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罗小黑战记百度云下载:中美关系及美对华的遏制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2:04: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各地，当人们在谈论中美关系的时候，都会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重要性”。比如，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经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个国家如何相处，不仅关系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福祉，而且对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这里也经常说，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二是“复杂性”。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更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另一方面，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尽管我们一直主张和平共处，但美方一直试图西化、分化中国。同时，两国间存在着很深的战略疑虑，防范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叫“两面下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又掀起了一轮“中国威胁论”，从去年开始，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在我周边加紧各种战略部署。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呢？今天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二是当前中美关系呈现的新特征；三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如果从这一个视角来看，从1949年到1972年，两国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如果美苏在这一时期是“冷战”的话，中美两国在这段时间内还经历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热战，美国拒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周边编制反华包围圈。两国之间没有往来，是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还有一个视角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起点，从那时开始，中美两国开始一段波澜起伏的深度交往。在这里，我主要从第二个视角探讨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从1972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历经了39年的发展过程。这39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到1989年，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1年，这是中美关系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9·11” 事件以后，一直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阶段。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又出现了许多问题，我想在下一个部分具体讨论这些问题。现在，具体分析一下中美两国经历的这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到1989年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中美两国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共同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比较顺利，也相对简单。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应对苏联的问题上力不从心，需要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苏两国不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还出现了“珍宝岛事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而且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由于中美共同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压力，这就使得原来对立的两国迅速地联合起来。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是在冷战期间最具有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当时的媒体对美国尼克松访华有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至此，国际格局发生了“冷战”期间最大的一场变化，也就是所谓的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形成：中国和美国联手对付苏联。这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际战略环境，从此在战略博弈上，苏联走向下坡路，而美国获得战略优势。
从1972年到1989年近20年的时间又可以分出两个小的阶段。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得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愿满足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和废约”的要求，中美并没有马上建交，即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因为没有外交关系，中美之间很多具体的合作就没法展开。那时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战略态势上的合作，就是中美对苏联这样一种“二对一”的格局。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中美的合作不再停留在战略态势上，同时也开始了战术上的合作，这表明中美战略合作的深化。
在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便访美。中美的战略合作开始向纵深层次拓展。邓小平在与当时的卡特总统会谈时，提到如果中国和越南发生战争，美国将会怎样。据当时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奥格森伯格的回忆，虽然卡特口头上回应说，希望和平解决，但一份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如何援助中国的清单在中国代表团的车队还没有驶出白宫的时候就交到了中国人的手上。
1983年6月，美国正式把中国列为非盟友类的友好国家。1984年，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有关双方合作的《纪要》，美国有选择地向中国出口武器，其中包括著名的“黑鹰”直升机、声纳、鱼雷、船只引擎、舰载反导弹火炮和用于生产大口径炮弹的生产线。这是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最轻松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美国要拉拢中国来共同反对苏联，因此美国迎合中国的一面比较多，对中国施压的一面比较少，由此中美之间的摩擦问题也相对较少。直到今天为止，中美军事交流远远没有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与此同时，在经贸、教育、文化、人员方面的交流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两国签署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明确规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前面提到，中美两国走到一起是出于“共同威胁”的战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被相对忽视了。“六四事件”则使中美两国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暴露了出来，苏联的解体又使中美原先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这两件大事的影响叠加在一起使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词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应对“共同威胁”转向了寻求所谓的“制度认同”，中美关系就此进入到起伏不定的动荡时期。
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美关系中麻烦不断。从1989年到2001年，在短短的12年间中美关系先后出现了六次比较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在1989以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持续到1994年。克林顿接替老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竞选时克林顿就严厉批评了老布什政府相对比较温和的对华政策，表示一定要对中国施压。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即宣布，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挂钩。第三次危机是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美国认为中国向伊朗出售了违禁武器，在公海上公然拦截中国的商船，而且还登船检查，这个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第四次危机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导致了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派两艘航母到台湾海峡。第五次危机是1999年美国空袭南斯拉夫，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第六次危机是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在这期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之后，小布什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要武力协防台湾。作为总统在电视上讲美国要武力协助台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小布什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金额高达150亿美元。
