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重生之平安是福txt: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中国大形势> （转载）

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中国大形势> （转载）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为什么在中国资产百万仍不能算作富裕？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本书创造性的以广视角、大视野，跨越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对当前的中国形势进行了系统而又透彻，全面而又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创富于民”、“均富于民”以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
 
　　序言一：为中国把脉，为时代呐喊，为未来引航　　　

　　没有人怀疑祖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英明正确以及由此所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骄人成绩！然而，也没有人否认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　　　　

　　为了实现祖国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以来，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祖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直至祖国现任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需要稳定持续发展决不能再折腾的科学发展观之具体内涵。　　　　

　　“中国不需要暴力革命，需要学术革命”，在此本书作者的观点可谓难能可贵，意味深长！稳定与发展，或稳定发展，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我们须倾全力而为之之事。凯恩斯主义之于罗斯福新政，供给学派之于里根繁荣无不是学术革命推动国家发展进程的经典案例，时代呼唤着我们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的诞生。　　　　

　　《中国大形势》之于今年付梓出版，便是我们祖国当今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产物。　　　　

　　黑夜闪电，提示迷茫者在泥泞的坎坷中踏入星光斑斓的坦途奔向阳光明媚的通衢；苦口良药，催生病患者在焦躁的呻吟中开启安然镇定的历程迈向充满希望的征途。　　　　

　　《中国大形势》可谓暗夜星火、惊蛰春雷、久旱甘霖，至少她可使彷徨者驻足沉思，彷徨茫然者开朗豁达。　　　　

　　接到高连奎先生为其著述《中国大形势》作序之盛邀至今，我仔细对其草稿翻阅了8遍。具体时间应为本年度6月25日星期五，悉尼时间上午11时59分06秒。当时我正在日夜不停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回国前的一切。　　　　

　　对于一位久居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来说，对自己祖国有一种天然的深厚情感。高连奎是祖国的年轻一代。阅毕他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看到了祖国光明而灿烂的希望。其实这种希望，在澳大利亚我也就领略过！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传递时，无数中国在澳留学生及华人华侨挺身而出护卫火炬的英勇壮举，笔者曾经一气呵成写就《谁是最可爱的人？》。阅毕高连奎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了三万多名祖国在澳大利亚各地留学生星夜兼程连夜奔赴堪培拉(Canbera)捍卫2008北京奥运火炬顺利传送的身影；仿佛又一次置身于悉尼地区6千多中国留学生冒雨齐聚海德公园(HydePark)集体抗议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暴力事件”不实报道的场景；仿佛又回到无数祖国留学生齐集悉尼中央火车站（CentralStation）附近的中央广场公园（CentralSquarePark）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烛光晚会的现场……　　　　

　　这些来自祖国的海外学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一代，而《中国大形势》的作者高连奎，与他们有着差不多一样的年华，一样的情怀。他的书饱蘸着对祖国发展的关注。这种关注无不浸透着炽热的爱国情怀，闪耀着勇于探求追索的智慧光芒，氤氲着深究细研脚踏实地的科学学风，激荡着为祖国前途命运而忧虑之振聋发聩的民族正气！　　　　

　　书中引经据典，说理有据，逻辑思维缜密，不失为一本集中外古今历史知识，以史为鉴，以事实论据为依托，以世界诸国经济发展史实来分析论证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佳作，我们所面对的隐忧，应该采取的策略，本书都给予了富有理性的解答，而对中国发展未来大势具有前瞻性的推理及对未来发展之“陷阱”的提示，更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功力。　　　　

　　没有想到这么一本值得读、应该读、必须读的一本书竟出自年青一代手里！作为一位曾经的老师与即将走马上任的教育工作者，我为祖国能够培养出这样优秀的青年而感到自豪！祖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必将崛起振兴的缘由也就在这里!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高连奎虽未留洋出国，书中却真实体现了与众多在海外为祖国稳定发展、中华民族崛起振兴而孜孜以求努力探索的莘莘学子相同的理解以及具有与他们差不多相似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传媒人，一位社会工作者及研究者，一位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积本人在西方制度下近15年的经验观察，我感触良多。而作者在《中国大形势》中阐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我们并不需要去一味效仿的观点，与本人长期的观察，思索不谋而合。作者还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世界的深远影响。诚然，中国不仅影响了还必将继续影响着世界！　

　　作者提出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的理念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诉求，为本书之最引人入胜部分。作者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套，为国人能够用最低成本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贡献自己的聪明智慧，是本书作者为国分忧解忧之爱国思想的具体展现。　　　　

　　“我思故我在”，“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包括经济金融工作部门的领导以及诸多学者专家，能够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智慧与思想，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践一而再三地反复证明：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是无穷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本书作者之所以成就《中国大形势》之根本所在！　　　　

　　愿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广阅之，深研之，广推之……　　

　　任传功

　　8月5日于祖国大连

　　作者系澳洲知名华人学者、传媒人，“澳华电视传媒”（AUS-CHINATVMEDIA）创办人，悉尼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现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吉林大学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

　　序言二：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

　　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地缘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种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古老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有何缺陷？这仿佛如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引无数学者共折腰。

　　在这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中，却出现了一位冷静的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高连奎先生。这位早年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年轻经济学人，经过几年的沉淀，再推三十万字力作《中国大形势》。

　　令人震撼的是开篇即起、力透纸背的天问：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这种直面现实、浓浓的道德关怀、终极关怀，也同样吸引、拷问着每一位读者，沉浸其中共同寻找答案。

　　虽然是中国大形势，却脱离不开西方主导的五百年全球化进程这一宏观背景。这也是为什么高连奎先生此书的首章即为《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崛起对东方的影响，更注意到了当今主流话语所忽略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甚至是推动西方崛起的动力之一。“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些震撼性、颠覆性的结论既是价值判断，更是事实判断。如果从因果论来看，没有东方文化的作用，也就没有今日西方文明的成功崛起。

　　这种建立在事实、逻辑基础上的震撼性、颠覆性的创新纵贯全书，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堪称对中国模式全新、全景式解读与剖析。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的宏观游刃有余的把握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问题”，融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我长期生活在法国，最被此书的两个部分所打动，所吸引和共鸣。一是作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评。毫无疑问，多党政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宗教、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各方面因素互动进而不断演变的产物，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然而，在当今世界，其弊端日益显露，警讯不断。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随后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直到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人目不暇接。高连奎先生将之称为“西方政党分赃制”，其造成的“政客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甚至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其犀利、切中肯綮令人拍掌而和。其次，就是他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现在法国虽然人均GDP早已超过三万美元，进入福利社会，然而百姓却普遍没有富裕感。全国人均月工资不到两千欧元，还有一半的受薪者低于一千五百欧元。但是法国的房价全国平均每平米在两千欧元之上，拥有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巴黎最低达六千欧元！在这种情况下，仅有50%的法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生活中甚至大学的教授、校长都吝于打一次出租车。这种富裕国家却普遍存在贫穷的奇特现象，竟然被“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所破解。这对于已经整体上摆脱贫困、正向富裕迈进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及时的理论参照。

　　当然任何理论都需要广泛的实践才能成为社会现实，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创新的勇气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而且我也相信此书的问世注定要掀起一场“大波”，从而把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今日的中国也恰似“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在迈向成功的彼岸。此书的出版，也可谓正当逢时，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

　　宋鲁郑

　　8月15日于法国巴黎

　　作者为知名旅法学者，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政治，曾多次受邀观摩台湾大选。

　　自序

　　走笔天下优国运

　　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60年风雨兼程，60年曲折前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并没有变化，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什么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什么能让中国经济增长成为永远不灭的传奇？这是每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及官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而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每一个观点，每一个主张都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负责，因为任何一个经济政策都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存在不可挽回的风险，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科学、公正、严谨地对待，所以本书一直不敢轻易苟同于任何学派的主张，而只是客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本书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形势，这个看似非常宏大的叙述，实际上紧紧地联系着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

　　首先，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也不再是那个亲友、族人、乡邻之间互帮互助的宗法制社会。那个只要政治家实行仁政、民众多读圣贤书就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发展形势直接联系着我们的命运，比如中央银行的一个房贷政策就决定着我们多年收入的归属，金融危机时财政部几个促进消费的政策就能创造无数的就业岗位，而那些国家战略性决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就更大了，因此只有关心国家发展的大形势、大方向才能把握好个人命运。

　　大崛起时代需要大智慧

　　如果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一个命名的话，笔者将其称为"大崛起时代"，在这个时代，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性消费并存，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要求加大社保投入与要求减税的声音并存；民企提出共享垄断蛋糕与社会要求国企回归公益并存，在这个时代有人毫不隐晦地为精英主张利益，也有人在良心的驱使下扛起了

　　为民众代言的大旗。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豪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2000多年前百家争鸣时代的重新到来。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崛起而自动解决，这都需要大智慧，需要认真对待。

　　内忧比外患更值得研究

　　这个时代，大多数爱国学者都更关心中国的外患，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内忧比外患更严重；大多数学者喜欢在在投资、消费、出口之间寻求中国经济的平衡，而笔者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大多数学者都鼓吹小政府主义，而笔者提出小政府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否则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大多数学者为加强金融监管而呐喊时，笔者提出只有反投机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提高民众的收入，笔者提出只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民生难题。

　　睡狮已醒，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争论，但这些争论都是对中国面临的大形势认识不清所致，只要对大形势、大方向认识清楚了，就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这样中国的国强民富也就指日可期了。

　　本书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大历史、大时代的背景下探讨中国问题，与那些针对社会热点推出的应时之作有着很大的区别，本书带有一定的独特性、巧合性及不可替代性。跨越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以广视角、大视野对中国大形势进行分析是本书最鲜明的特点。

　　写书就是要解决问题

　　现在中国的学者常常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而不管解决问题，笔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中国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在中国，能够对中国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学者应该不多，而笔者独特的学习经历则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笔者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都提出了完整、系统的原创性主张。笔者作出这样的尝试，也算是抛砖引玉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笔者的主张展开一场大讨论，在争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可以在多元中达成和谐，如果能是这样，也就不枉费笔者一番心思。

　　本书在写作时力求内容丰富、语言浅近，专业理论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无论是专业工作者，还是一般读者，读起来都非常轻松，专业人员可以将其当成一本理论读物来读，而非专业人员可以作为平时"充电"之用，书中重点之处，笔者都作了特殊处理，读者可以非常容易地了解本书主要内容。

　　前言中国之问

　　为什么17世纪的西方可以让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着研究中国哲人的经典教义？为什么他们的农奴社会里也出现了国家一统的集权皇帝？为什么当时的思想领袖那么崇拜老子的“自然秩序”？而又是如何将其发展成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只是政党分赃的无边贪欲？为什么英国会凭空出现那么多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为什么伏尔泰等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奠基时期的思想家如此的崇拜中国，甚至将自己看做是孔子的徒弟？这些都与“中学西渐”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保持皇权制度的日本可以抓住工业革命的时机？而实现共和的中国却一直吃洋务运动的老底？为什么抗战时日本有了自己的坦克、飞机，而我们的军队还要使用“汉阳造”这些老式武器？为什么文革结束那么多年，民众对毛泽东还是如此痴迷？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

　　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为什么威权统治下的亚洲四小龙会出现经济奇迹，为什么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纷纷折戟于金融袭击？为什么一党执政的中国能够成功崛起？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和比较优势理论会遭人唾弃？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如此的缺乏解释力？

　　为什么美国模式造成了那么多国家分崩离析？为什么启蒙先贤和美国的国父们都与政党分赃势不两立？为什么说只有建立“公意型政府”才符合民主的真谛？

　　为什么最早的资本主义出现在威尼斯而非英吉利？为什么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都诞生于高纬度地区？为什么印度的贫民窟多数在孟买，而不是新德里？为什么西方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粮食危机？为什么预测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不能只当成个数学问题？

　　为什么亚当斯密要向魁奈学习重农主义？为什么李斯特要帮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为什么庇古主张实行社会福利？为什么凯恩斯支持罗斯福进行政府干预？为什么弗里德曼建议沃克紧缩货币？为什么说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不是玩数字游戏，而是从来没有脱离过实际？

　　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总有分歧？为什么要引入“边际分析”？为什么宏观经济总是摇摆于需求与供给？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争论自由还是干预？为什么经济学也像江湖一样门派林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是不是真理？难道经济思想也要靠“和稀泥”才能实现统一？经济学还有没有尚未开垦的荒地？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

　　为什么何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左膀右臂？为什么张五常总是向“北京的朋友”提出建议？为什么郎咸平要放弃自己熟悉的公司治理，转而致力于公开华尔街的秘密？为什么钟庆要揭穿比较优势的“皇帝新衣”？为什么宋鸿兵一直关注着美联储的印币机器？为什么白益民总是谆谆告诫我们日本的投资动机？为什么说经济学家不靠骇人之语也能出人头地？

　　司马迁的货殖理论是如何变成了西方的供求关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讲了什么经济道理？康有为为什么要将“以商灭国，民亡国随”的道理讲给清帝？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是不是洞察到了企业“大到不能倒”的先机？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只是用来“压箱底”？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致世界经济崩溃论”，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只能充当人家的传播工具？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学界会形成被二道贩子统治的格局？中国的“有识之士”到在何处隐居？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思想领袖？谁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学术界的新势力何时才能崛起？

　　为什么人类还不能消除经济危机？为什么不能等着经济自己恢复元气？难道金融创新注定就是毁灭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奥地利学派能否埋葬凯恩斯主义？政府应该从哪里对经济进行干预？什么才是经济的“发动机”和“减震器”？

　　为什么日本人痛恨“广场协议”？为什么俄罗斯的碳排放量比苏联时期还低？为什么“亚洲四小虎”经济至今低迷？为什么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心存感激？为什么拉美政权重回左翼？为什么人们担心金融海啸第二波会发生在东欧地区？为什么以服务业为主的冰岛和希腊会陷入债务危机？为什么说金融战争都毫无声息，而它的危害却超过原子武器？

