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朗动自动挡报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求真务实精神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在心理上都具有浓厚的实践精神，非常务实，不喜欢务虚，一切理论都务求经过实践来进行探索和检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东汉时代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后来，毛泽东解释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以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讲实事求是的民族。这个特点还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宗教上。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特别是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始终是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而不是相反，王权需要的就是从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上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而在长达千年之久的欧洲中世纪，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宗教，哲学等科学不过是神学的分支和婢女。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宗教神学不可能像欧洲那样长期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尽管儒家、道家、佛家号称“三教”，但事实上，这“三教”都具有相应的实践精神，特别是儒家的根本在于教化，而非宗教。孔子穷其一生所关注的基本都是“人事”，而不是鬼神；是人的生前，而不是死后；孔子重视理性及其实践，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史中的无神论和实践传统具有深远影响。以后的宋明理学也不是宗教，相反，它们还以宗教的反对者自居。尽管道家、佛家盛行，但都不能动摇儒家的正统地位。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从不间断的无神论传统和实践探索精神，因而当欧洲中世纪陷入黑暗愚昧的文化贫困之际，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和实践精神才结出了一系列丰硕的果实。

具体来说，造成中华民族具有浓厚实践精神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马克思曾经说过，人造环境，但环境也造人。很显然，中华民族的实践精神也必然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形成的。中国历史地理发展依赖东亚大陆，东南濒海，北接大漠草原，西南横亘青藏高原，四面屏障，地理环境颇具特色。这种大陆型的地理结构既关隘重重，又具有十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总体来说比较封闭，因此，必然会决定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实践探索精神，后来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入世文化就是这种实践精神的基本载体。其二，中国古代发育较早的农耕经济，直接为中华民族的实践探索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需要自强不息的辛勤耕耘，“天上不落，地下不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其三，中国的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实践探索精神的最初积淀。神话是人类童年的印记，它虽然具有孩童的天真与幼稚，但透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民族自身脱胎出来的遗传特性，可以窥视民族初年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倾向。神话是跨时代的，是原始社会末期与阶级社会早期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在文明社会的门前，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使劲叩门时发出的奇妙声响，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特殊价值方向的选择。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都极其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初民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其四、《周易》总结的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精神，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探索精神，它有效地指导和规定了中华民族以后的精神发展方向。“刚健有为”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方面，《周易》“乾第一”《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勇于实践，永不停止，这也意味着一种对抗外部压力和自身弱点的能力。《周易》“坤第二”《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不同方面的人，容纳不同意见，使自身与他人与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其实，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是以自强不息为主的，而同时又包含厚德载物。①可以认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方面的综合，既是中华民族内在的、“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又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特点，以后的儒家、道家、佛家等等，都可看成是由此演化而成的，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某一个方面的深化或扩展，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特质或基因，这两方面是刚柔相济的，自强不息是刚是阳，厚德载物是柔是阴，阴阳贯通，相辅相成，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天然融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儒家创始人-----孔子                

我们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家、道家、佛家为例，来看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具有的实践探索精神。先看儒家。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实际上，儒家学说的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稳定的三角架构，即：仁——礼——中庸，或者说，这三者就构成了一种由内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礼之规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标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就可以达到中庸这一最高的伦理政治境界。当然，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还必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层递进上升的修养方法，只有不断修炼，才有可能登顶，修炼就是一种实践探索，而绝不是只说不练，要修炼就要积极“入世”，这就是孔子整个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结构。事实上，就孔子的整个伦理政治学说而言，理论与实践总是结合为一体的，理论总要靠实践去实现，绝不是单纯的伦理政治说教。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创始人，而且还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子一生的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都是以救世为目的，具体说就是推仁行义，重整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为此，孔子一方面对于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冀和热忱，力求通过亲身的政事活动和对统治者的政治、礼仪咨询以达其志；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授徒讲学活动，希望通过教育来达到救世目的。这样，对仁德的培养和礼仪的践履，既是孔子教学的首要目标，又是贯穿整个教育内容的灵魂和根本。②孔子教授学生的基本内容，主要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从这“六艺”来看，既有理论课程，又有实践课程，应该说孔子在当时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好的教育家。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③孔子本人的特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的教育方针是：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不语——怪、力、乱、神。授徒标准是：有教无类，自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孔子特别主张学习的态度要求实，要学思结合。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极其强调启发式教学和因材施教，务必使弟子都能补偏救蔽，向健全的方向发展。

