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争霸有用的宝物:石家庄:火车拉来的城市之过去、现在和未来

锦绣4月12日报道 站在金圆大厦31层的旋转餐厅，你很容易直观感受到，这个城市为它的“三年大变样”计划做了怎样的功课——显然，某种城市规划理念在这一计划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那就是将摩天大楼和灯光，作为最主要的城市符号——很多时候，你不得不留意石家庄，上进，勤勉，但天资一般，却被兄弟们推上了一个老大的位置。
石家庄有两家大型纺织厂，都是从天津迁过来的，这两个厂生生为天津在石家庄弄出块“飞地”，天津话顽固地成为石家庄棉一、棉二厂的通用方言；石家庄饭馆中主打的王牌却是保定菜；白求恩葬在石家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科大学却在长春；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是在石家庄印制的，现在的石家庄造币厂显然不及它的前身显赫；最新消息证实，石家庄钢铁厂将整体搬迁到沧州的黄骅港……
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一般的认识，它当上“老大”的资本是京广线、石太线、石德线在此交汇——就在不久前，石家庄还在为它的这点原始资本忐忑，而现在，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铁路对于石家庄的意义被再次强调——一年后，石家庄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让铁路从地下呼啸而过的城市，如是规划，是样板，更是趋势。
但铁路线未必就是腾飞的惟一动力，它有可能是输油管，但更有可能是抽水机，石家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相当多的中国人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多次过石家庄而不入，只是在疾驰的火车上遥望着一城的灯火，与这座华北重镇擦肩而过。石家庄有个著名的“南三条”，曾经位列中国10大贸易集市的第6位，而它日渐萧条的内因，正是中国交通的日益便利和农村城镇化趋势的加剧。
和很多北方城市一样，石家庄缺水，由五台山下来的滹沱河流到石家庄已成季节性河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石家庄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或会受限。最新公布的城市规划说：2010年石家庄市将打造滨河新区起步区核心区、新客站地区、省会文化中心和滹沱河生态区四个标志性区域，“能显著提升省会城市的魅力”。
都知道石家庄委屈。作为河北的省会，它与北京、天津为邻，但光芒却被别人抢去，更在唐山、保定这样同门兄弟的激烈竞争下成长。尽管中国的省会城市中，与同门兄弟抗衡的石家庄并非惟一，比如青岛之于济南、厦门之于福州、大连之于沈阳……但不同的是，那些城市的座次其实在数百年、甚至逾千年前就已经排定，而石家庄的老大地位，只是42年前的一次选择……
如今的石家庄，再次面临严峻挑战，有困难，却也不乏机会。
穿越石家庄
石家庄与火车真是分不开了。“铁路入地”成功之后，石家庄将成为中国第一个铁路从地底下穿过的城市。
撰文：陈培婵 摄影：罗健
七八辆巨型的勾机和推土机在尘土飞扬中轰响。虽然那已经是一片足够宽阔的土地了，但是隔路相望，这些大家伙仍显得步调迟缓，如此高密度的组合让它们连转个身都困难。
这些巨型机器行进在火车站东侧的空地上。就在四个月前，其中一辆高3.3米的勾机伸出全长9米的铁臂，重重地砸向胜利大街跨越中山路的地道桥北半幅路面，柏油路被凿了个粉碎。现如今，铁臂正在伸向南半幅。
听说要拆除中山路地道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与地道桥建设的工人赵建新，骑自行车穿越了半个城，来和大桥说声再见。
空地东边，紧邻中山路的一座大楼，晨起还见到工人们在房顶上揭瓦，下午楼就没了—都是为“铁路入地”做最后的准备。一百多年过去之后，这座“由火车拉来的城市”，继续在铁路上做起了文章。
新希望
石家庄与火车真是分不开了。“铁路入地”成功之后，石家庄将成为中国第一个铁路从地下穿过的城市。
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部， 环渤海湾经济区，距北京283公里。明朝初年，是正定卫的军屯和官庄，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之后，石家庄才成为隶属正定府获鹿县（今鹿泉市）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今正定）隔滹沱河相望。
村庄之小，在清光绪《获鹿县志》中有所描述，“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就是到了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也不足0.1平方公里，仅200户人家，六百余口人。
从小村庄到大城市，转机出现在1903年—卢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和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施工，在石家庄建了火车站，让石家庄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于是，石家庄成了中国惟一一个因铁路而兴的大城市。
百年来，火车站将这个城市一分为二，西侧城市化早而且快，东侧则是另一番情致。其北边紧临中山路，站在车站门口向西北方向望去，两侧酒店、购物中心林立，一派繁荣。往东北方走上一刻钟，能到石家庄著名的中国南三条市场，继续向东，是另一个购物中心—北国商城。
不只东西差异，火车成就了石家庄，也迅速为其凝结了一个城市内核—以火车站为中心，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省、市行政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商业中心、医疗中心以及全国十大小商品市场中的两个（中国南三条和新华集贸市场）。
每天，火车都从城市的心脏地带呼啸而过，居住在市中心的人们，享受繁华之余也要忍受噪音。搬离市中心，你却不得不考虑缺少各种公共资源带来的不便。
对那些巨型机器，石家庄人寄予厚望，铁路入地有5.2公里，之后，新的火车站会南迁。这是一项耗时、耗力、耗财的工程，但随意问起一位石家庄人，多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现有的核心区域能解放出来，这是城市新的希望。
没有历史的城市？
石家庄人对铁路始终怀有一种情感。
卢汉铁路修建之前，贵州遵义人谢鉴礼担任获鹿县知事，他懂得“车站为交通之枢，商贾云集，工商为繁盛之媒介，富庶之基础”。所以，对卢汉铁路进行勘查的时候，他让绅士葛朝刚、王字润二人重金贿赂铁路工程师，争取把车站建在县城东海山岭之下。果真如此，获鹿县可能就是这一带的中心城市了。
但是，葛、王二人说，铁路来了要破坏风水，这才有了1902年，铁路修到石家庄的事。因为石家庄村子太小，遂以距离不远的振头镇命名为“振头站”。
正太铁路修建的时候，本是冲着历史名城正定来的，可是正定南面就是滹沱河，铁路过河得架桥。当时的法国总工程师为了减少费用，将起点南移，从柳林堡移至振头站。
两条铁路交汇，久而久之，商贾云集，形成了以火车站为城市商业中心的石家庄。棉纺，药业，煤炭，各色小商品，无不依附于铁路。
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赵明信从邯郸市大名县委调到石家庄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几十年间，他在石家庄各处搜集资料，写成一本《历史上的石家庄》。“你说石家庄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我就偏要查找它的历史和文化。”
铁路常常被看作是石家庄历史的开端—尽管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但是赵明信担心谬误代代相传，最后对铁路的情感也会消失殆尽。
中山路的过街天桥，路旁的广告灯箱，高楼上的显示屏都在提醒人们，城市建设节奏要加快了，“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而铁路入地，不过是“三年大变样”中的一环。
与石家庄解放纪念碑隔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东侧是正太饭店。绕过成片的垃圾堆，就可以看到这座没有人看管的旧楼。青砖墙，木窗，圆形门，楼道是一色的木地板，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二楼的墙壁上还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不过，我很快就被人赶了出来—这座楼的大门平时都是紧闭的，一家运输公司的工人因进楼 “方便”踢开了门，我才得以顺利闯入。
这座与正太铁路同年建成的正太饭店，曾是石家庄最豪华的酒店，接待过孙中山和蒋介石。石家庄铁道办事处的职员张明说，在“铁路入地”的步伐中，人们对这座石家庄现有最早也是惟一的法式小洋楼意见不一，铁道部门要拆掉它，文物局非要保护—它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
追到井陉
“路怎么这么难走呢？”我说。
“南张村附近都是储煤厂，很多从山西过来的煤都要先拉到这里来，再通过中间商找到可以运出去的火车车厢。货车太多了，把柏油路辗成了这样。”
从井陉县微水镇去往南张村的路上，我和高胜龙开起了玩笑，“这简直就是一条煤泥路嘛，随便铲出一铁锹，都可以生起炉火了。”
在石家庄读完大学之后，高胜龙又回到了井陉，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从微水镇汽车站到井陉火车站，从火车站到南张村，从南张村到秦皇古道，高胜龙是我一路的导游。
在河北省境内，正太铁路有两端，东边是石家庄，西边是井陉的南张村，通过南张村连接山西境内的娘子关，直通太原。1896年6月，山西巡抚奏请清政府修建铁路，用以运送煤、铁出境，恰好井陉矿区的煤可以与山西的煤、铁在一条铁路上运输，而连接点就是南张村。
上午十点多钟，南张村火车站只有六七个人在等车。车站书记董文生是石家庄人，他说自己每天都从这里乘正太铁路线回家。
“你从这里往西北方向看，连接了一条运煤支线凤山线。1922年，井陉矿区煤的产量越来越大，为了把井陉矿务局三矿上的煤运出去，矿方投资60亿元委托正太铁路监督局代修了这条运煤专线。”
可是，不单是三矿，整个井陉矿区很多年就没有产过煤了，但南张村仍然是煤炭运输的交通枢纽，站上每个月还有运煤任务，董文生说现在“经常完不成任务”。矿区无煤可运，山西省外出的煤却常常沿着凤山线直接送到井陉站—这让他很无奈。
相邻的井陉站要好很多，那里每天要经过十几辆运煤的列车。南张村车站只是少了运量，正太铁路在挖煤、洗煤、储煤、卖煤、运煤整个商业链条上继续给附近的人们提供谋生的机会。