　　为什么中国抗震救灾井然有序？为什么一场飓风就让美国一片狼藉？在金融海啸面前，为什么美国信贷几乎冻结，而中国信贷却放量决堤？为什么美国对高失业率只是干着急，而中国却出现了“高增长，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社会主义？

　　为什么克林顿发展网络信息，而布什却忙着打仗卖武器？为什么高盛可以呼风唤雨，而政府没救雷曼兄弟？为什么说里根减税就已经为中产阶级消失埋下伏笔？为什么说是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为什么说政客眼里永远是短期利益？堡垒往往从内部崩溃，为什么美国人不敢承认这个道理？

　　为什么普洱茶被人高高供起？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喜欢上了红木家具？为什么当代油画的价值超过了青花瓷器？为什么郎咸平建议中钢协要与高盛、大摩搞好关系？是什么让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此离奇？即远离成本价值，又不受制于供求关系？

　　为什么国家在提到发展服务业时都加上了“生存性”这个定语？为什么政府否决了“利用外汇进行组合投资”的提议？为什么中国银行对向西方学习突然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沃克说华尔街的贡献只限于发明自动提款机？为什么说金融监管不仅要审查创新是否存在意义，更要打击投机？

　　为什么日本家电一蹶不起，而日本汽车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福特能够提前布局，而通用破产倒闭？为什么硅谷产生奇迹，而华尔街制造垃圾？为什么说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迟早没戏，哪怕这个CEO被吹嘘为“全球第一”？

　　为什么民众要求国企上交红利？为什么任志强、王石能够薪酬第一？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要求员工薪酬保密？为什么平安处处向“国际标准”看齐？为什么美欧急着制定“限薪”法律？为什么公众企业总是沦为职业经理人的“一亩三分地”？

　　为什么华为要保持神秘？为什么格力总宣传自己品牌第一，而近期又突然更改了广告创意？为什么海尔“讲着故事”就能够畅销全球，为什么科龙被折腾的一败涂地？为什么研祥实行“非经典管理”成为世界三甲？为什么国际化的联想还不能盈利，而又放出风来说两年内将有大手笔？为什么麦肯锡水土不服？为什么奥美鲜有成功案例？我国企业何时才能将“自主创新”当成第一生产力？

　　为什么我们中国经历了6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仍然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处于同一阶梯？而与日本、亚洲四小龙比起来还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短短三十年中国就从“万元户”时代进入了“百万不算富”的时期？为什么中国股市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提款机？而巨大的楼市泡沫是否会酿成一场人间惨剧？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改革后坏账率越来越低，而中小企业融资反而成为了难题？他们之间有何因果联系？民间高利借贷究竟是应该合法化还是坚决取缔？

　　为什么转轨后的中国营商成本反而越来越高？为什么现在短缺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为什么说资源短缺也能使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降低？，为什么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扩大我们的贫富差距？

　　为什么社会上冒出了那么多的暴富群体？为什么政府对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置之不理？缺乏法制的市场经济发生着怎样的非正常财富转移？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蠹虫到底藏在哪里？

　　为什么CPI与真实的通货膨胀总有距离？为什么中国没有劳动生产率数据？为什么我们还在用二十年前制定的统计体系？为什么外贸大量顺差我们却不敢升值自己的货币？为什么说高科技企业比低附加值产业更不能经受风雨？

　　为什么我们的投资赶不上我们的储蓄？为什么说扩大内需不能单靠“破解消费难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永续增长，还是竭泽而渔？“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

　　为什么GDP高速增长，而民众却对改革不断质疑？为什么通钢工人不肯放过他们的总经理？为什么有人认为张五常是奸细？为什么克鲁格曼和索罗斯都惊叹于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正在推行的“要素价格改革”会不会又是一场悲剧？

　　为什么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和残酷的二战后，贫富没有趋向两极，反而迅速壮大了象征繁荣与稳定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中产阶级社会又迅速解体？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否应该为重塑中产阶级社会而努力？

　　为什么北欧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人民消费起来还是那么小气？为什么高福利英法两国充满抗议？为什么美国不是福利国家但却很少面临民众的不满？而同样学着实行低福利政策的东亚各经济体却民生不易？

　　为什么我们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生活的奴隶？为什么重点大学的高才生也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荣誉？社保制度能否解决现在的民生难题？为什么说只有实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有意义？

　　走向城市化的中国，如何才能制止国外金融大鳄的攻击？如何才能保障我们的资源供给？如何才能将生活的成本降低？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如何让民众的生活更有尊严？如何才能让民族的力量更加凝聚？十字路口的中国出路在哪里？

　　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

　　很多时候，在近代历史的压迫下，屈辱似乎成了我们身上洗不掉的印记，我们忘记了过去的荣光，忘了那些辉煌的岁月。其实，我们并不是自封为“天朝上国”；过去的我们，确实有资格骄傲。但在近代的炮火声中，在口诛笔伐中，我们渐渐忘记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看过去的辉煌，就像痴人呓语，像遥远的梦想。读了高连奎的文字，过去的荣耀一点点的泛起。在西方人面前，我们并非一无是处，其实，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知识分子，不只要反思这个社会，更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历史。在这里，高连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收集散落的史料，为我们还原真正的历史。现代很少人有心思坐这样的冷板凳。高连奎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历史，给我们的不仅有丰富的史料，更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扩大的视野、宽广的胸怀。

　　正视那段历史很难，那是我们国人难以愈合的伤口，平时便隐隐作痛，只有不去理睬才不会太痛。但敢于直视历史，为世人拨开重重迷雾，显示历史的真相。也许与我们熟知的历史很有出入，也许会引来狂热者的谩骂，但让人明白真相是最重要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但在一个长期以来只发一种声音的社会，发出别样的声音是需要勇气的，高连奎就是这样的勇者。对洋务运动的真实还原，对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的大力支持，他认真的表达这自己的看法，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怪论，而是基于大量数据论证的结果，来为世人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思维。

　　没有陈词滥调的说理，没有固有论点的重复，有的是新颖的观点、透彻的分析。想要直面中国形势，想要面对真正历史，这里，你不会失望。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

　　第一节本章前言

　　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西方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在指南针和火药的帮助下，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加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断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

　　第二节“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

　　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

　　这虽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当时西方人的影响，而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为各个方面。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中国的瓷器与茶叶出现在欧洲，首先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而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他们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只购买带有中国图案的瓷器，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的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大批中国瓷器。1662年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

　　每年春天，欧洲的船队开赴中国，主要贸易项目是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第二年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一艘商船就可能装载250000件瓷器，5000件纺织品，600件漆器，6000磅茶叶。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中国图志》，这本书以图片为主，书中各种有关中国器物、风景建筑的图画，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的畅销书。路易十四是位好奢华的君王，1670年，路易十四忽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对于以后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来说，“瓷园”是一个开启先河的创造。

　　中国风格成为时尚

　　中国货源源不断地输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港口、城市。当时市场上美丽的绸巾的上乘之作大多是中国输入品，即使是里昂等欧洲城市的产品，丝绣或印花的图案都是中国的。法国的丝织业最发达，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荷兰出产的丝织品，同样也采用中国花样，甚至印度棉织品运回欧洲加工，印染图案时也模仿中国款式。

　　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放弃硬梆梆的服装，走出阴晦的房屋，穿上柔轻纤巧的丝绸，欧洲市容比以前显得更青春，更有生机。至少在17世纪末，巴黎成为欧洲的时装中心。色彩艳丽的丝裙，外加一条绣满花鸟的三角丝绸肩巾，那就是有“中国风格”的法国时尚。

　　西方崇尚中国丝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崇尚中国壁纸才1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们从中国带回墙纸，将它们装裱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国式风景，花枝溪水，亭台飞燕，使四壁生春。人们竟相仿效，喜欢把自己的房屋装潢得像画廊一样。壁纸、天花板、屏风、绣帏绘着鲜艳的图画，画中的中国人总是手持鲜花，坐在树下的高坛上，飘渺的中国风景像仙境一样。法国、德国、英国的商人，从1610年左右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彩印壁纸才站稳市场。

　　中国漆器走红，法国工匠就大量仿制花鸟图案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路易十五的情人最喜欢中国式的花鸟漆器，她在巴黎郊外的贝莱夫宫几乎成为漆器博物馆。

　　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1659年上演的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中，还提到这种封闭的中国式大轿。

　　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格，时尚的诱惑是难以抵御的。中国的器物与生活，都意味着某种风雅。

　　在17-18之交的艺术风格中，也可以找到中国工艺的影响。西方人已经厌倦了统一对称的巴罗克风格，中国艺术的不对称特征恰好表达了美学理想。西方人也开始修建亭榭与塔、带飞檐的屋顶、几乎落地的长窗。

　　中国潮持续升温

　　巴黎的贵族追逐时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追逐市场，传教士追逐信徒。中国茶、中国瓷器与中国消息越来越多。1698年，巴黎出现了一部写路易十四风流情事的匿名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是描写路易十四的化身，他领着美丽如天仙般的中国公主参观凡尔赛宫。

　　1688年，荷兰女王也从荷兰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在汉普顿宫收集了一大堆中国画，中国瓷瓶，上面画着房屋、树木、桥、中国人物。

　　1692年，意大利上演一出名叫《中国人》的剧作。舞台布置中国式的漆柜，古琴、瓷花瓶，还有一尊佛像。同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舞台布景明显具有“中国风格”。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17-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
 
　　模仿中国是欧洲最时尚的事情

　　西方的中国潮一步步趋向高潮。那些年，欧洲的富裕家庭里，都会装饰一间这样的“中国宝”。有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货，瓷瓶、茶杯，大多数是欧洲的仿制品，但装饰艺术都是中国风格的。中国风格，从建筑式样、内外装饰到家具、日用品，塔亭拱桥、漆器、花瓶，雕花的桌椅、彩绘的屏风，丝绸绣帐，金穗流苏；纤美淡雅的中国工艺风格从宫廷到民间，正在欧洲引起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当时的伦敦与巴黎，你可以在街头不同的商店里挑选广东的丝绸，南京的瓷器，福建的茶。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中国式瓷器、壁纸。法国人热衷于举办中国舞会，英国人都在看中国戏，荷兰人在举办品茶会，总之模仿中国成为当时最时尚的事情。1

　　第三节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在人们印象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都得到了印证。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思想符号进入中国好多年了，但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没什么感觉，更多的是“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完全不同。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主要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欧洲出现这个口号，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农奴对农奴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说通俗一点，就是农奴不属自己，而属于农奴主，是封建农奴主的附庸，启蒙家提出“自由”的口号是为了让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获得自由身。这现象中国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是农民不是农奴，中国的农民是政治自由民，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他们虽然在经济上接受地主的剥削，但与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贫下中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一个全部由自由民组成的国家还怎样让他们自由呢？中国不需要自由启蒙。

　　其次，中国平等启蒙吗？也不需要。平等指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平等，欧洲启蒙家提这些口号是因为在欧洲，这些方面全不平等。

　　第一是法律不平等的问题，在欧洲，国家没有统一的司法体系，司法权利不属于国王，而属于农奴主和教会，既然司法权属于这些人，那怎么让农奴与他们实现法律平等呢，我们再看政治权利，在西欧，土地和爵位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贵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贵族，农奴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是农奴，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怎么能有政治权利平等呢？我们再看经济方面，经济主要是指税收，在西欧税收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当然很多就是小商贩）与封建贵族，还有封建教会的税收是不同的，这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法律，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不平等，这才有了要求平等的启蒙运动。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很多做不到），国家有专门的官僚负责行政司法工作，中国的地主、官员与农民都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这说明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再看政治权利，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完全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来自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经济权利，也就是税收，在中国税收也是平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此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各阶层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国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平等”的启蒙。

　　最后，我们看“博爱”，“博爱”是翻译词汇，直译应该是“爱人”，博爱精神，也就是爱人精神，中国需要这种精神的启蒙吗？也不需要，启蒙家要提倡爱人精神，这也是与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时欧洲处于宗教专制时代，宗教专制其实就是教会专制，欧洲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主张“爱神”精神，教义要求人们爱神胜过爱自己，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自己的朋友，但人类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只好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成了人间的上帝，教会旨意也就成了上帝旨意，人们爱上帝，就只能接受教会的摆布，欧洲教会是拥有司法权利的，你不服从，教会就对你进行审判，很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这样被教会审判了，启蒙思想家，提倡“爱人精神”实际是与基督教的“爱神精神”对抗，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中国从没有形成统一的大教会，中国相信的是自然神，抬头三尺有神灵，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就算是佛教也是很慈悲，很宽容的，也是多神宗教，这与西方那种十分狭隘的一神教完全不同，并且佛教经过改造后，与中国的本土神，毫无冲突，中国从来也没有教会专制，并且中国的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因此中国不需要别人启蒙我们“爱人精神”。

　　中国古代史已经远去，与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本来不该再提它，然而如果要完整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史，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思想家当作圣人看待，而近代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中国，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经济学思想等，这些在学术界也已经得到公认，中国人听起来，肯定不敢相信，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对世界文明交流史研究的太少。

　　如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笔者不是新儒家的代表，对研究国学也无特殊的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了解这些事实，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的启蒙意义，任何思想都有传承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另外在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第四节“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出现了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中学西渐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传教士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好、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进行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89、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来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在一个国家受到最严格的遵守，这就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百年酝酿终成启蒙运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

　　第五节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思想的传播，让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狂热地崇拜中国，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哈、魁奈、歌德、马克思韦伯等。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当时西方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都有中国专著，最起码也对中国非常了解，即使是当时标新立异的学者，也要从对中国的批判中树立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及社会影响力。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人认为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启蒙运动。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还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为楷模。霍尔巴哈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中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

