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耳朵软骨疼还有血迹:图书馆的秘密(南方周末 2003-6-1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4:24:37
图书馆的秘密
南方周末 2003-06-19 14:41:29
国家图书馆：图书馆中的风向标
北京———国家图书馆 书馆小世界，社会大文化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摄影 罗健
有时候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让你忘却时间空间，像一只小鸟自由而富足地飞翔，如同在图书馆，任凭外面社会天翻地覆，幽回书馆却别有洞天，总能使你和社会有分寸地相离，这个时候逃离就是拥有。
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读者留言簿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填写履历表时，我就想应该填一下自己曾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所以，跑图书馆也应该算作我的学历。”
电影书籍里告诉我们，在国外学识最渊博的往往不是大学教授学者之流，而是图书馆馆员。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就连监狱图书馆都是一派其乐融融的知识繁荣景象，这是个文化意识问题。就像我们看待图书馆馆员总习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不过是机械地找书、填写卡片、再给书归位一系列重复的工作。习惯意识必然造就不包容的知识态度。
如果把跑图书馆作为学历评审标准，那我们大多数人是无法毕业的，毕竟终身学习的观念也是这几年才让人感同身受的。随着社会发展，文明程度提高，图书馆势必成为社会大学中人们终生学习的载体之一。就在图书馆不断拓展延伸同时，关乎其精神层面和社会意识等软件设备却是远远落后的。
追溯图书馆历史，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朝，一座寺庙废墟附近，有大批泥版文献被集中在一起，成为我们已知最早的图书馆。通常图书馆分做四类：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总书库，坐落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旁。
图书馆中的风向标
上世纪50年代，国图第1号借书证的持有者是毛主席；80年代新馆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写“北京图书馆”；90年代末，北图更名国图，江泽民视察该馆，在这里向全社会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并亲笔题写“国家图书馆”。一馆牵涉几代领导人，足以彰显其地位。
北京因非典疫情传播，国图停止开馆近一个月后，6月9日重新对公众开放。这个每天接待读者13600多人次，绝对高密集的公共场所，停馆开馆影响着北京市乃至全国相关场所的动向，很多时候国图就像个风向标。
国图前身是始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开始接受呈缴本，从而确立了国家馆的地位。其先后几次易名：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更名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1年以前，国图没有专门馆舍。起先在什刹海的广化寺开馆，但由于近水，终年潮湿，书籍受损，不得不关闭，另谋馆舍。经过5年努力，在安定门里方家胡同重新开馆，但地处偏僻，给人造成阅读不便。到1931年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终于在北海公园西涯建馆，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56年后在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落成，总面积为14万多平方米的新馆。国图在世界国家图书馆中面积居第四（前三位为美国英国法国），馆藏量为第五（前四位为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国图坐落海淀区，毗邻高科技园区和高校区，使其容量饱和。阅览室里通常是围书架旁就地而坐的人。书馆从1999年实行365天全年开馆制度，馆内共设有49个阅览室。据调查显示，到馆50％为学生，20％为科研机构人员，还有20％来自公司等社会各层面。以报纸期刊、社会类图书阅读者居多。
原先办理国图借书证要大专以上，出示中级职称，单位证明等繁琐手续，自1998年起扩大服务范围后，只要持有北京市身份证都可办理，现在国图与公共图书馆没有太大区分。
翻开国图历史，背后隐匿着一长串名人的足迹：蔡元培二度出任馆长，前后共10年，当年国图学术地位堪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许多北大教授同时在图书馆兼职。鲁迅在任教育部佥事时，就主管国图业务。在图书馆改组工作时，鲁迅还在日记里写下：“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涔涔然”。目前国图现任馆长为学者任继愈。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今年65岁的李致忠，任国图发展委员会主任。27岁自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图书馆工作，至今已有38个年头。他长年在善本特藏部做古籍研究。传统图书馆工作分为采、编、阅、管四大环节。善本部是个特殊部门，自成体系，相当于一个小型古籍图书馆，四个环节工作李都做过。
当年他能进国图有两点原因：一是政治条件好，工农出身；二是学习成绩优秀。结果进图书馆工作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在全国百业都荒废时期，李致忠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从1967年他开始自学。当时馆内有400多名职工，“文革”中谁也管不了谁，很自由。他最尊敬的善本部老先生，也是组长，在图书馆工作54年，一辈子兢兢业业，却不被信任，调离其他部门。而出身好、跟任何人没什么瓜葛的李致忠就担当起管理善本书库的重任。从而给予他六七年摸善本书经历，慧眼识古书的基本功也就是那段时期培养出来的。
回顾38年图书馆生涯，李致忠最留恋“文革”前的图书馆，被他冠称图书馆的黄金时光：“那时后勤和一线彼此间关系非常好。后勤卖饭票、发文具都是亲自送到办公室来，勤恳为一线服务。全馆就一辆小轿车，谁出差都给你送到车站……人都比较文明，有相当读者都能清楚记得我们馆内工作人员的名字。”
那时国图有个口号：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如果我的书没人借阅，那就没有发挥其作用，要为它找读者；而读者来了，要什么书，我们都要去尽心查找。”
李致忠回忆，“文革”后图书馆有段时间，服务态度在社会上口碑不好。到80年代，重新掀起高潮，插队的、从兵团回来的人准备考大学，图书馆两个借阅窗口，每天队伍都能排到大门外去。那些预备考学的人，热情高涨，整天泡在图书馆，跟员工一起去食堂吃饭，关系打得火热。到了90年代中前期，图书馆又经历一段困难，因待遇低，每年走上百人，都是有学历的知识分子，还有图书馆专门送出国培训的，人才流失严重。最近几年，图书馆改革实行新机制，又有所变化。
青黄不接的专业人才
目前馆内藏书可远溯到700多年前南宋时期的皇家辑熙殿藏书，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目前，馆藏善本书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册，殷墟甲骨35000片。在这些珍品中，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号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可以这样说，善本部中每本书背后都有个故事。
1964年经周总理批示国图从香港买回一批书，是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有无价之宝。陈的妻子为浙江财阀女儿，他的藏书主要得益于夫人支持。上世纪60年代陈因家境不好，打算出售所有藏书。消息传出后，日本人马上盯住准备行动，如果我们不下手收购，这批书就要流传海外。当年买下这批书，动用了25万元，搁在当时，实属不小数目。其中就包括宋刻本的《荀子》，宋代刻的《荀子》有3个版本，北宋国子监版本最好，每半页八行，又称八行本荀子。南宋初年同时有两人以此版本刻制，一个江西版，现已流传海外，一个浙江版，已失传。而陈所收藏的也是八行本，李致忠推断仍是依照国子监版本。还有柳公权70岁写的《神策君碑》，北宋拓的半部，也在陈藏书之列。“所以说国家领导人懂行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早就流传海外了。”李致忠感慨道。
80年代后期，李致忠拍板买下苏辙给《诗经》做集撰的宋刻本，是其孙子苏诩在江西刻的，当时出现在中国书店，原来收藏在圆明园。中国书店一口价10万，李前后跑了几次，都谈不下来价格。到了1989年，中国书店因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主动给国图打来电话，最低价9万。这个价格在图书馆内引发讨论，书虽好，但价过高。李致忠执意买下，出手后中国书店就后悔了。“现在别说9万，90万，几百万都能卖，宋版书是没有价格的。”
在善本部工作，给李致忠的最大感受是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做好。来善本部查阅资料的都是研究人员，给他们服务，自身要具备一定水平。“说老实话，现在工作人员水平是不够的。当年我管理善本部时，能和读者交朋友，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本子用后就不用再找其他本子，因为大家都比较懂行，就容易交朋友。在图书馆做服务工作首先要讲本事，服务态度是其次。在一线服务的人真要有点学识，才能给读者起导向作用。”.