“租用土地，囤积货物，联系厂家，等等，动辄需要几百万的资金，并不是谁都可以参与其中的。可是一旦进入，必定会带来高额回报。”为了迎接镇上正月十七的庙会，微水镇政府放了40万元的花炮，想必政府的税收部分中，煤商们贡献不小。
铁路一端的井陉，生活形态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人们继续分享铁路带来的利益；而铁路另一端的石家庄，轰轰烈烈的“铁路入地”之后，货运线路将从城内外迁，形成一个独立运行的系统。噪音消失，城市东西差距缩小，核心城区扩大—人们对这段新来的铁路满怀期待，那似乎就是新的生活。(本文来源：锦绣 ) 中国南三条：在义乌的阴影下

在这样一个不算发达的中国内地城市，要做成北方的义乌、中国的小商品集散地，凭借什么—从义乌进货的分散商户真的可以支撑这个超级大市场吗？

撰文：陈培婵 摄影：罗健

所谓“南三条”，其实就是中山东路与大径街交叉口北侧的小商品市场，本地人不无夸耀地说，“南有北义乌，北有南三条”。

这天是农历正月十六。照惯例，在这一天，所有公司、单位都是大会接着小会，在吵闹中告别农历新年，正式开始工作。这个市场则不然，除了城管中队的办公室里有十来个人说说笑笑，其他房间都空无一人。