　　在17、18世纪，“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实际上是由数百个骑士国组成。在各方面都远不如法国，在思想文化上，德国更是唯法国马首是瞻。当法国人追捧中国的时候，德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自然也不低。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他认为是中国让欧洲觉醒了。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都有重要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从一些文学作品开始的。歌德读过《好俅传》、《老生儿》、《花笺记》、《玉姣梨》等中国小说，并通过男女主人的高度的道德克制敏锐地发觉了中国礼教的特点。对于中国的孝道，歌德认为孝是一切之本，在歌德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对于儒家的“中庸”之美和道家的"自然"意境体会颇深。

　　1769年，有人写文章认为中国比欧洲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成为欧洲的名人，欧洲启蒙思想家言必称孔子和中国，来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儒学成为攻击世袭特权的武器。在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启蒙思想推广到全欧洲，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四大贡献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下面几节就对这四方面进行重点介绍。

　　第六节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一：

　　人文社会的形成

　　——孔子的理性与道德学说取代“神的启示”受追捧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当中国的人文思想进入欧洲之后，这一切开始了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印刷术可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圣经，教会慢慢失去了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

　　启蒙时代，在黑暗中寻求光明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先声。

　　欧洲人看到，基督教不是人类唯一的宗教，基督教只占世界很小一部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享受“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吃苦，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既然中国人可以按理性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启蒙运动开拓了宝贵的阵地。

　　理性取代神的启示

　　1624年，英人赫伯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思想，反对超自然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认为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后来他根据自己的感悟写成了《真理论》，该书在理论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础。

　　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最纯正的自然神论者。这一观点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事实，开始了向基督教的不断进攻。

　　自此之后，欧洲人更热衷于中国思想的介绍与传播，这时，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发表了《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神学”的不合理，认为应予清除，并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书中认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这些话出自天主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惊！被看作是对西方宗教的严重挑战！受到教会的群起攻击，巴黎下令禁毁其书，可思想早就传遍了全欧洲。

　　1721年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演讲《论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与人类理性相一致的东西，中国人将培养道德看的至关重要，中国不以敬神为基础，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以道德才智出名。

　　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给政治指引了方向，可为治世表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精神深表景仰。他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在罗马逗留期间，又结识了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士，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莱布尼兹推崇中国道德治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治国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他的学生沃尔夫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道德的本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康德哲学出现之前，莱布尼茨的学说一直统治着德国各大学。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崇拜孔子对中国的道德及政治制度极其向往，对西方神学、神的启示不遗余力的进行抨击，他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而欧洲教会恰恰相反，因此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不幸。他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他认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主张欧洲将中国作为典范进行效仿。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深深的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用中国思想对农奴统治及宗教统治进行攻击，经过这些人士100多年的努力，现代人文思想终于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标志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终于走出了中世纪，进入了现代社会。

　　第七节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二：

　　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

　　——绝对君主制与西方国家的崛起

　　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只是因为占有最多的领地，而成为君主。他同封臣形成“保护与效忠”的关系。君主不能直接对居民进行统治。由于封地来源不同，封臣并不一定不只效忠于一个领主。在欧洲，唯一拥有全部权力的是天主教会，但教会的权力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教会也是大领主，教堂、修道院，也占有土地并行使司法权。因此，君主、贵族、主教、自治城市等构成中世纪欧洲重重叠叠的权力结构。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中华大帝国风物史》、《绝妙论著》、《中华帝国史》、《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等早期介绍中国的书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因此欧洲的皇帝们也希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制度，而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就成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欧洲的第一次实践。

　　路易十四建立现在民族国家

　　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亲政，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法国长年的战乱让这位国王决心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改革，这就是后来改变欧洲历史的“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主要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路易十四宣布亲政时废除首相职位，改设御前高级会议，并亲自主持御前会议，听取大臣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级行政权。在地方，派遣监督官，以国王钦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还取消城市自治，改市政机关为委任制，直接控制军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贵族的势力后，但没有将贵族杀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尔赛宫供这些贵族进行享乐。

　　1691年5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回到巴黎，路易十四命令白晋写成了《中国皇帝》和《康熙皇帝》两本书，以便自己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进一步学习。

　　世界掀起民族国家建立热潮

　　路易十四进行改革后，俄国彼得一世、普鲁士胖特烈二世、奥地利特蕾西亚女皇也都效仿路易十四进行了改革，再后来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效法欧洲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路易十四建立的这种制度在政治学上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度的建立标志了欧洲开始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这个例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实现了国家的崛起的。

　　民族国家建立的意义

　　绝对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有了统一的政府，有了比较明确的疆界。绝对君主制提出“国家至上”原则，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这些都符合了民族国家的特征。

　　其次职业化的军队和政府开始发展起来，文职官僚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权力结构，打破了封建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实现了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

　　绝对君主制的君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他们是法理统治的开创者。因君主的权力是与法律相联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没有立法观念。

　　再就是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直接作用于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了关系。征兵制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君主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它们通常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支持和参与殖民主义活动。

　　绝对君主制促进了人权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时期，国家权利掌握在封建贵族和教会手里，绝对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贵族和教会的势力，而贵族势力的削弱，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有了财产的权，标志平民权利时代的到来，教会势力的削弱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

　　第八节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三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从法国重农学派开始的，重农学派是西方第一个经济学派别，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义只是一种社会风潮，重农学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直到现在“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被尊为“欧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儒家的重农思想对魁奈产生过重要影响。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籍田大礼”。然而对魁奈影响更大的还是老子的思想。

　　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他在宣扬重农思想时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魁奈为了显示其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哥的理论比《国富论》的理论更胜一筹。而杜尔哥写作此书，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人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法国学者都希望这两个人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让他们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意义，他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研究者都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有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重农学派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他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期间会见了魁奈、杜尔哥等许多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这些接触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到启发，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斯密的《国富论》也大量引用中国文献。

　　重农学派是中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亚当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凯恩斯主义出现前，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哈耶克将老子赵视为思想教父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哈耶克将老子奉为“思想教父”，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认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自己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为“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哈耶克对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经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当代的中国不是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国传人自居，张维迎想用哈耶克埋葬凯恩斯，秋风翻译哈耶克传，组织哈耶克协会，就连范跑跑都写文章纪念哈耶克，而哈耶克最崇拜的确是中国的老子，历史及现实就是如此的讽刺。

　　第九节中华文明对西方现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响之四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

　　——从“政党分赃”到文官统治

　　在中世纪，欧洲的官员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进入了政治学中的“政党分赃制”时期，既在议会选举中上台的党派，把政府官职看作是“战利品”，公开地进行论功行赏，分配到自己的党派，特别是在竞选中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许愿。

　　政党通过占据行政职位，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赃制度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力量，他们利用人事权利来收揽人心、操纵党员、控制选举，在求官者看来，官职只是能带来便利，满足私欲，因此官员们疯狂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

　　“政党分赃制”弊端明显。

　　首先，这种制度以党派为基础，注重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之事经常发生。而且随着执政党的不断更替，政府人员不断洗牌，引发政治周期性震荡，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由于人员流动性大，官员们无法积累经验，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党分赃制”另一个弊端就是权力腐败。在多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执政党要谋私，各级官员的腐败更是变本加厉。政治录用演化为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它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动荡后，英国政坛从19世纪初开始寻求解，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

　　从中国引入文官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传播开来，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这两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东印度公司帮了大忙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进行称颂。1583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辟专章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考试方法和内容。此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译为多国文字，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注意。

　　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官制度也有过研究。

　　1846年，东印度公司一封从中国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由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该信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英国当局先后两次，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英国掀起学习中国文官制度的热潮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这些思想和主张，为英国走出政治分赃制下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亲的政治乱局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做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

　　英国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

　　事务官为常任制，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英国政府的连续性。

　　世界其他国家文官制定的建立

　　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和英国大体相同的情况。建国后的美国，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政党分赃制”带来的政局不稳和官员素质低下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2

　　但是常任文官制度的引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分赃本质，这种本质将以各种愚蠢短视政策制定体现出来，有的甚至酿成国家及民族的重大灾难，在后面《世界经济败局》一章中我们还要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

　　第十节中国大崛起时代面临的挑战

　　——摆脱西方中心论与重建中国学术体系

　　如果要将我们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进行一个命名的话，我认为应该将其称为“大崛起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快速提高，但是国际地位提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两大挑战，那就是摆脱欧洲中心论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

　　我书中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世界学术界得到认可的研究结论，国外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只是这些研究散见于各个学科，而我只是首次将他们系统起来而已，我不能算是提出者，只能算是个集大成者，西方人从来毫不讳言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又遮遮掩掩，羞于承认呢。

　　都是中国历史

　　我们中国人只知道鸦片战争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谁又知道中学西渐和中国潮时期的百年荣耀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国潮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们的教科书，这也正好可以与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中国人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我们中国学人必须对“西方中心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在的逻辑进行深入全面的剖析，在解构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崛起的“正名”，在当代中国，彻底纠正西方中心史观不仅是一个正名的问题，而且是对现实政治和对外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大事。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前提，也绝不可能是全面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改造和纠正西方中心的重大国际责任。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障碍是中国的知识界似乎依旧不愿意与西方中心论做彻底的清算。在欧洲崛起过程中，中国的人本价值观、技术发明和政治伦理的作用无处不在。我们有资格与西方中心论进行一场有益的辩论。

　　摩罗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榜样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伟大的灿烂，比如孔子的道德和老子的哲学等，但是中国自五四以后再也没有伟大的思想诞生。2009年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摩罗写了一本批判五四的书《中国站起来》，摩罗不愧是君子式的人物，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以前是缺乏对国际文明史的研究，但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呢，台湾的李敖、龙应台不敢承认，大陆的袁伟时、余杰等肯定也不敢承认，中国确实需要补一补世界文明史的课。当我们完全了解了西方文明史后，就会发现西方也就那么回事，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西方，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了解的太少所致。

　　为传统文化正名并非复古

　　我主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名，但我又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中国不需要复古，但需要创新，当然创新也是可以从传统中吸收营养的，孔子的道德，老子的哲学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仅靠这些东西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伦理上都应该创新出新的价值观，当然这是全体中国人甚至保护海外华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十一节后记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中西文明的交流问题，笔者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2、针对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笔者归纳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以及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

　　3、针对启蒙运动，笔者指出中国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发酵是爆发启蒙运动的基础，法国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自然也就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4、对于中学西渐和中国潮这段历史，笔者主张这段历史应该写入历史课本，中国人不仅要知道西方侵略带来的百年耻辱也应了解西学东渐及中国潮的百年辉煌，两者同样重要。

　　5、关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为传统文化正名，但并不主张复古。

　　参考资料

　　1、《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的中国潮》杯中水的博客2007年5月19日

　　2、《行政管理学》授课教案西北大学网站

　　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第一节本章前言

　　历史学家喜欢按历史事件划分国家发展阶段，而经济学者则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按这一标准，我国自洋务运动至今，可以非常明确的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既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赶超战略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自主创新时代。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疑，工业大革命成为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这个大潮流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紧跟这一潮流，而由于对这一大潮流认识不清，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章就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第二节洋务运动时代（1）

　　洋务运动

　　——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已有之

　　近代国家史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发展史，如果错过了工业革命，国家必然走向然落后，赶上了工业革命，国家就可以强盛。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正处于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采煤、炼钢、铁路、火车、轮船、纺织等产业，虽然工业革命没有最先发生在中国，但洋务运动（指1861年至1894年）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各个方面基本上赶上了西方国家。

　　总理衙门是当时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当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慈禧明白，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运动的策略。

　　效果显著

　　在此期间，中国有了自己的煤矿、钢厂，可以自己制造轮船、枪炮，有了现代化的铁路。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收购”。湖北织布局成立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挫败洋商，这在当时被视为“创见之事”。另外汉阳铁厂的钢铁还曾远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其采用的“煤铁联营”模式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洋务派还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又开现代教育的先河,创办了新式学校培，培育了一批新人才,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孙中山曾对洋务运动评价道：“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并认为”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

　　赢得短暂和平

　　洋务运动期间，国内无大乱，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主要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大败法军；日本在朝鲜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要强于日本。英国人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这一切其实都是洋务运动的成功所致。洋务运动基本上达到了“我能自强，则可以彼此相安”的目的。

　　近年，战争题材电视剧热播，在这些电视剧中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是“汉阳造”，从1895年开始，湖北枪炮厂开始生产此型步枪。一直到1944年，该步枪在中国前后生产了将近50年。主要生产者为汉阳兵工厂，因此一般称之为汉阳造。这只小小的步枪虽然落后，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这些小细节足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对中国影响之深远。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连年战乱，国民党在短暂的统一期内，实行买办经济路线，不注重民族工业，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到解放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然是洋务运动留下的老底，解放后洋务派兴办的这些企业都收归国有，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宝贵基础，比如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招商局作为中国最久的航运企业一直存在至今，并已经形成了跨域陆港两地及众多行业的综合性大型国企，拥有资产近千亿，而且名称沿用至今，也可算是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

　　第三节洋务运动时代（2）

　　——甲午战败谁的失败？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日渐颓微。甲午战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也自此破产，开始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获得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领土的欲望。

　　历史学家往往将甲午战败看作是将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主要由清政府的轻敌及武器装备的落后两大原因。：

　　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发动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得到较快发展，封建武士道精神逐渐演变为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中国成为日本的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政治家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伊藤博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中国，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军力不敌日本

　　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洋人几艘炮舰就都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１８８８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１８９１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而此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日本在几十年中，前后实施了8次扩军。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军费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日本就像一架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弹丸小国的阶段，不以战争为意。2

　　洋务运动是谁的失败？

　　笔者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不但不是洋务运动失败，反而是洋务运动阻挠者的失败，如果海军的军费用来添置或更新武器设备，中国在军事上怎么可能与日本有那么大的差距，可惜日本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中国的统治者却在修建皇家园林和忙着为自己做寿，洋务派并没有通过洋务运在政治上占得上风，以至于半路夭折，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四节革命与战乱时代（1）