图书馆里强调甘为人梯的工作思想，可往往提到服务，我们总忽略其潜在的知识层面。说及图书馆灵魂：“给别人服务，要求学识越高越好，目前书馆工作人员在研究、专业水平上都有所下降。”对此，李致忠很感慨，他们这拨儿人退下后，图书馆的人才真是青黄不接。
上海———上海图书馆 物质都市的心灵绿地
□本报驻京记者 刘建平 摄影 吴长青
我们常常以为物欲会抵消人对于文化的渴求。在上海，一切是如此按照商业的规则在运行，淮海路上的商家鳞次栉比，空气里散发着诱人的商品气息，想到淮海路，首先联想到的自然是这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想到在路的另一尽头，存在一座集千万册藏书于内的图书馆。
事实上，凡是爱书的人都会觉得上海图书馆是个天堂般美妙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如烟海般浩瀚的书籍，更因为在这样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内，一切并不繁冗。上海将这座城市所特有的规则感也融入了图书馆中，整齐划一的标识和箭头，因为秩序井然的行人存在被赋予了灵动的韵律。仅仅是整个取书的过程便让人感叹。在公共查询区，排放着几十台液晶电脑，只消将借阅卡插入，输入关键词，数秒之内，所需之书跃然眼前。将书单在电脑上提交后，现在，只要站在大厅里的公共屏幕前注意提示信息，一旦出现自己的名字便可到前台领取。从一条条通向前台的轨道上，滑轮小车不紧不慢地装着几卷书本从头顶上方驶来，像是一叶扁舟，却能够如此完美地在文字的海洋中驾驭方向。直到抱回想要的书籍，在这个过程里，读者甚至没有动手写一个字，更不用在如同中药铺般的分类卡片前尝尽搜肠刮肚之苦。
这是与读者直接打交道的前端，想来在一个有着8万多平米的图书馆里，还有着更为精巧的内部构造，这些营造出一种被科技所改变的阅读氛围。但，如若没有上海这样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座高科技化的图书馆，物欲会抵消对于精神的渴求，却又是由它们创造着文明所需的载体。
层层的阶梯通向图书馆的正门，从外观上看，上海图书馆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充实感。内部，在蓝色的主体色调下，庄重典雅又不失轻巧精致。这其中，建筑本身的气质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图书馆所交代出的特有气质。今天，城市的空间正在被形形色色的建筑包围缩小，但有一些建筑并非是完全挤占地盘的砖瓦，如同城市越来越需要绿地一样，在城市人的心灵里，图书馆也在担当着绿地的功能吧。
对于一个常年有近两千万人生活的城市，图书馆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耐人思量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片绿地，一个城市的信息存储器，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消化和思考的场所。商业和科技的辅助让现在的上海图书馆变得如此悦目和方便，某种程度上正说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古人的书是用来藏的，现在却用这样的公共建筑来满足公开的欲望。上海图书馆每年有数千万元的资金用于购书，我们也基本上不用再担心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信息存储量，在更为发达的数字技术将整个人类的文明财富通过光纤连通之后，在这里，随心所欲的阅读不再是奢侈的想象。
值得追问下去的是，未来的图书馆又是怎样的呢？物质高速列车所牵引的城市，导致人在所处的流水线上只不过是重复着机械性劳动的零件。鲜有空闲的人走进图书馆，我想并非是仅想通过一台和世界连通的机器搜索功利的文字。在他们的心里，其实暗藏着在文字的包围里寻找慰藉的成分，更多地渴望交流，重温旧时思想和翱翔的乐趣。图书馆不应是一个冰冷的沉默者，它的核心是一团深埋的火焰，温暖和照亮每一个前来的人们。
作为一个城市，上海并不久远，在有限的记忆中，这个城市留给人的两面特征是七十年的旧旗袍和二十年的青春勃发。从淮海路上走下去，再走一些下去，图书馆是我们这个物质化都市的另一张面孔。
广州———中山图书馆 可触摸的宁静
□本报实习生 杨格 摄影 杨格
义工的故事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2000年3月开始公开向社会招募大学生义工，获得了积极响应，先后有约180名义工在图书馆的各个岗位工作过。
汤晓明，广州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中山图书馆累计义务服务达793小时，是目前所有义工中服务时间最多的。
2001年的8月底，我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在那里看见了招募义工的启事。
从2001年5月开始，我就在学校的期刊阅览室帮忙，对图书分类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图书馆的运作很感兴趣，而且恰好当时我需要填一份《社会实践表》，于是就报了名。我很幸运，报名之后就立即上岗了。
还记得我到图书馆的第一天，第一个任务就是“拍架”———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说法，其实就是整理书架，不过当我说起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很专业似的———把倾斜、“倒下”的书扶正，然后用书架上的夹子夹紧，同时把放错了位置的书挑出来。那天我一连干了4个钟头，中间只休息了一次。刚好那时馆里正在搞基建，没有冷气，晚上回到家里，我就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休息了一晚才恢复。过了一个月，我主动要求工作人员教我图书分类法，这样就可以帮忙把读者看完的书放回原位，是个比拍架“高级”一点的工作———就技术含量而言。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岗位干过，比如在借阅处帮着办借阅手续、帮读者复印、解答读者的问题等等。
要说我为什么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这么长时间，投入这么多热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本来就是个比较文静的人，不太喜欢体育运动，也很少像同龄的男生们，把空闲的时间消耗在电脑游戏上。可以说，在图书馆里“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比如说把书分类的时候，我会留意着书的名字，揣测书的内容，同时想象着是什么人读了这本书，他在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心态———这是个一面读书，一面读人的过程，这样的工作，干多久也不会觉得乏味。或者在拍架的过程中无意地发现了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坐下来读一会儿，那种发现“缘分”的快乐，是独一无二的。
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早把我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分子，缺人手的时候，总会“毫不客气”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帮忙。有这样的信任，我怎么会拒绝？得到他们的信任，也算是我工作的一份报偿吧。
2002年5月，我考完“专升本”的考试。我有些担心自己的成绩，同时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失去“大学生”的身份而失去继续在图书馆工作的资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我还愿意去，他们永远欢迎———好在我顺利通过了考试。眼下，我是大三的学生了，从我当上义工的那天算起，已经有近两年了。但我仍坚持着有空就到图书馆去，没空———挤出时间也要去待上一会。
图书馆在不少人心目中是个充满了“浪漫”的场所，比如那部电影，《情书》。我在图书馆当义工，于是似乎我身上也理所应当要发生一些什么。可是并没有。我在图书馆的日子就是那样寻常，那样简单。当然，让我难忘的事情也还是有的：2002年5月1日那天，两个《信息时报》的记者到馆里来采访，想报道义工的工作。恰好那天只有我一个义工在，于是他们就采访了我。那几天我一直很留意《信息时报》，过了三四天，看见了那篇文章——有我的名字。我很开心，拿给我父母看。除此以外，我没有“邂逅”什么。
图书馆在我看来，的确是这个城市中的一方净土。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一群爱书的人聚在一起更加单纯和平静呢？看着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读者以同样的姿态和诚意坐在一起，真的有一种被“宁静”包围的感觉———宁静，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实体，可以感知，可以触摸，当你被它包围，其他一切的琐事又能困扰你多久？这么说吧，图书馆，就是这个城市的心灵疗养院。
保存广东文献