“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解决年前火灾的问题，有的人在开会，有的人在现场盯着。这会儿正是一个敏感时期，一周之内领导都不可能接受采访了。”工作人员显然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一场大火

“南三条”的租户，现代床品百货城摊位老板宫月娥和其他几个老板一起，站在市场边，围成一个圆圈，七嘴八舌议论着年前的火灾。

腊月二十七，一场大火在这里烧了近12个小时。二层以上的商铺全部笼罩在浓烟和火舌之中。

宫月娥的店铺就在二层，她是沧州大宫村人，18年前就来到这里做生意。这几年，她从浙江义乌进货，主要卖床单、被罩等床上用品。谈不上暴富，日子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她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着急上火—仓库里还有四五十万的货，全都已经化成灰烬。可是能拿到多少补贴，她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大火之后，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超过10户温商在该商城经营有床上用品商铺、展示厅和库房，损失可能超过4000万元”。当地商人的损失却没有披露，宫月娥心里，真有点儿不是滋味。

恰好又碰上新年，接下来两三个月是旺季。眼看着周围很多人来提货，自家的客源却不断流失，宫月娥连连叹气。

十几年下来，她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回头客。从前除了本地人来进货，还有更多的外省人，但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几年前搬进“南三条”时，客户就已锁定本地人，好在，这拨人足以让宫月娥维持店铺的经营。

家里尚有存货的店主们开着面包车停在现代床品百货城的正对面，后备箱一打开，直接把货发给小批量进货的人们。床单、被罩、枕巾……装进一米多长的绿色货袋中，很快就被拉走了。

宫月娥没有这么幸运，她家里一丁点儿的存货都没有了。她寻思着，两个月的整顿期过后，老顾客们都成了别人家的。如果换到其他的市场上重新开店，还得找位置、租铺子、装修，细算下来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左思右想，也没有想出个可行的法子。

除了这些着急的商户，更多人在看热闹—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年前一把火烧了中国南三条，年后一把火烧了正定南城墙，石家庄这下子又该火起来了……”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语气里带着讪笑。

逐渐滑落

对于“中国南三条路向何方”这样宏大的命题，从来都不在零散商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大部分商人都跟宫月娥一样，他们是小批发商，关心的是眼皮底下的利益，比如上涨了的房租。

如果真碰上大事件，宫月娥和同伴们需要做的也往往是听从指挥—让搬家就得搬家。18年前来到南三条，她并不了解这里为什么会形成市场，只知道别人在这儿可以赚钱，自己踏踏实实干，肯定也不会差了。

南三条的前身是天桥市场，位于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之间惟一通道处的天桥东侧。借助便捷的交通，集中的客流，操着南腔北调的各地商贩聚集在一起，自发形成了集市。

上世纪80年代初，南方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雨后春笋般兴起，经销商们把南方的日用小商品，不断运往华北、东北市场来销售，石家庄因处燕晋咽喉，路通九衢，迅速成为辐射西北、华北、东北的重要市场。大批南方商人北上，北方商人南下，几年时间里，南三条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天下、沟通南北”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而今，当年的南三条已经是“老南三条市场”，大部分的商户都搬到了新修建的南三条市场。新旧市场实际上仅有一条路的间隔，可是，老南三条仿佛已经消失了—对面的街道上，运货工人只有三两个，无趣地看着远方打发时间。

由老南三条搬到新南三条，对于宫月娥们来说，是一个无法发言、无法掌控的宏大事件。1998年，桥东区花18亿元资金对南三条进行整体改造，希望可以改变南三条“脏乱差”的环境，建成现代化的商务区域。彼时有人认为，是南三条让石家庄“城中村”的帽子摘不下来，其“脏乱差”让它无法赶上义乌。

新市场的确要比老市场宽敞、整洁，但外表的光鲜，并不能掩盖南三条“山寨义乌”的尴尬本质—

“这些箱包是从哪里进货的？”

“义乌，这是纯正的广州货，拿货算便宜点，160（元）给你。”

“这些呢？”

“这是省内的，质量没有广州货好，拿货给你算120（元）吧。”

本地的老板，对本地货却没有多少信心。

一种说法是，南三条要学习义乌，只有通过市场集群带动产业集群，从早先的前店后厂走到今天“园区聚集”、“市场带百村”的贸工联动路线，才可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形成优势。

市场整洁、商户勤勉固然重要，事实上仅止于此已经不能够挽救南三条逐渐滑落的命运。

复制义乌？

中山路上穿梭的公交车身上多有南三条和北义乌的标语——管理者将南三条与义乌并列起来，是为了让大家在更短时间内记住它。义乌俨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南三条”对复制义乌赤裸裸的渴望，不言而喻。

在一个内地的省会城市做贸易集散地，“抄袭义乌”是否上策？或者，石家庄的野心更大，他们想要做成的是“中国南三条”—南三条市场的正门上，五个大字赫然悬挂。

很多人看到都不免发出“啊”的一声—惊讶实在是一种正常反应，毕竟，在这样一个不算发达的中国内地城市，要做成北方的义乌，凭借什么—难道像宫月娥一样，从义乌进货的分散商户真的可以支撑这个超级大市场吗？

还真有点儿这样的意思。

南三条有太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散户，他们从南方（主要是义乌）进货，然后将货物发往石家庄临近地区，包括城市、乡镇和农村，以赚取货物从南流到北的差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差价—2008年南三条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54.5亿元，即使是蝇头小利，也总能积少成多。

