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以其方

2009/03/13 00:0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1957年夏，杨朔（右）在中国作协大院内与老舍（中）、赵树理（左）合影■“文革”爆发前夕的杨朔 　　◎文/资中筠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杨朔

　　山东蓬莱人。1954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等职。“文革”开始后受批判，绝望中于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去世，终年55岁。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散文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本文作者资中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的工作，曾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七十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

　　最近忽然接到电话，一名南方的记者向我了解杨朔的情况，我惊讶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由此勾起我一些尚能回忆起的亲历片段，赶忙录下，以免再被时间磨洗掉。报社编辑殷勤约稿，以此文聊以塞责，作为野史旧闻，亦可为今日之青年增加一些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协，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场合。

　　他很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的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张香山等等，还有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

　　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 comes from 加拿大（读如Jia Na Da）”，“I went to 东京（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我没有随他常驻过开罗书记处。陈乐民大约在1964-1965年间随他一起在开罗工作，讲过两件趣事：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照例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竟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还有每次会议之后，文秘处（都是埃及工作人员）整理出会议纪要（英、法文），发给各位书记。有一次，杨朔批评他们没有忠实记录他的发言，遗漏了重要的话（顺便提到，在中苏分歧公开之后，埃方的态度是依违于二者之间，而埃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英法文十分流畅的资深翻译，对中国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译记录故意整他，交来一份记录稿，把所有破句、错字、语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头语都照样录上，使人无法卒读。气得杨朔够呛。这些只是花絮。

　　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我曾于1960年8月随团参加日本广岛一年一度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代表团中有巴金和杨朔。那时国际和平运动中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包括强调核爆炸微尘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另一种是强调武器在谁手中是不一样的，反对就事论事，必须指出罪魁祸首，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我国当然属于第二种立场，所以在日本，对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同时，竭力把日本人民的怨恨引向美国。（我多年后在《日本人为何认罪那么难》一文中提到：我们对日政策不一贯，曾经一度为了集中反美，就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责。例如在原子弹问题上，那个时期就不大提及太平洋战争的责任问题。）

　　那一次，除了团长的主要发言外，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还有巴金一个发言。巴金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我在一旁，私心对杨朔钦佩之极，觉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泪”只是同情，而“燃烧”是怒火中烧，立即有了战斗精神，一词之差，境界迥异。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看“我的心在流泪”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点。

　　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

　　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对这点留下印象是因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时恰好感到他把那个知识分子写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对此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还算是“美化”，是否知识分子就不该有任何出路了？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我记得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

　　另外他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和大”的“造反派”以1966年毕业刚分来的大学生为主，他们就是“革命小将”，当仁不让。一切都按当时社会上的潮流而动：破四旧、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等等。不过平心而论，相对说来，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批斗会”上喊口号，大字报上无限上纲。被选出的造反派头头（称“勤务员”）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他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例如勤杂工、打字员等）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实际上那时单位里还没有统一的权威领导，逍遥派还不少。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依靠”对象也“阶级路线”鲜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说“和大”的运动右倾，对走资派太宽容，阶级界限也不清，这些人整天出国与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更严重的问题？

　　有人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

　　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姚某，虽非“当权派”，但据说有反动社会关系，并且解放后还有联系，也被隔离审查。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写检查交代。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我碰巧成为了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几位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凡没有任务的（例如参加专案组之类）闲散人员都要轮到，日夜各一人。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厕，一般不出来，其实他们也绝不会逃走。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我一个女的，觉得很别扭，就尽量“非礼勿视”，目光不向玻璃门看。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到走廊尽头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觉。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忽听里面那位比较年轻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进去，就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姚出来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约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我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好几个管事的，可能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那姚某是懂一些医学的，他还掰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军代表宣布杨朔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据说发现他床头有安眠药瓶，医院诊断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大家都知道杨朔一直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量。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这在当时也应算是运动领导的失误。（例如怎么会允许他身上带这么多安眠药？）

　　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

　　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宫，夏有夏宫”云云。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沿着游廊拐过来，不记得有几间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只不过别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所谓“冬宫”、“夏宫”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节选择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间而已，那时没有空调，冬天还可以节约点煤。印象中还见到他有一个养女，当时大约只有十来岁，我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以后将如何生活。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这些都不属于我可以过问的事。

　　后来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

　　记得他过去在闲谈中曾提到过杨刚（共产党内著名才女，名记者，50年代自杀）和杨枣（杨刚之兄，名记者，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于狱中），说他们兄妹都是极有才华的，结局那么惨，真可惜。呜呼！岂料杨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本版供图/林绍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