宣统元年（1909），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在广雅书局旧址设立广东图书馆，1910年，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的部分藏书向市民开放；1912年6月，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更名为广东图书馆，这便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前身。时值民国初年，文盲遍地，而馆藏多为古籍，再加上馆舍被官衙包围，每日读者仅10人。此后的数十年间，省图在时局动荡中几经停办，图书流散，馆址亦被占据。至新中国成立，广东省在广雅书局藏书楼旧址建成了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并于1955年合并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2002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近一个世纪过去，如今的中山图书馆已有藏书400万册（件），上世纪60年代便已跻身中国馆藏规模十大之列，而广雅书局旧址———文德路62号成了省图的分馆———“孙中山文献馆”，因旧馆不敷使用而建的新馆，一座大型综合性图书馆也于1986年在文明路建成开放。2002年，我国第一个实用化的省级数字图书馆———广东省数字图书馆正式启动，建成拥有35万种图书、1000万篇期刊论文的数字化资源库，并与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广东省市、县图书馆联网，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检索与文献提供服务———中山图书馆实现了一次历史的跨越。
但无论如何发展，特藏一直是中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1年，前馆长、我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定友就曾说过：广东省立图书馆要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职责。馆里首先制定了“广东文献征集办法”，千方百计地购买和收集，到今天，中山图书馆有广东地方文献9万多种30多万册，其中广东地方志2600种，族谱900多种，还有孙中山文献、南海诸岛和海南岛、东南亚等一大批地方史料。
其中，孙中山文献又是中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历代工作者都十分注意累积。已入藏的孙中山文献约3200种，5000册（件），包括孙中山著作、传记、研究文献、研究参考资料、任务研究、报刊、特种文献等等，在世界上，这样的收藏规模是数一数二的。2001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由中山图书馆主办的《辛亥革命在广东文献图片展览》作为“广州－夏威夷姐妹城市峰会”的一部分，在美国檀香山作了巡回展出，引起轰动。活动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还专程登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孙中山文献。而中山图书馆的下一步目标是——建设世界的孙中山文献的最终检索基地。
眼下中山图书馆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百部粤人著述”。在一些人眼中，“文化沙漠”似乎就是广东的代称，而忽略了在广东历史上，曾有多少各领域的特别是领导国家潮流的精英人物———梁启超、孙中山……而这次征集1900年至2000年的粤籍（包括建省前的海南和香港、澳门地区）人士和在粤工作的外省籍人士所编撰的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著述，正是要展示广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同时将“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精神昭示天下。
2003年，中山图书馆又提出了新的改扩建项目建议书，既包括馆舍的改扩建，也包括藏书的整理、采编———图书馆的发展又已经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设想，正如同在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突破了50年代的设想一样。
天堂的模样
越秀中路，中山四路，德政中路，文明路。四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东南西北地一围，竟得了一处清爽宁静的所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在百年大树的荫蔽之下，天然地与尘世喧嚣隔了开去，占了这一方钟灵毓秀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巡抚李世桢在此建贡院，1912年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7年又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发源地——300年来一直都是读书人的地盘。
若说外观，这座1978年立项的建筑实在是其貌不扬，水红的大理石门脸，绿琉璃的屋檐，与一旁有近百年历史的鲁迅纪念馆相比，着实平凡。照了红外体温仪进了大厅，一仰头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严肃又温和地把目光洒向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读书人。坐像背后刻着孙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今仍发人深省。
穿过大厅倒让人眼前一亮：四层楼的建筑呈“口”字形，中间院落不大，但精心布置修剪过的树木错落有致，楼上还有藤萝垂下，若瀑布一般。一色的绿，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四面围着的是20多个阅览室，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文献检索、图书馆学资料、地方文献、善本、电子图书、自带书刊等等。常有人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当然是指图书馆内的藏书资源而言，但眼前的景象——日光灯下略显森严的书架，架上成行的大部头和堆着书本的桌子前埋头书海的人们——也让人在一瞬间仿佛回到了校园。
在这里，进入阅览室是不需要办证的，只要出示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阅览。这里每天开放12.5个小时，日均接待读者达6000～8000人次，高峰日读者流量接近万人，是全国开放时间最长，接待读者最多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而就是这座位于广州市的大型图书馆，在“非典”期间始终没有闭馆，而且坐无虚席。用馆长李昭淳的话说，读书人这种勘透了人生价值后所体现出的勇气，不但让人感动，而且让人敬佩。特别是看到母亲在非典时期带着孩子到馆里来看书，更让人感到一种信任——公众对图书馆的服务所表现出的信任；同时也给予人们信心：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他们的心灵必定会健康成长。为了公众健康，图书馆工作人员将阅览室内1／3的座位移到走廊上，以保证座位之间的距离——这一颇为“浩大”的工程，却为图书馆增添了另一番韵致：绿色与人更加接近，人与绿色分享阳光。
都说广东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中山图书馆早在1986年就突破禁区，开设“港澳台图书阅览室”，把原来作为保存本长期封存在书库中“不见天日”，仅供内部参考阅览的5万册港澳台图书实行全开架服务，供读者自由阅览———这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界是拔了头彩。当年，上海文汇周刊还将这一重大举措评为十大新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庄严昭示：“任何人，无论其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民族、语种或社会地位如何，在获取公共图书馆服务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推到了浪尖，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山图书馆在坚持公共性与平等性方面，一直格外卖力。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设在中文阅览室的免费上机位。在这里，凡是失业下岗、南下打工、特困学生和伤残读者，都可以凭《社会救济证》、《特困失业证》、《暂住证》等证件免费上机、上网，有网上资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补充知识，搜寻机遇，获取勇气。
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天堂，就应该是宁静、平等与勇气。
图书馆的未来：数字化