做大了的商人们会再投资开几家店，或者是直接给散户们供货。25座商城中，多有一贯精明的浙商投资建设的，“他们是南三条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量”，石家庄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曹润亭说。

浙商的力量，在全国也似一条融会贯通的河流，不仅涌动在南三条，也不止推动着石家庄，郑州、济南、太原、沈阳等地小商品市场同样如火如荼。


除了“南有北义乌，北有南三条”，类似的列举还有“南有义乌，北有汉正街（汉口）；南有义乌，北有五爱（沈阳）”，等等，南三条的辐射力在这些类比中逐渐式微—保定有一批商人甚至宁愿到北京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货。

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从未从第一的位子上跌落，南三条却从仅次于义乌滑落到了“全国十大市场”的后五位。让南三条学习义乌的传统，已经不能确切找到最先提出来的人，最早提出来的时间了，媒体上可见的最近一次赴义乌的考察团出现在2007年4月，文中写道：“这次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等地的考察不虚此行，开了眼界，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近3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地人并没有看到南三条有回归第二的迹象。 正定在石家庄的哪儿？

做文化旅游城市，看来确实是正定可以走的道路。既然交通上已然没有障碍，那么，就让人们来正定看看。从大佛寺，再到小商品城；从游客，再到客商。

撰文：陈培婵 摄影：罗健

刚进正定南大门，路就被死死地堵住了。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交通工具——还是自己的两条腿。干脆，跳到马路两侧的台阶上，大踏步向前走。

正月十五，上午10点，大佛寺庙会进入了高峰时段。

香火

这一天的正定出奇的冷。太阳告了个假，天越压越低，人群却越来越挤。大人抱着孩子，老人推着三轮，东看看西瞧瞧，惟一少的，是年轻人。

逛传统庙会，人们更多像在例行公事，和上班这样的日常行为，没有什么差别。几点出发，几点回家，行程安排，购物清单……年复一年，并无二致。

梁晓怡一家的饸饹面和好了，锅里的饸饹卤汤腾腾地冒着热气，碗筷整整齐齐地躺在一个大盆里，门外的14张桌子、28条长板凳，在庙会前一天，就安静地支在那儿了。

为了这天的庙会，梁晓怡的父母正月十四就从藁城小果村赶到正定，这样才能占到靠近庙会中心的地方。今天是一年中难得的节日，一天的收入就能有四五百块钱，比平日里多出两三倍。

穿过这片餐饮区，沿街继续西行，和大多数县城庙会类似，卖糖葫芦的，捏糖人的，做棉花糖的，出售干果的……密密麻麻占了半条街。卖衣服的却并不多见，还不比书摊多呢——铺一张破旧的床单，就等同于书架了，《辞海》、《狼图腾》、《红楼梦》，武侠小说，过了期的《小说月刊》、《故事会》、《女友》……不大的地方，藏货不少。

向前走上几米，就是日用百货店，这种店铺的作用，在于请香。大部分人都喜欢在这里请黄、粉两色的佛香，然后去大佛寺烧香拜佛—为下一年开个好头。

庙会的核心区域，必然是完成这项烧香使命的砖池，用红砖砌成，简陋但神圣。人们不慌不忙地买完东西，然后在这里如释重负地把请来的香火扔进大砖池里，这样才算是“真的逛完了庙会”。

砖池的四周，总是围满了人。上午11点，香火已经填满了砖池，寒风之下，火苗一窜两三米高，装过香火的塑料袋和没有燃尽的香纸，不时被火苗带上来，搭在旁边的树杈上。

砖池附近—必不可少的—有人拿着拂尘、扇鼓、铜锣、香本（上面写有说唱的词），唱唱跳跳。随时可以有新人加入这个喧闹的仪式。当地人说，到了级别的，是神和神的对话；有些是人求神的对话。连这一级别都到不了的，只能是自说自唱祈祷平安。

真正的目的地大佛寺，就在砖池的西北方向。

野心

下午三点多，下起了大雪。

庙会渐渐散去，行人纷纷回家，大砖池也已经被雨雪浸透，一派荒凉。下一站，石家庄正定国际小商品城的商业气氛，似乎与这里的“神明对话”毫无关联。

但做生意的商贩们却精明地意识到，大佛寺，才是市场上真正的金主。“大佛寺吸引了很多游客，节假日的时候店里的流水很大；非节假日的话，正定本地人就变成了主要的顾客。他们每次消费的少，但这是细水长流。”姚玉荣说道。

姚玉荣是东北人，几年前到石家庄南三条附近的市场上做生意。老公有一天把一张正定小商品城的宣传单拿回家，简单分析了一下形势—新市场的房租要便宜些，而且小商品城有政府的支持，以后发展一定不错。

夫妻二人随即将店搬到了正定。姚玉荣在大门西侧最明显的“黄金位”租下了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店，又在大楼里租了另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店。即使是“黄金位”的这间，一年的租金花销也不过六万多，差不多是南三条附近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

但生意，也必然得打个折扣。“新市场和老市场没法比，南三条主要是批发，小商品市场主要是零售。”

不过，姚玉荣并不十分担心。“大佛寺的名气足以吸引游人，游客来了必到小商品市场来看看。而且，小商品城三期都盖起来了，政府投入这么多，不会让这个市场倒了吧。”这是姚玉荣的逻辑，她的野心也不大，“够吃够喝就行了”。

