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屁股神经痛怎么办: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眼中的中国农民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华北农村长大，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父母、叔伯都是农民，因此我觉得，对于农村，我应该有一些了解。很长时间了，我想把这些写下来，一家之言，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我身边的农民，不是电视剧里的那么憨厚傻帽，也不是历史书里的那么勤劳勇敢，或者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逆来顺受，他们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内部特征充满了矛盾，却又相互融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群体。

先讲个故事吧。在我小的时候，大概是82~84年间，我们村里的“合作社”（县供销社在农村的分支机构）新到了一批气枪，装铅弹可以打鸟的那种，20块钱一把，村里的人争着买。但是枪的质量似乎并不算好，有的准，有的不准，这样以来，买枪的人难免要装上子弹试一下。但是售货员肯定不同意顾客拿出去试，打哪呢？于是所有人都选择了同一个目标：售货员身后高处的毛主席像。左眼？鼻梁？那颗痣？啪！……

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特别以“乌有之乡”提供的居多，一些经历过文革的城里人，对毛仍旧是无比的崇敬甚至膜拜，他们完全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自己对毛的感情，假如他们手里有一把枪，会对准主席的像吗？我想不会的。时至今日，农村人早已淡忘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们并不像城里的老年人动不动就憧憬“毛主席在的时候”如何如何，那远不如地里的庄稼实在。

因此我要说的是，农民并不像城里人一样对毛那么愚忠，尽管在文革中，他们山呼万岁比谁都要响亮。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1978年之前的农民是在表演，他们假装出来的愚昧和怯懦其实是愚弄了周围的人，从而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够艰难的尽量生存，他们喊万岁，只是因为他们惹不起毛，甚至可以利用毛。所以我要说，中国农民绝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个能够忍辱负重，憨厚淳朴的面目。严苛的生存环境，漫长的帝国统治，造就了这样一个极端智慧的群体，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只信任自己的土地。他们对毛的支持，只不过是因为看中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换言之就是看重了地主的土地，而毛也因为明白农民的这种态度，彼此互相利用，毛成为上世纪革命运动中笑到了最后的人。

毛只是一个人，在死亡之后，个人魅力渐衰，用一种虚无缥缈的主义来争取农民的拥护显然力量是弱了点。那么，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又如何呢？基督教已经是被证明了失败，即使最兴旺的清光绪期间，入教的农民也是以地痞流氓为主，他们入教的目的显然不是信奉上帝，而是倚仗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伊斯兰教就更不要提，且不要说汉人不信，我身边的回族人，年轻一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清真寺是干什么用的；中国农民更不会信佛教或者道教，尽管香火兴旺，但是没有几个农民知道佛祖和太上老君的区别，他们之所以烧香，只是因为某个庙的神仙能带来子嗣，或者能让人发财而已。观音菩萨和“武财神”关公供奉在一起，无法想象他们是为了洞悉“禅”的真谛。

中国农民经常跪着，仿佛他们充满了信仰，但他们跪的都是谁呢？第一是自己的祖先，这无话可说；第二是神仙，这是为了发财或者求子的目的；第三是皇帝和官僚，他们惹不起，但是当有一天官僚被打倒，他们会踏上一万只脚。我不相信中国农民真的愿意给别人下跪，他们根本没有把自己面前高高在上的人当回事，这一切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现代社会农民跪的也很多，特别是在政府门前，在官僚面前。只是这样的跪，其实是一种手段，这会给官僚带来巨大的压力，只有下跪才能给自己的维权行为带来更大的新闻性，记者才会去拍照报导，成为“事件”，使自己的利益有更大的机会得到补偿，因此这一跪，并不是什么“奴性”，而是充满了狡黠。