———专访国图常务副馆长杨炳延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南方周末：如何解决当前国图既要针对高层精英，又要面向大众工作的矛盾性？
杨炳延：现在大家对此提出意见比较多。毕竟国家图书馆不同于一般概念，以保护中华文明财产为前提，主要是为中央立法决策服务，我们专门设有参考部，就是协助各部委工作。还要为科研教育生产单位服务，现生产单位主要指大型企业。这就决定国图相当大成分是为高层次人员服务。但我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同，它根本不接待公众，我们根据国情，除上述服务外，还要对公众开放。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国图太拥挤，来此研究查资料受到影响。一期馆舍就这么大容量，本身不能满足这么多读者需要，每天还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等二期工程建好，能缓解这个矛盾，到时我们将实行分层服务，专门开设一部分阅览室给专家学者。
南方周末：对于图书馆未来发展，国图的远景规划是怎样的？
杨炳延：今年年初，对图书馆发展我们进行专门研究，提出3－5年发展规划。瞄准世界一流图书馆目标，我们跟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在硬件设备、人文环境、服务质量上都有差距。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向智能化发展。国家现已投资12.3个亿，用于图书馆二期工程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二、建设复合型国家总书库，打破原有一想到书库就以纸质为载体，现在电子版本、数字化等都列入收藏范围，国家每年要拿出1个多亿充实国家图书馆总书库。三、培养高素质适应现代化管理需要的队伍。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今年算是正式启动，现正设计招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提出，立项是在2001年10月。二期工程分两部分：图书馆扩建工程和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需要馆舍、网络存书平台和数字资源。后两项工作我们早就开始准备。现已有包括30万册图书、100多场讲座、760部电影、123部地方戏曲、1000多首音乐作品、36万张图片等资源。目前已通过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中心在互联网和卫星宽带网上为社会服务。
将来争取达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个人，通过互联网设备都能获得所需要信息和知识，这在城市里实现会很快。随着智能化发展，馆舍增加，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能解决。去年我们图书馆正常运作，花费是1.07亿。现图书馆发展主要靠国家投钱，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得到社会支持，特别是捐赠，这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
南方周末：您如何理解图书馆馆长这一职位的？
杨炳延：我原来任文化部人事司司长。我认为作为一名领导，重要的是管理好班子，通过每个人专业特长，由他们来发挥管理好图书馆工作。作为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如何管理好班子很重要，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做。管理班子同时也要管理图书馆事业发展，在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必须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图书馆业务发展规律，才能适应。到国家图书馆最怕的是不学习。不学习，对图书馆永远是外行。
20年馆员的心理曲线
□本报实习生 徐璇
1981年时，葛蔼丽20岁。中学毕业，她进了上海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那年她还是个皮肤白白从小爱听故事的活泼女孩，因为姓“葛”，图书馆的老师同事们昵称她“小鸽子”。
1980年代初的上海，一个图书馆馆员的生活还是清苦的，葛蔼丽每月拿36元的工资，在书库里跟着位姓梁的师傅从最基础的“统架”做起，蚂蚁搬家似的整理书架。等工资涨到39块的时候，她调到一线做借书还书的工作，用钢笔在一张张借书证上密密麻麻地写上还书时间，然后敲上图章。那时上海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紧俏货，经历文化浩劫的人们拼命地学习，恶补文凭，一大早来图书馆借书的人从南京路一直排队到黄陂路口。申请一张借书证得附齐个人陈述、单位证明，然后回家等通知。这一等，通常得一两年。
图书馆当时藏书不过10万册，受此限制只能办两万张借书证，葛蔼丽最开心的是，一进图书馆工作就有了张借书证。虽然每次只能借两本，一个星期就得还，但已经足够满足她随意看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的需要，还能帮要好的姐妹借书，偶尔能拿点外快———南京路上的各个店铺的售货员有时会拿些粮票布票来“开后门”。
葛蔼丽常常怀念这段清闲的青春岁月，每天上下班，工作虽然单调但也稳定。等她趁暇先后修完了中专大专课程，再结婚生子，时间一晃就到了1990年。这时黄浦江两岸吹着商业的江风，借书证也不那么紧俏了，当时来央求葛蔼丽借书的小姐妹们在工厂里也能月入千元，而葛蔼丽的月工资到1990年才刚刚上百。
心理失衡是难免的。青春年少时的一些偶然因素，等到尘埃落定才蓦然：难道真的当初作错了决定吗？
希望重新燃起是因为图书馆要在淮海路建新馆的消息传来。葛蔼丽看到新馆的模型和种种规划，设想着电梯上下的数字化图书馆，摇摆不定的心里澎湃了起来。
1996年底，葛蔼丽随着上海图书馆，离开了曾经工作了15年的老馆，那个拥挤的书库，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大半个青春。
她的青春岁月里，图书馆从老馆迁到新馆，她自己在图书馆借的书从故事书到育儿指南再到现在的管理类书籍。原来的同事是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人才和崇明农场的下放知青，也纷纷退休了，逐渐变成了拿着本科毕业证书的小伙子小姑娘。检索工具由一格格的目录柜发展为网络。申请借书证再也不用那么繁复的各方证明，只要带上身份证，当场就可以办好，更不用伸长脖子等个一两年……
当年那个常对朋友说“我女朋友是图书馆的”的先生，就在两年前，还当上了和自己专业不太相关的上海某学校的图书馆副馆长，学校领导对他说：“把你爱人的先进技术学点来，学校的图书馆也要大发展。”
儿子喜欢兵器和战争方面的书。小家伙“图书馆意识”特别强，刚进小学，就一个人晃悠悠地到小学的图书馆去办了张借书证，还和图书馆里的老师们关系处得好好的。现在上初一了，又常往中学图书馆跑了。
一家人去年去澳门旅游，葛蔼丽特地去看了看澳门国立中央图书馆。就连每个景点旁边都设有小图书馆，放着免费的小册子，介绍怎么办移民，怎么申请救济金等。她想，上海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图书馆也应给人们提供社会服务，毕竟，这不再是那个只具备借书还书功能的老馆了。就像新馆刚开放时，一个韩国人跑到她跟前问：我要租个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你可以帮助我吗？葛蔼丽很惊讶，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你可以去找中介公司。”后来有人告诉她，在国外，人们有问题就找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于是她建起了“小鸽子知识导航站”，老同事还叫她“小鸽子”，读者来咨询时叫她“老师”。她则负责在近1500万册的藏书中找到读者要的那一本。22年前在老馆书库里整理书籍的“小鸽子”变成了心中有个数据库的导航家。
因为SARS，葛蔼丽所在的人流量最大的参考外借综合出纳台关了两个月。这许多年忙碌的生活竟然是因为瘟疫而重归清闲，清闲如老馆中的日子。
与前些年不同的是，她重新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自豪不再是来自稀缺的借书证，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说，尊重来自于城市内涵的提高。
上海图书馆里正在看书的人们
上海图书馆：物质都市的另外面孔
中山图书馆：绿色与人接近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cs/cshb/200306191168.asp
南方周末 2003-06-19 14:41:29
国家图书馆：图书馆中的风向标
北京———国家图书馆 书馆小世界，社会大文化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摄影 罗健
有时候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让你忘却时间空间，像一只小鸟自由而富足地飞翔，如同在图书馆，任凭外面社会天翻地覆，幽回书馆却别有洞天，总能使你和社会有分寸地相离，这个时候逃离就是拥有。
