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耽美小说高肉h地铁:当前国民最关心的五大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05:09:58
一 房价问题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17日，京城媒体报道了央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51%的居民难以接受目前高物价，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超过7成的居民已不能承受目前的高房价。
18日、19日，各媒体继续讨论“地王”的影响，比较扎眼的信息包括：大城市高房价排挤“80后”，中小企业人才将面临空当;央企火拼争“地王”，民企已无力竞争。
数天的信息都指向一个现实：房价高涨，物价也高，在此背景下，百姓生活不易，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焦虑感升高。
按照经济学理论，人的欲望和需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高物价、高房价长期让人难以承受，抛开情绪化的因素，应该意识到这个城市的承受空间是否趋于饱和
两会期间，“房地产”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相关提案几乎占了总提案数量的半壁江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将房地产列入民生问题，并表态“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随后，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公开表示“(房价稳定)不行也得行！”为避“两会”锋芒，北京原定于3月8日拍卖的6块地，推迟到了3月15日拍卖，结果一天仍然创造了3个地王，且依旧是被央企拿下：中信以52.4亿元竞得大兴区亦庄地块，创下北京拍地最高总价；国企远洋地产则以40.8亿元拍下了望京某地块，拍出史上最高楼面价。目前北京四环以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大关，而六环以外的房价也突破万元。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央企盛宴———这边是总理温家宝稳定房价的承诺言犹在耳，那边共和国长子们一天就制造三个地王，难怪《新闻1+1》的主持人白岩松都抛出了一个疑问：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
央行的调查数据说，有七成二的城市居民认为当前房价太高，不能承受。早在2007年的时候，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率先喊出了处级干部也买不起房；时间到了2009年，房价一路上涨，连市长大人也喊买不起房了———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说，“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紧接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央视节目《面对面》中说，自己是副部级官员，但用工资也买不起房；到了今年两会上，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坦言，“一年工资也不少了，但现在要想买套房子，我看也买不起。”
这么多的区长、市长、部长、省委书记都买不起房，那房子卖给了谁呢？腾讯网在自己的专题《央企拿地，就当看戏》中，指出了那些能买得起三四万元一平米房子的B类人，其中包括急于把钱洗白的贪官污吏、被送到北京上学的官宦和商人子弟、赚了大钱怕贬值成废纸的老板等等。
同为官员的贵州省省长林树森曾经自爆官场潜规则：“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导买不起房吗？现在一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说我也买不起房了。包括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有几百平米的房子在手，再买房当然底气十足。另外，3月18日《广州日报》的一条新闻也颇能说明谁在买房，日前，深圳沙井第一富村沙一社区前书记陈才兴被举报贪污腐败拥有资产30亿元。村官都如此，情何以堪！
所以说，房价和官员的生活真是戚戚相关了。这个群体有多大，房价就能涨到多高。资深媒体人郭宇宽在年前就撰文说，房价已经涨到这个地步，已经不会再影响民生。因为一般老百姓都麻木了，无所谓了，你就让它涨呗，就算北京上海的房价都涨到1000万元一平米，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白岩松说，房价已经和普通人没有关系，连《人民日报》都说，普通购房者已经被“抛弃”。再看腾讯网的调查数据，“你还在意房价的上涨吗？”其中19906人投票不在意，占参与投票网民的76%。
二 食品安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的下水道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地方。他们每天“光明正大”的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淡浑浊、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物质，甚至比砒霜签上100倍！（经历“瘦肉精”、“红心鸭蛋”、“大头娃娃”等食品安全事件后，中国食品安全体制及时作出了调整，适应“大部制”改革，重新制订了监管框架，并修订相关法律。应该说，我国政府对食品的管理近年来是相当严格的，但为什么违法犯罪的食品安全事件还如此频发？我看是因为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监督制度还存在软肋，这些软肋又成为犯罪分子的“免死金牌”。
违法成本低是食品“掺假”屡禁不止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执法机关对违法企业通常处以罚款，罚款额最高仅为“查获问题产品”价值的20倍。报道说：你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销售何其广，收入何其高矣！这种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暴利行业，目前可能只有房地产泡沫和假药能媲美了。一高一矮形成对比，于是乎，很多违法小企业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监管部门玩“躲猫猫游戏”。而在欧美等国家，食品生产企业一旦出现安全问题，首先要面临的是企业倒闭，其次，其主要责任人将被处以终身禁入食品生产行业等惩罚，如此“血本无归”的事情使得企业不敢马虎，更不敢以身试法。
地沟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为何监管部门还没有发现而是被学者学生们发现了？那是因为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体制是“环节管理”，即分解“农田到餐桌”中的供应链环节来进行“分段管理”。片段管理一个问题是整个监管的效率提不高，最终导致只有经过悲剧性的“人体检验”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大规模的溯源式查处。国外食品安全事件多为细菌性污染造成，而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有一个显著特点：绝大多数是由于人为“掺假”造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特色”。可喜的是目前还没有人因为地沟油而住院或者是“被牺牲”，不知是否因为我们经历太多的化学物质积淀已经形成了免疫机能？如果这样那倒还真值得庆幸！
