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说男主有嗜睡症:现代公共政策中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谁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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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政策中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谁占优势 [管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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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过客 2009-5-9 13:58:43 218.26.218.*举报
现代公共政策中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谁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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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612009-5-9 13:59:03 116.1.114.*举报
政策议程，又称政策日程，是指某一公共问题引起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主体的深切关注并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确定为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一个问题能否提到政府机构的议程之上是该问题得以解决的较为关键的一步。它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会成为议案进入决策领域，也决定着政府是否会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之前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颇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忽视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特别是议程设置问题。而现在应是补课的时候了。现代民主国家大都把政策议程划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种形式。所谓公众议程，就是指一种利益要求和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而逐步到达决策中枢的过程。而政府议程则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主体正式讨论和认定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两种形式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论上，公众议程相较政府议程而言，似乎更受人们所青睐。因其主体的独特性，公众议程往往被打上民主的烙印，而成为我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议程的命运却并不乐观。
我国学者胡伟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政策制定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当代中国的决策者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利精英，而国家的重大决策权只局限于领袖及党的领导核心手中，社会力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极弱，因而中国的决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决策，决策过程基本取决于权力精英的作用。”这就使得在我国，正式议程往往是占主导性的政策议程，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议程虽然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曾带来过巨大的作用，但它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转变。
在众多议程提出者中，如决策者、智囊团、特殊利益集团等，公众相对来说是弱势群体，而公众利益应是我国政府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应该得到最充分的保护。然而，正是作为民情反映机制的公众议程在我国却一度受到冷遇，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官僚体制的局限。我国现行的政府体制是一种层级节制的官僚体制模式。一般情况下，在产生了涉及公众权益和公众关注的问题之后，要通过公众议程转化为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就必须由下至上将信息传递。但是，在信息层层传递的过程中，受官僚体制的制约，信息往往会受到政府部门人员的影响，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信息加以过滤、筛选，甚至封杀，从而妨碍或阻断了公众表达的渠道。
公众权力的离散。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人民享有最崇高的权力。但事实上，由于我国民主化建设的滞后，公众维权意识还不够强，维权途径还很不健全。更重要的是，公众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个体形式存在，其权利的自我维护力很差，其名义上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实际上的维护，其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无法被政府部门所感知或重视。因此，公众去政府部门反映或解决问题，经常会碰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面对其他相比较之下的强势主体，公众议程缺乏一种完善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议程设置上存在着系统的“社会排斥”，公众在议程设置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往往存在一种“集体失声”现象。这就导致了公众意志无法表达，公众利益得不到维护，从而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内输入”式政策制定模式的限制。在我国，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表现为权力精英的政治折中，而不是社会互动的多元化决策。概括地说，就是指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系统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决策中枢的，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形成内输入的系统模式。这种模式往往削弱群众性利益输入的作用，从而使公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公众的利益诉求常常为决策者所忽视，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特殊利益集团”是指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的集团。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特殊利益集团”的触角在现实社会中已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凭借因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特殊优势地位大量攫取社会财富，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各种“利益集团”正在谋求对政府的决策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影响。“特殊利益集团”不但在政治领域寻找代理人，还把触角伸向学术领域，力图在经济理论上确定其地位。当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时，作为弱势的公众群体则往往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能使他们通过学习而提高，致使公众在表达权利的领域中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性。这也就导致公众设置议程不再只是浅层次的问题，而是政策过程中结构性的缺陷，这种缺陷有严重的社会含义。“‘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拦路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要努力完善公众议程设置，建立良好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斩断“特殊利益集团”伸向公共政策的触角。
公众缺乏民主政治观念和独立表达意识。一般来讲利益输入是一种联动过程，只有先有意愿并主动表达，输入渠道才能实现传输作用。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民众仍未摆脱“官位父母”的观念，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的希望寄托在重要的领导干部身上，自己并不主动地去表达利益愿望。这种依赖性很强的利益输入意识不仅限制和束缚了民众自主表达意愿和反映要求的活动能力，而且还制约了民主自觉意识的强化，妨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我国，公众议程的建立相当困难。很多情况下，公共政策公众议程的推动往往只能依靠特殊事件的压力，而并不是民主化的自然结果。比如收容遣送政策问题的议程设置。事实上，在孙志刚事件之前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并且是个普遍现象，如在孙志刚事件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安徽的一个年轻民工在上海被收容后转运过程中失踪，死活不知，其父母数年泣血上告，最后只是得到了区区10万元的赔偿；徐州的收容遣送站更将收容的妇女卖给酒店老板从事卖淫。等等，造成这些恶果的根本原因都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所导致的，公众早已十分反感，只是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而已。”事情一定要等到一个大学生被活活打死，才得以解决，这是何等的悲哀，并值得人们深思。可见，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采用政策的公众议程似乎更多是一种偶然。