事实上，如果发展好了，正定这座城市，本不应仅止于这样的野心。

小商品城的规划人，能打出“国际”两字的招牌，就已说明了其真正的用意—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甚至是加工基地。南北绵延6公里、总投资六十三亿多元、三万多个商位，规模的确很大。倘若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小商品城或许可以与石家庄市内的南三条、新化集贸市场形成互补之势。

正定小商品城如今已经建到三期，与小商品城配套建设的国际航空物流园区、北方仓储物流园区、小商品产业园区和长途客运枢纽，也都已经规划完毕，随着四期开工—这样的规模和建设力度也极其少有。

但常常去义乌进货的姚玉荣心里自然明白，要成为北方的义乌，并不容易。尽管几年前，正定很多村子里的村民们都会帮南方客商们加工箱包、皮鞋和衣服，但最终没有累积任何技术、资金上的优势；况且正定人也没有南方客商们控制的货品流通渠道，就算自己有生产货物的能力，也必须倚仗南方商人销售。

今天，正定村子里面自己加工商品的反而越来越少了，这和政府的希望似乎有点背道而驰。

而且，东北就有五爱、西柳了，所谓“三北”、“全国”、“海内外”，暂时还都是些空空如也的概念—这些梦想，反倒远远没有大佛寺吸引游客来得实惠。

新区

两年前，石家庄对城市发展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规划，对正定县的定位是：三年内将重点打造“古新辉映、城河交融”的石家庄市正定新区和滹太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卫星城。

这样的描述，自有一番来由。正定县距石家庄市中心仅15公里，县城位于县境内的中南部，滹沱河的北岸。水资源并不丰富的石家庄一贯缺水。“三年大变样”的石家庄，将主意打到了滹沱河，要从它的上游水库取水，在滹沱河的市区段蓄水，“形成市内的一道景观”。

正定，作为滹沱河北侧紧邻的县城，理所当然会参与其中。2008年底，跨越滹沱河公路桥梁的正定子龙大桥开工。子龙大桥以正定名人赵子龙命名，宏伟俊秀，过路的人们常常将车停靠在大桥两侧，扒着桥栏观看准备蓄水的地面。

但对于正定来说，子龙大桥并不仅仅是一道风景。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子龙大桥直接拉近了正定与石家庄主城区的距离—有多条铁路公路线交汇，北到北京、南至武汉、东向济南、西达太原，均只需一个小时的石家庄对于正定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的礼包。

回头来看，这无疑为正定小商品城再加了一块强势的砝码。

很早之前在正定就有这样的传言，南三条要搬到正定小商品城，市委市政府要搬到正定的东侧。姚玉荣也知道这两件事，但是，“都吵吵了多少年了，还是没动静。不过，对正定来说。无论是谁搬来都有好处”。

南三条市场的人们并不关心这个传言，桥东区政府给南三条的商户们提供了越来越现代的市场环境，人们很满意。不过，元宵节前，石家庄市政协开始讨论一个关于正定的议题，政协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段文说，今年的五六月份，石家庄市行政中心在正定东侧的工程就要有动作了。

作为一座比石家庄历史悠远太多的古城，正定总会纳入石家庄市发展的整体区域规划。当地社会学者梁勇给市里写过一个“双核城市”的提案，大意就是说要将石家庄主城区与正定作为石家庄一个城市的两个内核，而不是像政府现在提出的“1+4”组团（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正定、鹿泉、栾城、藁城为组团城）。


那样的话，石家庄历史与正定历史也会有一个后天的链接。大佛寺、广惠寺华塔、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西洋仰韶文化遗址、小客龙山文化遗址、新城铺商代遗址、县文庙大成殿、庙会……还有计划恢复的“九楼四塔八大寺”的文化古迹，“通通都会成为南北贯通的城市密码”。

梁勇的建议还包括，从长安区的东古城（秦汉至隋唐真定古城旧址）到正定城南门修建一条常山大街，结合滹沱河生态工程和太平河治理工程建设，在大街与水景之间，规划创建若干处文化景观项目。

不论是否按照这样的建议实施，做文化旅游城市，看来确实是正定可以走的道路。既然交通上已然没有障碍，那么，就让人们来正定看看。从大佛寺，再到小商品城；从游客，再到客商。

(本文来源：锦绣 ) 棉七：从颠峰跌落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棉七厂与它的六个兄弟厂一起，支撑着石家庄棉纺织工业的神话。经济转轨时期，棉七也曾试图一搏，只是它并没有成为幸运者。

撰文：岳巍 摄影：罗健

没有人知道，如果活到现在，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大兴纱厂几乎变成了一块杂草丛生的废地，徐荣廷，这个以93岁高龄终老的民族资本家会作何感想。

这里早已不再被叫做大兴纱厂，全面实现国有化之后，资本家创建的大兴纱厂就被称为国棉七厂，简称“棉七”，曾经的无限风光却难掩如今的落寞与寂寥。

湖北人徐荣廷在自己62岁那年，与同伴们共出资210万两白银，筹建大兴公司。随后大兴纱厂成为这家公司的第一家工厂，因为新聘厂经理张荫甫的建议—“石家庄地区既为棉煤出产之富城，更是纱布推销之市场，诚属产销结合之佳区”，于是武汉被舍弃，石家庄成为大兴纱厂的建厂之地。