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读者留言簿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填写履历表时，我就想应该填一下自己曾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学校，所以，跑图书馆也应该算作我的学历。”
电影书籍里告诉我们，在国外学识最渊博的往往不是大学教授学者之流，而是图书馆馆员。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就连监狱图书馆都是一派其乐融融的知识繁荣景象，这是个文化意识问题。就像我们看待图书馆馆员总习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不过是机械地找书、填写卡片、再给书归位一系列重复的工作。习惯意识必然造就不包容的知识态度。
如果把跑图书馆作为学历评审标准，那我们大多数人是无法毕业的，毕竟终身学习的观念也是这几年才让人感同身受的。随着社会发展，文明程度提高，图书馆势必成为社会大学中人们终生学习的载体之一。就在图书馆不断拓展延伸同时，关乎其精神层面和社会意识等软件设备却是远远落后的。
追溯图书馆历史，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朝，一座寺庙废墟附近，有大批泥版文献被集中在一起，成为我们已知最早的图书馆。通常图书馆分做四类：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专业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总书库，坐落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公园旁。
图书馆中的风向标
上世纪50年代，国图第1号借书证的持有者是毛主席；80年代新馆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写“北京图书馆”；90年代末，北图更名国图，江泽民视察该馆，在这里向全社会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并亲笔题写“国家图书馆”。一馆牵涉几代领导人，足以彰显其地位。
北京因非典疫情传播，国图停止开馆近一个月后，6月9日重新对公众开放。这个每天接待读者13600多人次，绝对高密集的公共场所，停馆开馆影响着北京市乃至全国相关场所的动向，很多时候国图就像个风向标。
国图前身是始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1912年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开始接受呈缴本，从而确立了国家馆的地位。其先后几次易名：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更名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1年以前，国图没有专门馆舍。起先在什刹海的广化寺开馆，但由于近水，终年潮湿，书籍受损，不得不关闭，另谋馆舍。经过5年努力，在安定门里方家胡同重新开馆，但地处偏僻，给人造成阅读不便。到1931年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终于在北海公园西涯建馆，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56年后在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落成，总面积为14万多平方米的新馆。国图在世界国家图书馆中面积居第四（前三位为美国英国法国），馆藏量为第五（前四位为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国图坐落海淀区，毗邻高科技园区和高校区，使其容量饱和。阅览室里通常是围书架旁就地而坐的人。书馆从1999年实行365天全年开馆制度，馆内共设有49个阅览室。据调查显示，到馆50％为学生，20％为科研机构人员，还有20％来自公司等社会各层面。以报纸期刊、社会类图书阅读者居多。
原先办理国图借书证要大专以上，出示中级职称，单位证明等繁琐手续，自1998年起扩大服务范围后，只要持有北京市身份证都可办理，现在国图与公共图书馆没有太大区分。
翻开国图历史，背后隐匿着一长串名人的足迹：蔡元培二度出任馆长，前后共10年，当年国图学术地位堪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许多北大教授同时在图书馆兼职。鲁迅在任教育部佥事时，就主管国图业务。在图书馆改组工作时，鲁迅还在日记里写下：“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涔涔然”。目前国图现任馆长为学者任继愈。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今年65岁的李致忠，任国图发展委员会主任。27岁自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图书馆工作，至今已有38个年头。他长年在善本特藏部做古籍研究。传统图书馆工作分为采、编、阅、管四大环节。善本部是个特殊部门，自成体系，相当于一个小型古籍图书馆，四个环节工作李都做过。
当年他能进国图有两点原因：一是政治条件好，工农出身；二是学习成绩优秀。结果进图书馆工作不到一年，“文革”就爆发了。在全国百业都荒废时期，李致忠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从1967年他开始自学。当时馆内有400多名职工，“文革”中谁也管不了谁，很自由。他最尊敬的善本部老先生，也是组长，在图书馆工作54年，一辈子兢兢业业，却不被信任，调离其他部门。而出身好、跟任何人没什么瓜葛的李致忠就担当起管理善本书库的重任。从而给予他六七年摸善本书经历，慧眼识古书的基本功也就是那段时期培养出来的。
回顾38年图书馆生涯，李致忠最留恋“文革”前的图书馆，被他冠称图书馆的黄金时光：“那时后勤和一线彼此间关系非常好。后勤卖饭票、发文具都是亲自送到办公室来，勤恳为一线服务。全馆就一辆小轿车，谁出差都给你送到车站……人都比较文明，有相当读者都能清楚记得我们馆内工作人员的名字。”
那时国图有个口号：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如果我的书没人借阅，那就没有发挥其作用，要为它找读者；而读者来了，要什么书，我们都要去尽心查找。”
李致忠回忆，“文革”后图书馆有段时间，服务态度在社会上口碑不好。到80年代，重新掀起高潮，插队的、从兵团回来的人准备考大学，图书馆两个借阅窗口，每天队伍都能排到大门外去。那些预备考学的人，热情高涨，整天泡在图书馆，跟员工一起去食堂吃饭，关系打得火热。到了90年代中前期，图书馆又经历一段困难，因待遇低，每年走上百人，都是有学历的知识分子，还有图书馆专门送出国培训的，人才流失严重。最近几年，图书馆改革实行新机制，又有所变化。
青黄不接的专业人才
目前馆内藏书可远溯到700多年前南宋时期的皇家辑熙殿藏书，尤以典藏古籍善本闻名。目前，馆藏善本书27万册（件），普通古籍164万册，殷墟甲骨35000片。在这些珍品中，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号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可以这样说，善本部中每本书背后都有个故事。
1964年经周总理批示国图从香港买回一批书，是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有无价之宝。陈的妻子为浙江财阀女儿，他的藏书主要得益于夫人支持。上世纪60年代陈因家境不好，打算出售所有藏书。消息传出后，日本人马上盯住准备行动，如果我们不下手收购，这批书就要流传海外。当年买下这批书，动用了25万元，搁在当时，实属不小数目。其中就包括宋刻本的《荀子》，宋代刻的《荀子》有3个版本，北宋国子监版本最好，每半页八行，又称八行本荀子。南宋初年同时有两人以此版本刻制，一个江西版，现已流传海外，一个浙江版，已失传。而陈所收藏的也是八行本，李致忠推断仍是依照国子监版本。还有柳公权70岁写的《神策君碑》，北宋拓的半部，也在陈藏书之列。“所以说国家领导人懂行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早就流传海外了。”李致忠感慨道。
80年代后期，李致忠拍板买下苏辙给《诗经》做集撰的宋刻本，是其孙子苏诩在江西刻的，当时出现在中国书店，原来收藏在圆明园。中国书店一口价10万，李前后跑了几次，都谈不下来价格。到了1989年，中国书店因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主动给国图打来电话，最低价9万。这个价格在图书馆内引发讨论，书虽好，但价过高。李致忠执意买下，出手后中国书店就后悔了。“现在别说9万，90万，几百万都能卖，宋版书是没有价格的。”
在善本部工作，给李致忠的最大感受是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做好。来善本部查阅资料的都是研究人员，给他们服务，自身要具备一定水平。“说老实话，现在工作人员水平是不够的。当年我管理善本部时，能和读者交朋友，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本子用后就不用再找其他本子，因为大家都比较懂行，就容易交朋友。在图书馆做服务工作首先要讲本事，服务态度是其次。在一线服务的人真要有点学识，才能给读者起导向作用。”.