　　——中国战乱与第二工业革命良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大混乱期，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论战、国民党中原大战、国共两次内战、抗日战争等，而此时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战乱，但总体上处于如火如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三十多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十多年，石油工业、化学工业、飞机工业、汽车工业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军事上的坦克、航空母舰等也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我国的工业水平与日本不相上下，甚至略强于日本的话，而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是彻底的拉开了、拉大了，已经不具备与日本交手的能力，等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连件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连年的战乱使中国彻底失去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良机，洋务运动时期我国还一度向外国出口钢铁，而这时中国工业的各方面完全依赖外国，这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几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有过十年左右的和平发展期，但是这十年却实行买办经济路线，导致中国工业十分落后。

　　蒋介石的十年和斯大林的十年---再看“黄金十年”

　　1927-1937，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执政比较稳定的时期，后来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

　　抗战中，国民党军工，特别是工业的基础-钢铁虚弱得可笑。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

　　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砂，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因为大部分在东北，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黄金十年”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结果19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

　　1943年，国统区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国民党政府买办思想太浓厚，不扎扎实实办工业。

　　文人误国

　　这时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己的国家，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没有祖国

　　买办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国民党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国民党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文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苏联的黄金十年

　　几乎与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同期，斯大林展开了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与蒋介石相比，斯大林所接手的摊子并不优越太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时期的1913年，俄国当时仍然属于欧洲最大的农业国。农业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4％，工业收入仅占29％。

　　1927年10月1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为了加快苏联的发展，1927年苏联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

　　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年，约有20万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100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苏联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有了。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有了。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3

　　同样是十年，苏联在这十年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而中国在买办路线的误导下，却更加的落后，一个国家如果不与世界工业大革命的大潮流保持同步是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的。

　　第五节革命与战乱时代（2）

　　“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生产力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潮，信奉文化决定论的人，一切问题都要从文化和价值观那里找到根本答案，认为只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才可以从根本解决问题。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帮助中国摆脱文化决定论

　　中国“打到孔家店”、“废除汉字”等都是按照文化价值论的原则进行的。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才让中国人彻底认识清楚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韩国被称为儒家国家的活化石，台湾、香港也非常重视儒家文化，这些经济体保存儒家文化都比我们更多，都崛起为发达国家，说明中国的儒家文化并非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当然汉字更非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也是从这时起中国才从文化决定论的泥沼中走出来。

　　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帮助中国摆脱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在现今社会也广泛流行。许多学者都认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在我国各时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有化、公社化政策，九十年代的私有化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而让制度决定论在中国的影响渐渐式微的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政治混乱中，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性因素；而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经济体也都最终以经济大崩溃和长期的经济停滞、倒退结束，这些都坚定了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信心，现在虽然也有极少数人顽固坚持制度决定论，并一直想将中国拉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但这些人已经不是主流。

　　生产力决定论并不过时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诞生在中国，但却是中国将其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传播了那么多年，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扎下根。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属于“傻瓜理论”，可以非常容易的了解和掌握，这两个理论从表面层次解释问题，也更容易让人接受。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人们运用的非常少，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解释问题，人们接受起来不如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那么简单；其次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要求比较高，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几条理论不难，但将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并且活学活用，非常的难，因此在中国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非常少。

　　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虽然可以针对很问题给出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流于表面，因此对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并没有过时，在现实中也有这非常大的用武之地，我们并不能将其完全抛弃。

　　第六节赶超战略时代（1）

　　科学审视赶超战略时代的战略抉择

　　赶超战略时代对应的是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后期，及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萌芽期，而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底子还基本是洋务运动的成果，经过三十年的工业赶超，基本上完善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而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方面保持着与世界同步，多项技术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比如我国在世界上最先生产出单晶硅，而单晶硅则是制造计算机最重要的原料。

　　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位。

　　而赶超战略时代取得这些成就是在极其特殊的发展条件下取得的：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我国人口众多，粮食生产极其重要，发展工业，大量的人脱离农业生产，这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以及工农业争夺劳动力的状况。早期，欧洲国家可以通过大规模扩展殖民地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美国的“南北战争”归根结底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农业资产阶级争夺劳动力的问题。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加以解决，但粮食短缺是非常难解决的，在中国更是如此。清末时期，康有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过移民巴西的主张，但都没有实现。

　　通常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或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在中国扩大耕地面积的潜力已经不大，必须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按照中国的人口与耕地情况，中国的粮食单产必须达到世界粮食平均单产量的3倍才可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于农业来说，提高产量非常困难，即使像杂交水稻这样的技术也只能使产量增加15%左右，因此很多人都预言：“中国政府不可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现在很多人认为计划经济年度粮食短缺是体制原因，但是这种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比如在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纵使实行最坏的制度也不可能造成粮荒，因为他们土地太多了，中国当时的粮食短缺最直接原因是耕地面积不足，深层次原因是重化工业不够发达导致的农业机械匮乏及化肥短缺。

　　为粮食单产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不懈努力

　　1、水患治理与水利建设

　　建国初，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新中国刚建立，政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在此期间中国对大江大河进行了全面的治理，基本形成了水由人控制、服从人设计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小型水库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有计算表明，赶超战略时代，靠群众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靠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相当于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40座。4

　　2、育种技术的取得重大突破

　　赶超战略时代，我国的育种技术进步巨大，先后掌握了高产小麦，高产玉米、杂交水稻等技术，特别是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从1970年开始大“上马”，到1973年就实现三系配套，进程是相当的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3、引进化肥设备

　　提高农业产量，化肥非常重要，是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物质投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化肥在对农作物增产的贡献占40％～60％。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批化肥、农药生产设备，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为我国粮食增产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粮食单产量达到了世界平均粮食单产量的三倍多，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成功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乡镇工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智慧选择

　　乡镇工业当时叫社队工业，中国城市工业的伟大成就世人皆知，而农村工业，人们知道的就比较少了。按照中国的国情，我国始终面临着吃饭与发展工业的两难抉择，如果我们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则必然会产生城市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争粮的问题，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还是要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如果我们等粮食问题解决后再发展工业则时不我待，中国的社队工业则是在生产粮食与发展工业之间的一个平衡，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创举。

　　1９７０年，国家鼓励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各地农村纷纷行动起来，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几年中社队工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状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５.３亿元增长到１２３.９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5

　　优先重工业的战略没有错误

　　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批判赶超战略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对于小国来说，发展轻工业，搞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国家，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赶超战略时代的最佳选择，

　　在当时轻工行业主要有两种，一个是纺织工业，另一个是塑料工业，纺织工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塑料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没有发展轻工业主要是原料短缺

　　纺织工业的原材料主要是棉花和化学纤维，没有粮食的高产就不可能有纺织工业的发展，只有粮食问题解决了，才可以用多余的耕地去种植棉花。改革开放后我国纺织工业大发展的基础，就是粮食的高产，另外化学纤维是以石油为原料，没有石油工业就没有化学纤维，现在纺织工业的原料大部分仍然是化学纤维，如果全国人民都穿纯棉布料的衣服，到现在仍然穿不上衣服。

　　塑料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比如台湾首富王永庆和香港首富李嘉诚都从塑料工业起家，而塑料工业的原料基本上来源于石油，如果没有石油工业的发展，塑料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当时亚洲四小龙发展轻工业可以进口石油，而进口石油对中国当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没有石油工业的话，不仅塑料工业发展部起来，纺织工业也发展不好，而石油的开采、冶炼则属于重化工业。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

　　笔者近期看到一个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中国没有优先发展纺织业，这种说法简直幼稚的可笑，不值一驳。当年英国为了发展毛纺工业，曾经发生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批农奴被从土地上赶了出来，当时欧洲纺织业大繁荣的背后则是农业的凋敝，因此在重商主义之后，欧洲出现了重农学派，这就是当时欧洲的大背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不可能再在中国重演一次。

　　重工业为轻工业发展提供机械设备

　　重化工业不仅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也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工业机械，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工业机械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外汇储备做基础，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宝钢一期工程耗资178亿美元从日本引进设备，几乎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而所消耗的外汇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期通过国家的节俭而积累的。

　　因此从重化工业为轻工业提供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角度看，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一点错误都没有，没有赶超战略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的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七节赶超战略时代（2）

　　赶超战略的巨大成就

　　——赶超战略与工业生产力大发展

　　赶超战略时代的成就，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成就，中国的粮食产量提高也是很快的，但是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人口也增加了一倍，因此增加的人口抵消了农业成就。赶超时代的另一大成就是工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这点也得到了各派学者的一致认可，如果没有赶超战略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来的改革也就没有了要改革的对象。

　　从1952年至赶超战略时代结束，中国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

　　军事及工业成就

　　赶超战略时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赶超战略时代搞出了“两弹一星”，以最小的代价建造了祖国的核保护伞。其中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了弹，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收回式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及核潜艇试验成功等，这一切都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气，灭了敌对国家的威风。打破了核垄断和核讹诈，争取了长时间的国家安全。今天我们才可以在“两弹一星”的核保护伞下安居乐业。

　　航天工业由空白跃居世界第三。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1980年9月运十首次试飞成功后，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但是因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业的许多产值没有计算和公布。6

　　教育成就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投入从来没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对在中国投资普遍的担忧是：在大陆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以为大陆像菲律宾和印尼）。但令最初试探性投资的外商惊奇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到处都是，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科技成就

　　赶超战略时代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保守估计有3千多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时代科技原创能力强大，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我们还出口到日本）；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复方甲醚、针刺麻醉手术；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30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

　　医疗成就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

　　赶超战略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为后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总之，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改变了中国的面貌。7

　　社会主义并不就是贫穷

　　30年前中国流行过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如果我们反问一句，社会主义就一定贫穷吗？苏联及原来的部分东欧国家就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发达，因此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贫穷，中国当时在工业化及高科技方面都取得了震惊世界甚至是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当时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但当时粮食短缺主要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而且也正在解决中，如果没有水利设施的巨大改善，没有化肥设备的引进，粮食短缺仅仅靠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改善生产力的巨大力量。

　　第八节比较优势战略时代（1）

　　“出口导向”和“比较优势”不是一回事

　　——出口导向是另一种赶超战略

　　谈经济政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永远是不可跳过的一章，这四个地区幅员不大、矿产资源不多，但地理位置优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都接近或超过10％，出口扩张迅速，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这几个经济体是我们近邻，在文化与我们相通，香港、台湾、新加坡更是与我们同文同种，这几个经济体的起飞对中国震动很大，1978年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抱着“向亚洲四小龙取经”的心态访问了与我们有着同胞之情的新加坡，提出了“学习新加坡”的口号，自此中国进入了以“引进外资”和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为特征的“新加坡经验”实践期。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并没有能够像四小龙一样成长为发达经济体，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国家在总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回本溯源，我们才发现新加坡模式并不能代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新加坡这种倚重于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特殊的，我们错把新加坡经验当成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

　　亚洲四小龙能够迅速发达的共同原因

　　1、有利的外部环境。上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革命使发达国家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

　　2、正确的经济政策。台湾从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贬值货币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开投资来源等政策。韩国也仿效中国台湾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

　　3、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政府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进行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

　　另外，亚洲四小龙早期政治稳定，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是一党统治，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发展过程中，都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也是经济迅速发达的原因。

　　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其实各不相同

　　亚洲四小龙虽然同时实现发达，但他们的发展模式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出口导向，主要倚重于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技术创新，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发展与自由贸易，而台湾和韩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通过引进外国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技术，韩国则着重购买成套技术设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

　　新加坡，６０年代初，经济水平有限，政府开始引进外资。６０年代中期，新加坡开始允许外国设立独资企业，经济领域内除公用事业和电信业外，几乎所有的部门允许外国投资。在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的领域集中在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目的是替代进口，解决劳动力就业。

　　从７０年代开始，为适应其出口创汇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新的投资鼓励措施，引导外国投资者向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其中以电子业最为突出。对电子业的投资最初集中在家电和半导体领域。随着电子业的发展，外资也开始向计算机、电信设备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等领域转移。

　　８０年代，新加坡政府将金融、运输、通讯、旅游等服务业确定为优先发展对象，吸引外资的政策也随之向这些领域调整。由于政策引导得当，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资高潮。在整个８０年代，新加坡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达２３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占其国内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美国、日本、英国是最大的投资国。目前新加坡依靠外资实现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８０％以上。

　　错把新加坡经验当作亚洲四小龙经验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转型，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出访了新加坡，而在邓小平出访途中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印发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史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的学习材料，可见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有备而来的。

　　邓小平在以后也多次表示要学习新加坡，新加坡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中国的经济政策也深深打上了新加坡经验的烙印。但无可置疑的是，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模式与其他经济体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新加坡的繁荣是典型依靠引进外资实现的，新加坡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也是没有自主产业。

　　出口导向与比较优势不是一回事

　　出口导向战略是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促进出口部门的发展，以日用产品来代替传统初级产品的出口，扩大对外贸易，以推动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都采用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而比较优势理论是外贸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著名的要素禀赋定理，这一定理认为，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情况不同，供给多的要素。价格必然便宜；供给少的要素，价格必然昂贵。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出口那些具有生产要素优势的商品，用以交换要素比例相反的商品。按这一定理，劳动力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最优选择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而如果资本或技术相对缺乏的国家，应该进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为中国过去30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中国风行数十年，很少被质疑。

　　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但两者也有区别，绝对不等同起来，出口导向战略强调的是出口，而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是发挥比较优势，本质截然不同。

　　中国真正该借鉴什么？

　　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台湾的出口导向策略无疑是成功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借鉴的是利用出口导向带来的市场优势尽快进行产业升级，另外也要注重民族工业的保护，而且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前我们很多之所以产业升级那么困难，关键就是我们早期不注重民族工业的保护，导致产业升级被外资企业遏制，本次经济危机我们又有大批的民族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被外资收购，而且这一状况仍然在继续恶化，中国现在在保护民族企业方面应该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毕竟产业升级还要依靠我们的民族企业，外资给予中国的都是没有核心技术加工工厂而已。