在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拉斯韦尔以“政策取向”为题论述了公共政策研究应注重的六个方面。他认为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了解社会群体和个人对政策可能作出的反映，因此，公共政策研究又是和个人选择相关的学问。与革命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广大人民的个人选择倾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在考虑全局的基础上，还应更多的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选择倾向。
有人认为，假如某一群体不能对政府或权力机关提出自己的要求，那就很难想像它能影响政府活权力机关的政治决策，这是颇有道理的。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过程中，“民意即群众性利益输入与表达，是政治系统正常运作和做出合理输出行为的基本前提条件。”公众议程作为政策议程的第一阶段，它的健全与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策过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关系到整个政策运行的效果和质量。
如今，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个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以及利益要求的多元化等等都使自上而下的正式议程遭到了许多的责难。而公众议程的建立则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向公众议程转变,使公众议程成为我国政策议程的主导型方式势在必行。
政策公众议程有利于满足公众参与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将过去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的一统地位取而代之。公民对权威的依附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主自觉意识的增强。当公众主动或被动走向了非政治化，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优于其他考虑，对自我做主的诉求也会更加强烈。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和价值的分配机制，要得到有不同要求的民众的持续支持和认同，从一开始就必须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并且能给民众带来实际的好处。体现在政策议程上就是要让民众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要让最终制定的政策体现他们自己的要求，在政策日程表上总有自己支持和倡议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很显然，公众议程的建立能使广大普通民众实现自己的权力，体现自己的价值，并有助于树立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提高他们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政策公众议程是整合多元利益的有效平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日渐步入了利益分化的时代。有学者指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如何兼顾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公共政策实质上也是一种被用以管理社会的手段，因而，如何在政策过程中协调好不同的利益要求，并把它们纳入社会秩序所要求的轨道，就对利益表达制度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情景下，政策的制定过程首先就应直接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对话。而公众议程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它的建立能使各种利益要求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表达，在协商中使共同的要求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显出来，从而成为决策目标。
政策公众议程是治理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促进了治理理论的更新。新型治理应该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权力的依赖，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在特定的领域与政府合作。
这种新的治理理论必然导致了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的变化。它不仅强调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公权力侵犯公民的私权利；更强调市民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它不仅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的对立，更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利益表达通道，以期达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能在公共政策形成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彰显。公众议程就是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沟通渠道，让公众能够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这样就可以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和谐的沟通关系，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良性治理。
刚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我国要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为我们研究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很多公众诉求的表达机制，但这些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并成为一种常效机制，使这些民意能够被纳入到议程设置中，则需要我们构建良好的途径模式。
我们构建公众议程模式的目的，是为了打开公众对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的阀门，及时卸压，维持社会的和谐。这里，在借鉴过去学者们的模式分类的基础上，主要探讨构建公共政策公众议程的两种途径模式。
这种途径是建立在现有的层级节制和金字塔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的。但其信息的传递将被改变，由过去层层传递变为越级传递，并将它用一种制度安排规定下来。这种传递方式能够规避信息的失真或流失，并能提高信息传递和问题解决的效率。另外，这一模式设计还将考虑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观会影响公众关注问题的信息传递，因此，这种模式强调适用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即政府工作人员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应该成为无利益相关者，摒弃自己的主观判断，以事实本身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为标准。具体举措如下：
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构建多样性公众利益输入机制，增强公众议程的可能性。面对日益分化和分散的礼仪要求，现有的制度化输入渠道不仅要改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拓展输入范围，使各种合理要求有条件、有序地进入政治系统，而且还要增加能够反映公众经济、社会要求的制度化输入渠道，打开公众反映问题的阀门。如“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政府官员与群众之间的专题对话制度”等等，都是被实践业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具体利益输入渠道。同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拓展输入渠道的利益融合性，使各类新兴利益群体能够有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这样，社会问题才可能因积聚了大量的公众诉求而进入政策议程。
减少利益输入的中介环节，提高公众利益输入的直接性和有效性，提升公众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政府是政策行为的主体，因此公众利益输入的流向中心就是政府的各个部门。但纵观现有的各种制度化输入渠道，都具有间接表达和中介输入的特点，公众的利益诉求往往很难直接被反映到相关决策层。所以，要想发挥公众议程的影响力，就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压缩输入的中间环节，尽可能地实现政府决策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加强公众民主教育，培养公众参与的能力，为公众议程的建立创造主体条件。公众议程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连主体自身都没有表达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即使设置公众议程也是枉然。只有公众自身民主政治意识增强了，自我利益表达能力提高了，各种利益输入渠道才能毫不扭曲。政府决策也才能最广泛地、最真实地综合广大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实现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最大融合。
