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脉武神人物等级划分:朱震亨与《格致余论》----金元四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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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胜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合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朱震亨,字彦修,生活于公元1231~1351年。元代金华(今浙江省义乌市)人,家居于丹溪,故后人尊称为丹溪翁,亦称为朱丹溪。自幼好学,师事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学习理学,精通文哲,至四十岁才开始习医,首先自学《素问》,而后又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门下。罗知悌虽为河间弟子,但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之学,故将刘河间、张从正、李东垣、王海藏诸家之书授予丹溪,使朱丹溪旁通当时名家之说,开拓了知识范围。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认为人身之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人身之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因此,人身的阴精应当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耗伤。若要防止阴精耗伤,就要防止相火妄动。朱氏一再强调房事不宜太过。心神要保持安宁,不为外物所感。饮食不宜肥甘太过,以防生痰化火,生湿化热,而使人身之湿热过重而耗伤阴精。总之,朱氏从病理角度强调了内伤饮食、七情、房事等诸种产生杂病的原因,均可使相火妄动而阴精耗伤,更会使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从而产生各种内伤疾病。

  朱丹溪治疗火热病,从虚火和实火分别对待。提出实火可泻的原则,或用黄连解毒汤,或用大黄、芒稍、冰水之类正治。对于火盛而体虚之人,又认为不可骤用凉药,应用从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之类以温散。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宣散泄越之证,可以采用发散方法治疗。至于虚火,属阴虚火动者,宜滋阴降火,可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之类,另外朱氏还创立了大补阴丸(生地黄、龟板、知母、黄柏、猪脊髓)以泻火补阴。若属虚火上炎,虚阳浮越者,朱氏又提出用附子末口津调涂涌泉穴以引火归元。对于气虚而阴火盛者,可采用东垣之法益气升阳泻火,选用人参、白术、生甘草之类。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将人身之郁证分为六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朱氏创立了越鞠丸以统治六郁,方中用香附治气,川芎治血,栀子清火,苍术治痰湿,神曲治食,而其中香附又为主要者。对于痰证的治疗,朱丹溪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的基本法则,并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结合体质的盛衰,加减化裁。如湿痰者加用苍白术,热痰者加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成痰者加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者加用南星、白附子、僵蚕;老痰者加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等。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火热证、杂病的证治经验,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后世医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明代诸医家,如赵震道、赵以德、王履、戴原礼诸人,均师承其学。另有虞搏、王纶、汪机、徐彦纯等亦接受其学术思想,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学家所推崇。由于此,丹溪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朱丹溪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

 

 

《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

  《格致余论》是朱氏医学论文集,全书1卷,共收医论42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朱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格致余论》撰写于1347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

  朱震亨是浙江金华(今浙江省义乌市)人,因世居丹溪,故人称丹溪翁或朱丹溪。朱氏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自幼研读理学,因母病,三十岁时开始攻读医经。后从当时名医罗知梯学医,学术上受刘完素、李杲等影响。由于他刻苦研究,数年之间医名闻于四方。朱氏一生著述甚多,如有《局方发挥》、《证因脉治》、《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

 

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或称金元四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

流派简介

  金元四大家指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四位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学派。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固此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因而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的治则,世称“养阴派”。

时代背景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奠定了产生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由于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汗、吐、下三法),李主补土(补脾),朱主养阴,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

  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名称由来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公元1310-1381年)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辞时说“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说: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自此而后,“金元四大家”之称,则流于世。

人物介绍

刘完素

  刘完素(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故亦称刘河间,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是宋金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并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医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二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和《宣明论方》十五卷。刘氏认为“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说,治疗多用寒凉药,世称“寒凉派”。他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

张从正

  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也是-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其代表作是《儒门事亲》(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张氏私淑刘河间,善用攻法,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发展和丰富了应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成功地应用“心理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对心理疗法"有重大贡献。张氏师古而不泥古,提出“勿滞仲景纸上语”的观点,非常具有革新思想。

李杲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号东垣老人,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他发探了张氏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伤。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首创内伤学说理论,代表作是《脾胃论》。他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世称“补土派”。所创的不少著名方剂,如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丸)、调中益气汤等等为后世广泛应用。其著作多由其徒罗谦甫整理。

  

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之边,因以为号。跟随许白云学习程朱理学。三十岁时才改儒学医,拜名医罗知悌为师,对刘、张、李各派学术都作过认真研究,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同时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提出“百病皆因痰作祟”的观点。他的学说丰富了祖国医学,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十五世纪曾成立过“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的学说。被日本后世派尊为“医圣”。朱丹溪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以下几部:《格致余论》一卷,成书于公元1347年;《丹溪心法》,成书于公元1347年,全书共五卷,分一百门,前有十二经见证等六篇,后附《丹溪翁传》;《金匮钩玄》,成书于公元1358年,全书共三卷。末附《火君相,五志具有论》等医论六篇,为戴原礼所加;《医学发明》一卷;《局方发挥》一卷。另外,还著有《本草衍义补遗》一卷。《素问纠略》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