图书馆里强调甘为人梯的工作思想，可往往提到服务，我们总忽略其潜在的知识层面。说及图书馆灵魂：“给别人服务，要求学识越高越好，目前书馆工作人员在研究、专业水平上都有所下降。”对此，李致忠很感慨，他们这拨儿人退下后，图书馆的人才真是青黄不接。
上海———上海图书馆 物质都市的心灵绿地
□本报驻京记者 刘建平 摄影 吴长青
我们常常以为物欲会抵消人对于文化的渴求。在上海，一切是如此按照商业的规则在运行，淮海路上的商家鳞次栉比，空气里散发着诱人的商品气息，想到淮海路，首先联想到的自然是这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想到在路的另一尽头，存在一座集千万册藏书于内的图书馆。
事实上，凡是爱书的人都会觉得上海图书馆是个天堂般美妙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如烟海般浩瀚的书籍，更因为在这样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内，一切并不繁冗。上海将这座城市所特有的规则感也融入了图书馆中，整齐划一的标识和箭头，因为秩序井然的行人存在被赋予了灵动的韵律。仅仅是整个取书的过程便让人感叹。在公共查询区，排放着几十台液晶电脑，只消将借阅卡插入，输入关键词，数秒之内，所需之书跃然眼前。将书单在电脑上提交后，现在，只要站在大厅里的公共屏幕前注意提示信息，一旦出现自己的名字便可到前台领取。从一条条通向前台的轨道上，滑轮小车不紧不慢地装着几卷书本从头顶上方驶来，像是一叶扁舟，却能够如此完美地在文字的海洋中驾驭方向。直到抱回想要的书籍，在这个过程里，读者甚至没有动手写一个字，更不用在如同中药铺般的分类卡片前尝尽搜肠刮肚之苦。
这是与读者直接打交道的前端，想来在一个有着8万多平米的图书馆里，还有着更为精巧的内部构造，这些营造出一种被科技所改变的阅读氛围。但，如若没有上海这样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样一座高科技化的图书馆，物欲会抵消对于精神的渴求，却又是由它们创造着文明所需的载体。
层层的阶梯通向图书馆的正门，从外观上看，上海图书馆有一种非常舒服的充实感。内部，在蓝色的主体色调下，庄重典雅又不失轻巧精致。这其中，建筑本身的气质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图书馆所交代出的特有气质。今天，城市的空间正在被形形色色的建筑包围缩小，但有一些建筑并非是完全挤占地盘的砖瓦，如同城市越来越需要绿地一样，在城市人的心灵里，图书馆也在担当着绿地的功能吧。
对于一个常年有近两千万人生活的城市，图书馆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耐人思量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片绿地，一个城市的信息存储器，也可以将它看作是消化和思考的场所。商业和科技的辅助让现在的上海图书馆变得如此悦目和方便，某种程度上正说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古人的书是用来藏的，现在却用这样的公共建筑来满足公开的欲望。上海图书馆每年有数千万元的资金用于购书，我们也基本上不用再担心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信息存储量，在更为发达的数字技术将整个人类的文明财富通过光纤连通之后，在这里，随心所欲的阅读不再是奢侈的想象。
值得追问下去的是，未来的图书馆又是怎样的呢？物质高速列车所牵引的城市，导致人在所处的流水线上只不过是重复着机械性劳动的零件。鲜有空闲的人走进图书馆，我想并非是仅想通过一台和世界连通的机器搜索功利的文字。在他们的心里，其实暗藏着在文字的包围里寻找慰藉的成分，更多地渴望交流，重温旧时思想和翱翔的乐趣。图书馆不应是一个冰冷的沉默者，它的核心是一团深埋的火焰，温暖和照亮每一个前来的人们。
作为一个城市，上海并不久远，在有限的记忆中，这个城市留给人的两面特征是七十年的旧旗袍和二十年的青春勃发。从淮海路上走下去，再走一些下去，图书馆是我们这个物质化都市的另一张面孔。
广州———中山图书馆 可触摸的宁静
□本报实习生 杨格 摄影 杨格
义工的故事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2000年3月开始公开向社会招募大学生义工，获得了积极响应，先后有约180名义工在图书馆的各个岗位工作过。
汤晓明，广州师范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中山图书馆累计义务服务达793小时，是目前所有义工中服务时间最多的。
2001年的8月底，我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在那里看见了招募义工的启事。
从2001年5月开始，我就在学校的期刊阅览室帮忙，对图书分类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图书馆的运作很感兴趣，而且恰好当时我需要填一份《社会实践表》，于是就报了名。我很幸运，报名之后就立即上岗了。
还记得我到图书馆的第一天，第一个任务就是“拍架”———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专业说法，其实就是整理书架，不过当我说起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很专业似的———把倾斜、“倒下”的书扶正，然后用书架上的夹子夹紧，同时把放错了位置的书挑出来。那天我一连干了4个钟头，中间只休息了一次。刚好那时馆里正在搞基建，没有冷气，晚上回到家里，我就出现了中暑的症状，休息了一晚才恢复。过了一个月，我主动要求工作人员教我图书分类法，这样就可以帮忙把读者看完的书放回原位，是个比拍架“高级”一点的工作———就技术含量而言。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岗位干过，比如在借阅处帮着办借阅手续、帮读者复印、解答读者的问题等等。
要说我为什么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这么长时间，投入这么多热情，也许是性格的原因。我本来就是个比较文静的人，不太喜欢体育运动，也很少像同龄的男生们，把空闲的时间消耗在电脑游戏上。可以说，在图书馆里“工作”，就是我的爱好。比如说把书分类的时候，我会留意着书的名字，揣测书的内容，同时想象着是什么人读了这本书，他在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心态———这是个一面读书，一面读人的过程，这样的工作，干多久也不会觉得乏味。或者在拍架的过程中无意地发现了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坐下来读一会儿，那种发现“缘分”的快乐，是独一无二的。
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早把我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分子，缺人手的时候，总会“毫不客气”地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帮忙。有这样的信任，我怎么会拒绝？得到他们的信任，也算是我工作的一份报偿吧。
2002年5月，我考完“专升本”的考试。我有些担心自己的成绩，同时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失去“大学生”的身份而失去继续在图书馆工作的资格。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我还愿意去，他们永远欢迎———好在我顺利通过了考试。眼下，我是大三的学生了，从我当上义工的那天算起，已经有近两年了。但我仍坚持着有空就到图书馆去，没空———挤出时间也要去待上一会。
图书馆在不少人心目中是个充满了“浪漫”的场所，比如那部电影，《情书》。我在图书馆当义工，于是似乎我身上也理所应当要发生一些什么。可是并没有。我在图书馆的日子就是那样寻常，那样简单。当然，让我难忘的事情也还是有的：2002年5月1日那天，两个《信息时报》的记者到馆里来采访，想报道义工的工作。恰好那天只有我一个义工在，于是他们就采访了我。那几天我一直很留意《信息时报》，过了三四天，看见了那篇文章——有我的名字。我很开心，拿给我父母看。除此以外，我没有“邂逅”什么。
图书馆在我看来，的确是这个城市中的一方净土。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比一群爱书的人聚在一起更加单纯和平静呢？看着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读者以同样的姿态和诚意坐在一起，真的有一种被“宁静”包围的感觉———宁静，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实体，可以感知，可以触摸，当你被它包围，其他一切的琐事又能困扰你多久？这么说吧，图书馆，就是这个城市的心灵疗养院。
保存广东文献