九十年过去，我们无从知晓张荫甫是如何说服徐荣廷和他的同伴们，舍弃繁华的武汉三镇，而将工厂设置在当时仅仅是个小村子的石家庄。

不过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决定。

冀中南是产棉重镇，收获季节，更是翻滚的雪浪。石家庄，交通要冲，京汉与正太两条铁路交汇处。原材料与交通的双重便利，使得大兴纱厂具备了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

1921年秋，张荫甫带领他的团队在石家庄购入地皮100亩用于建设厂房与仓库，为了避免潜在的竞争者在身旁出现，张荫甫又取得了周围100亩土地的“永租权”。1922年2月，大兴纱厂终于破土，10月5日，大兴纱厂开工。

徐荣廷的纺织帝国中多了一个纱厂，而石家庄则迎来了近代纺织业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并蓬勃向上的时代。对徐荣廷，他不过找到了一棵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摇钱树，而对于石家庄，则是历史的又一次垂青—继正太铁路南迁至石家庄，正太总机厂设立，此地近代工业雏形初具。

没有资料告诉我们张荫甫当初选定火车站旁边的这块地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商人的直觉，而今，这块土地，在“三年大变样”的城市规划中地价扶摇直上，使得因为经营不善四处欠债的“棉七”似乎看到了通过卖地摆脱困境的曙光。

1949年，解放军来到石家庄，也进了大兴纱厂。的干部接收了国军飞机轰炸过的工厂，一年之后又发还给资本家经营，鲁绍成为大兴纱厂的经理。这一次私营，大兴纱厂只是为其他公司加工订货，收取加工费，并没有开展真正的自主经营。

“五反”后，汉口总公司向石家庄市委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 1954年 4月1日起大兴纱厂正式公私合营。公私合营董事会中，公方任董事长，原私方董事均参加为董事。汉口总公司完全并厂同时合营，所有账册、档案均交由大兴纱厂接收。

近乎于“折腾”的数次产权流转之后，这个奠定石家庄近代纺织工业基础的工厂被命名为“囯棉七厂”。尽管是石家庄市最早的棉纺厂，但是它仍旧被排在这座北方城市所拥有的7座国有棉纺厂中的最后一个。

资本家立下的“一笛叫，二笛到，三笛不到就不要”的规矩理所当然地被废弃，实现国营的工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享受着自己作为主人而拼命劳动的权利。

每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头戴白帽儿，腰系围裙的女工们从厂门鱼贯而入，与她们迎面而对的是新树立起来的一尊白色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的后面是1921年建厂时便建筑完成的民国风格的小洋楼，那里曾经是大兴纱厂的管理层办公的地方，国营之后自然承袭了办公楼的功能。

工人们走到毛主席像所在的广场上，向“大救星”行过礼，然后就会进到车间里干活。这是当时每个树立毛主席像的场所每天的必有仪式，这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工人们仍旧像往常一样头戴白帽儿腰系围裙从大铁门进出，只是不再行礼，而小广场也成了堆积棉花的货场。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棉七厂与它的6个兄弟厂一起，支撑着石家庄棉纺织工业的神话。经济转轨时期，棉七也曾试图一搏，只是它并没有成为幸运者。

从1998年5月囯棉七厂改制成为石家庄棉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成分从100%减至0，厂长又从工人们手中收购股份，终于成为了最大的控股者。

所有权的改变，并未改变棉纺织企业衰落的命运，在私有化改革10年之后，棉七的铁门徐徐关上，于是原本日夜喧嚣的厂区变得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已进三月，石家庄依旧寒冷。

直到张昆搓着手问怎么这么冷，芦义竹才发现屋子里唯一的取暖工具—那台老式电炉子的炉丝已经彻底变暗冷掉了。

芦义竹熟练地在椅子上略微前倾，胸口顶住办公桌，左手将被办公桌掩住的电闸重新合上，电炉丝慢慢地又泛起红光来。

芦义竹和张昆所在棉七工会的办公室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暖气，棉七的锅炉只能用来为工人宿舍的住户们供暖，供暖费是市政府支付的—因为停产一年多，每个月只发100元生活费的工人们负担不起这个北方城市昂贵的冬季取暖费用。

芦义竹近乎于矫情地更正来访者的说法：“棉七是停产，不是破产。资产总额这么高，哪能说破产就破产。”他说等到市场行情好转，工人们就能回来上班，只是她也说不准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在张昆看来，这一天怕是永远不会来了，芦义竹不在屋里的时候，他小声说，“我看是没有复产的希望了，连工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芦义竹和张昆是棉七的老工人，他们都曾经历过棉七的全盛时期，也见证了棉七由盛而衰，他们没有走，盖因他们的身份是工会干部，而不再是单纯的工人。

他们和其他一百多名员工一样，每个工作日都要正常上班，除了处理工厂遗留问题，还要担负着守护工厂的责任。

他们是棉七最后的守门人。

1976年，18岁的芦义竹进入棉七成为细纱车间的一名女工，在纺纱机旁，她用10年时间成为棉七最知名的先进集体—杨琍瑛小组的第六任组长，并且一路从厂劳模当到省劳模，最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现在，曾经的劳动模范，如今的工会主席，履行的是守门人的责任，每日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来办理各种离退休事宜的老工人们。

芦义竹很少再进入厂区空荡荡的车间里，因为“每次进去都很难受”。她说，很多老工人回来看见厂里的情况，眼圈忍不住地红。

她念念不忘当年机器全部运转时，车间里从不停息的轰鸣声；念念不忘当年下班后，姐妹们在厂区花园里散步时的情景；念念不忘当年在纺纱机前每一个操作步骤……她说，纺纱女工操作机器的时候，就像跳舞一样。