此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同样和目前我国食品行业普遍存在的准入门槛低、企业规模小、利润低的现状有关。说起地沟油来真是很倒胃口的事情，但是你一定也吃过地沟油。不论是我们啃着酥脆的油条还是和家人坐在火锅店里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甚至是当在家里精心为家人烹饪一顿美味的时候，这些平时 “卫生合格”的食品将你、我、他，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处在“地沟油”危险之中，更不消说街边的小吃了。地沟油让我彻底的下决心与那美味的羊肉串说拜拜。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说，对监管机构本身的运作还要必须要引入社会力量的监督，然后监管机构才能更好地规制市场。需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监管机构并不是仅仅对上司机构负责，更要对广大公众负责。现在我们的食品监管最需要的就是呈现一种更为透明的机制状态，接受更为民主和广泛的监督和质询。中国的食品安全体制不是出台法律法规来弥补原有法律法规的不足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要重构一种新的权利分享观念，避免法律被架空的现象。
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破坏我国出口食品形象。我希望在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我们不要再为油之类的事胆战心惊，难道我们非要在下馆子的时候，随手掏出一张试纸浸到菜里，过一会儿拿出来跟谱表比比，然后大叫：“掌柜的，换油！”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课题，需要常抓不懈。虽然《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三鹿“这只鸡看来并没起到震慑“猴子”们的效果可看出）但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一定要在法制和科学的轨道上扎扎实实地前进，杜绝任何形式的食品安全事件再次发生。
三 贫富差距
八成多百姓表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而一些专家却说没问题、不可怕，不用过于担心，不要任意夸大；百姓与专家感觉为何差别这样大——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十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而有关专家称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有专家说，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更有青年学者则干脆表示，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越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这就怪了，近乎百分之百的人感觉贫富差距比十年前变得更大了，八成多人表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而一些专家却说没问题、不可怕，不用过于担心，不要任意夸大。百姓与专家感觉差别这样大，看法向背这样远，是多数百姓感觉错了，还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自我乐观和陶醉呢？
从国际公认的联合国确定的贫富差距警戒线看，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警戒线，达到0.45甚至更高。有人却攻击说，联合国确定的警戒线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你看我国虽然超过警戒线了，却没有发生政治动荡。这只能说这些专家还没有真正了解“警戒线”的内涵。何谓“警戒线”，就是发出警报，告诉决策层超过这个“水准”，就要特别注意了，有可能引发包括政治动荡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开始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了，以防患于未然。否则，到真的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动荡发生时，就来不及了。
以笔者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国际警戒线基础上，我们应该再保守一点，适当调低警戒线标准。我们要尽量把问题看的严重一点，而不是一味唱赞歌，忽视这一严重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富的一方不必担忧，而穷的一方关乎到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如果比例过大，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是必然的。
像某些青年学者所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越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其得出此结论的依据的解值得人怀疑。同时，对于“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方案也必须一分为二看待。发挥税收手段抑制贫富过分悬殊是国际通用惯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如何抑制贫富分化呢？当然是利用税收手段。像类似我这样的富人多征一点税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必须走出研究室走向社会，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民意，多倾听百姓心声，这样，自己说的话，自己的研究成果，才能更符合社情民意，缩短与百姓的距离。
四 贪污腐败
中国的贪污和反贪污中有一个怪现象，许多贪污案件并非由警方，反腐败部门等查出来的，而是相当一部份意外“露陷”的。二奶反目，小偷被抓，奸商败露等都成了导致贪官露馅的渠道，据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大陆贪官有60%-70%是根据群众举报查处的。日前，有网友对中共贪官落马的各种暴露途径稍做总结，竟然高达24种。“偷”出来的： “杀”出来的：“炸”出来的：“绑”出来的：“烧”出来的： “捡”出来的：“诈”出来的：“找”出来的：“震”出来的：“嫖”出来的：
“离”出来的：