这段时期，一方面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实现质的突破。原来中美关系合作的基础是对付共同的敌人，“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了，那么，什么是中美关系新的基础呢？“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入快车道，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两国间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中美建交的时候，中美贸易额只有29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美两国的年贸易额达到近800亿美元。美国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500亿美元。总之，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被称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而且在这期间，经过13年的艰苦谈判，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保障。
另外，在政治方面，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政治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美，这是两国元首自“冷战”后的首次互访，并宣布要努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尽管这种提法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积极反响，但是两个国家的政府为稳定关系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
第一个原因是“9·11” 事件。我们知道，经过40多年的“冷战”，美国已经习惯了一个有敌人和对手的世界。苏联崩溃后，美国失去了战略对手，感到很不适应，觉得缺少了一个对外战略的“定位仪”。为此，“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一直在寻找一个类似于苏联这样的敌人。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盛行“日本威胁论”，但是日本毕竟是美国的盟友，而且经过几次“敲打”后美国认为，这个小伙伴还是认美国这个“老大哥”的。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1995年又发生了台海危机。这时候，美国国内出现第一轮“中国威胁论”。当时，著名的《时代》周刊有一篇醒目的封面文章，题目就叫“遏制中国”，当时美国国内还有一本很畅销的书，书名就叫《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而到了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赞扬，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还实现了互访，于是“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下来了。随后美国提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论”、“无赖国家威胁论”、“失败国家威胁论”等，而在所有这些所谓的“威胁”中似乎中国的份量最足，美国国内有一些势力不停将眼光盯在中国身上，所以小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时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第二个原因是中美关系日益机制化，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工作关系。中美是两个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着巨大差异的大国，在两个有着如此多不同的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和问题是很正常的，没有问题倒不正常。因此处理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这些分歧、矛盾加以有效的管理，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很重要。
在这一时期，经过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双方在机制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是高层首脑经常性的互访。例如，仅在2005年一年，胡锦涛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就有5次会面，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内阁成员悉数到华访问。二是两国不仅保持一些原有的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包括中美战略对话、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等。到小布什总统离任的时候，中美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和管理两国关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2003年以来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非常重要的共识。
新中国建立以后，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我们不可能妥协。台湾问题也是中美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台湾问题再度凸显，美国采取了许多行动鼓励象李登辉、陈水扁和民进党这样的岛内分裂势力，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尤其是陈水扁上台后，急独倾向日益明显，台海局势成为东亚地区一个具有爆炸性的热点。
在中国方面坚决的斗争下，美国方面认识到，台海如果失控，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对美国最有利，为台独势力的所谓诉求与中国大陆进行一场战争得不偿失，他们只是美国战略上的一棵棋子，而不会让这棵棋子影响美国的战略大局。
2003年以后，美国立场发生了变化。2003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访美，小布什总统和温家宝总理共同参加记者招待会，当时小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陈水扁，说台湾当局领导人想改变台海局势的现状，这是他们要反对的。美国开始认识到维持台海的稳定既符合中国利益，又符合美国利益，还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从这以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由原来鼓励分裂势力转变为压制急独分裂势力。中美之间最易引发冲突的台湾问题稳定下来，中美关系也就相对稳定下来了。
当前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新特征
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然而，观察2010年中美之间经历的两轮角力和摩擦，我们发现有三个新的特征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尽管在两轮交锋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继续开展，但是，2010年中美关系经历的风波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走出了“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造成中美关系由相对稳定向不确定转变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从宏观角度来讲，去年中美关系的风波仍然是由中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对华政策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主要是讨论“冷战”结束以后如何定位中国的问题。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叫何汉理，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敌非友”，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美国的朋友，也不是美国的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集权化；既进行富有经济意义的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中国学者则更愿意用中美关系的“两面性”来定义这种关系的性质，即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要交往、接触、对话、合作，也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
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性质是由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等因素决定的。由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上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意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有一句有关中美关系的经典评论，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之前，中美关系仅仅是基于利益的需求而非共同的价值。”
而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层面，两国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冲突。两国在维持全球和地区稳定以及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在双边贸易关系上，利益更是日益增多，不断扩张。但另一方面，两国在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又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的不同交织在一起。
由于非敌非友的状态，中美关系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两国需要发展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始终对中国抱着一种警惕，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必须为坏的一面早作准备。
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中对华防范的一手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出现动荡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手，中美关系随时可能因各种问题出现风吹草动。近期中美关系的事态再次提醒人们，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双方既有合作又有很多冲突点。
第二个原因，从具体背景原因来看，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之所以开局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上台美国就赶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丝毫不亚于“9·11”事件。如果说美国的反恐战略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和协调，那么要摆脱金融危机，中国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希拉里发出中美“同舟共济”的呼声，实是迫于现实的呼声。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对双方政府全力以赴应对危机有积极作用，也对世界各国在危机中凝聚共识、加强合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开始调整过去“抓大放小”的政策。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四大类结构性矛盾又再次暴露出来。