曾经热闹的车间，如今平静得如同旷野，惟有雨后或者雪化时从老旧的厂房屋顶上漏下的水滴落在地面上的滴答声，才能让访客意识到，这里不是荒野。

人物

能人马胜利的晚境

在计划经济年代，马胜利算得上一个商业传奇。可事实是，在石家庄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马胜利，更多的人已将其遗忘。

撰文：岳巍 图片：CFP

到栗新小区，就等于找到了马胜利的家。小区门卫很平淡地告诉来访者，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很久没有出现在保安视线中的马胜利，就住在这个以石家庄造纸厂职工为居住主体的老旧小区的某栋楼里。

尽管对于石家庄乃至整个中国，马胜利都算得上一个传奇。可事实是，在石家庄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马胜利，更多的人已将其遗忘。

马家的门关得很紧，敲了很久，才有老妇人的声音传出，“谁啊”。然后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老妇人才将灰色的防盗铁门打开一个细小的缝隙，从里面钻出来，然后身手敏捷毫不迟疑地将房门回身锁上。

老妇人是马胜利的夫人，花白的头发刚刚烫过不久，问过来访者的意图，她用戴着镶嵌有祖母绿纯金戒指的右手接过来访者的名片，审视了十几秒钟，说：“老马不在家。他现在身体不好，等他身体好些了，会给你们打电话。”

然后，她敲开邻居的门，说是要找邻居一起外出，闪身进入，仿佛担心当着我们的面打开自己的房门会有什么秘密泄露出来。

只是，马胜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作为曾经的风云人物，他的举手投足都曾被广泛报道，即便落魄时，仍被媒体关注，只不过被当作了反面典型。

时间回推至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一个有着800名职工的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为了17万元的利润指标而纠缠不清。时任造纸厂供销科长的马胜利在厂门前贴出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要求承包造纸厂。这份决心书的直接后果是马胜利被视为要抢班夺权。

半个月后，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的王葆华带领一百六十多人在造纸厂召开“答辩会”， “组织上”对马胜利的经营策略表示认可，当场宣布马胜利为石家庄造纸厂厂长。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马胜利承包的当月就实现利润21万元，他把承包指标主动从当年的70万元提高到14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税280万元，又比1984年翻了一番；1986年，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仍然完成上缴利税320万元；1987年，实现340多万元。

马胜利成了名人，石家庄造纸厂成了样板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以为看到了一条通向对岸的捷径。于是，不少经营绩效差的企业请求马胜利跨地区承包。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全国20个省承包了100家亏损的造纸企业。

4个月之后，马胜利造纸集团开始出现亏损，先是浙江，后是贵州，接着是山东。当年8月，16家企业退出了这一集团。像是多米诺骨牌，危险终于累及马胜利的大本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三百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营造的“造纸托拉斯”土崩瓦解。

这失败打破了“一包就灵”的神话，马胜利的传奇也随之烟消云散。

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厂长的位子上又坐了4年，直到某一天突遭解职。

之后的日子里，马胜利在回民街卖过包子，据称曾有月入3万元的业绩。两年之后，他开办了马胜利纸品经销公司，经销“援旺”与“六月雪”牌卫生纸，这无疑是对解职怨愤难平后的创业冲动—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公司连同这两个品牌在某一天静悄悄地消失了。

马胜利再一次站到聚光灯前是2003年底，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以年薪100万元的身价，聘请马胜利再度出山，任该集团一家造纸厂老板—外界称为马胜利“被承包”。

而今马胜利谈起那段经历时已经很低调：“刚开始说办一个厂子，如果办我就想给他帮帮忙，后来也没搞起来。那是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也都不是汪海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候，马胜利离开市场也已经10个年头了，也许他还是过去的马胜利，但市场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市场。

当年让马胜利风光无限的“一包就灵”已经被他自己证明并非万应良方，计划经济下仅依靠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获取利润的方式如今也已行不通了，无论能人马胜利承认与否，他都无法再次成为真正的主角。

商人程大伟的追求

“石家庄很质朴，也很土，缺少文化土壤，但它就像沙漠里的小草一样成长，顽强、感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实话，要找到一个地方的人比石家庄人还好是非常难的。”

撰文：陈培婵 摄影：罗健

迈出电梯的那一刻，我和摄影师的心都沉了一下。这座外表富丽堂皇的大厦内部，从入口到大厅、从电梯到楼道，很难找到“上镜”的背景。

程大伟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叫财富大厦的高楼的15层。

广安大街，上世纪80年代，这儿还是石家庄最著名的集贸市场，而今，国际大厦、世贸皇冠酒店、财富大厦云集于此，俨然变身高档商务区了—在石家庄，两侧全部是高层建筑的街道并不多见。

推开雅歌公司的门，忽然进入另一种意境，绘画出身的程大伟把办公室装饰得极富艺术气息。他为我们泡上正山小种，招呼我们在Google Earth上看他当年走过的内蒙古乌海。

这与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有所出入，头一次见到程大伟是在石门公园内的茶社。读过梅洁的《大江北去》后，程大伟想尽办法希望能和梅洁见面。几天前，梅洁恰好来到石家庄，大家约在茶社聊天。

“梅老师，你说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追求‘悲情主义’？”甫一落座，程大伟便问。

