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至尊小说在线听:富国债务 穷国民生——幸福出路何在？

By 尹伊文

    三年前我动笔写《在世界边缘的沉思》，正值次贷危机触发全球金融海啸，那次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主流发展模式的质疑，许多人把眼光投向边缘和另类的模式。我曾经去过三个边缘国家——委内瑞拉、冰岛、不丹——其中委内瑞拉和不丹各有自己的另类模式，冰岛虽无另类模式，但正因主流模式遭遇破产进行深刻反思。我把在这三个国家观察到的事实，还有感悟到的启示写成书，反思主流模式，探索另类模式。

   Dysfunction：危机影响观念

关于债务危机将对未来造成的影响，美国朝野各界讨论得相当深刻。最近，主流模式又遭遇了欧美债务危机的挑战，这次挑战引起了人们的更多质疑。说到影响，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经济影响，不过，比经济影响更为深刻的是观念影响。

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讨论中，有两个观念人们议论得最多。

第一个观念，是“政府角色”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多大的角色？政府应该给人民提供多少福利服务？政府应该收多少税来支持这些服务？这是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和大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的理念之争。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议，仍在大主流模式的框架之内，只是质疑了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且只是经济模式。

第二个观念，是“权力制衡”结构下的政府机能障碍，即Dysfunction。Dysfunction的讨论超越了大主流模式的框架，涉及到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引起美国这次国债评级下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机能障碍——在国会中，两党彼此制衡造成机能障碍，使政府不能做出理性决定。国会在讨论国债上限问题时，各方人马心知肚明，如果不达成协议，国债可能违约、评级可能下调、整个国家会蒙受损失。但是，为了党派利益、为了利益集团私利、为了意识形态偏见，就有人利用权力制衡的体制结构纠缠不休，使整个政府发生机能障碍。从自由派到保守派，从学者、政客到普通百姓，因为目睹这次机能障碍的发生，许多人对美国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Dysfunction成了高频率出现的词汇。不少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毫不怀疑的人也成了批评派——《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认为美国的体制是历史的终结，这次也对如此的权力制衡表示失望，连呼“Dysfunction”。

委内瑞拉：另类民主

权力制衡是英美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模式。美国在债务危机中意识到权力制衡的问题。离美国不很远的委内瑞拉，在十多年前就质疑主流民主模式，尝试用另类的民主模式来挑战。这个挑战是由查韦斯发起的。西方主流媒体对查韦斯的报道多数都很负面，把他描述成要无限扩大总统权力的独裁者。实际上，查韦斯并不是独裁，只是另类的民主模式。这个另类模式也不是查韦斯的独创，而是从卢梭和法国革命的民主模式中学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不强调“权力制衡”。卢梭的思想和英美式的制宪思路有所不同。英美式的宪政核心是“权力制衡”、 “限制政府”；卢梭更强调“人民主权”理念。“人民主权”是要让人民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通过议员代表来“代议”国家政治。卢梭主张“任何法律，如果没有人民亲自的批准，是无效的”。查韦斯很喜欢这种理念，他任内制定的宪法特别强调大众直接参与，经常搞公投大选。

从委内瑞拉宪法的罢免总统条款中，可以看到“人民主权”和“权力制衡”的不同。委内瑞拉的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弹劾总统，全民公投可以罢免总统。只要有人征集了20%的登记选民签名要求罢免总统，就可以举行罢免公投来决定总统的去留。总统的权力不是由国会来“制衡”，而是由人民大众来赋予和剥夺。在英美式的宪政框架中，“权力制衡”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工具；但在委内瑞拉的宪法中，反腐更侧重于依赖公民直接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非常喜欢使用大众公投，喜欢直接利用草根的力量，他有自己独特的执政模式——弱化中间官僚，强化草根“战斗组”，通过电视传媒直接和草根对话的操作模式，领袖直接指导基层战斗小组。他办的每周电视节目“嗨，总统”，非常适合平民大众的口味。

自从委内瑞拉独立以来，腐败和不公的问题就挥之不去。委内瑞拉独立后有过一百余年的强人独裁政治，那时腐败和不公的问题很严重。经过民主运动斗争，委内瑞拉在1959年跨入了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时代。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初年代里，贪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但很快就故态复萌，而且发展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委内瑞拉的政治成为学者所称的“盟约民主”，在“盟约民主”的框架下，主要政党的精英们签署盟约，保证无论谁当选，政治经济特权都只在他们中间分享。委内瑞拉的两党签有盟约，按照选票的比例来瓜分石油财富的各项肥缺。那时委内瑞拉的政治体制基本是“权力制衡”的英美民主宪政，但两党的制衡变成了两党的盟约，在这样的民主框架下腐败泛滥，贫富悬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富国中竟有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查韦斯之所以弱化中层官僚有两个原因，一是怕他们限制自己的权力，一是怕他们腐败。不公和腐败的问题在委内瑞拉存在已久，查韦斯的革命之所以有号召力，就是因为他允诺要消灭不公和腐败。查韦斯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展开的。他给革命定了两大目标：缩小贫富差距，消灭贪污腐败。他企图用“人民主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两大目标，强调人人参与，频繁举行公投。委内瑞拉轰轰烈烈的“人民主权”大民主已经搞了十多年了，但是腐败问题仍然严重，贫富对立的情绪甚至更大了。查韦斯的“人民主权”大民主是否能解决腐败和不公的问题，现在还无法下定论。