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乡党委书记张学峰当了官以后，在外包养情妇，为达到与情妇结婚的目的，坚决要与妻子离婚。其妻一怒之下拿着一张52万元的存折到检察机关举报。张学峰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 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 “双规”。
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夫人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
陕西延安市的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郑大平，在2001年初该公司的总经理调走后，他为了能够坐上总经理的宝座，拿出他的杀手锏。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说如他当不上总经理，就要炸毁油田，从而被警方控制。侦察机关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被当地称为“延安第一贪”。
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998年10月10日晚，湖南省香烟大王黄大康的“干女儿”被人杀害，并被焚尸。黄大康悲痛之余赶紧报警。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捡到一本其“干女 儿”的日记，日记中记载了两人不正当的关系及黄贪污受贿的一笔笔黑幕交易。在事实和证据面前，黄大康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违法勾当。
大连市一个财务检查团对该市某工业品公司查账后，由于该公司假账做得天衣无缝，检查团一致认为账目正常，就在执笔人当场填写检查报告单时，报告单不 慎掉在了地上。执笔人去捡时，无意间从写字台下捡到一张纸条，上面是25万元的欠据和欠款人的签押，再细找，又从写字台下捡到两张欠据，3张共计64.5 万元。于是，该公司有关人员贪污、挪用、受贿108万元的犯罪事实露出了马脚。
广西横州镇两名安装电器工人在该镇一家卡拉OK厅捡到一个公文包，内有现金4000元、存折等有价证券价值达180多万元，他们通过包内证件发现失 主是横县财政局总会计师林某，于是二人密谋敲诈。但是林总却没有把他二人放在眼里，而是到公安局报案，结果被抓进去的，除了那两名敲诈者外，还多了个贪污犯林某。
1999年8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率团到云南参加世博会江西馆开馆剪彩，其后便不知去向。碰巧有关部门有急事找他，但是找遍昆明也没能找到他。 这一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进一步查找发现，胡已用假身份证入住广州市中国大酒店和情妇幽会。深查下去胡案遂发。
1999年3月5日，四川省达川市盛传要地震，该市教委计财股股长邱盛池连夜匆忙打点财物，携带一批存款单和金银首饰外出逃命，慌乱之中却把存单丢 了。结果，真正的地震没有发生，邱的“地震”却来临了，他开具大把大额挂失证明挂失时，引起了检察机关怀疑并露馅。
2000年9月24日，浙江公安机关部署了一次重大行动，去抓捕在舟山海域多次从事走私犯罪活动的董欣束等人。次日凌晨，公安人员敲开宁波经贸花园 董欣束别墅的大门，董已闻讯溜走，却意外地抓到正在嫖娼的舟山海关关长陈立钧，遂将陈立钧交浙江省纪委处理。不久，陈立钧被移送至舟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笑”出来的：“病”出来的：“示”出来的：“学”出来的：“滑”出来的：“写”出来的：“诉”出来的：“骗”出来的：“牵”出来的：“抖”出来的：
湖北省巴东县原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原股长彭侠，大肆贪污索贿，一年半时间就疯狂敛财54万元，创下了该县“小官大贪”的腐败之最。该贪官事发于酒桌趣闻，一名检察官在春节小聚中偶尔听到彭侠赌博、嫖娼和养情人等桃色故事，众人哄笑不已，遂引起怀疑。2004年3月18日，巴东县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对彭侠立案侦查。2004年底，彭侠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跪”出来的：
2004年6月，一篇题为《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各大网站上流传。该文详述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故意伤害等违 法违纪行为，还附有数张李信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的照片。检察机关介入后，查出李信有收受、索要贿赂400余万元等事实，将李逮捕。
湖南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早在保靖县当县长的时候就养了个情人，并生有一个小孩。不料，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4月，彭善文的非婚生子患了 重病，住院治疗期间露出了“马脚”。于是，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举报。省纪委在调查彭养情妇和非婚生小孩的“经费”来源时，查出其收受贿赂已达数十万元，将案件移送给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院查出彭善文总受贿36次计121.16万元，将其绳之以法。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仇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杨顺江，其“贪绩”始发于拟提拔公示期间。2001年12月，杨顺江参加楚州区卫生局局长公开竞选，获得提 名，在组织部门公示时，被群众举报露出原形。因犯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于2002年7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辽宁省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富龙曾在“严打”中多次立功，2004年底却被判了无期徒刑。原来，富龙的同乡、民营企业主吕宗大强奸幼女被抓获。富龙 收了30万元贿赂，积极“操作”对吕“营救”，经过“技术处理”，使吕在看守所没住几天便逍遥法外。随后，富龙也学吕宗大去“玩”处女。此事引起民愤，人们纷纷写信上书，吕宗大案件实情败露，富龙也因“螃蟹”牵手而锒铛入狱。
2004年8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 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由此，安惠君作为原局长也东窗事发。