宣统元年（1909），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在广雅书局旧址设立广东图书馆，1910年，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的部分藏书向市民开放；1912年6月，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更名为广东图书馆，这便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前身。时值民国初年，文盲遍地，而馆藏多为古籍，再加上馆舍被官衙包围，每日读者仅10人。此后的数十年间，省图在时局动荡中几经停办，图书流散，馆址亦被占据。至新中国成立，广东省在广雅书局藏书楼旧址建成了广东省人民图书馆，并于1955年合并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2002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近一个世纪过去，如今的中山图书馆已有藏书400万册（件），上世纪60年代便已跻身中国馆藏规模十大之列，而广雅书局旧址———文德路62号成了省图的分馆———“孙中山文献馆”，因旧馆不敷使用而建的新馆，一座大型综合性图书馆也于1986年在文明路建成开放。2002年，我国第一个实用化的省级数字图书馆———广东省数字图书馆正式启动，建成拥有35万种图书、1000万篇期刊论文的数字化资源库，并与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广东省市、县图书馆联网，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检索与文献提供服务———中山图书馆实现了一次历史的跨越。
但无论如何发展，特藏一直是中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1年，前馆长、我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定友就曾说过：广东省立图书馆要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职责。馆里首先制定了“广东文献征集办法”，千方百计地购买和收集，到今天，中山图书馆有广东地方文献9万多种30多万册，其中广东地方志2600种，族谱900多种，还有孙中山文献、南海诸岛和海南岛、东南亚等一大批地方史料。
其中，孙中山文献又是中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历代工作者都十分注意累积。已入藏的孙中山文献约3200种，5000册（件），包括孙中山著作、传记、研究文献、研究参考资料、任务研究、报刊、特种文献等等，在世界上，这样的收藏规模是数一数二的。2001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由中山图书馆主办的《辛亥革命在广东文献图片展览》作为“广州－夏威夷姐妹城市峰会”的一部分，在美国檀香山作了巡回展出，引起轰动。活动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还专程登门拜访了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孙中山文献。而中山图书馆的下一步目标是——建设世界的孙中山文献的最终检索基地。
眼下中山图书馆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百部粤人著述”。在一些人眼中，“文化沙漠”似乎就是广东的代称，而忽略了在广东历史上，曾有多少各领域的特别是领导国家潮流的精英人物———梁启超、孙中山……而这次征集1900年至2000年的粤籍（包括建省前的海南和香港、澳门地区）人士和在粤工作的外省籍人士所编撰的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著述，正是要展示广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同时将“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精神昭示天下。
2003年，中山图书馆又提出了新的改扩建项目建议书，既包括馆舍的改扩建，也包括藏书的整理、采编———图书馆的发展又已经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设想，正如同在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突破了50年代的设想一样。
天堂的模样
越秀中路，中山四路，德政中路，文明路。四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东南西北地一围，竟得了一处清爽宁静的所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在百年大树的荫蔽之下，天然地与尘世喧嚣隔了开去，占了这一方钟灵毓秀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巡抚李世桢在此建贡院，1912年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7年又改名国立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发源地——300年来一直都是读书人的地盘。
若说外观，这座1978年立项的建筑实在是其貌不扬，水红的大理石门脸，绿琉璃的屋檐，与一旁有近百年历史的鲁迅纪念馆相比，着实平凡。照了红外体温仪进了大厅，一仰头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像，严肃又温和地把目光洒向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读书人。坐像背后刻着孙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至今仍发人深省。
穿过大厅倒让人眼前一亮：四层楼的建筑呈“口”字形，中间院落不大，但精心布置修剪过的树木错落有致，楼上还有藤萝垂下，若瀑布一般。一色的绿，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四面围着的是20多个阅览室，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文献检索、图书馆学资料、地方文献、善本、电子图书、自带书刊等等。常有人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这当然是指图书馆内的藏书资源而言，但眼前的景象——日光灯下略显森严的书架，架上成行的大部头和堆着书本的桌子前埋头书海的人们——也让人在一瞬间仿佛回到了校园。
在这里，进入阅览室是不需要办证的，只要出示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阅览。这里每天开放12.5个小时，日均接待读者达6000～8000人次，高峰日读者流量接近万人，是全国开放时间最长，接待读者最多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而就是这座位于广州市的大型图书馆，在“非典”期间始终没有闭馆，而且坐无虚席。用馆长李昭淳的话说，读书人这种勘透了人生价值后所体现出的勇气，不但让人感动，而且让人敬佩。特别是看到母亲在非典时期带着孩子到馆里来看书，更让人感到一种信任——公众对图书馆的服务所表现出的信任；同时也给予人们信心：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他们的心灵必定会健康成长。为了公众健康，图书馆工作人员将阅览室内1／3的座位移到走廊上，以保证座位之间的距离——这一颇为“浩大”的工程，却为图书馆增添了另一番韵致：绿色与人更加接近，人与绿色分享阳光。
都说广东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图书馆自然也不例外。中山图书馆早在1986年就突破禁区，开设“港澳台图书阅览室”，把原来作为保存本长期封存在书库中“不见天日”，仅供内部参考阅览的5万册港澳台图书实行全开架服务，供读者自由阅览———这在国内公共图书馆界是拔了头彩。当年，上海文汇周刊还将这一重大举措评为十大新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庄严昭示：“任何人，无论其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民族、语种或社会地位如何，在获取公共图书馆服务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推到了浪尖，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山图书馆在坚持公共性与平等性方面，一直格外卖力。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设在中文阅览室的免费上机位。在这里，凡是失业下岗、南下打工、特困学生和伤残读者，都可以凭《社会救济证》、《特困失业证》、《暂住证》等证件免费上机、上网，有网上资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补充知识，搜寻机遇，获取勇气。