这种途径是相对于正式途径而言的，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途径借助于非政府组织和传媒的力量，将离散的公众权力集聚，进而使公众关注的问题或事件成为“焦点事件”，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从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政策议程。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社会不断分化重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截止2006年3月底，全国在民政系统注册共有各类社团近17万个，这个还不包括未注册的，如果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这些非政府组织将在议程设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非政府组织是对话性的，它是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个体集合，可以便捷迅速地收集民意而后随时随地地同有关部门对话。在此意义上，政策问题的确认不是未经讨论的异口同声，而是在非政府组织参与下经过对话、协商而达成的同意，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一致。这种组织化参与有利于参与过程的有序。而且，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影响力要大于公民个体，可以有效弥补公众权力离散的缺陷。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性，体现在：对于政治的参与本身即是一种公共行为，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避免产生因“搭便车”存在而不作为的现象，不至于使社会选择失效。另外，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它更多关注某一层面或某一群体的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及其表达，注意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可保证政治决策关注、兼顾边缘群体，实现社会公平。
加强传媒的作用。随着传媒的不断市场化，传媒在我国越来越成为公众议程的扩音器，甚至是引导者。特别是互联网，它愈来愈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该快速反应，在设置处理非政府组织的诉求机构时，一并设置互联网等传媒信息情报部门，以便对公众的关注点进行及时的掌握和反馈。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政府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室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传媒将会成为反映公众意愿的主渠道之一。
总之，这两种途径模式都是构建在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公众议程设置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符合民主化的需要，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需要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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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空2009-7-9 15:37:37 211.157.185.*举报
政策议程，又称政策日程，是指某一公共问题引起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主体的深切关注并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确定为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一个问题能否提到政府机构的议程之上是该问题得以解决的较为关键的一步。它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会成为议案进入决策领域，也决定着政府是否会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之前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颇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忽视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特别是议程设置问题。而现在应是补课的时候了。现代民主国家大都把政策议程划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种形式。所谓公众议程，就是指一种利益要求和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从而逐步到达决策中枢的过程。而政府议程则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主体正式讨论和认定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两种形式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论上，公众议程相较政府议程而言，似乎更受人们所青睐。因其主体的独特性，公众议程往往被打上民主的烙印，而成为我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议程的命运却并不乐观。
我国学者胡伟教授认为，“我国当前的政策制定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当代中国的决策者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利精英，而国家的重大决策权只局限于领袖及党的领导核心手中，社会力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极弱，因而中国的决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决策，决策过程基本取决于权力精英的作用。”这就使得在我国，正式议程往往是占主导性的政策议程，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议程虽然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曾带来过巨大的作用，但它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转变。
在众多议程提出者中，如决策者、智囊团、特殊利益集团等，公众相对来说是弱势群体，而公众利益应是我国政府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应该得到最充分的保护。然而，正是作为民情反映机制的公众议程在我国却一度受到冷遇，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官僚体制的局限。我国现行的政府体制是一种层级节制的官僚体制模式。一般情况下，在产生了涉及公众权益和公众关注的问题之后，要通过公众议程转化为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就必须由下至上将信息传递。但是，在信息层层传递的过程中，受官僚体制的制约，信息往往会受到政府部门人员的影响，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信息加以过滤、筛选，甚至封杀，从而妨碍或阻断了公众表达的渠道。
公众权力的离散。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人民享有最崇高的权力。但事实上，由于我国民主化建设的滞后，公众维权意识还不够强，维权途径还很不健全。更重要的是，公众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以个体形式存在，其权利的自我维护力很差，其名义上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实际上的维护，其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无法被政府部门所感知或重视。因此，公众去政府部门反映或解决问题，经常会碰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面对其他相比较之下的强势主体，公众议程缺乏一种完善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议程设置上存在着系统的“社会排斥”，公众在议程设置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往往存在一种“集体失声”现象。这就导致了公众意志无法表达，公众利益得不到维护，从而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内输入”式政策制定模式的限制。在我国，由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表现为权力精英的政治折中，而不是社会互动的多元化决策。概括地说，就是指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系统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决策中枢的，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形成内输入的系统模式。这种模式往往削弱群众性利益输入的作用，从而使公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公众的利益诉求常常为决策者所忽视，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一部分“特殊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特殊利益集团”是指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的集团。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特殊利益集团”的触角在现实社会中已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凭借因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特殊优势地位大量攫取社会财富，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各种“利益集团”正在谋求对政府的决策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影响。“特殊利益集团”不但在政治领域寻找代理人，还把触角伸向学术领域，力图在经济理论上确定其地位。当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掌握了充分的话语权时，作为弱势的公众群体则往往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能使他们通过学习而提高，致使公众在表达权利的领域中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动性。这也就导致公众设置议程不再只是浅层次的问题，而是政策过程中结构性的缺陷，这种缺陷有严重的社会含义。“‘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拦路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要努力完善公众议程设置，建立良好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斩断“特殊利益集团”伸向公共政策的触角。