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统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所以不允许其他信仰的存在，本人万不敢苟同。这2000多年里，儒家思想真的是统治了所有的“中国人”吗？我不认为包括农民在内。自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帝国，虽然多次改朝换代，但国家的架构基本没有变化：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官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地主阶层）、农民阶层。我认为信奉儒教的只有前两个阶层，其一，人才的流动，命运的改变，只在前两个阶层发生，农民是无权无机会参与的，可曾听说过几个自耕农通过科举当官入仕？只有儒教的信徒才有这种机会，而农民想做信徒，至少先要拿得出去京城赶考的路费和时间。其二，儒教讲究的是礼义纲常，修身养性，这对小农经济并不具备指导性，甚至充满了矛盾。地主家的女子丧夫可以守节做节妇，农民做不起，因为一个单身女子没有力量耕种土地，再婚意味着生存；儒家的君子渴死不饮盗泉之水，农民却知道再不灌溉庄稼一家人就会饿死；儒家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农民顾不得这些，一屋子的书也不如父亲教给自己的一句农谚。

曾经有人和我辩论说，社会的各阶层需要有互相流动的机制，特别是要让最底层的人有上进的机会，才能够减少摩擦，缓和矛盾。如果按照我的说法，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儒家体制之外自成一体，阶层流动毫无希望，岂不是会天下大乱？我的回答是，我们的国家这两千多年确实是一直“天下大乱”的，农民暴动连绵不绝，但其根本原因是官僚阶层的日益庞大，索取越来越多，使农民不堪重负所致。而缺乏出人头地的机会，在农民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一季稻谷的收成能关系到一家人的口粮的年代，还会有多少“做大官”的憧憬？49年之后我们国家建立了户籍制度，农民的身份终生不变，想去城里工作生活比登天还难，我却没有看到有农民因此而暴动。反倒是现在，有人强拆农民的房子，农民拿起了武器，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那么，农民到底信仰什么？余华的书里，农民的目标是单纯的“活着”。在我看来，农民对活着的追求，包含了对祖先的敬仰，对后世的希望，他们并不是行尸走肉，他们倔强的活着，不择手段的生存着，，盼望着自己的后代光宗耀祖，尽管渺茫，也是自己的梦想，这个梦想没有什么人或者宗教可以承载的起。

我在吴思先生的作品里学习到，中国农民有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一面是耐压能力超强，另一面是压力临界点之后的暴民。我认为还有第三个特征，那就是与其他阶层的互相妥协，农民认可官吏多收粮，官吏也默许农民往粮食里掺沙石。比如说这几年层出不穷的有毒食品事件，就是当局对农民的默许和纵容。官僚对农民的福利过低，而农民也需要活着，需要支付子女的学费，需要像城里人一样有钱养老。农民会自己想办法，无非是果菜多打农药，用避孕药喂鳝鱼，往牛奶里掺水。这样的农产品你不收？那好吧我破产，大家都跟着一起破产。这里有一个群体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协调两边的关系，古代是地主，现在是私营企业，他们传达农民的不满，掩护农民的小手段，摊派官僚的压力，缓和双方的矛盾，建立起了一个使国家可以运转的秩序，尽管总是很勉强，冲突总是爆发。

我在上面说到了农民对其他阶层的狡黠，但另外的一面，农民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又是古道热肠。在农村，没有搬家公司，没有家政服务，没有小区保安，因此农民之间，彼此互助成为了生存的必须。无法想象一个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不认识邻居，在农村，谁家有个红白事，有个大工程，村里的闲人一起帮忙是不成文的规矩。农民或许不知道卡扎菲是谁，但一定知道邻居的儿子在哪里上高中。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农民一盘散沙”的提法，因为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团结的，他们必须团结才可以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原始状态下的合作集团，彼此因为生活的需要而密不可分，嫁接树苗要找老张，给牲畜打针要找老李。农民内部是团结的，其他阶层想与农民发生联系恐怕就很难，农民保持着一贯的戒心，况且城里人和农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交集。农民只是等待机会，利用别人，也被别人利用，搞乱这个世界，重铸秩序，换取土地与和平，就像他们与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的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