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天魔小说下载:姚亮：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2)

姚亮：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2)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三)中断民主化进程。任由社会风险的演化和放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它有可能会直接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一方面，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这种人为中断民主化进程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出现一党专政或者军人执政的政体而导致民主化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非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由于受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影响，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民主政体，如议会内阁制、总统制等。然而，到80年代末，大部分非洲国家由多党的政治体制演变为一党制或军人执政的政治体制[28](pp.57-58)这些政党和军人上台执政后，大力加强权力集中，破坏议会制、选举制等民主制度，直接导致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另一方面，社会解体造成民主化进程的中断。若社会风险得不到有效治理，一旦这些矛盾和冲突演化成大的社会危机，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致使社会解体，直接中断民主化进程，使之趋于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些国家出现了大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其民主化也随着停止。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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