公众缺乏民主政治观念和独立表达意识。一般来讲利益输入是一种联动过程，只有先有意愿并主动表达，输入渠道才能实现传输作用。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民众仍未摆脱“官位父母”的观念，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的希望寄托在重要的领导干部身上，自己并不主动地去表达利益愿望。这种依赖性很强的利益输入意识不仅限制和束缚了民众自主表达意愿和反映要求的活动能力，而且还制约了民主自觉意识的强化，妨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我国，公众议程的建立相当困难。很多情况下，公共政策公众议程的推动往往只能依靠特殊事件的压力，而并不是民主化的自然结果。比如收容遣送政策问题的议程设置。事实上，在孙志刚事件之前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并且是个普遍现象，如在孙志刚事件稍早一些，“沈阳的一个个体户也因无暂住证被打死；安徽的一个年轻民工在上海被收容后转运过程中失踪，死活不知，其父母数年泣血上告，最后只是得到了区区10万元的赔偿；徐州的收容遣送站更将收容的妇女卖给酒店老板从事卖淫。等等，造成这些恶果的根本原因都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所导致的，公众早已十分反感，只是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而已。”事情一定要等到一个大学生被活活打死，才得以解决，这是何等的悲哀，并值得人们深思。可见，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采用政策的公众议程似乎更多是一种偶然。
在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拉斯韦尔以“政策取向”为题论述了公共政策研究应注重的六个方面。他认为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了解社会群体和个人对政策可能作出的反映，因此，公共政策研究又是和个人选择相关的学问。与革命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广大人民的个人选择倾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在考虑全局的基础上，还应更多的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选择倾向。
有人认为，假如某一群体不能对政府或权力机关提出自己的要求，那就很难想像它能影响政府活权力机关的政治决策，这是颇有道理的。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过程中，“民意即群众性利益输入与表达，是政治系统正常运作和做出合理输出行为的基本前提条件。”公众议程作为政策议程的第一阶段，它的健全与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策过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关系到整个政策运行的效果和质量。
如今，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个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以及利益要求的多元化等等都使自上而下的正式议程遭到了许多的责难。而公众议程的建立则成为了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向公众议程转变,使公众议程成为我国政策议程的主导型方式势在必行。
政策公众议程有利于满足公众参与的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将过去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的一统地位取而代之。公民对权威的依附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主自觉意识的增强。当公众主动或被动走向了非政治化，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优于其他考虑，对自我做主的诉求也会更加强烈。政策作为一种利益和价值的分配机制，要得到有不同要求的民众的持续支持和认同，从一开始就必须能够倾听民众的声音，并且能给民众带来实际的好处。体现在政策议程上就是要让民众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要让最终制定的政策体现他们自己的要求，在政策日程表上总有自己支持和倡议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很显然，公众议程的建立能使广大普通民众实现自己的权力，体现自己的价值，并有助于树立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提高他们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政策公众议程是整合多元利益的有效平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日渐步入了利益分化的时代。有学者指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如何兼顾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公共政策实质上也是一种被用以管理社会的手段，因而，如何在政策过程中协调好不同的利益要求，并把它们纳入社会秩序所要求的轨道，就对利益表达制度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情景下，政策的制定过程首先就应直接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对话。而公众议程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它的建立能使各种利益要求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表达，在协商中使共同的要求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显出来，从而成为决策目标。
政策公众议程是治理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促进了治理理论的更新。新型治理应该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权力的依赖，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在特定的领域与政府合作。
这种新的治理理论必然导致了政府主导型治理结构的变化。它不仅强调市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公权力侵犯公民的私权利；更强调市民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它不仅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的对立，更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利益表达通道，以期达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能在公共政策形成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彰显。公众议程就是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沟通渠道，让公众能够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这样就可以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和谐的沟通关系，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良性治理。
刚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我国要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为我们研究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很多公众诉求的表达机制，但这些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并成为一种常效机制，使这些民意能够被纳入到议程设置中，则需要我们构建良好的途径模式。
我们构建公众议程模式的目的，是为了打开公众对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的阀门，及时卸压，维持社会的和谐。这里，在借鉴过去学者们的模式分类的基础上，主要探讨构建公共政策公众议程的两种途径模式。
这种途径是建立在现有的层级节制和金字塔的官僚体制的基础上的。但其信息的传递将被改变，由过去层层传递变为越级传递，并将它用一种制度安排规定下来。这种传递方式能够规避信息的失真或流失，并能提高信息传递和问题解决的效率。另外，这一模式设计还将考虑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观会影响公众关注问题的信息传递，因此，这种模式强调适用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即政府工作人员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应该成为无利益相关者，摒弃自己的主观判断，以事实本身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为标准。具体举措如下：