　　第九节比较优势时代（2）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主动放弃第三次科技革命良机

　　前面说到，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兴起的采煤、炼钢、火车、铁路、轮船等产业，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追赶基本赶了上来，并且形成了可观的局面，而真正让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从中国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建国后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比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而这一时期。我们奉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步发展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发展中国家的四大发展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过四大发展模式，第一是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赶超战略，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以及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都是采用的这种发展模式；第二是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赶超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种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世界又出现了两大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1953年的美国，并没有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8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格局，与这一理论也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科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功夫，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肯定被越拉越大。

　　另外现在国家贸易已经是不同的科技分工，比如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各自的技术优势也不同，因此各种的产品成本也不同，因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贸易。8

　　比如在韩国现代汽车在1985年就已经“走出去”，在加拿大设立了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台湾的台塑和大陆的海尔在美国都建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解释不了。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才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之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应的还导致了一大批高科技项目的下马，这导致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落后，错失了（确切说是主动放弃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良机。

　　第十节自主创新时代（1）

　　自主创新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旗

　　——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启新的时代

　　几十年后，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会发现，“十六届五中全会”必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005年10月11日结束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着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还是第一次。

　　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正式结束比较优势战略时期，进入了自主创新时代，这也是我国继洋务运动和赶超战略时代以来，第三次将追赶世界科技进程当作经济发展动力的时期，我国必将出现一次追赶世界科技的创新大潮。而这次与前两次政府所主导的科技创新不同，我国现在已经是民营经济为主体，因此这次经济创新必然以民间为主体，其好处在于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

　　自主创新战略出台大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产业结构调整不过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为什么中国只能是“世界加工厂”而不能成为“世界工厂”，不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为什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么多年而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卖一台电脑只能赚一捆大葱”、“卖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40％。“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２０％、计算机售价的３０％、数控机床售价的２０％至４０％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科技不足，核心问题还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例如，生产靠订单、销售靠外商、技术靠引进（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我国总的对外技术依赖率超过50％，这些年工业产品的新开发技术有70％属外源性技术。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２０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７０％以上，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一般在２％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３０％以下。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中国计划于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其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

　　第十一节自主创新时代（2）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据媒体报道，林毅夫曾在近年的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按现有方式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样，2030年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作为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林毅夫的言论多么熟悉！十年前，林毅夫就表示中国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形而被掩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以国民购买力水平统计GDP，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只要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经济，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如此惊世骇俗之论让大家一遍哗然。林毅夫一直在给国人开着这样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间，由2015年悄悄顺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补充，还是一种流行表演。

　　经济学家不懂产业规律

　　有学生曾问林毅夫：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高科技，又有学生反问：西方有专利保护啊？林教授的回答：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法宝，——盗版！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问题，太荒唐了！这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无知。

　　中国经济的“堆头”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可是要论货色、品质，几乎没有任何可比的优势，如果按他的方式追赶下去，几乎永远没有可能赶上人家，除非人家烂掉。我们不仅追求GDP的增长，更要追求生产力的进步。9

　　通过盗版或模仿获取技术已经不可能

　　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的“盗版技术论”是否站的住脚。对于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就，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只要买几台样机，进行解剖，就可以仿制相应的机械设备，有了机械设备就可以生产出产品，彭德怀曾经说过“国家竞争拼的就是钢铁”，这句话在当时非常的正确，因为当时的各种机械设备都非常的简单，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工业竞争归根结底是钢铁的竞争，当时世界各国都非常的重视钢铁生产能力，将钢铁产量作为第一经济指标，中国曾经大炼钢铁的决策也是从这一点出发。

　　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及以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国家竞争的游戏规则开始出现了彻底的变化，核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都需要非常强的自然科学做支撑，如果我们如果再靠买几个样品进行模仿根本就不可就能，而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产品模仿变的越来越难，以计算机的CPU为例子，现在世界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工业强国都不具备大规模生产CPU的能力，如果这个技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模仿，那早就全世界都学会了，很多国外高端的复杂的芯片，给你抄都抄不出来;甚至人家把图纸资料都给你，国内也生产不出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再靠模仿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技术，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别无他法。

　　另外，现在世界上通行专利保护制度，这个制度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利，在这种制度下的工业竞争，可以说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我们既然制定了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就必须培养“争第一”的创新精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给国家“创推委”的建议

　　中国有个“名推委”（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影响力非常大，尤其在中国的企业界非常有名，该委员会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工作。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后，也成立了“创推委”（创新战略推进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但是“创推委”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也聘请了李光斗这样的策划大师进行策划，但是一直没影响，对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好像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创推委”应该多策划一些活动，以利于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国家虽然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战略，但其具体的推进工作还需要民间的推动，“创推委”应以研究建议为主，向以研究和活动并重转变，这样可能会对营造中国的创新氛围更有利。

　　第十二节后记本章主要观点

　　1、 针对国家发展问题，笔者指出，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业革命就是世界发展最大的潮流，国家发展也必须顺这一潮流而动。

　　2、 针对中国与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系，笔者指出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没有首次爆发在中国，但是通过洋务运动的努力，中国基本上赶上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3、 针对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关系，笔者指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战乱让中国错失了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良机，而国民党的买办经济路线也是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良机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赶超战略时代完成的。

　　4、 针对中国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系，笔者指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中国主动放弃了与世界同步进行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良机。。

　　5、 针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问题，笔者指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是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大思潮，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论”并没有过时。

　　6、 针对赶超战略时代的经济政策，笔者指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为发展轻工业提供原料及机械设备，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正确的。没有中国农业的高产以及石油工业的发展，发展纺织业连原料都没有。

　　7、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四大发展模式，笔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展中国家出现过四大发展模式，第一是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赶超战略，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以及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都是采用的这种发展模式；第二是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赶超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种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世界又出现了两大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8、 针对创新问题，笔者指出创新就是要争第一，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诞生的产品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再靠模仿已经不可能获得技术，唯有自主创新一条路，而专利保护制度已经使工业竞争进入了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时代。

　　参考资料：

　　1、《行政管理学》授课教案西北大学网站

　　2、《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的中国潮》杯中水的博客2007年5月19日

　　1、洋务运动百度百科

　　2、甲午中日战争百度百科

　　3、蒋介石的十年和斯大林的十年——再看“黄金十年”中国智库，2007年11月21日

　　4、回顾赶超战略时代的水利建设搜狐博客，2009年2月12日

　　5、楚苏文革时期的经济华夏论坛、

　　6、反思赶超战略时代的经济成就----新加坡学者董玉振

　　7、域客，赶超战略时代的盛世才是真正人民的盛世，文软之家网，2009年11月30日

　　8、卢周来别了，“比较优势战略”《绿叶》，2009年第8期

　　9、姚国华，追问“赶超”战略，质疑主流经济学华中科技大学网站，2006年6月22日

　　第二部分从世界发展大趋势看中国

　　如何全面认知当代的中国，从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是很理智的选择。高连奎带着我们从世界发展大趋势下看当今中国，视野宏大，思想深远。

　　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经济学家大多泛泛之谈，深入细察者少见，世人仍是如坐云端。在此，高连奎从八个角度究其根源，发人深省。危机并非一蹴而就，乃是积怨深重的结果，各种力量错中交织在一起，共同酿成了大危机。

　　中国经济如何健康、快速发展，如何避免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学习其他国家失败的原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高消费并不可取，贸易自由也非灵丹妙药，经济快速转型无疑是拔苗助长，资产泡沫尤其值得国人警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高连奎已经为我们找来其他国家经济失败的原因，希望悲剧不要轮回。

　　失败中总结的经验，弥足珍贵，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政府应该做的还很多。到底该做如何做，高连奎的建议是个不错的选择。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三章：从华尔街金融危机看美国模式的脆弱性

　　第一节本章前言

　　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坏人，首先是小布什，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就是伯南克和鲍尔森，最后是美国的金融高管们。

　　格林斯潘是错的

　　小布什为了战争，大幅削减公共住房投资，将大量穷人推向了贷款买房的市场，格林斯潘长期实行低利率，放纵了过度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伯南克又快速提高利率，成为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华尔街的高管们让投资者损失了那么多的钱，自己却拿着高额年薪。

　　有个人几乎被媒体吹嘘成了“完人”，他就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代表，然而一场大危机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人是错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大溃败。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让美国又重新繁荣了一下，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而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又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实际上是用更大的泡沫还掩饰之前较小的泡沫。

　　现代，任何一种社会模式的失败，必然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次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美国经济模式的失败、笔者本章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讲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实际是想通过对华尔街危机的解剖来研究美国模式。

　　我认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前的美国经济模式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这些特色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实践证明美国这套做法都是失败的，而且照搬美国做法的国家也都以失败告终，相反德国、北欧这些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国家反而取得了成功。

　　现在美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这套做法的失误，而开始转向，比如开始鼓励居民储蓄、提出“出口战略”、加强金融监管等，可惜在我国，仍然有部分的经济学家还对美国模式抱有幻想，本章就结合华尔街危机来谈美国模式的失败。

　　第二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一

　　商业模式根源

　　——高利贷的不可持续性导致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往往以一种商业模式的溃败为导火索，而导致美国本次经济危机的商业模式就是“高利贷”这一最古老的商业模式。

　　次债的本质就是高利贷

　　好的金融工具让穷人与富人一起分享利润，股票就是这种；次一点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民众间的互助，保险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而最坏的金融工具几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帮助，纯粹是为了骗钱，而高利贷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放高利贷的人将钱高利息贷给那些还不起债的人，更可恶的是在放高利贷时，一般还会用到暴力和欺骗等手段，而美国的“次债”实质就是高利贷，只是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变换了些花样而已。

　　穷人赚富人的钱，可以长久，因为富人有钱。富人赚穷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这个游戏早晚玩不下去。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富人利用高利贷，来赚穷人钱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大约从10年前，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或在你的信箱里：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次级贷款的推动者

　　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必须通过“经纪商”办理贷款，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人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但必须付出高利息，经纪商业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推动力量。

　　另外，次级贷款利息越高，经纪商的利润也就越高，因此经纪商更愿意把高利息的次贷产品推荐给借款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无需提供任何与偿还能力有关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

　　放贷机构间的竞争也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贷产品。如只付利息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

　　美国某咨询机构曾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60%借款人虚报收入。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

　　那些借款人高高兴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但几年之后，高额的还款利率才显现出来，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无力还款的隐患，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然穷人的侥幸心理也是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因为穷人相信自己虽然借了高利贷，但如果房价总涨，最终还是有可能还上的。

　　此高利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区别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利手段进行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于是创新出现了，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将高利贷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这些债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必须将这些债转让出去，才可以将风险转嫁出去，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再发放贷款，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房贷的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发放房贷，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

　　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但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贷款都是高利息贷款，而还款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的利益从现实上看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风险被放大

　　随后，华尔街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房贷事宜。

　　另一个欺骗环节

　　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销售机构提供，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房价下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343159个人失掉住房，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美国的穷人白住了两年房；美国的金融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最后一破产，所有债务都不用再偿还。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这些投资者才是这次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

　　传统的高利贷损害的是借贷人，当然如果借贷人实在还不起，放贷者也会受到损失，而这种创新过的高利贷模式，则放贷人的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的投资者身上，而那些投资者的损失则永远没有人替他们弥补。

　　第三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二

　　政治根源

　　——战争、减税与金融危机

　　大家都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有一个终身遗憾，那就是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大选，而上任后的小布什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不像他父亲那样留下遗憾，就必须在对外战争的同时，也要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小布什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和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实现的。

　　减税导致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到1999年实现首次财政盈余。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小布什任内，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再加上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减税

　　高企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因此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住房投入是大幅削减。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其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

　　在任何国家，住房都是个大问题。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是一个常识。

　　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是一个常识。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住房拥有率“当作政府的施政重点。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

　　全世界买单

　　小布什也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但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一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到了小布什时代，得到了“巧妙”的解决，其后果就是全世界都在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

　　那么，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如何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付费呢？这种看来异想天开的事情，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了现实：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美国借助资产证券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

　　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一场金融行动及其不可预料后果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美国穷人贷款买房人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务，英雄的小布什还想在自己下台前再为美国人民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帮助美国人将债务赖掉。希特勒为了赖掉债务，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而美国则简单的多，于是一场新的布局开始了，布什请来了鲍尔森和伯南克这对黄金搭档，此二人一个是光头，一个是大胡子。首先伯南克急速提高利率，导致出现还不起房贷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美国就大肆炒作次债危机概念，导致美国债券贬值，投资者损失巨大，这就是美国的次债危机。

　　本来美国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但是小布什没有想到的是，华尔街的内讧开始了，华尔街现在最有实力的当属高盛，而且高盛还掌握着政治权利。这时高盛另一个阴谋开始了，那就是利用次债危机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消灭，于是大家看到的结果出现了，雷曼兄弟倒掉了。雷曼兄弟破产后，其CEO曾经大声质问，为什么雷曼兄弟是美国唯一没有救助的公司，其实原因他自己最清楚，那就是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鲍尔森，这个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干了点私活。

　　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玩火自焚，美国受的是内伤

　　美国本来设计的天衣无缝，但百密一疏，一场金融大鳄之间的内讧毁掉了美国，这场内讧虽然在小布什的预料之外，但绝对在情理之中。很多忧国人士说美国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国受的是内伤，美国只想搞出个次债危机，次债危机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美国预料之外的，属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发生次债危机，那美国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事态的性质就不同了，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美国救市加大了财政赤字，另外最大的在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受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模式及美国信誉的受损，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用金钱弥补过来的，美国二战以来积累的信誉可能被彻底挥霍掉。

　　附文：

　　《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节选

　　注：笔者本文在美国财长鲍尔森上台的第二天即2006年6月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网的读者来信栏目，文章编号：【1275】

　　长久以来，布什一直在寻找"鲁宾"式的财政部长，在经过小布什的三顾茅庐之后，亨利．鲍尔森，这位华尔街金融高手，　这位“掌管着华尔街”、“华尔街最著名和最诡秘的公司”——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终于同意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也是布什政府的第三位美国财政部长，小布什总统终偿所愿。

