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的360回水浒传:张东荪:开明专制最后只能造就一种“警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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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开明专制最后只能造就一种“警察国”

相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势力上都处于完全的劣势。梁氏却错误地引导进步党完全倒向袁世凯,这是民国政治失去均衡的关键。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但并非进步党党员的张东荪,很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均衡被打破后的危险。“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兴奋异常,大有彻底扫除国民党“乱暴势力”的成就感;张东荪却忧心忡忡,撰文直接指出——“国不亡于暴民,而必将亡于官僚”——在张氏看来,国民党败退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派从此将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政治将陷入空前的灾难。张氏提醒进步党,要重视对政府的监督。

张氏的文章,发表在进步党系的报刊上,同时得到了诸多“议会民主派”进步党人的支持。譬如《大共和日报》刊文,要求进步党要以以往批判“暴民”的精神去监督政府,声称“非驱除官僚政治,铲除军人专制不为功”;再如《时事新报》讽刺说“中华民国”已成“中华官国”,批评袁世凯难逃其咎。尤其是进步党“熊、梁内阁”成立之后,更多的进步党人希望这一届内阁,能够成为责任内阁,担当起与官僚派斗争的重任,起到制约袁世凯权力的作用。可悲的是,内阁虽然宣称以造就一个法治国家为任务,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却再一次彻底倒向了袁世凯——当袁氏悍然解散国会之际,内阁竟然公然宣称希望解散国会,并实行五年军政。进步党的分裂,也因为此事而公开化。

分裂出来的两派,一派以汤化龙、张东荪为代表。张氏虽然不是进步党党员,但与进步党人交往极深,经常在进步党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汤氏著作不多,反倒是张氏的文章,颇能代表进步党内“议会民主派”们的意见。另一派则以梁启超、吴贯因为代表,梁氏是进步党的精神领袖,吴贯因则深受梁氏的影响,是“开明专制派”的代表。张东荪与吴贯因1913年末的论战,颇能说明两大派系之间的政见分歧。

1913年9月,张东荪在进步党官方刊物《庸言》上发表《内阁制之精神》一文,为内阁制作辩护,反对梁启超拿政党政治还不成熟为由否定责任内阁制度,尤其希望“熊、梁内阁”能够不成为袁世凯的傀儡,能够划清总统与总理的权限,践行责任内阁制的理想。吴贯因随即也在《庸言》上刊文反驳,明确反对搞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必须要拥有实权。

1913年底,吴贯因再度刊文,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对国会制定宪法的干涉,并主张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限,其理由是:现国会没有能力为中国制定一部良善宪法,所以绝不能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议员,而必须交给袁世凯,并将袁氏比喻成“敢破坏约法之华盛顿”——后来袁氏果然“敢破坏约法”,颁布了一份总统权限远远超过帝王的“袁氏约法”;只是很可惜,袁氏没有成为“华盛顿”。

张东荪也再度刊文反驳吴贯因。张氏说:中国已经是共和国,就应该实行法治,彻底杜绝人治与专制,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和。张氏尤其重视宪法在造就“政治对抗力”方面的作用:“宪法者,所以调和各势力使之相安”——“政治对抗力”要付诸实施,必须要有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是宪法;所以,必须法治,才能造就和平的“政治对抗力”。张氏尤其重点公开批评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调——在张氏看来,“开明专制”之国,最后肯定是造就一种“警察国”;而国民真正想要的政体,并不是“警察国”,而是“法治国”:

“不察者遂谓警察国(开明专制) 可以图强,殊不知警察国虽可图强,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巩固者,端赖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则非励行法治不为功也”——有些脑筋混乱的人,以为“警察国”可以强国,却不知道“警察国”固然可以强国,却不可以持久;德意志之所以有今日这般的巩固,所依赖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法治。

张东荪驳斥吴贯因,吴贯因驳斥张东荪,说白了,其实不过是梁启超的“政治对抗力”理论与“开明专制”理论在彼此纠斗罢了。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将“政治对抗力”理论视作救国的不二法门,但操作上却分歧明显:梁启超念念不忘要先驱逐“暴民”、镇压“暴民”,为此不惜无原则地与袁世凯结盟;张东荪却将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对抗”,视作不正当对抗,强调正当的对抗,必须是进步党联合国民党,与官僚派之间的政治对抗;张氏进而呼吁进步党加强党的建造,强化党的政治对抗力。

反倒是梁启超自己,到1914年,已然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之对抗力”理论,开始对国人实现共和政治的能力深表怀疑,而把国家的未来近乎彻底地寄托于袁氏。梁氏后来解释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言辞间,“引导”袁氏的意思,已取代了“监督”袁氏的原则。梁氏进一步解释这种“引导”——民国初年的人民程度,“与日本维新时代相距非远”,说到底,还是“国人民智未开,不能骤行民主”的思维在作怪。倒是张东荪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程度虽低,但却绝不能成为回归专制的借口;即使在现有民智条件下,无法建立“真共和”,而只能建成“伪共和”,那也比回归专制强,因为他日的“真共和”,必将产生于今日的“伪共和”—— “伪共和”下,各种制度建设起来之后,民众受到训练,自然会有“真共和”。

张氏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梁启超基于“开明专制”而衍生出来的“保育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国民民智的提高,需依赖于开明专制的政府的“保育”,也就是说,民智的提高,需要政府来培育。张氏则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毫无疑问,张氏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依赖任何“开明专制”的政府,来教育民众,提升民智,最后都必将适得其反,这种教育都必将蜕变成愚民教育,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智识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某一阶段民智有所提高,也必然是因为社会有了大的发展(譬如近二十年来网络的发达普及),而与政府的“保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