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构建多样性公众利益输入机制，增强公众议程的可能性。面对日益分化和分散的礼仪要求，现有的制度化输入渠道不仅要改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拓展输入范围，使各种合理要求有条件、有序地进入政治系统，而且还要增加能够反映公众经济、社会要求的制度化输入渠道，打开公众反映问题的阀门。如“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政府官员与群众之间的专题对话制度”等等，都是被实践业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具体利益输入渠道。同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时拓展输入渠道的利益融合性，使各类新兴利益群体能够有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这样，社会问题才可能因积聚了大量的公众诉求而进入政策议程。
减少利益输入的中介环节，提高公众利益输入的直接性和有效性，提升公众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政府是政策行为的主体，因此公众利益输入的流向中心就是政府的各个部门。但纵观现有的各种制度化输入渠道，都具有间接表达和中介输入的特点，公众的利益诉求往往很难直接被反映到相关决策层。所以，要想发挥公众议程的影响力，就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压缩输入的中间环节，尽可能地实现政府决策与公众的直接对话。
加强公众民主教育，培养公众参与的能力，为公众议程的建立创造主体条件。公众议程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连主体自身都没有表达的意愿和能力，那么，即使设置公众议程也是枉然。只有公众自身民主政治意识增强了，自我利益表达能力提高了，各种利益输入渠道才能毫不扭曲。政府决策也才能最广泛地、最真实地综合广大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实现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最大融合。
这种途径是相对于正式途径而言的，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途径借助于非政府组织和传媒的力量，将离散的公众权力集聚，进而使公众关注的问题或事件成为“焦点事件”，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从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政策议程。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社会不断分化重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截止2006年3月底，全国在民政系统注册共有各类社团近17万个，这个还不包括未注册的，如果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这些非政府组织将在议程设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非政府组织是对话性的，它是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个体集合，可以便捷迅速地收集民意而后随时随地地同有关部门对话。在此意义上，政策问题的确认不是未经讨论的异口同声，而是在非政府组织参与下经过对话、协商而达成的同意，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一致。这种组织化参与有利于参与过程的有序。而且，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影响力要大于公民个体，可以有效弥补公众权力离散的缺陷。更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性，体现在：对于政治的参与本身即是一种公共行为，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避免产生因“搭便车”存在而不作为的现象，不至于使社会选择失效。另外，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它更多关注某一层面或某一群体的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及其表达，注意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可保证政治决策关注、兼顾边缘群体，实现社会公平。
加强传媒的作用。随着传媒的不断市场化，传媒在我国越来越成为公众议程的扩音器，甚至是引导者。特别是互联网，它愈来愈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该快速反应，在设置处理非政府组织的诉求机构时，一并设置互联网等传媒信息情报部门，以便对公众的关注点进行及时的掌握和反馈。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政府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室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传媒将会成为反映公众意愿的主渠道之一。
总之，这两种途径模式都是构建在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公众议程设置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符合民主化的需要，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需要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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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空2009-7-9 15:37:04 211.157.185.*举报
组织集体决策是现代领导者的重要职能。一般而言,凡是涉及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发展方向和影响所有组织成员的切身利益的决策,都宜于采用集体决策。领导者要组织好集体决策,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必须对影响集体决策质量的各种心理因素保持清醒头脑,并且明确自己的领导责任。
影响集体决策质量的心理因素
1.从众心理
在集体决策中普遍存在着从众心理。从众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参与者不愿意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以免感到孤立,而当参与者的态度和见解与其他成员一致时,会有“没有错”的安全感;或者是参与者对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吃不准,心中无数,缺乏主见,因而在有人发言之后,不认真考虑也跟着附和;或者是参与者看见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差不多,尽管自己有不同看法,可是担心讲出来不为大家接受,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干脆随大流,人云亦云。从众心理的负效应在于:一方面,当多数人的不正确认识误导集体决策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坚持真理;另一方面,如果有预谋的少数人抢先发言或拿出方案,会使不明真相的大多数人轻易赞同,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集体决策。
2.群体压力
从众心理一般起源于群体压力。群体压力是指已经形成的群体规范,对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每个群体成员不得不顺从群体的行为。集体决策的顺利进行需要正式的群体规范如议事规则等约束参与者的言行,而由习惯、先例等构成的非正式群体规范也要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反应。并且,非正式群体规范产生的群体压力常常更大。例如,一些集体讨论的发言顺序总是会按照职务等级要么自高而低,要么由下而上,这不是明文规定的要求,而是习惯造成的结果,谁不按惯例打乱顺序发言,马上就会感到群体压力迫使其回归原位。虽然群体压力没有强制执行的性质,但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往往难以违抗。这就使集体决策的参与者在与多数人发生意见分歧时,迫于强大的群体压力,容易选择沉默不语或放弃己见。在一边倒的情况下做出的集体决策,其正确性和可行性都将大打折扣。
3.个人控制
如果决策集体被一个有才干的人所掌握,他可能是主要领导者,德高望重,可能是个性坚强者,很有个人魅力,可能是敢于说话者,能言善辩,总之,他可以左右整个决策集体,对其他人产生个人控制。这样一来,集体决策就会出现如下现象:谁职务高谁说了算,谁资格老谁说了算,谁敢抢先说谁说了算,谁霸道谁说了算。虽然个人控制者的特征没有一个是作出集体决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些外在因素与集体决策质量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却容易制人。而且,个人控制在集体决策中的负效应非常突出,会起到抑制集体讨论、降低其他成员的创造力和妨碍其他成员作出贡献的消极作用。
4.小团体意识
小团体意识是指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形成的不合理地、过分地追求一致的现象和倾向。一旦集体决策被小团体意识所支配,集体决策参与者们就会片面地不遗余力地追求一致而忽视集体决策的质量。他们为了保持一团和气,为了达成形式上的团结统一,有不同意见不愿说,怕伤害彼此和气,有问题不愿争论,怕影响彼此感情,强调大家抱团,什么都要一致,甚至在表面一致赞同的假象下强行通过不正确的集体决策方案。小团体意识最大的弊端是排斥不利于自己意见的信息,按照固定模式评价和选择决策方案,听不进群众和智囊团的不同意见,因而导致阻断决策信息、压抑创造精神和破坏集体决策功能的后果。
提高集体决策质量对领导者的要求
1.创造宽松心理气氛