　　鲍尔森在许多方面是与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是相得益彰的完美人选，被认为是克林顿时期财政部长鲁宾和格林斯潘组合的“翻版”，鲍尔森现在面临的局面与当年鲁宾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邀担任美国财长时类似，当时美国也是债台高筑、金融市场动荡。

　　鲍尔森，在过去15年里，访问中国不下70次，被认为是华尔街与中国最有缘的高层人士的“中国通”，他所供职的高盛集团曾协助多家中国公司在海外成功上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平安保险和中国银行等大型IPO等。在中国金融即将开放的时刻，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金融大师加入布什内阁担任财长，是否意味著白宫对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大国在战略上会有什么变化。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亚洲却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美国直接导演了这场危机，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鲁宾，格林斯潘与索罗斯都与这场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深重的国家更是深信这一观点。

　　中国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金融也正逐步开放，此时布什邀请熟悉中国金融的人士出任财政部长，这是否意味着狼来了，东南亚经济危机那悲惨的一幕，是否会在中国上演，全球都在屏息注视，中国更应该高度戒备。

　　新注：笔者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次债危机爆发，两年后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世界上准确预测到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并非笔者一人，但他们都是从技术角度预测本次危机。与他们不同的是，笔者是从小布什的“人事布局”来预测此次危机，这也是笔者预测本次大危机的独到之处。因为任何一场伟大的政治行动都是从人事布局来开始的，人事的变化往往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前奏，而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际上被“幕后之手”操纵着，美国的政治人物都脱不了干系，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不作为”的放任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本次危机，中国也损失不小，最直接的是大型国企的套期保值损失，这些企业中一部分都是高盛将他们送到资本市场的，另外美国两房退市，中国债券失去了流动性，这在商业上看，似乎还不能定性为损失，但是如果从战略上看，中国则属了一阵，因为中国从此已经失去了中美战略对抗的主动权。中国的债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规避风险，中国债权能否收回来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人道德水平。

　　第四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三

　　学术根源

　　——新自由主义、政府放任与金融危机

　　一些学者，他们不关心政治，凡事总喜欢从学术角度分析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可以勉强算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自由主义为理想，以减少政府干预为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等。

　　里根总统开始的改革的确取得过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别的是，新自由主义包含很多派别，里根采纳的是新自由主义中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大多偏离了供给学派的主张，甚至演化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早期的供给学派重视投资，里根时期美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造运动；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这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点；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励储蓄，后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借贷。很多人认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是自由主义的成功，而笔者则认为里根繁荣是国家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在2001年美国遭遇“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将银行利息降至1%，无限量向金融机构放贷。而当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时，格林斯潘却迟迟不加息，直到2004年才逐渐加息。

　　与利息率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储蓄率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国民储蓄率的平均水平为10.3%，80年代降至7.6%，1990年降为5.5%。2005、2006年居然为负数，2007年为0.5%。

　　在利率政策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进入到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住宅面积不断扩大，汽车不断换新，孩子要上私立学校，购物讲究名牌，娱乐休闲支出大增等等。但是，这些是建立在未来经济持续繁荣，收入会继续增加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幻觉之上。

　　在上述经济政策之下，虽然短期来看实现了经济繁荣，民众却背上了难以想象的债务包袱。

　　近三四十年来，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在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的小时工资仅与35年前持平，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流入富人的腰包，这几十年来美国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开放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立法给予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1999年，美国政府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政府放任经济导致危机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华尔街的投机气氛日益浓厚，华尔街的投行们在贪婪的驱使下追逐最大利润。金融的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日益证券化，放大了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比如，雷曼作为华尔街最大房屋贷款的持有者，杠杆比率竟然高达40倍。华尔街的多数金融机构越来越倚重在金融衍生品上牟利。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为消除泡沫带来的影响，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房地产经济，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当然，其间累积了越来越大的风险泡沫。而格林斯潘掌管下的美联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　

　　有报告说，2007年全球实物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为近5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全球金融衍生品相比则为1：13，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为1：68；美国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91还多。而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货币循环全靠投机和高杠杆运作，虚拟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一旦泡沫破裂，就必然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各国经济造成极大灾难。

　　截至2009年9月底，美国国债高达11.9万亿美元。另外，美国在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上的负债高达59.1万亿美元。美国现在的总负债已经超过69万亿美元。如果从2001年算起，截止到2009年11月，美元兑西方一篮子货币比价贬值了约31%。这已经给其它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和美国的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是不牢固的。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只是稍稍趋于下降，但是，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先是次贷危机，然后是金融危机，再到可能发生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不是一场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美国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是对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导致问题的一次总清算。

　　第五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四

　　技术根源

　　——经济学数学化与金融危机

　　在分析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政治根源、学术根源外，很多人还想了解，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华尔街能够创造出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本节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一个数学公式摧毁美国

　　一年前，人们总认为，像李祥林这样的数学天才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奖，因为金融学家的确获得过诺贝尔奖。李祥林的成果与以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的贡献相比，更有广泛影响力。

　　李祥林的研究是确定资产间的相关性，也就是将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用数学模型来量化。这是金融领域中的一大难题。李祥林的公式能以数学手段衡量风险。基于这一公式，金融机构能够大胆地出售金融衍生品，将金融市场扩张至几乎不可思议的水平。

　　从债券投资者、银行，评级机构、监管机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李祥林的公式。很快，利用这一公式来衡量风险的方法已经在金融领域深入人心，并且帮人们赚到了大量金钱，使得任何对此公式局限性的警告都被人们忽视了。

　　然而，突然间，使用这一公式的人们发现，金融市场开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变化。小小的裂缝在2008年演变成了巨大的峡谷，瞬间吞噬了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将全球银行体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的经济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李祥林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一个数学公式怎会给金融界带来如此毁灭性的结果？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快速扩张，数以万亿计美元要进入市场，若投资者能够找到确定资产间相关关系的方法，这些资金便能顺利进入市场。这个问题谁解决了，华尔街都会非常感谢他。

　　李祥林，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农村，成绩优异，获得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MBA学位。在此之后他继续深造，先后获得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精算学硕士学位和统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开始了他的金融职业生涯，后来就职于巴克莱资本，并在2004年负责重建其数量分析小组。

　　李祥林在《固定收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名为《论违约相关性：相依函数方法》的论文。该论文以相对简单的数学方法判断违约相关性的依据。这是对一个对复杂问题巧妙简单化。只用一个最终的相关性数据，一个简单明了的数据就代表所有需要考虑的东西。

　　有了这一风险定价公式，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到了新的无限可能。他们马上着手创造大量新的3A证券。而像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再也不用管这些证券背后所代表资产的各种风险，他们只需要考虑这个简单的相关性数据，然后就出来了一个评级，告知人们这些资产的风险到底多高。

　　后来，已经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的产品包含了什么基础资产，一切只需要李祥林的函数公式就可以了。这一公式几乎是普遍适用，于是，无论是银行打包新的债券，还是交易员、对冲基金对这些债券进行复杂的交易时，大家都会用到这一公式。　　

　　读者可能很想了解这个公式的内容，对不起，李祥林的论文及公式目前还没有汉化的版本，在中国也没有应用。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公式，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就是个数学公式就可以了，这个公式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能从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房价一直在上涨，因此住房贷款之间违约的相关性就相对比较小。一旦房市的繁荣时代结束，整个国家的房价都下降，房贷违约的相关性就会骤然飙升。其实对房贷进行资产证券化的银行也明白，这一公式对房价的上涨非常敏感。一旦房价下跌，所有被评为3A的无风险债券都会瞬间崩塌，没有退路可寻。但面对眼前巨额利润的诱惑，没有人能抵抗得住，他们要做的就是一边享受暴利一边祈求房价继续上涨，然而不幸必然会到来。

　　金融危机中，李祥林不应该被指责。2005年秋，李祥林也曾在《华尔街日报》表示，很少人真正理解这一公式的核心。毕竟，他只是发明了这一数学模型。应该指责的是那些滥用模型的金融机构，是他们的贪欲导致整个金融界盲目地逐利，对这一模型的局限型忽略不计，对外界的警告充耳不闻，这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这就象爱因斯坦的公式被用来制造原子弹,但应该受谴责的是爆炸原子弹的人.

　　2008年，李祥林回到北京，现任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风险官。2

　　谈到这里，我们实际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华尔街为什么那么偏爱数学公式，这还要从经济学的数学化说起。

　　深层次根源

　　数学公式在金融上的应用，只是数学公式在经济学应用的冰山一角，现在的经济学到处充斥着数学工具的身影。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书中满是各种函数曲线的应用和函数表达式的推导。而这只是经济学的入门课本。而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里，边际分析、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以及随机数学、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些与一般人认为的“经济学是文科”的概念大相径庭。数学模型与经济现实难以吻合。经济理论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也就偏离了现实，经济理论若符合现实，则无法数学化，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目前经济学的选择是：宁肯不符合现实也要做数学模型。现实世界太复杂了，数学工具根本无法驾驭，数学模型，大都对现实进行了简化。

　　数学模型的结论只适用于一种假设情况。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数学模型的参考价值不大。最差的情况就是模型完全曲解了现实，经济学做了一堆模型，但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因此，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的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产生这种问题的大背景及最根本原因。

　　第六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五

　　公司治理根源

　　——职业经理人制度、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在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让人们印象深刻，而这些人不是金融资本家，他们只是职业经理人。华尔街金融危机中，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全面暴露,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失灵。

　　近几年来，华尔街丑闻不断。2002年年底,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因以虚假报告误导投资者遭到美国司法调查,被处支付超过14亿美元的罚款，然而,时隔不到5年,华尔街再次集体挑战了道德底线。在利润面前，道德约束是多么的软弱无力,由个体行为演变到群体行为的华尔街“骗局”,认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的缺陷。华尔街的投行实际被职业经理人控制，由于股权非常分散，股东们不可能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只能通过买卖股票对职业经理人进行约束。

　　合伙制到上市公司:华尔街的约束力嬗变

　　合伙制是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华尔街投行的前身都是合伙制企业。1971年,拥有85年合伙制历史的美林成为上市公司,1985年,贝尔斯登上市,摩根斯坦利紧随其后,1994年雷曼兄弟上市。随着高盛于1999年5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华尔街一百多年的合伙人制度彻底告别,步入了上市公司时代。从此,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机制发生了巨大改变。

　　股份公司作为企业制度的创新,将公司风险从股东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这助长了股东和经理人进行风险投机，投行的经理们在华尔街改制后就是利用风险转移,不断地表演高杠杆动作。华尔街危机告诉我们,美国的信托责任机制也不靠谱，当然这不仅表现在投行身上，即使是实体经济也是一样。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陷

　　第一，职业经理人只愿意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模仿并通过降低成本来扩大销售量，以获取显著的短期效益，产品创新往往不受重视，因为创新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且创新要花费巨额投资，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然而，不重视创新，只重视模仿，就不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是不利于大公司的巩固与发展的。

　　第二，职业经理人热衷于外购新设备而不愿意自己开发和研制新设备。为了获得短期收益，美国企业的经理只关心能够降低成本的小改小革，而不愿在研制和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上进行大量投资。他们宁愿让别的厂商去研制和生产新设备，自己再去购买。在他们看来，通过购买设备而不是自己设计和制造，同样可以获得新技术。但这种只注重短期成功而忽视长期设备投入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第三，职业经理人以通晓金融法律者为主，他们关心和热衷的是企业经营的融资和法律等事务，而非生产事务。随着美国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企业的经理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拥有财务金融及法律知识的人比只拥有在企业各职能部门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跻身于高级经理的行列。但他们专业知识的单一性，并不利于公司做出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这种经理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必然导致企业本身缺乏长远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七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六

　　社会制度根源

　　——公共权力私有化、政府失灵与金融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国家经济命脉由私人控制带来的恶果。企业大到不能倒，政府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毫无价值的企业，而金融高管们又利用拯救资金给自己高薪用于吃喝玩乐，少数人绑架了整个国家。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1929的大萧条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在市政、能源、交通、邮政等基础产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使得类似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世纪没有重现。但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新自由主义抬头，在其影响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这也使得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做大成势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信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房地产、能源、零售等行业，都高度垄断，多数行业的控制权都集中于3—5家私营大公司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逐渐萎缩，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从198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0.7%，而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0.0%下降到11.9%。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手续费、中介费、保费、管理费等，实际上是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而来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比的大幅度增加，表明金融资本把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过来，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以灾难收场

　　金融资本通过创新欺诈，攫取普通民众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将要创造的价值。从2003年到2007年，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的金额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

　　美国金融资本之所以敢把泡沫越吹越大？因为它们清楚：扩张的风险却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因为他们的企业已经“大到不能倒”，一旦他们出事，美国政府必须拯救，否则将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这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

　　公共权力私有化

　　企业监管本来是政府的责任，美国却将对企业监管交给企业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他们的评级成为投资者的重要依据。但美国的评级机构本身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是它们的重要客户，指望这些评级机构为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会放弃高额利润，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是金融危机的防火墙，而是金融危机的帮凶。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这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实际上，它们不是“没发现”，而是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美国将金融监管的公共权力，交给了评级机构这样的私人公司，而美国评级神话的破灭，不仅使美国受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我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这些都与我国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关。

　　以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稳定直接关系经济的稳定。在我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导，银行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公众责任，另一方面银行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作支撑，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挤兑现象的发生。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他们的政府想在金融危机时刺激经济，银行也不会听政府的。

　　另外，国有企业也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共渡难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领导班子带头减薪；等等。4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

　　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现在市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市场经济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要想介入经济必须拥有介入经济的渠道，在中国有国有企业，而西方政府只能“干着急”，比如美国政府对金融没有控制权，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但是市场上仍然流动性紧缺，通货紧缩。对于实业经济更是无可奈何，只能放任失业率高企，这就是政府失灵，也就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也不具备调控经济的能力。这种失灵是非常可怕的，幸亏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福利救济措施，不然必定国家大乱。世界上市场失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还没有失灵，而这点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第八节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七