儒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亚圣”孟子，从孔子的“仁”推出了自己的人性论，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以人性自足为前提，建立了一个自我满足的德性提升模式。只要充分调动自身的“善之人性”，通过艰苦的实践和修养过程，就可做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当然，如果不经过清心寡欲的修养实践，要想养成“浩然之气”肯定是不可能的。

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更是提出了“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所谓格物致知，简言之，就是指通过一定的实践过程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并使之上升为理性知识。所谓知行合一，“知”在当时主要是指对封建道德的理性认识，当然也包括理论知识等；“行”既包括践行封建道德的实践活动，也包括获得知识的实践探索过程；“合”即相同；“一”在当时主要指“知”与“行”相统一的人的良知本体。我们把“知行合一”用今天的语言翻译过来，应该是指如果人们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把了解知识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行动结合起来，并且，了解理论与实践行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做到了这两方面的同一，就能够使自己达到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良知本体状态，这样的人就具有独立的人格，或者如孟子说的就具有“浩然之气”。一般来说，格物致知强调的是渐悟，而知行合一强调的则是顿悟。特别是知行合一，更加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空谈，突出了意识的自觉性、主动性，因而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知行合一被公认为整个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④，其特点就是通过良知把“心”与“理”统一起来。

      道家创始人-----老子

再看道家。道家的精神境界，从本质上讲，是出世中的入世。一方面，道家是因入世不得志而出世；另一方面，道家在外表上虽然讲出世，然而在根本旨趣与精神指向上却是入世。这种精神上的矛盾造成了道家人格上的二重分裂，表面是放荡形骸，内心深处却是忧国忧民。在道家中，老庄是其典型代表或主体。老庄哲学既以保全个人身家性命、超脱世俗生活为最高理想，同时又鄙视君臣、父子等人伦之道，基本是出世主义。道家对当时的儒家道德说教，不但持否定态度，而且还进行猛烈抨击，揭示其虚伪性。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家的人生态度、处世原则、修养方法等，则又与儒家形成互补。如果说儒家是在社会生活中的“高歌猛进”，那么道家则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全身而退”，道家所要解决的是在曲折的不得志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不管道家的人格怎样分裂，也不管道家出世或入世，道家仍然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完成这些转换的。道家的一切理论都不是束之高阁的，它们既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事实上，道家为了追求生命的永恒而发明的炼丹术，既开拓了道家理论的新境界，同时又成为了中国化学的先驱。

        佛祖-----释迦牟尼

最后看佛家。佛教的传入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两汉以后的持续战乱，使人们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恰在此时，佛教传入了中国，这种涅槃解脱思想很快就成为了人们绝望时的一线希望。既然对现世毫无信心，当然就对死后产生幸福的憧憬，于是人们对彼岸世界就会倾注满腔的热情。社会的苦难为涅槃佛性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而统治阶级的利用，则提供了相应的政治条件；中国人固有的灵魂、鬼神等观念，又在客观上造成了佛教盛行的文化原因。事实上，佛教从一传入中国开始，客观上就面临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儒、道、佛三者相互排斥、相互吸收并最终走向相互融合的过程。佛教认为，人只有从世俗中彻底解脱出来，才是最大的幸福。佛教宣称世俗一切皆苦，要承认现世的苦难，这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远比粉饰太平的理论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但它把人的苦难归之于个人求生的意志或人性的堕落，认为要消除这种痛苦只能通过自我克制、自我反省来实现。显然，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也是越来越适应中国封建社会需要的过程。可以认为，佛教的真谛就在于使人通过抛却一切欲望的艰苦修炼，最终彻底摆脱现世的苦难，进到那彼岸的欢乐天堂，这仍然是一个勇于实践和勇于探索的过程。

综合起来看，儒、道、佛三者一直存在着相互交织、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儒、佛的关系上，儒家多从伦理道德、王道等方面对佛教进行攻击，而佛教则多表现为一种自卫性的辩白；而在佛、道的关系上，则通常表现为激烈的针锋相对。隋唐以后，儒、道、佛逐渐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充分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当然，一直到宋明理学，才最终确立了三教合流，但儒家仍然是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宗的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