就在几分钟前，程大伟刚拭干眼泪—梅洁读起自己的作品《童年旧事》：“很难过，我们都长大了……真真没想到，临别时，阿三能讲出这样动情的话。然而，他的样子却很淡漠，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毫无表情，只是眼望前方，静稳地打着方向盘。这种不动声色的样子使我很压抑……”

于是今天我追问程大伟，“你为什么喜欢‘悲情主义’？”

“我感慨刘德华唱的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写的就是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很平淡，但是让人心酸。”

程大伟是江苏人，原本是江苏盐城工业学校的一名老师，教水粉、雕塑和广告课程。“南方城市看习惯了就看不到美了，我喜欢那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悲怆，很美，那时候总是追求一种悲情主义的东西。”

在石家庄工作的同学蔡岚让他“来这里找找感觉”。29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城市—天是灰的，空气是雾蒙蒙的，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环境不好，可在他，这是艺术上的另一种美。

他和蔡岚结为连理。婚后两人甚至各自奔赴广东、江苏再次发展，1997年，他们最终把家安在了石家庄，2000年前，程大伟创办了以建筑装饰为主业的雅歌环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而今，在南方发展的一些同学甚至学生都超越了他，无论物质财富，抑或艺术声望。

程大伟并非不介意这些。他提到了自己的老乡，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人家也是搞艺术的，我也是搞艺术的”，自叹弗如。

矛盾，纠结。

在外人眼里，石家庄绝不是搞艺术的好地方，哪怕是现在雅歌所做的建筑装饰，“做得前卫了，人们接受不了；传统了，大家又觉得没有新意”—雅歌的创意空间，就在艺术、商业与石家庄城市文化之间来回磨合。

既如此，“为什么不离开石家庄？”

“石家庄很质朴，也很土，缺少文化土壤，但它就像沙漠里的小草一样成长，顽强、感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实话，要找到一个地方的人比石家庄人还好是非常难的。”

单听这些话，必定有几分矫情。不过想想也是，朋友、积累、资源都在这座“并不雄浑”的北方城市，要离开势必伤筋动骨，“到了南方就一定会更好吗”。

来石家庄是追求“悲情主义”的，不想一语成谶，“悲情主义”常伴左右。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越发怀念南方的秀丽了。

杨辉：被先锋并被和谐着

杨辉应该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愤青），但他的确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为石家庄这个依然在去乡村化路上努力的城市，增添了些许的波希米亚气息。

撰文：黄茂军 摄影：罗健

杨辉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城市批判者，如果真要说理想的话，可能他更希望把自己现在这样一个艺人身份，拔擢到艺术家的段位。

石家庄城南有家叫“碧海云天”的洗浴中心，每天22：00，它的演艺厅都进入“杨辉时间”—这位壮硕的光头DJ，以观众意料之中的中气和意料之外的灵便，调动着整个演艺厅的节奏与气氛，似乎张嘴就来的俏皮话与荤腥段子，其实很多都不是即兴创作。杨辉承认，每天登台前，他都得在心里“串串词儿”。

“这些人有很多是冲我来的。”

杨辉一指那些穿着浴袍大呼小叫、拍手跺脚的观众，很是得意。不久前，有个人挥着一摞钱，点着名喊杨辉来段《石家庄之歌》，杨辉说，“这不勾我犯错吗？”当时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说石家庄有个唱粗口的歌手被当地公安局给抓了，因为他唱石家庄“桥东倍儿JB脏，桥西真JB乱，桥东桥西当中间儿，一破B火车站”，把市长给唱恼了……

杨辉说其实只是被找了去谈了谈话，要求他别再演唱“不健康的东西”。

杨辉后来按照要求创作了一首健康版的《石家庄之歌》—现在在网络上，依然能找到杨辉自编自唱的这两种版本的《石家庄之歌》，要命的是，不健康的显然要比健康的更受欢迎。按网友的评价：因为前者“唱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而后者则完全是一个“被和谐了的宣传品”。

了解杨辉的人都知道，他无意主流。

尽管他出生于文艺世家并在一个文艺机构里长大，尽管他不及弱冠就登台献艺并因此14岁就被特招入伍，但当他真正成年、正式踏入社会时，天性在弄人的命运面前占据主导，不喜欢被约束的杨辉却到底被主流社会修理了一把，他被迅速边缘化……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男人，对合辙押韵的文字却有着本能的运用，他利用了这点天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立命安身的支点。

杨辉进入这个支点多少有些宿命，至今他的后台，还挂着一副他4岁就开始呱嗒的快板，与它同在的还有一副尚未撕掉标签的乳罩，几顶五颜六色的假发，满满一架子的演出服和到处可见的涂鸦—不同的是，反叛的涂鸦在这里，更多的其实是些顺口溜似的北方方言韵文，类似“六哥六哥得比呵……”

凌乱与临时，匆忙和散漫，厚厚的灰尘下有难掩的风尘，很江湖，同时你也可以解读为很先锋。


朱大可在他的《流氓的盛宴》中曾经描述说：（上世纪的最后10年）地下摇滚流氓的崛起，取代了昔日先锋诗歌的地位，年轻的愤青大多不再选择写诗，而是进入更具感官刺激的音乐领域，以更加多元的声音织体（语词、乐音、演奏噪声和砸烂家具的声音）改变了诗歌单调的维度，这不仅意味着反叛吁请着一种更加极端的形式，也意味着“言说”（歌唱）替代“书写”的年代已经降临。

杨辉应该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但他的确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为石家庄这个依然在去乡村化路上努力的城市，增添了些许的波希米亚气息。（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