不丹：传统和GDP共存

和委内瑞拉的“人民主权”大民主完全不同，不丹采用另外的方法来解决腐败和不公的问题。不丹的政府以廉洁出名，社会以民风淳朴，犯罪率极低，在国际上颇受好评。不丹能做到这点，是因为重视保持传统价值和传统体系。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忽然涌现的许多新事物，往往会带来群体的价值真空。不丹通过发扬传统道德来填补这些真空，使社会始终笼罩在传统道德的价值氛围之中，人们的行为仍为传统道德规范。

不丹对保持传统的执著，缘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相当罕见。多数不发达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自信，认为发达就要改变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是造成本国落后的原因。

在讨论“不丹模式”的时候，有人以为不丹追求国民幸福总值、不发展GDP，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实，不丹的国民经济发展得相当好，人均国民收入GNI比大多数的南亚国家都高，2009年的人均GNI是尼泊尔的5倍，是印度的近2倍。虽然不丹的自然条件不好、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迟，却率先从“低收入”级别晋升 “低中收入”国家的行列。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使它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常会发生的“现代化病”，譬如环境污染。在选择发展项目的时候，不是急功近利地追求GDP增长，而是考虑与国民幸福相关的可持续性。不丹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开采森林能短平快赚钱，但是不丹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亮点。它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这样的选择，前期的经济增长会慢一些，但是后期能让全社会长远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供给的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项目，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丹的森林覆盖率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大大增加，目前的森林覆盖率超过70%。

不丹还避免了另一个常见的现代化转型中的疾病：贫富悬殊。国民幸福总值里有一个支柱是经济发展，附加条件：一是要可持续，二是要公平共享。它强调要“公平共享的社会经济发展”，要“保证弱势群体能够更充分共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这使它的发展避免了贫富悬殊。不丹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才能带来全社会的国民幸福总值增长。

不丹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既出于理想主义，也出于现实主义。说是理想主义，是因为佛教教义中含有平等的理念；说是现实主义，是因为不丹人看到了，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问题，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有不少理论分析了经济增长造成贫富悬殊而阻碍社会发展的问题 ，譬如“相对剥夺论”，该理论指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满足感往往也在增长，这种不满足主要源于人们的一种“相对剥夺”的心理。相对剥夺和绝对剥夺不同，绝对剥夺是自己拥有的东西被剥夺了，而相对剥夺是因为看到别人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产生的一种被剥夺的心理感觉。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绝对剥夺发生得不多，大多数人以前拥有的那一小块蛋糕并没有被剥夺；但是新增加出来的那一大块蛋糕如果分配不均，则会引发大量的相对剥夺感。如果忽略分配问题，只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很可能会使剥夺感泛滥，而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冰岛：资源是幸福的唯一源泉吗？

关于GDP和幸福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之后，GDP的增长和幸福的相关程度开始大幅减少。GDP能解决温饱问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GDP越高，可以满足的温饱越多，而温饱又是幸福的基础，所以GDP和幸福的相关程度很大。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所需要的很多幸福就未必和物质、和GDP相关。在温饱满足之前，追求幸福的方法比较简单；但在温饱满足之后，如何继续追求幸福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冰岛的GDP大大超过温饱线，在寻求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上，冰岛走过弯路。20世纪90年代，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冰岛人主张继续在自由市场中追逐GDP的增长。他们把国有银行私有化，私有银行贪婪膨胀，最后三家大银行的账面资产膨胀到全国GDP的9倍以上。2008年，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三家银行全部破产，带累了整个国家。

破产危机之后，冰岛人对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金融业泡沫膨胀的时候，冰岛社会有过一场关于发展方向的大辩论。

辩论是由一个水电项目引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这个项目，经济增长主义者支持这个项目。在这场大辩论中，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吗？水电资源是冰岛唯一可以向全球化市场推销的东西吗？冰岛还有其他许多非物质资源，譬如古老的民主法制传统、优秀的文学作品、美好的自然环境等等，这些东西也可以向世界推销，让人们来观赏享受。这些观点触及了关于发展的一个深层问题。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千万年来人类必须为温饱挣扎奋斗，而能满足温饱的资源是物质资源，因此，大多数人谈到资源的时候，想到的总是物质资源，很少想到超越物欲满足的非物质资源。在大辩论中，冰岛人提出要用非物质的资源、开拓一个非物欲的市场，这是一个启示着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这个新观念当时并没有被很多人接受，多数人还是沿着追求物欲满足、增加物质资源的惯性去思考问题。不过，当冰岛经历了破产的惨痛之后，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应该如何实现超越温饱的幸福？这是一个普世的问题。这个普世问题的答案大概会是非普世的。解决温饱问题的答案是GDP，GDP有普世的计算公式，但幸福没有普世的计算公式。不丹为自己的国民幸福总值找到了四个支柱，但这四个支柱未必适合其他国家。大家关于温饱的生理感觉相差不大，幸福的心理感觉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国民幸福总值支柱是对政治家智慧的考验。对于普通人来说，温饱问题解决后，如何能使自己个人生活得更幸福，是另一种智慧考验——温饱前的幸福简单，温饱后的幸福复杂。在温饱后的新历史阶段，政府和个人都要进行探索，寻找幸福和发展的新答案。

（本文是作者在《富国债务阴影下，穷国民生幸福出路何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后经作者本人整理。本刊发表时略有改动。全文请参见《书评增刊》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