集体决策的优势之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取各种知识和信息,在尽可能全面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的决策。然而,要使集体决策的这个优势充分发挥,领导者必须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心理环境,让集体决策的参与者们觉得不怕讲话,因而敢说真话,敢讲心里话,敢于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只有当参与者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充分表达不同意见,集体决策才能汇聚最新知识、获取准确信息和掌握真实情况。创造宽松心理气氛不仅需要领导者经常公开号召大家打消顾虑、有啥说啥,也要求领导者通过改进信息联系方式、改善讨论会场布置等举措展示虚心听取意见的诚意,从而解除集体决策参与者们的心理障碍,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决策讨论,大胆直抒己见。
2.有效控制决策过程
耗时多是集体决策的一个弱点,而一些心理因素的干扰造成议而不决更会拖长集体决策的时间。例如,有的人在讨论问题时,持有不同见解,可是担心直截了当说出来会得罪人,于是就绕着圈子发表意见,说了半天可能还没有触及实质问题,时间却已经流逝。尤其是当研究重大问题时,许多人害怕说错话被人视为愚蠢或被人笑话,就保持沉默,不表态,不置可否,但当涉及到那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时,他们自信胸有成竹,发言热烈,海阔天空,可遗憾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为了提高集体决策的效率,领导者应当有效控制决策过程,这不是要控制参与者的思想,而是要在决策过程中保证集体成员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大问题上,始终紧扣和抓住核心问题讨论研究,高效率高质量地做出决定。
3.灵敏捕捉闪光思想
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就要求领导者组织集体决策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更不能借多数人的意见压制少数人的意见。应当看到,好的决策方案总是由个别人先提出来。虽然个别人声音微弱,但有价值的思想是很有生命力的。任何高质量的集体决策都会充满每一个参与者的闪光思想,都要充分吸纳每一个参与者有价值的见解。因此,领导者能不能敏锐地意识到、捕捉住集体决策参与者们的闪光的思想火花,并将其融入最终的决策方案,对提高集体决策质量至关重要。这也就要求领导者时刻注意接受好思想,一发现某人有好的想法,就应让他详细陈述意见,然后再交大家讨论,集中讨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吸收、扩展、完善好的思想的过程。
4.开发利用不同观点
集体决策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交锋是正常现象,是优势所在,是大好事情。如果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就作出的重大决策不一定是好决策,过早一致达成的决策常常隐藏着重大灾难。高质量的集体决策离不开反向思维,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为什么我国“一五计划”期间许多重点项目决策的正确性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因为每个项目都是反复讨论的结果,要是没有不同意见,领导者要自己站在反面提意见讨论,要是提不出意见,先放一下,让大家再考虑,看能不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反复考虑才最终拍板。《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这就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组织对重大问题的集体决策时,必须高度重视不同意见,要积极开发利用不同观点,不能把不同观点视为麻烦,而是应该看成财富,要鼓励、启发人们提出更多的不同观点,以利于打开决策思路,扩展决策视野,防止决策疏漏,提高决策质量。
5.善于提炼归纳总结
提高集体决策质量要求领导者必须善于提炼、归纳、总结。如果有十个决策方案提交领导者选择,高明的领导者往往不会选定其中之一,而是提炼十个方案的精华,将每个方案的独到之处归纳起来,加以整合,再造一个高于原有十个方案的更为理想的决策方案。这样做既能够吸纳所有的好思想、好观点,使选定的决策方案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又能够避免制订方案者因为落选而产生失败感、挫折感,让他们看到最后方案有自己的贡献而感到自己也是赢家。当然,这有利于集体决策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有利于集体决策更好地贯彻落实。
管理，很重要的是领导群体决策的管理和员工群体的管理。这里有几则比喻和寓言，可能对管理会颇有启发。
一、应当关注领导群体决策的正确性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今天我们已经更为重视决策民主、党内民主，并且将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作为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群体决策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这就更有必要关注各级领导的群体决策的正确性问题。
有人曾经这样比喻：两杯摄氏50度的水放在一起来还是摄氏50度，不会成为100度。相反，一杯100℃的与摄氏50度的水合在一起，就没有摄氏100度了。
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群体决策未必更正确，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措施、程序以及足够的防范意识，群体决策产生错误的可能甚至会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群体决策，可能使责任向群体转移，由于群体决策个人所负的责任反而小，群体决策可能更大胆。如果是这样的“集体研究的决策”，完全可能并不正确。
群体讨论，也会使群体成员的观点可能朝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在有些情况下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保守或者更冒险。或许可以说，虽然“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众人“担”不同温度的水来和在一起，水温并不自然“就高”。
群体压力、从众心理对群体决策也会有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研究的决策”，也可能不正确。
那么，领导群体怎样才能正确的成功决策呢？
一般认为，应该正确理解领导群体的氛围及其作用；重视领导群体中的不同意见和合理的冲突，防止过早形成一致性意见；防止领导群体的责任、转移。
领导群体的抉择或曰决策，如果遵循一个良好的过程，所选的、所作的决策才可能是最优、较优的。
二、从寓言、比喻看员工群体管理
一个寓言：
众人捐酒酒变水——大酋长要求每一家捐出一壶自己酿得的酒，在大庆典结束的时候大家共享。于是由几个人抬大桶经过各家，每户都往桶里倒下了自己家酿的酒。到共享的时候，酋长从大桶中给每人都注满了一大杯酒，但大伙喝的时却发现杯子里的都是清水。其实，导致大家喝的都是清水的根源，是缺乏严格明确的检验或约束，是管理上的漏洞。在收捐酒时，人人都以为自己的一点点小问题不会影响到大局，最后结果却发现，出现问题的地方就在这里。
可见，如何管理督促每个员工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管理者应该做的大事。
比喻一：
搭便车效应——很多人在一艘船上划船。有人会想到，我不用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那我就少出一点力；而本来尽全力的人，由于不能得到全部好处，他也会少用一点力。这样，会造成划船的速度低于正常。导致“1+1小于2”，多个个体力量相加，并不等于每个“1”所相加的数学之和。
这就是搭便车效应。这说明以整个团队为整体进行的绩效管理，尽管有利于团队的协同合作，但会造成搭便车效应的损失。
有研究认为，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仍然以整个团队为整体进行绩效评定，但要进行准确地观察和考核。二、将团队绩效分解为个人绩效。
比喻二：
船长和管理成本——在一艘只有两个人的船上，搭便车行为不容易泛滥。因为两个人之间很容易做到互相监督。一个人偷懒会严重损害另一人的利益，将立刻被对方发现。而在一艘100人的船上，因个人偷懒对其他99个人的利益损害，就不那么明显。
管理者应该根据团队规模进行适当的绩效管理。小型企业，人员少、管理结构扁平、人员间可以便捷地进行沟通，无须建立纷繁复杂的管理体系，而应突出考核的明确性、实用性、重点性和时间性。
比喻三：
捕鱼和卖鱼——大规模的捕鱼活动需要很多人分工协作。有人撒网，有人操作机械，有人收网等，个人不可能独立完成整项工作。这样的捕鱼工作的考核，应该以团队考核为对象。
考核团队，还是考核个人，效益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而如果不是捕鱼而是卖鱼，就应该选择按个人绩效考核。如果把卖鱼者组成团队进行考核，会导致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和卖出更少的鱼的效果。
比喻四：
教练和权力——足球队员的工资虽然并不是教练发放，但他们却要服从教练。因为教练决定了他们的上场次数，而这与他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紧密。如果一个教练没有决定出场阵容的权利，他的权威就会遭到队员的挑战，最终将无法让队员体现他的战术，教练也就名存实亡了。看来，管理的有效性与必要的授权还是很有关系的。很多的管理，并不仅仅是靠你的主张“正确”，别人就“服从真理”，会主动地听你的，如同姜太公钓鱼那样。
作者：文磬 来源：《管理论坛》杂志
参考资料：http://www.shgzw.gov.cn/gb/gzw/xxzh/mrjj/qyxx/userobject1ai20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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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v2009-12-30 11:06:34 123.92.154.*举报