原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处长兼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因动用公款420万元为自己买厂被逮捕。有一天他在狱中写了一张暗语纸 片，希望通过知情人转告其家属。侦查人员研究这张卡片，发现上面所写的东西可能在暗示什么。推理认定是尹西才在告知其妻子处理上海方面的财产。干警追踪到上海，果然发现了尹家租用的上海某银行的家庭财产保险箱，内有现金存单人民币1300余万元、美元66.8万多元，还有首饰、房产契据等，其来历不明的巨 额财产大白于天下。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孙秀奇，于2001年6月被情妇马某以严重“违约”为由诉上了法庭。马某在起诉书中说：孙与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多年，生 有一男一女，马还提供了一份孙秀奇必须于2000年10月1日与其结婚、如不结婚赔偿其200万元的协议。该民事案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经查，1995 年1月至2001年年初，孙在林州市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3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4.88万元。孙秀奇终被法院判刑11 年。
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 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江西省德兴市无业女青年程银香自称是国家某领导人的私生女，和德兴市原市委书记吴祖国的关系“不一般”。她打着吴祖国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吴祖国听后责令严查。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原德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舒影静因私设小金库百万余元败露，由舒影静一案又牵涉到原德兴市公安局局长，时任弋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邵亚军受贿，最终吴祖国因收受邵亚军的贿赂而浮出水面。
2004年岁暮，四川省绵阳市原市委书记黄学玖因在交通肇事中找人顶包而受查处。2003年10月22日晚上8时，黄学玖驾车撞人致死，当即逃离现 场，事后又找人顶包。时隔4个月之后，因一名交警酒后驾车肇事撞死3名、撞伤1名小学生的事故，社会反映强烈，黄学玖不得不要求相关部门 “严肃处理”，这名交警不服气，便把黄的“顶包”案抖??”问题。
“逃”出来的：
2004年3月1日，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突然“神秘失踪”，他寄给妻子的“遗书”中，自曝其挪用巨额公款赌博而“欲上峨眉山自行了断”。刘因打白条“取”公款90余万全部输光而逃匿，40余天后在青海省西宁市落网。
“藏（藏存折）”出来的：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去年以来，涉及司法领域的社会热点众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昨日分别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提请代表审议。人大代表们发现，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今年的两高报告都作出积极回应。
去年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去年共查处违纪违法法院人员795人 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247人
去年新收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起诉的案件543件，较之2008年同比增长14.8%
这还只是报出来的!
五 医疗
近十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新闻报道说，人们在富裕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却日渐高涨。 2006年12月2日，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最重要的是，将近五成(48.9％)的居民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在去看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了29.6％。（我分析60%也不止！）
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2006年12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浙江大学一项调查进一步表明，哪怕是农村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浙北地区，还是有30%—40%得了绝症的农民，因为无钱医治而死在家里。
数字是抽象的，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就能发现“有病看不起”的人比比皆是啊。
老百姓根本看不起病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任何一个大夫、护士。哪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曾经分析认为：“从问题的深层来看，这种情况是社会发展滞后、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不适应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表现，是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发展不快积累的矛盾。”我想，医院的职能该是为人民服务吧，救死扶伤，把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放在首位！但是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是把怎么挣钱，放在了第一位！悲哀！国家的悲哀！
"云淡水暖”网友指出，所谓中国“短短25年的时间里，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这一辉煌成就，只是建立在一个很低的“温饱线”水平：人均年收入637元为标志的基础之上；标志贫富差距的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红线；在中国10万亿个人储蓄资产中，占储户20%的少数人，拥有储蓄资产的80%以上；全国60%的人群，年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贫富差距是现实存在的，而现实是严峻的。
对此，一些经济政策的高参和制定者们，还犹嫌不足，还在鼓吹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经济手段的应用，最大限度地让私有制资本的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活力迸发”，以更强有力的姿态摄取社会财富。
邓小平曾说过：“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小平所说的“大问题”是指什么，不言自明，它不仅危及执政能力，而且动摇执政基础。
但毛主席的一段话，是不是应该再次令我们政府警醒呢？“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中国我亲爱的母亲 您还是原来的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