　　产业根源

　　——制造业空心化与金融危机

　　制造业不仅是用来赚钱的，他还承担着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稳定的就业，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等，缺乏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就失去了支撑，没有了意义，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那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资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使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造成产业比例失衡。美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本次金融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美国不断地宣扬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以服务业为主。虚拟经济决定着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确，美国确实通过金融市场赚了不少的钱，但那些钱都进入了美国富人的腰包，在制造业的空心化让美国的穷人更加贫困。

　　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生产财富的能力，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对财富的消耗量超出了他的财富生产能力，他会越来越穷；如果他的财富生产能力的超过了他对财富的消费量，他会越来越富。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占有财富更加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长期繁荣。但在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空心化

　　木桶定律高速我们，木桶的储水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当重要部门的功能缺失时，整体经济将崩溃。历史上比较富有的国家都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能生产机械的国家将会走向全面的衰退，美国正在途中。

　　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其实只是完整经济体的小部分，美国已经抛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部门，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诸如华尔街的金融漩涡中。

　　曾经，美国是靠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但现在，美国需要不断地进口诸如农机、纺织品、造纸、发动机、印刷和产品处理等机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诸如农业、服装等部门，也会因为得不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机械，最终失去技术优势。美国经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反过来会损害本国的装备制造部门，最终伤害美国整体经济。美国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就极大地弱化了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

　　产业空洞化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随着其他工业国家货币走强，美元开始走弱。这造成进口的产品更加昂贵，并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让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简单而言：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美元走弱-通货膨胀-更低的生活水平。

　　在1970年代，美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但如今产业空洞化导致相关产业竞争力变弱。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当进口超过出口时，美国又得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

　　200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近7000亿美元。如果要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口创汇，但是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不太现实。另外一条路就是减少进口产品量，弱势的美元则是减少进口的有效方式。这是以牺牲必须以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在1980年代，美国人很为美国的竞争力而担忧，但1990年代股市泡沫让人们开始出现了幻觉，认为美国又获得了主动权；传统制造业不再重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传统制造业不重要，那么没有产业真正重要，包括金融和互联网。

　　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从一个侧面可以说，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正是栽倒在“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投机问题上。通用只是一个典型。危机发生前，美国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80%。然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泡沫膨胀、破裂。
 
　　从西班牙和英国的衰落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

　　自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其衰亡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以西班牙为例，其16世纪鼎盛时期，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但是在西班牙本土，各种奢侈品消费兴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英国、法国、荷兰的加工业占领了西班牙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由于母体经济的残缺，西班牙国内经济缺少自我调整能力，其海外殖民地或独立建国，或被新起帝国侵吞，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英国取代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衰落过程与此类似，持续两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日益空心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才是本土商人热衷的事情，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此前依靠海外资源掠夺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英国也由此衰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一直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面，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美国与当年的衰落时期的霸主西班牙、英国有巨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还不能判断美国也会像前面两个帝国一样衰落下去。6

　　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反噬实体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危机让人认清了经济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理虽如此，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企业的获利冲动常常会被短期利润所诱惑而忽视风险。在此情形下，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实不可少。

　　第九节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八大根源之八

　　社会治理根源

　　——政府社会脱节与经济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我国的毒奶粉事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如果单纯的从商业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或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缺陷，这样缺陷也只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社会治理危机。

　　当企业所在的行业，有一家企业由于不道德竞争获得了巨大收益的时候，这种不道德竞争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制止，那么全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入到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当中，大家在道德败坏的道路上开始赛跑，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比如中国的奶粉行业，美国的投资银行业都是这种情况，而那些没有酿成社会灾难的行业，也还在侵害着社会的利益。

　　频繁的社会灾难源于全球性社会治理危机

　　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社会治理理论是小政府主义，这种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滥觞。这种小政府主义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年实行小政府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重的现象，小政府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也并不明显。

　　其实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唱主角，而社会学研究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延伸，比如二战后社会学界最火的两个理论，一个是中产阶级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最火；第二个就是小政府理论，小政府理论在八十年代及以后最火。中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罗斯福改革，其经济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小政府主义的诞生基础是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改革，而里根改革的其经济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给学派的理论。

　　因此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而诞生，而必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消亡而消亡。

　　小政不是无政府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均是如此。

　　笔者认为现在不是小政府与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进行摇摆，而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商业灾难才可以避免。

　　为了弥补政府退出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脱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

　　灾难本可避免

　　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存在着不专业的情况，现在社会上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政府对这些问题又不可能了如指掌，而行业组织则不同，他们经常与企业进行接触，对行业情况相当了解，可以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出现的问题，比如三聚氰胺问题，这些问题如此之严重，相关企业的人肯定对这些行业潜规则心知肚明，但政府就不一定知道。

　　其次，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因为政府不宜过度的介入社会领域，因为商业行为在没有发展到危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如果有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就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的形式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就可以将行业内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像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第十节为什么布什不能成为里根？

　　——“投资强国”和“消费败国”的两个典型

　　谈到美国经济，有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罗斯福、里根和小布什。罗斯福新政缔造了美国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里根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美国的繁荣，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消失了；到了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繁荣也没有了，中产阶级社会也没有了，可以说小布什彻底败坏了美国。

　　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在经济上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民生上实行高税收以保障社会福利。美国在大萧条以前，民众的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因此再依靠民众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加大政府的需求以拉升经济，在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美国踉踉跄跄的走出了经济危机，二战后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这时美国的高税收制度保证了民众的收入差距也不可能拉的很大，因此这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中产阶级社会”时期。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有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触发了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即滞胀。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资本严重过剩并在慢性危机中被销蚀；到80年代初，美国工业有25%开工不足，通货膨胀率高居两位数，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在对付滞胀方面，凯恩斯追随者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受到了普遍的抱怨。

　　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三届政府，都没能使经济走出滞胀，里根上台后，认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的不足、供给的竞争力不足，因而它将政策的重心从需求转向供给，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主要内容为：①，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②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率。③紧缩社会公共开支以平衡财政预算。④重振军备，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用军事实力补充或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

　　供给学派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供给学派还主张实行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使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税后收人以此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里根上任的第二个年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此时大量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扩大企业规模上,而是加快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生产的高度现代化.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84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高达5.7%,大大高于以往任何一年,这些投资的大部分是用于老厂改造的.在纺织业投资了3亿美元更新设备,达到使用计算机及其它高度精密技术设备的高技术水平,使原来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为其特征的纺织业,一举跨入高技术行列.里根的供给改革就是美国官方主导下的一场全社会企业技改运动。里根改革可以看做是政府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投资的增加,一方面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需求,进而促使对消费资料需求的扩大,促进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新技术和设备的采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从根本上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并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策框架，为经济增长，甚至为电脑、网络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经济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这个名词.克林顿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少有的幸运儿。“冷战”的结束，在军备竞赛方面的支出大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缩小成了自然之势。

　　里根成功与小布什失败的区别何在

　　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的“里根迷”，当然他们崇拜里根，并非因为里根是演艺明星出身，而是因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里根经济成功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里根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利率，刺激储蓄，以提高投资水平，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减税政策却导致了财政赤字，社会保障水平下降、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几乎对经济刺激作用不大，现在人们总喜欢强调其“减税”，而忽略了其促进企业投资的一面。

　　小布什上台后，他好像是翻版里根的经济政策，比如在减税和加大军事开支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布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甚至提出了废除遗产税这一极端措施，在军事方面，里根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而布什则搞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此二人的经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的。小布什上台后，实行降息政策，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以低息贷款鼓励美国人消费，众所周知，小布什任内美国人的信贷消费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此时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更加严重！

　　布什与里根最大的区别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信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在政策上，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带领美国重新开启繁荣，一个人将美国引入深渊。

　　低利率陷阱

　　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取得了成功，而小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失败，笔者认为低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

　　其次，低利率导致消费资金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

　　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的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果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会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从实质上不是刺激了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第十一节后记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指出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2、、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笔者提出“高利贷”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

　　3、、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笔者指出是华尔街高盛与雷曼兄弟之间的内讧导致次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4、、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笔者提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重视生产，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鼓吹信贷消费和资产投机，这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

　　5、、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技术根源，笔者指出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最根本原因。

　　6、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笔者指出私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是导致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

　　7、、对于里根经济模式，笔者指出，里根经济政策中的提高利率，刺激企业投资政策导致了经济恢复繁荣，而其减税政策则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消失，对刺激经济作用不大。而后人总是看到了其减税政策而忽略了其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的一面。

　　8、针对里根的成功与小布什的失败，笔者指出二人经济政策最大的区别就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借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

　　9、针对低利率政策的危害，笔者指出，低利率政策一般只会导致过度消费与资产投机，而不会刺激到企业投资。

　　本章参考资料

　　1、时寒冰中国怎么办机械工业出版社

　　2、摧毁华尔街的秘密公式易富网2009年3月12日

　　3、常清公司治理机制失灵导致华尔街危机上海证券报，

　　4、郎咸平彻底否定神化的韦尔奇：是他制造了GE泡沫搜狐财经，2009年5月28日

　　5、、通用：一个老板一场革命财富杂志，2004年6月30日

　　6、美股评论：伊梅尔特是GE的灾难新浪财经，2010年3月09日

　　7、家族继承人与职业经理人的两难选择新财富杂志，2010年4月8日

　　8、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央视网论坛，2010年4月2日

　　9、美国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崩溃商业周刊网，2009年6月5日

　　10、张朝聘金融危机悬疑20问人民论坛，2008年11月18日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的形势与道路

　　第一节本章前言

　　讲到国际形势，读者您可能会想到军事战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这些都不重要，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就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做，世界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八十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九十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初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我们在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同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0年-2020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

　　研究大国崛起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拍的确实挺好，但大国崛起都是至少100年前的事情，世界形势早就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研究大国崛起，还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这比研究大国崛起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而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败局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败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败局、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亚洲四小虎经济败局和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这些经济败局，首先败的特别惨，这些经济体在发生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其次这些国家都败得特别窝囊，比如阿根廷资源及其丰富，这个国家仅仅靠卖资源就可以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可自己的资源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国外资本家的。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那么的强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以碳排放量为例子，俄罗斯现在的碳排放量到现在还不如苏联时期。我们再看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刚刚上路，就被国际金融大鳄打劫了一下子，至少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日本也是长期经济低迷，因此研究世界经济败局非常有意义。

　　本章就从这些内容展开。

　　第二节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

　　美国经济败局

　　——高消费与美国经济败局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透支家庭消费能力

　　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虚假的消费能力可能带来企业产能过剩

　　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

　　信贷消费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

　　再就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时美国经济也就走进了滞涨。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而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而他所指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的改善基础设施都对改善经济效率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的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度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三、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10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第三节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

　　阿根廷经济败局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经济败局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终因不敌英国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阿根廷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美地区传播、扩散开来，并由此主导了整个拉美地区经济界、政治界的思潮。在20世纪的90年代，阿根廷政府进行了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实行了以对外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包括：　　

　　（1）、解除众多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出口业务中，谷物、牛肉、皮革、羊毛、油脂等农牧产品及制成品历来是阿的主要出日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化肥、机器设备、运输工具、铁矿砂、煤炭、精密仪器等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从1989年以后，政府解除了许多进口限制。除药品、食物、国防材料及其他特殊商品须先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外，其他产品可通过特殊的进口统计系统登记。　　

　　（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造，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吸引外国资本。政府先是拍卖大批中小企业，接着把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出租。

　　（3）、完全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除中央银行外，阿根廷国民银行是惟一的全国性官方商业银行。大批外资商业银行都在阿根廷设有分行。政府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各国投资者可以在各经济领域，包括敏感的部门如石油、交通、通讯、广播、报纸、杂志等，外资无论数量大小，无论投入任何部门，都可随时抽出；外国公司有权将其资本及其所得利润随时汇出国外，无须任何批准手续；对进入外汇市场的外资无任何限制；外资不受歧视地参与阿根廷的私有化项目，包括电讯、石油、电力、天然气、运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部门，并与阿本国公司处于平等地位。

　　（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制度。

　　梅内姆政府在1991年采取了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的制度，这使阿根廷实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增长。但比索与美元挂钩，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的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　

　　阿根廷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1）、国民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不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导致经济在多方面丧失了独立性，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不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就连属于战略部门的金融、通讯、军工、能源也被外资掌握。在阿根廷100家最大企业中，绝大部分已被外资所控制，利润大量汇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贸易自由化也带来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和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70年代以后，阿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工业产品在出日商品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90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后，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回归。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结果是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几年国际收支出现资本净流出现象，使阿丧失了偿还外债的能力。　　

　　（3）、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4)、僵硬的货币局制度使本币价值被严重高估,削弱了阿经济竞争力。

　　阿根廷之所以在1991年选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即货币发行量以国际储备为基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使得比索也随之被逐步高估,商品进口便宜,出口较贵,进而逐步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常性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际储备逐步减少，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

　　(5)、国内政局不稳是果也是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党派之争也日趋激烈,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执政党欲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受到很大掣肘,难以落实,不仅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失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失控。由于国内问题的累积,政府高层也产生了矛盾,过于简单化、行政化应对危机的措施使民众对政府大为不满,导致政权频繁更迭,12天之内换了五位总统,炙手可热的总统宝座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政治危机又使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加重。2

　　笔者认为阿根廷政治不稳定，政党争斗是产生以上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执政权是政党的生命，因为如果政党连执政权都保不住，怎么可能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呢。

　　第三节世界经济大五败局之

　　俄罗斯经济败局

　　——经济快速转型与经济败局

　　1991年底，苏联解体。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他们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始终不占主流。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物价放开没过多久，物价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货币紧缩压垮企业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私有化变成了权贵化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俄罗斯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3

　　俄罗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方面：

　　短缺经济而放开物价必然导致物价飙升

　　首先，计划经济本身是一种短缺经济，也就是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市场经济本身是过剩经济，也就是东西很多，而人们没钱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贸然放开商品价格，必然导致抢购风潮，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我国在1989年的价格闯关引发的悲剧也是因为这方面原因造成的。