群体思维是群体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群体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是指这样一些情况，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也就是说：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发表见解，而后人们又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权威，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之所以会这样，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同见解。这时个体的观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降。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往往都是不合理的失败的决策。当一个组织过分注重整体性，而不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来评价其决策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最初的群体思维理论是由Janis于1972年提出并于1977年和1982年进一步扩展的。他在1972年通过对一些执行问题解决任务的小群体行为的观察，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综合后称之为群体思维。随后，Janis运用群体思维概念解释了一些美国历史上失败的高层政治和军事决策事件，例如60年代的越南战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等。
预防或减少群体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在群体决策时指定一位成员专门对其他人的论点提出质疑，对其他人的逻辑提出挑战，并提供一系列建设性批评意见。这种方法保证了群体决策时保持理性的、清晰的思路。另外一些用以防止群体思维的措施包括轮流引入新成员，邀请局外人参与，在最终决定前作一暂停，给成员的最后一个机会来确定并说出自己的保留意见等。
群体思维现象的表现
群体思维现象有多种症状表现：
1．群体成员把他们所作出假设的任何反对意见合理化。不管事实与他们的基本假设的冲突多么强烈，成员的行为都是继续强化这种假设。
2．对于那些时不时怀疑群体共同观点的人，或怀疑大家信奉的论据的人，群体成员对他们施加直接压力。
3．那些持有怀疑或不同看法的人，往往通过保持沉默，甚至降低自己看法的重要性，来尽力避免与群体观点不一致。
4．好像存在一种无疑议错觉，如果某个人保持沉默，大家往往认为他表示赞成。换句话说，缺席者就被看作是赞成者。
对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在不成功的政府决策中，这些症状处处可见，比如，1941年毫无准备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入侵北朝鲜事件，猪罗湾入侵事件和越南战争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在成功政策的群体决策过程中，看不到群体思维的这4个特征，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马歇尔计划的形成。
对群体思维利与弊的分析
群体思维现象似乎与阿希的比较线段实验的结论完全一致。如果个人的观点与处于控制地位的大部分群体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群体压力下，他就可能屈从、退缩或修正自己的真实感情或信念。
作为群体的一员，我们会发现，与群体保持一致，即成为群体中积极的一分子，比成为干扰力量对我们更有利，即使这种干扰对于改善群体决策效果是必须的。
所有的群体都容易受群体思维之害吗?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研究者们的注意力放在3个中介变量上：群体凝聚力、群体领导者的行为、与外部人员的隔离。但研究结果不一致。就这一点来说，所能作出的最有效的结论是：
(1)凝聚力强的群体内部讨论较多，能够带来更多信息，但这种群体是否不鼓励群体成员提出反对意见，尚难确定；
(2)如果群体领导公正无私，鼓励群体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群体成员会提出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进行更多的讨论；
(3)群体领导在讨论初期，应该避免表现出对某种方案的偏爱，因为这样做会限制群体成员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性意见．使群体很可能把这种方案作为最终的选择方案；
(4) 群体与外界的隔离会使内部可选择和可评价的不同的方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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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气气1212009-12-31 21:23:11 123.92.145.*举报
“公共关系”一词是由英文“Public Relations”翻译而来的，中文可译为“公共关系”或“公众关系”，不论是其字面意思还是其实际意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是指组织机构与公众环境之间的沟通与传播关系。
公共关系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新兴专业，开设大专、本科至最高硕士的课程。
关于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有很多。综合各种定义，我们给公共关系下一个定义：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用传播手段使自己与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使双方达到相互了解和相互适应的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反映了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活动，也是一种管理职能。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促销活动。它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它是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处于某种公共关系状态之中。它又是一种活动，当一个工商企业或个人有意识地、自觉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维持自己的公共关系状态时，就是在从事公共关系活动。作为公共关系主体长期发展战略组合的一部分，公共关系的涵义是指这种管理职能：评估社会公众的态度，确认与公众利益相符合的个人或组织的政策与程序，拟定并执行各种行动方案，提高主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善形象，争取相关公众的理解与接受。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
“公共关系”一词是舶来品，其英文为Public Relations，缩写为PR，简称是公关。“Public Relations”也可译为“公众关系”，但这种“公众关系”既可理解为“与公众的关系”，也可理解为“公众间的关系”。对一个社会组织来说，前者具有单向性，后者则具有无关性，因此，译为“公共关系”更容易被人们准确理解，其理由是：
1．公共关系的“公众”不仅由人群构成，还包括政府、社区、媒介等机构。因为政府、社区、媒介等机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公共事业单位，译为“公共关系”，理解上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2．港台等地的华人著述多是这样的译法，已成为主流译法。
3．“公共”一词与“私人”一词相对应，准确的表达了“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的不同本质。对于公共关系的定义，五花八门，可以说有多少公共关系著作，就有多少种公共关系的定义。通过对几种公共关系定义的列举可以看出，尽管公共关系作为一种职业活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也有近80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人们很难找出一个能够被所有人认同的科学定义来。这至少说明，公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尚处在发展的“幼年”时代。但从公共关系定义的不同界定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趋同之处。这些趋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与其公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个组织在与公众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中形成的。
（2）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和活动。作为一种思想，它渗透在一个组织的全部活动之中；作为一种活动，它又具有区别于组织的其他活动的特殊性和特殊要求。
（3）公共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的独立职能。公共关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组织与公众的相互关系，使组织适应于公众的要求，使公众有利于组织的成长与发展。
（4）信息沟通与传播是公共关系的特殊手段。公共关系用以协调组织与公众的主要手段，就是信息沟通与传播。
概括以上内容，我们给公共关系一个简洁的定义：即是一个组织运用有效的传播手段，使自身适应公众的需要，并使公众也适应组织发展需要的一种思想。
二、“公共关系”一词多义
公共关系到底有几层含义，目前还未达成一个世界公认的看法，对其含义的理解和定义的表述是多层次的。人们普遍认为它既可以是一种状态，又可以是一种活动，还可以是一种学说，更可以是一种观念和职业。
1．任何组织都处在一定的公共关系状态之中，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形态。
2．组织的公共关系活动是一个组织长期进行社会交往、沟通信息、广结良缘、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的过程，它表现为日常公共关系活动和专项公共关系活动两大类。
3．公共关系观念它影响和指导着个人或组织决策与行为的价值取向，从而反作用于人们的公共关系活动，并间接影响实际的公共关系状态。公共关系观念主要有：形象观念、公众观念、传播观念、协调观念、互惠观念。此外，公共关系观念还包括团队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社会观念等等。
4．就学科特点而言，公共关系学不仅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在理论上还是个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涉及的学科有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是以传播学和管理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
