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惑欲惑1-35完:元磁州窑瓷枕与明代文学名著

赵学锋
磁州窑以白地黑花为主要装饰特点，而在装饰内容上又以窑工对生活的不同感悟或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来。磁州窑的装饰内容丰富多彩，以瓷枕装饰为例，如宋代，大多是珍珠地上划出简单的花卉纹饰，也有一部分剔划的人物、动物装饰和文字装饰。
到了金代，磁州窑的生产进入鼎盛期，装饰技艺越来越成熟，装饰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这一时期，花卉纹饰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喜欢的牡丹花、芍药花、栀子花等花卉成为装饰的主要图案。另外，禽鸟、鱼藻、狮虎等纹饰也大量出现在瓷枕上，同时诗文装饰也成为主要内容之一。

到了元代，瓷枕的造型基本归为长方形，装饰形式似乎也有了一个规范，通常枕面两端绘繁密韵致的牡丹、菊花、石榴花等花卉纹饰，向内开光的大幅枕面装饰出现了以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内容，如柳毅传书、项羽渡江、司马相如桥头题诗、唐太宗便桥见虏、宋太宗雪夜访赵普等，以及元杂剧人物故事。磁州窑瓷枕装饰艺术到了元代，首先从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上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它表明磁州窑的艺人已跳出单纯的描绘花鸟鱼虫的小文人意识，开始用审视历史、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所以说，元代磁州窑瓷枕的绘画装饰在磁州窑装饰艺术中最能体现历史厚重感，也最富有民族性、民俗性。我们还惊奇地发现，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还印证和诠释了比它晚了上百年或二三百年的明代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中有关故事的流传和形成过程。
这是一方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元白地黑花唐僧取经纹长方枕。枕面上的花卉纹开光内画有3个人物，中间一人骑马，应为唐僧，前边一人肩挑禅杖包裹，应为苦行僧沙僧，后边一人左手持棒于腰际，腰间围有兽皮，其形态即是孙悟空。这方枕的烧制年代是元代，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却是明代的小说家吴承恩著作的，也就是说，磁州窑元代画枕描绘的“西游记”故事比明代吴承恩编著《西游记》早了二三百年左右。

事实上，有关“西游记”的故事在唐代就有了记载。唐太宗贞现年间(627>649年)，僧人玄奘为了明了佛经教义，到天竺(印度)取经，他前后花了19年时间，行程数万里，历经了千辛万苦，取得600多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回国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惊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了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因—是佛教发源地的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色彩，后来取经故事传到了民间，就演绎出了越来越多的神话。到了宋代，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且有人编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民间“说话人”的话本，但这个话本已严重脱离了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有了“猴行者”“深沙神”的加入，而且“猴行者”成为主角，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怪，故事曲折动人。这时，猪八戒的形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有了很大发展，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方元代磁州窑“西游记”画枕上我们明显看到了猪八戒的身影。画面中左边的前行者是孙悟空，次行者左手掐腰，右肩扛着耙子，俨然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猪八戒的形象，中间唐僧骑在白龙马上，只是唐僧身后一侍者手举舆盖紧随之，其身份让人颇费猜测。元代到明代初年，已经有了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话本中已经有了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以及黄蜂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等许多故事。宋以后，唐僧取经故事也很早就搬上舞台，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已失传)、杨景贤的《西游记》。在明之前，不论是话本、小说还是剧本，故事尽管林林总总，都不如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么传神；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历史上这么长时间的不断演绎和传播，吴承恩才有了如此多的素材，才能创作出如此吸引人的名著来。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小说家个人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磁州窑的艺人们也担当了《西游记》故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与《三国演义》
这是安际衡先生个人收藏的一方元白地黑花人物故事长方枕，描绘松亭之下，一女子陪一官人对酌，假山后一壮汉手持长剑作气急状，手指对饮男女趋奔而来。从画面分析，应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的《三国演义》中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凤仪亭一段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故事，然而，早在《三国演义》成书前的元代磁州窑瓷枕上就对该故事有了如此艺术的描绘。依志书载，吕布杀董卓情节中并没有貂蝉，可见是后来故事编撰过程中新加入的人物。这方磁州窑瓷枕证明，到元代，吕布戏貂蝉、杀董卓的故事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创作，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提供了素材。

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中表现《三国演义》故事的还有一方“火烧博望”画枕，现收藏于磁州窑博物馆。该枕画面显示的应是“火烧博望”后关羽、张飞羞隗难当，踟蹰不前，来向诸葛亮认错的场面。《三国演义》第39回有“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书描写的情节来看，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确有从不服到钦敬的过程，而且从史学家陈寿编写《三国志》的晋朝到元、明年间，民间对诸葛、关、张的故事有很多的创作和演绎，包括在某些隋节上甚至比后来的《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还要完整。从这方画枕的画面上看，关羽、张飞前来道歉的场景是在一座园亭内，和《三国演义》中捕写的环境有所区别，显然是小说家在安排故事情节时根据需要对原来的场景作了修改。
小说家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是他的代表作。《三国演义》的成书取材于各种话本和民间传说，特别是经过宋、金、元时期对三国人物的再塑造、再创作，为罗贯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磁州窑“火烧博望”画枕的生产年代在元代，画枕上表现的显然是宋元时期三国故事流传的结晶。
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与《水浒传》
这是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一方元代白地黑花人物故事枕，枕面开光内画有3个人物，右边一人背负荆杖，跪地作请罪状，左边一人作生气斥责状，而中间一人则作调和状。根据画面分析，应为《水浒传》第73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中描写的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谴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招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三年，前后3年多。宋代说书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的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李逵的名字排列第14位。
以上资料表明，《水浒传》故事是在宋江起事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其中的故事情节则以杜撰为主，故难以寻找什么具体的依据。而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形成较早，最晚在元代就有了完整的情节，并在民间已经广为流传，所以在元代磁州窑瓷枕上就有了这样的绘画题材。而《水浒传》成书的年代则要晚一些。“李逵负荆请罪”画枕的出现，比《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大约要早出100年左右。
元代磁州窑瓷枕的绘画故事与明代文学名著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和深厚渊源。磁州窑瓷枕的装饰技艺，到了元代达到了顶峰，它不单在绘画工艺上更加娴熟，更加“文人”化，而且在装饰内容上多选择人们普遍熟知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题材，增加了装饰内容的文化性、时尚性、可读性、观赏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纪事性。当几百年之后我们看到它时，突然发现它具有着对历史的纪实和传承，具有一定的史料性。从上面介绍的几方元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和明代古典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可以看出元代磁州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