　　产能不足而紧缩货币必然导致企业破产

　　其次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不靠谱，只有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才适用于货币紧缩政策，其他情况下都不宜轻易的紧缩货币。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消费旺盛，企业的产能不足，这时紧缩货币不能抑制到旺盛的消费力，反而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产能下降，进而导致供求关系更加紧张，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就属于这种情况。

　　市场机制不健全而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化

　　物价可以一下子放开，财富可以全部私有化，但是市场机制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供求关系也不能马上理顺，企业家不是一天可以培育出来的。一人一份的私有化证券，相当于货币的增发，本来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而那些有权势的人在急速私有化过程中聚集了亿万的财富，而这些人本身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非经营企业。

　　为什么会选择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要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赞成采用这种方法，俄罗斯的各种经济措施都表现出来的那么急功近利，归根结底还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叶利钦的执政时间是有限的，如果用十年或者更长是时间来实现经济的转型，他根本就等不急，因此他采取这种极端的激进措施最终还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俄罗斯转型失败既是经济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

　　俄罗斯领导人在结束了一个自认为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的改革成为了国际笑话，其结果是使人民受难，国家崩溃，民族受辱。

　　美国战胜苏联不过是“蛮族”的胜利

　　美国战胜苏联，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是一样的，苏联属于内生增长型的经济，美国属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体通过产业转移，自己只做附加值最高的高端产业，虽然可以短期内领先，但是一旦失去了外生条件，经济必然停滞，甚至是崩溃，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这种外生型经济失去了外生动力导致的经济危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受害的确是两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更多国家的人民。缺少了苏联的制衡，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再次拉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一个制度不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或是其结果没有改善民生，那这种制度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多么的自由文明，这个制度也是野蛮的。

　　第五节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

　　日本经济败局

　　——政治动荡、资产泡沫与经济败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了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和金融管制。

　　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升值　　

　　放松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自由化的后果是日元币值的迅速升高，在3个月内，日元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到1988年竟攀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开始趋缓。同时日本经济悲剧的序幕也由此慢慢拉起。　　

　　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

　　而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机构自由化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房地产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资产泡沫将民众、企业、银行纷纷卷入资本市场　

　　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营，根据日本开发银行的分析，1986年左右，日本大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8%，而同期的权益融资的资金筹措成本只有2%，因此日本企业只要把资金从右手转移到左手，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益，日本企业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品市场中，结果推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资产品价格的乐观预期，结果资金继续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　　

　　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另一方面，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得意地大量接收美国国内资产。日本企业买下好莱坞和洛克菲勒公司大楼，成了那时日本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象征。有的日本人甚至扬言，因资产飙升，卖掉日本列岛，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货币紧缩导致泡沫破裂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限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为此日本当局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3.25%，可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佳，于是日本政府只好在1989年末将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4.25%，同时大藏省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土地投机行为。可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依然不尽人意，股票、房地产价格依旧在上涨，为了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问题及可能的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力度更大的“预防性紧缩政策”，大力收缩银根，减少货币供给量，并且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6%，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固然解决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可是也把日本经济推入了长期衰退的泥潭中。突然而剧烈的金融紧缩使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公共投资欠下巨额国债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从扩大政府开支，举办大型公共工程，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到金融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等等，但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却让人极度沮丧。从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十多次追加公共事业费预算，仅1995年度就投入9万亿日元。其次是官定贴现率不断降低，从1995年9月以来一直保持在小数点后的历史最低水平和世界最低水平。还有，政府、地方行政为振兴经济增发的国债累计达666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政府为救济衰败的农业，也投入了近50万亿日元。然而，政府的这些举措收效都不大。实际经济增长率1997年为-0.1%,1998年为-0.9%，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人常称为：“失去的十年”，认为它是日本的又一次战败。3

　　日元升值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

　　80年代中期,日本除了航天技术和化学工业以外,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都与美国不相上下,有些领域(包括光导纤维、智能机器人、生化材料等)还超过了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十大微型芯片公司六家是日本公司；世界十大电子公司中，五家是日本公司。五家发展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全部都是日本公司,(那时苹果公司还没有落败),直到1993年INTEL公司取代日本东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1988年，日本的芯片产值占全球的比重曾高达53%，高峰时期雇用员工多19万名，附加价值达2.8万亿日元。到了1989年世界半导体产业是什么格局呢？日本6大半导体巨头在世界市场攫取了52%的份额时，美国只占有35%的份额，欧洲占据了12%的市场分额，南朝鲜占据了1%，世界其它地区1%。1990年，当日本人在世界半导体产业占据了57%的产值的时候，美国的企业严重亏损，硅谷陷入一片混乱。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还差点被日立制作所（Hitachi）收购，就是这样才有了“《硅海武士》——日本称雄信息产业的故事”一书的出版。

　　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日本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企业大幅破产，很多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于难，伴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的信息产业革命和韩国，台湾的崛起，日本的庞大市场被不断蚕食，尽管日本仍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日本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日本不仅在电脑方面，而且在手机方面都是节节败退.

　　日本的几个幼稚性错误

　　日本经济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以后后，在经济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首先是放任经济泡沫的形成，泡沫经济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日本放任泡沫的形成绝对是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误；其次是大举借债搞公共工程，而日本在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实行的是平衡预算；三是长期低利率，日本企图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但是低利率从根本上说很难刺激到实体经济，而要刺激实体经济，必须采取有利于企业扩大产能的产业政策，仅靠货币政策是绝对不行的。

　　很多人说，日本在本土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却有一个海外日本正在崛起，但是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本土衰落的同时实现了海外的崛起，如国本土经济不振，那么海外的崛起也不会持续很久的，日本近年在高科技方面已经出现颓势，面临着韩国及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赶超，这才是大趋势。

　　日本为什么会犯这些低级错误？

　　冷战时期，日本在政治上长期是一党独大制，这个大党就是依附于美国的自民党，在自民党之外还有比较稳定的社民党作为反对党，但是冷战结束后，长期亲苏、亲中的社民党垮台，随之日本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动荡，日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一党极大后，进入了政党井喷期，日本也就由比较稳定的一党独大制政体，变成了极不稳定的极端多党制政体，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就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现在的日本首相能在任上干满一年就非常的不错，而这些人也并非都是平庸之辈，而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使然。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政策上的愚蠢、偷懒与短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解释，日本的一切问题也就有答案了。因此从一党独大制向极端多党制的转变才是日本这一切经济问题背后的答案。

　　第六节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

　　东南亚经济败局

　　——举债发展与经济败局

　　现在国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印象大抵止于索罗斯如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劫掠，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经济矛盾累积的结果，这些国家倾全国之力都对付不了一个金融投机分子，连我国的香港都不如，可见这些国家的虚弱到什么地步，这才是索罗斯敢于对这些国家下手的真正原因。从1997年7月到10月短短的三个月当中，泰铢跌幅达40％，菲律宾比索跌幅近30％，印尼盾跌50％。这使得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所积累的财富大量蒸发，并且货币危机全球蔓延，这场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及东亚一些国家以沉重打击，宣告了高速发展阶段结束。

　　这次危机，表现出来的是外汇不足，打起仗来弹药不够多，背后原因是外贸逆差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自身宏观经济运行不良，比如投资过热，出口放缓，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银行不良外债等。

　　举债进行投资导致泡沫经济

　　8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政府、企业、个人大量举债进行投资，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过热，形成了泡沫经济。

　　银行信贷的持续扩张，与外国资本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投资者纷纷到国外寻求机会，而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有很高的回报率。并且由于国内储蓄不足，急需引进大量外资。据统计，1989年外国私人资本面向泰国的流入量在1000亿泰铢上下，而到1994年其流入量已达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10多倍。流入的外资经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进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疯狂使泰国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27．9％上升到1995年的85．4％。在房地产方面，危机发生前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写字楼、高档公寓已出现大面积过剩，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泡沫开始破裂。

　　投资过热，引起进口过度增长，国内工资上涨过快，生产成本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单一，危机前东南亚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高估，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造成汇率不稳。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山口比重很大：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的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出口人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亚洲各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逆差达1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大量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的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至1997年底，印尼政府及私人企业所欠的外债数目估计为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偿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因此印尼以美元计算的所欠的外债也增加了。借入如此高的外债，但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据世界银行对1990一1995年期间的1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排在倒数第五。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这些国家的外债都达其外汇储备的2—5倍之高，外债累积数额大，还本付息的负担沉重。而这些国家又常年贸易赤字，外汇收入少，只能靠巨额资本项目顺差弥补。一有风吹草动，大量短期资本撤出，外汇供求就会存在比较大的缺口，外汇供不应求，使本币大幅贬值。

　　钉住汇率制的风险累积作用

　　钉住汇率制不利于使用利率对经济进行调节。泰国原来实施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对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却限制了使用利率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范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时，为使本币汇率仍固定在较高水平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从而使本币银根紧缩，不利于国内经济回升，同时增加套利外资流入，不利于币值稳定。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更为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初具规模之后，要尽快实现生产向效益型的转变，发展多元化经济，防上亡国际市场的变动给经济带来过人冲

　　击。

　　同时要健全宏观调控机制，注意国际收支平衡，防止过大逆差造成币值不稳。钉住汇率制度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从而减少了其经常项目收入，助长了巨额外国资本的流入，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泡沫化，扩大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轻率地开放资本项目

　　在金融改革中，资本项目的放开是有很大风险的，泰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放开资本项目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管，泰国银行以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筹集短期资本，再以高利率在国内市场上贷出。一旦形势逆转，银行无法从国际市场借新债还旧债，而国内的长期信贷又无法迅速收回时，这些银行就会面临支付危机。开放资本项目也直接方便了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

　　国际投机商冲击泰国货币的重要途径有以下两条：(1)投机商以外币资产作抵押从泰国国内银行贷取大量泰铢，然后在即期市场抛售。为维持固定汇率，泰国央行必须入市干预，买进泰铢，卖外汇。当外汇储备耗尽时，汇率贬值就不可避免的。这样投机商可再以低成本购入泰铢，归还贷款，并从中渔利。(2)投机商通过银行在远期市场上卖泰铢，为了避免货币风险，银行则会在即期市场上卖出泰铢。这种对冲交易的对象显然只能是泰央行，

　　为它负有稳定汇率的责任。一旦汇率贬值，空头期货合同价格上涨，投机商即可盈利。上述两条投机途径都要求投机商最终必须能够在泰国筹到资金，而这一要求只能在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

　　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它伴之以经常项目的持续赤字、外债的迅速累积、银行业不良资产膨胀的时候，投机性冲击就发生。开放的资本项目不仅便利了初始的投机商，而且使国内居民可以迅速将其国内金融资产兑换成外币资本。当投资者信心崩溃、资本大量外逃，汇率一落千丈，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时，金融危机就最终爆发了。

　　由于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有效的“防火墙”，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市场投机行为中去，具体表现为直接从事证券交易和无限制地向不动产业贷款。

　　金融深化过度会加剧市场投机为，导致银行业行为失控

　　游资冲击

　　国际游资具有规模巨大、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等特点。有意发动对某一货币冲击的国际基金往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跟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由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家依据一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目标国进出口等经常项目的数据，评估该国外汇储备应付冲击力的均衡点，选取该国中央银行无力反击之机发起攻击。但决定其冲击与否及冲击力度强弱的主要依据仍是目标国家的实际经济表现。在这次尔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选取泰国作为发动汇率制度冲击的突破口与泰国经济内部出现的内在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从游资活动的历史看，无论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风波，还是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但凡投机者经过充分准备，积累足够资金，选准突破环节，游资冲击钉住汇率制度不乏成功的范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形式在90年代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七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

　　经济根源

　　——怎么看待经济的开放？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虽然其形式及原因各异，但还是有些共同点，比如在经济思想上都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政客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长远发展；在学术上，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是非常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的经济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比如美国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中心，拉美经济改革是在“芝加哥教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教授设计，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是在美国的半推半就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型国家面临理论真空，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都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人说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就是半吊子经济学家，而转轨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种半吊子经济学家；其次是美国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从最开始的理论化、学术化，进而发展到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三，新自由主义大师急于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直接来源于美国哈佛教授的杰作。5

　　关于经济波动、经济危机、萧条问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新自由主义就无法提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有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完全肯定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功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是视而不见，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实践中败绩累累，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代替它。任何经济理论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比如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滞涨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现在世界又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本次经济危机中，也将会诞生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而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是表现最好的，我国的学者也应该抓住本次机遇。

　　国家是开放好还是封闭好？

　　开放好还是封闭好，这个话题似乎不该讨论，好像肯定是开放好，但是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泡沫、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无不与国家过度开放有关，而回顾德国、美国的崛起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在崛起时也是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甚至到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核心市场仍然是不开放的，那这些问题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最常见的“和稀泥”解释就是“开放是把双刃剑”，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的答案就是“思想上要开放，但是市场绝对不能盲目的开放”，思想上开放是抱着一颗向全世界学习的心，学习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以保持自己的领先，但是具体到市场是绝对不能开放的，思想上封闭的民族必然落后，而将市场拱手让人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是吃亏的。

　　因此在开放与封闭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思想上开放，市场有限开放”的原则，而我们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式开放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舆论界也要转过弯来，不要无意中作了别人的帮凶。

　　第八节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

　　政治根源

　　——西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 、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算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就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荒谬之极。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一一个及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一个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他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政治制度阻碍经济发展

　　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比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在却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而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任何投资财政，导致欧元险些崩盘。

　　第七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

　　之学术根源

　　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据笔者进一步观察，世界经济败局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这也是产生这些经济败局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在学术思想上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德国有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北欧有瑞典学派。这些都是与美国相对独立的学派。

　　“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而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现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比如出现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经济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老一点的学者言必称经济学原理或是市场经济原理，好像是他们的话都是根据市场原理来的，如果否定了他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原理。我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由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而这些不自信更多是基础理论不扎实所致，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只有敢说自己的话了，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才可以创新。

　　中国要学术革命不要暴力革命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福利社会理论等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一才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