5．公共关系职业任务是协调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塑造组织良好的社会形象，以促进组织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共关系职业产生于1903年，人们通常把美国的新闻记者艾维·李尊为“现代公共关系之父”。事实上，这里的“公共关系”主要是指公共关系职业。正是由于艾维·李在1903年开始从事为组织树立形象的公关工作，并于次年创办了一家公共关系咨询事务所，公开对外营业，才使社会上出现了公共关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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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yymmm2010-1-6 12:43:58 123.92.150.*举报
如何培养一支高效团队的凝聚力
21世纪的今天，个人英雄独唱主角的日子一去不返，凝聚力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矢志成功的人士所关注。拳头攥紧的力量之所以比巴掌的力量大得多，是因为手上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拳心！一支优秀的团队同样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团队提高工作效率的制胜法宝。在当今影楼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只会是那些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团队。那么立足于经济的视角，怎样才能把团队中观点散乱的力量敛聚起来呢
一、形成团队的核心力量
拥有足够凝聚力的管理者都把管理的目光投向自己、不间歇的规范自己、完善自己和超越自己，树表率、立威信、讲亲和。与其说一支团队能够团结在某位“领导”身边，不如说是齐聚在某种人格魅力的麾下。他们都是团队策划的军师、指挥的元帅、行动的领头羊，都在以自己的卓越，成就团队的完美。一个高效团队的建立在于是否拥有一个足够凝聚力的他管理者。进行现代生产经营管理，就要有现代管理意识，克服小经营管理观念，能够巧妙进行有效的管理，理顺各方面关系，争取上下级的支持。“理解”与“信任”是当今管理者具有凝聚力的魅力所在。
1、充分了解员工的长处与短处
对于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关键的一步就是从资源责任的角度来对工作进行分析。公司把哪些资源交给我来照管？要时刻明确自己的管理范围与管理权限。当今的管理大都要对人负责，这就意味着管理者都必须要有管理好这些员工的时间。从管理可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可以帮助管理者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必要的决策。为了保持部门工作的进度，哪些任务可以推迟或者取消？把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来考虑，可以帮助管理者对问题做出反应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管理者要想对员工进行有效的管理，首先必须知道他们能做什么，都有哪些能力，即了解他们的特长和短处，做到扬长避短。
2、选择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的才干学识和个性互不相同，合作起来能取长补短，产生惊人的力量。作为管理者仅凭个人的优点是不足以应付全部外来的困难的，只有把不同的人才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并以此为动力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3、做到有效的用人决策
做到有效的人员晋升与人员配备的政策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步骤：
①、仔细考虑任命的核心问题
任命之前，要先搞清楚任命的原因和目标，其次才是物色适合人选的问题。当面临着挑选一个新的部门主管的任务时，负责此工作的管理者，应首先弄清楚这项任命的核心：要录用并培训新的管理人员，是因为现在的管理者有个人问题？管理上的问题，还是市场需求增加管理人员开辟新的市场？根据这些不同的任命目标，就需要不同类型的人。职业应该是客观的，职位应根据任务而定，因而不应因人而定。假如“因人设事”，组织中任何一个“职位”的变更，都会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组织中的职位，都是互相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能为了给某人按插某一个“职位”，而使整个组织的每一个人都受到牵连。因人设事的结果势必会造成大家都是“人不适职”的现象，即会形成恩怨帮派。作为当今影楼经营体制的管理者，对管理最直接的同事及部属，都一视同仁，提拔人才时应以有能力的人为先，而不能凭一已的好恶，所以应着眼于所用之人能有绩效，而不在于所用之人是否肯顺从已意。
②、初定一定数目的备选人才
正式的合格者是考虑对象中的极少数，如果没有一定数目的考虑对象，那选择的的范围就小，确定适宜的人选难度就大，要做出有效的决策，管理者就至少应着眼于3—5名合格的候选人。
③、以寻找候选人的长处为出发点
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常见的用人思维方法，一种是只问人的长处而用之；一种是注意人的短处，用人求全。前者能使组织取得绩效，后者却很容易使团队弱化。
4、确保任命人了解职位
被任命人在新的职位上，应将精力集中到职位的更高要求上。要让被任命人知道自己要做到什么，要明确被任命人的管理范围与管理权限。并应以书面的形式写出管理方式与管理计划。如果你没有做出这一步，就不要埋怨你的任命人成绩不佳；应该责怪自己，因为你自己没尽到一位管理者应尽的责任。总之，作为有凝聚力的管理者须不间歇的规范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只有这样方才有团队的核心力量。
二、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
在人才流动过程中，经济因素和职权晋升始终占有很大比重，但过分强调这一点，就容易产生误导，人为制造内部矛盾，致使团队溃散，残局难收，其实拥有足够凝聚力的管理者都会使团队成员清楚；道不同不相为谋，理想不同就谈不上凝聚。管理者通过可行的管理来将员工的价值观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建立的考核体以“人适其位、人尽其责”为原则，把平等、合作、默契树为团队的理念。在现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要想在竞争者中走向成功，必须组建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答案是：微软有成功的团队。微软公司是一家由聪明人组成管理良好的公司。盖茨很自豪能请来这一群他所能找到最聪慧的人才。他在1992年曾说：微软和其他公司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智囊的深度，把他们称作螺旋桨头脑，数字头脑，齿轮转动头脑或工作狂，用脑狂，还是微软狂都可以，盖茨多次说道：“把我们顶尖20个人才挖走，那么我告诉你，微软会变成一家无足轻重的公司。”微软公司的成功在于靠出类拔萃的人物和比尔·盖茨合理的管理制度，从微软和其他一些成功公司的管理者身上，可总结的经验是：
1、明确合理的经营目标
目标是把员工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基础，对目标的认同和共同才会形成坚强的组织和团队，才能鼓舞员工团结奋进的斗志。
2、增强管理者自身的影响力
管理者是组织的核心，一个富有魅力和威望的管理者，自然会把全体员工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反之，就会人心涣散，更谈不上团队精神了。管理者由于其地位和责任而被赋予一定权力，但仅凭权力发号施令、以权压人是形不成凝聚力的，更重要的是靠其威望、影响力令人心服，才会形成一股魅力和吸引力，这种威望：一是取决于管理者的人格、品德和思想修养；二是取决于管理者的知识、经验、胆略、才干和能力状况；三是取决于管理者是否晋升于律已、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能否全身心的投入事业；四是取决于管理者能否公平、公正待人，与员工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等等。
3、建立系统科学的管理制度
建立与人员管理相适应的一套科学制度，管理工作和人的行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团队管理协调、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没有有效的制度和规范，就会出现无序和混乱，就不会产生井然有序、纪律严明、凝聚力很强的团队。
4、良好的沟通和协调
沟通主要是通过信息和思想上的交流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协调是取得行动的一致，二者是形成团队的必要条件。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认识和意见不一致是经常的事，彼此产生误会、猜疑甚至反目也不少见，因而沟通工作应是经常的、持续不断的。
5、强化激励、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涉及工资、奖励、福利待遇、晋升等各方面，即通过建立有效的物质激励体系，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企业命运共同体。
6、引导全体员工参与管理
每个员工都是团队组织的一员，如果他们能像管理者一样操心尽力，时刻关切着公司成长，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管理主客体目标协调，这们的企业肯定会成为优良的团队，全员参与式管理这种形式，吸引着员工直接参与各种管理活动，使全体员工不仅贡献劳动，而且贡献智慧，直接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则会形成更强大的向心力。
7、开发人的潜能，促进每一成员的成长
管理者必须考虑如何使员工与企业共生共长，如何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的道路，发挥他们的才干，开发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明确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引导他们去创造辉煌，实现人生的价值。当每个人的成长与公司命运紧紧相连时，当每个人都可以从公司的事业发展过程中创造自己亮丽的一生时，这个团队将坚不摧，团队精神将得到最大发挥。为此需要认真研究每一个员工的才能、专长、潜力、志向、帮助他们规划设计人生之路，并用其所长，速人尽其才，同时为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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