博尔赫斯说：“我一直在心里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天堂，就应该是宁静、平等与勇气。
图书馆的未来：数字化
———专访国图常务副馆长杨炳延
□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南方周末：如何解决当前国图既要针对高层精英，又要面向大众工作的矛盾性？
杨炳延：现在大家对此提出意见比较多。毕竟国家图书馆不同于一般概念，以保护中华文明财产为前提，主要是为中央立法决策服务，我们专门设有参考部，就是协助各部委工作。还要为科研教育生产单位服务，现生产单位主要指大型企业。这就决定国图相当大成分是为高层次人员服务。但我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同，它根本不接待公众，我们根据国情，除上述服务外，还要对公众开放。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国图太拥挤，来此研究查资料受到影响。一期馆舍就这么大容量，本身不能满足这么多读者需要，每天还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等二期工程建好，能缓解这个矛盾，到时我们将实行分层服务，专门开设一部分阅览室给专家学者。
南方周末：对于图书馆未来发展，国图的远景规划是怎样的？
杨炳延：今年年初，对图书馆发展我们进行专门研究，提出3－5年发展规划。瞄准世界一流图书馆目标，我们跟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在硬件设备、人文环境、服务质量上都有差距。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向智能化发展。国家现已投资12.3个亿，用于图书馆二期工程和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二、建设复合型国家总书库，打破原有一想到书库就以纸质为载体，现在电子版本、数字化等都列入收藏范围，国家每年要拿出1个多亿充实国家图书馆总书库。三、培养高素质适应现代化管理需要的队伍。
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今年算是正式启动，现正设计招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提出，立项是在2001年10月。二期工程分两部分：图书馆扩建工程和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需要馆舍、网络存书平台和数字资源。后两项工作我们早就开始准备。现已有包括30万册图书、100多场讲座、760部电影、123部地方戏曲、1000多首音乐作品、36万张图片等资源。目前已通过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中心在互联网和卫星宽带网上为社会服务。
将来争取达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个人，通过互联网设备都能获得所需要信息和知识，这在城市里实现会很快。随着智能化发展，馆舍增加，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能解决。去年我们图书馆正常运作，花费是1.07亿。现图书馆发展主要靠国家投钱，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得到社会支持，特别是捐赠，这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
南方周末：您如何理解图书馆馆长这一职位的？
杨炳延：我原来任文化部人事司司长。我认为作为一名领导，重要的是管理好班子，通过每个人专业特长，由他们来发挥管理好图书馆工作。作为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如何管理好班子很重要，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做。管理班子同时也要管理图书馆事业发展，在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必须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图书馆业务发展规律，才能适应。到国家图书馆最怕的是不学习。不学习，对图书馆永远是外行。
20年馆员的心理曲线
□本报实习生 徐璇
1981年时，葛蔼丽20岁。中学毕业，她进了上海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那年她还是个皮肤白白从小爱听故事的活泼女孩，因为姓“葛”，图书馆的老师同事们昵称她“小鸽子”。
1980年代初的上海，一个图书馆馆员的生活还是清苦的，葛蔼丽每月拿36元的工资，在书库里跟着位姓梁的师傅从最基础的“统架”做起，蚂蚁搬家似的整理书架。等工资涨到39块的时候，她调到一线做借书还书的工作，用钢笔在一张张借书证上密密麻麻地写上还书时间，然后敲上图章。那时上海图书馆的借书证可是紧俏货，经历文化浩劫的人们拼命地学习，恶补文凭，一大早来图书馆借书的人从南京路一直排队到黄陂路口。申请一张借书证得附齐个人陈述、单位证明，然后回家等通知。这一等，通常得一两年。
图书馆当时藏书不过10万册，受此限制只能办两万张借书证，葛蔼丽最开心的是，一进图书馆工作就有了张借书证。虽然每次只能借两本，一个星期就得还，但已经足够满足她随意看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的需要，还能帮要好的姐妹借书，偶尔能拿点外快———南京路上的各个店铺的售货员有时会拿些粮票布票来“开后门”。
葛蔼丽常常怀念这段清闲的青春岁月，每天上下班，工作虽然单调但也稳定。等她趁暇先后修完了中专大专课程，再结婚生子，时间一晃就到了1990年。这时黄浦江两岸吹着商业的江风，借书证也不那么紧俏了，当时来央求葛蔼丽借书的小姐妹们在工厂里也能月入千元，而葛蔼丽的月工资到1990年才刚刚上百。
心理失衡是难免的。青春年少时的一些偶然因素，等到尘埃落定才蓦然：难道真的当初作错了决定吗？
希望重新燃起是因为图书馆要在淮海路建新馆的消息传来。葛蔼丽看到新馆的模型和种种规划，设想着电梯上下的数字化图书馆，摇摆不定的心里澎湃了起来。
1996年底，葛蔼丽随着上海图书馆，离开了曾经工作了15年的老馆，那个拥挤的书库，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大半个青春。
她的青春岁月里，图书馆从老馆迁到新馆，她自己在图书馆借的书从故事书到育儿指南再到现在的管理类书籍。原来的同事是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人才和崇明农场的下放知青，也纷纷退休了，逐渐变成了拿着本科毕业证书的小伙子小姑娘。检索工具由一格格的目录柜发展为网络。申请借书证再也不用那么繁复的各方证明，只要带上身份证，当场就可以办好，更不用伸长脖子等个一两年……
当年那个常对朋友说“我女朋友是图书馆的”的先生，就在两年前，还当上了和自己专业不太相关的上海某学校的图书馆副馆长，学校领导对他说：“把你爱人的先进技术学点来，学校的图书馆也要大发展。”
儿子喜欢兵器和战争方面的书。小家伙“图书馆意识”特别强，刚进小学，就一个人晃悠悠地到小学的图书馆去办了张借书证，还和图书馆里的老师们关系处得好好的。现在上初一了，又常往中学图书馆跑了。
一家人去年去澳门旅游，葛蔼丽特地去看了看澳门国立中央图书馆。就连每个景点旁边都设有小图书馆，放着免费的小册子，介绍怎么办移民，怎么申请救济金等。她想，上海是个国际性大都市，图书馆也应给人们提供社会服务，毕竟，这不再是那个只具备借书还书功能的老馆了。就像新馆刚开放时，一个韩国人跑到她跟前问：我要租个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你可以帮助我吗？葛蔼丽很惊讶，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你可以去找中介公司。”后来有人告诉她，在国外，人们有问题就找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于是她建起了“小鸽子知识导航站”，老同事还叫她“小鸽子”，读者来咨询时叫她“老师”。她则负责在近1500万册的藏书中找到读者要的那一本。22年前在老馆书库里整理书籍的“小鸽子”变成了心中有个数据库的导航家。
因为SARS，葛蔼丽所在的人流量最大的参考外借综合出纳台关了两个月。这许多年忙碌的生活竟然是因为瘟疫而重归清闲，清闲如老馆中的日子。
与前些年不同的是，她重新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自豪不再是来自稀缺的借书证，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说，尊重来自于城市内涵的提高。
上海图书馆里正在看书的人们
上海图书馆：物质都市的另外面孔
中山图书馆：绿色与人接近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cs/cshb/200306191168.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