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柳杨柳依依1-11章:为洗刷误解而殉国的抗日名将 - 斑马的疑问 - 疑问的斑马 - 和讯博客

   人生的一大悲哀，就是被别人误解，特别是被自己所爱的人和信任自己的人所误解。

   一首歌唱道：“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反驳……” 其实不是我们要选择沉默，而是沉默选择了我们。沉默其实是痛苦的，但解释有用吗？往往越解释越增加了误解，越让别人从心底讨厌自己。 过多的解释反而成为掩饰。唯有让时间去消除和淡化这种误解。

   记得初一的时候，我的代数老师是我父亲单位一个同事的爱人。我当时学习成绩特别是代数成绩很好，人也乖巧懂事，于是担任了班里的代数课代表。但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件事却改变了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一生。当时候学校的试卷都是油印的，就是用铁笔、垫着一个钢板，在蜡纸上刻字，然后再把刻好的蜡纸固定在油印机上，用一个刷涂料一样的滚子，蘸上染料，在蜡纸上用力滚过，于是一张张试卷就这么印成了。因为我们代数老师是学校里的代数学课教的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他负责出题、刻版、印刷。每次都是印几百张考卷，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所以考试印试卷的时候，老师往往找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帮着印试卷。但为了不泄题，往往让初一学生印初二的考卷，初二的学生印初一的考卷。但这一次不知道老师是疏忽了，还是相信我，就把初一的试卷也由我帮他印了。当时我学习很好，更何况我对自己的代数成绩很自信，是不屑于偷看试题的。但考试以后，却出现了一个谁都想象不到的结果：我一如既往的考的很好，考了98分；而我的同班同学们，代数成绩也出现了井喷，很多平时学习不好的也考了高分。老师很容易得出了答案：泄题了。校长怀疑了我们代数老师是为了自己班级的成绩而故意泄题。在一次次追查无果以后，怀疑对象就无可置疑的落到了我的头上，老师把校长对他的误解强加到我头上。初一下学期，我经历了求学阶段最不开心的一段时光。半年的时间代数老师从来没有提问过一次问题，还有英语老师，有时候在我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时候，就话里有话的讽刺我，意思是我的学习成绩是偷来的。这半年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级部前十名掉到全班20名，代数更是从我最喜欢和最优异的学科变成了我以后最差的学科。虽然等半年后，找到了泄题的元凶，洗刷了我身上的罪名。但为时晚矣，那年我才十二岁，因为这次误解给我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轨迹。

   而有一位我们所熟悉的将军，也是因为国民对他的误解。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为了表达自己与日寇不共戴天的的决心，为了他所热爱的人民，不惜血洒疆场----他就是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将军的生平，凡对抗战历史有所了解的博友，应该都很清楚。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是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战死的最高军队将领。至今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张自忠均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张自忠路，张将军可谓抗战第一英烈。但当年张将军以集团军总司令之尊，不惜以身殉国。除了对日寇的愤恨，更多的是为了洗刷自己因被国民误解而戴在自己头上的“汉奸”罪名。

   张自忠将军戎马一生，第一次扬名天下。是在1933年的喜峰口战斗，时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的张自忠将军多次重创入侵的日本军队，包括张将军在内的29军高级军官共11人，后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长城战役后，第29军返回移驻察哈尔省，张自忠仍任第38师师长。1935年6月，由于中日签署何梅协定的关系，国民政府中央军退出河北省，在日军默许下，第29军进驻平津。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张自忠任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与第38师师长。1936年6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1937年3月，日军突邀宋哲元访日。为减轻日方压力，宋哲元遂命张自忠率团访日。从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日本各地，但日方则宣传为“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虽然张自忠发表声明称仅考察日本工业，但国内舆论并不相信，自始张自忠被视为亲日派，甚至是汉奸。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与宋哲元均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已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7月25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止对日军协商，同日日军发动攻击，28日第29军军部被日军攻破，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殉国。于是宋哲元决定将第29军撤到保定，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以掩护第29军的撤退。但这么一来，张自忠就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痛诋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报界一度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就连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发电，也直称张自忠为汉奸。

   尽管张自忠后来离开平津南下，但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却有增无减。如上海《大公报》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国闻周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挖苦说：使当局和战不决的主力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的瘾，却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好在蒋介石理解张自忠忍辱负重的一片苦心，1938年，任命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我现在有过，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 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这次作战，无论官兵，只准向前，不准后退!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保国!”

   在徐州会战中，张自忠痛歼坂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180里，取得“临沂大捷”，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3万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再次取得“襄东大捷”。

　 即使这样，为民族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的信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为国尽忠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5月7日，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从而也彻底洗刷了自己背负的汉奸的罪名。

   对张自忠这种为了洗刷国民对自己的误解，而杀身成仁的做法。蒋介石也在悼电中指出：“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惟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

   张自忠的死，与其他抗战而死的高级将领不同，他是背负着舆论误解的冤屈，抱定为国家民族尽忠的决心，自蹈死路，以身殉国的。以维护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誉。正孟子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张自忠将军正是对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做了一个完美的诠释。

   张自忠将军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至少以死消除了人们对他的误解，洗刷了自己忍辱负重所受的冤屈。而更有袁崇焕们，被这种误解所杀害，杀身换来的却是人们刻骨的仇恨。当他们被刽子手千刀万剐之时，我相信更大的一种痛苦不是肉体上的，而是那种被误解被冤屈的彻骨的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