等“反对派”应立足和侧重于教育

　　彭湃作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中国革命的全局与形势、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与错误、党內斗争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党中央新老领导者的功过与是非是了然于心的。此时，他多么渴望能与党中央领导人作一次剖露肝胆的促膝长谈，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忧虑……等等所有的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凶残的敌人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他在狱中已預感此次被捕必死无疑。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党中央领导成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党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满腔肺腑之言当然不能压在心底带走，所以，他在就义前夕秘密传出的书信实乃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謀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周恩来选集》第25页）字里行间洋溢着彭湃对党的满腔赤诚和对同志的关怀之情，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彭湃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由于情势所迫，他不可能长篇大论，只能极为简要地传出几句话。然而，就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足见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

　　当时中共党內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完全是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委婉地提示中央领导“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可谓含蓄、委婉，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彭杨颜邢等人的共识。在这牺牲的四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于1928年1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之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內大事后從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是他们最后贡献给党的一席忠言，所以尤其弥足珍贵。

　　三、《绝命词》是彭湃为正确处理陈独秀等“反对派”问题作出的暗寓

　　彭湃虽然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但他毕生在革命第一线奋斗，干的多，写的少，除《海丰农民运动》外，存世的著作不多。至于文学作品就更少了。他虽然有《诗六首》存世，但这些都是他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当地方言土语写出的不拘形式、通俗易懂的宣传鼓动之作，诸如《起义歌》、《田仔駡田公》之类。像《绝命詞》这样匠心独运、寓意深刻、表达含蓄、耐人寻味的五言绝句仅此一首，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珍品。

　　彭湃这首《绝命词》开篇就气魄宏大，“急雨过江东，狂风入大海”，寥寥两笔便勾勒出急雨过江、狂风入海的壮阔画面，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政治形势。接着笔锋一转，突然以委婉、含蓄的“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作結，意境和风格与前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彭湃的寓意何在？的确给人以无穷无尽的遐思和联想。

　　彭湃这首《绝命词》与他从狱中传出的遗嘱信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子”和姊妹篇。因为，彭湃从被捕到就义仅7天，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极为紧迫，他所要说的话全部浓缩在简短的遗嘱信和《绝命词》中。他将“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问题明确地写入遗嘱信中，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又在《绝命词》中采用“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的文学语言对最牵挂、最忧虑的关于党內对于陈独秀反对派的方针政策问题再次进行委婉地暗示，字里行间蕴涵着他对陈独秀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牵挂，希望党能冷静把握，正确处理。

　　四、《绝命词》的意境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情感息息相通

　　彭湃《绝命词》所要表达的主旨是“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其笔触温婉细腻，意境深邃苍凉，与陈独秀坎坷的经历和浓烈的情感息息相通，完全吻合。

　　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中国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创举，而陈独秀为党的创建经历的风险、付出的辛劳和建立的殊勋也是举世公认、永垂青史的。建党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者在漫漫长夜和血雨腥风中苦苦探索，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刀光剑影，一夕数惊，可以说是拎着脑袋在刀尖上与敌人周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建党之后，反动当局对陈独秀的追捕和迫害更是变本加厉，仅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內，陈独秀在上海就被反动当局两次逮捕。然而他赤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了党的事业，他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难道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生死总为君”吗？

　　遥想当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艰难险恶的国内环境中，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与武装到牙齿的中外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其艰难困苦是难以想像的。更为棘手、要命的是万里之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即斯大林等人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遥控指挥，断送了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劳”的陈独秀的政治生命，对他批判、撤职、开除；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追捕、关押、审判，真是左右开弓，内外夹击。陈独秀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盗取天火却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日承受着天鷹啄食肝脏的痛苦。尽管如此，陈独秀这个硬骨头在忍受着党内外沉重的打击和屈辱时，仍不屈不挠，坚守着“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片赤诚，一而再、再而三地伏案疾书、大声呐喊。然而，陈独秀的所有努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陷入更加艰难、险恶的境地，受到更为严厉、沉重的打击。彭湃慷慨就义仅过两个半月，11月15日，陈独秀就被他亲手创建的党开除了。陈独秀的困惑、迷茫、忠愤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那“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慨叹，难道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可怜君不解”吗？

　　“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陈独秀一生曲折坎坷，风雨兼程，既有叱咤风云的辉煌，更有内外夹击的磨难。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穷困潦倒，病殁孤村，他的人生结局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是，此公生性刚烈，宁断不折，一如陆游歌咏的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又如陈毅赞颂的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所以，无须悲观，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污秽、不实之詞都将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干净，还其本来面目。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死結”一定会解开，历史一定会给陈独秀一个公正的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彭湃等人从被捕到就义，仅7天时间，其中4天被严密地关押在牢中，即“二十五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彭湃等人被关在捕房；二十八至三十日3天均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各报均禁止登载”，广大民众都不知道“有此被捕的事件”；从捕房“引渡”、转移到看守所都是用密闭的铁甲车、钢甲车；法院开审时严加封锁，“不许人旁听”；最后，“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周恩来语）既然当局“如临大敌”，“深惧有意外”，采用的是“暗杀”手段，那么就不可能“游街示众”。这充分说明，“彭湃就义前，被押解游街示众，-路上观者如堵。”和“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等语均属主观想象、猜测臆断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彭湃的《绝命词》不是有感于民众“围观”和“讪笑”而写，而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再次表达他在遗嘱信中表达的“党內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这一主旨，委婉地暗示党冷静把握，正确处理陈独秀等“反对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