第三个原因，2009年的良好开局使得中美双方提高了合作的期望，过高的期待使得双方对矛盾的出现产生了更强的失落感。奥巴马上台时对中国提出了三点希望，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的三要素：一是希望两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能够合作；二是希望在两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寻求合作；三是希望中国在阿富汗的反恐问题上给予美国帮助。事实上，无论是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还是哥本哈根会议，以及阿富汗战场上，事情都没有按照美国政府的设想进行，美国人对此很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方也颇感失望。比如2009年奥巴马访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这说明我们不希望美国再在人权等问题上施压。但声明刚刚签署不久，谷歌事件、对台军售等摩擦就发生了。
第四个原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共和党咄咄逼人的进攻，为了保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政府采用以牺牲对外关系的做法来换取国内政治利益，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议题被炒得很大。在去年，国务卿希拉里曾在人权问题上降低了指责中国的调门，而在此次风波中，她则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和南海等议题上对中国发声，其中显然有国内政治的考量。
第五个原因，中美之间力量关系的对比变化。新世纪的头10年，美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都连连受挫，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也遭到了严重损耗，实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实力更是大不如前。与此相对应，中国在这十年里连年赶超诸强，先后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据统计，在2001年时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2009年年底，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想。另外，中国还先后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实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美国的实力仍然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但从增量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比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增长快，由此导致了双方战略思维和民众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在三个根本性方面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挑战：一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资源、能源和经济上的挑战；二是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挑战；三是作为世界上尚未完全解决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也有可能对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防范意识显著增强。
借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的看法，即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包括：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下滑，世界权势加速东移，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异乎寻常地喊出：“决不做老二”。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到，美国正面临着第二个“卫星时刻”。他把新兴大国的崛起和赶超比喻为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的冲击。为此，美国加紧战略东移，频繁地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投棋布子。
所有这些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结合在一起，我们会隐约地发现，中美关系似乎又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一方面，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中的权重正呈加速上涨之势，另一方面，随着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日益敏感以及中国对自身利益的坚守，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增加了。总之，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管理。与此伴随的是有关中美关系消极、悲观的观点不绝于耳，中美似乎难逃“大国政治的悲剧”，“正在滑向新冷战”。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言：“美国和中国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此时的决定，无论大小，将会定下此关系发展的轨迹。”
对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通过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和当前的状况加以梳理，中美关系有三个重要的看点和三条重要的线索。
首先，介绍一下中美关系的三个看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观察中美关系的三个维度。它们分别是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它对观察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个维度是外在因素。
所谓外在因素就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国际上能把两个国家捏到一起的事务是多还是少。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外部因素中，中东北非乱局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中东北非乱局的紧迫性，使得美国无法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这就有可能暂时减少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保持一定的稳定关系。
第二个维度是内部因素。
所谓内部因素主要指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及问题，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内涵、相互打交道的方式，以及两国关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现状。
首先，中美关系的内涵仍在不断深化。尽管两国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敌非友，但是两国又是相互深度依赖的。到目前为止，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到每年4000亿美元左右，而且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了了1.10万亿美元。其次，从两国相互打交道的方式来看，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中美关系正在日益机制化。最后，从双边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长期困扰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主要有四类问题，分别是战略互信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去年，四类问题都显得很突出。
由此看来，内部因素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不论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都很突出，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我们不能忽视中美之间存在的利益上的错位，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的同时，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在根本上，仍然受到两国关系的本质因素的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美国国内政治。
中美关系发展跟美国国内政治相关，因为美国国内总有一些人对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始终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战略合作阶段，即“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影响比较小。“冷战”结束以后，这个因素就开始凸显出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美关系会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风吹草动而出现波动。
美国国内政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周期律”。如果我们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程作一个回顾，会发现这是一个在波浪中艰难前行的过程，其中受到两个周期律的影响十分明显：
一个是所谓的“大周期”，即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往往到美国选举的时候，中美关系的麻烦方面就会凸显出来，几乎每次大选都会多多少少地出现一些“中国问题综合症”，中国成为美国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最好话题。
另一个是所谓的“小周期”。这个“小周期”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每年6月前有关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审议，进入21世纪后则是每年年中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和美国国会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对军事现代化影响的评估报告》。借助这样一些议题，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都要聚集起来，就所谓“人权”、“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军事现代化”等对中国横加指责，掀起一个反华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除了“周期律”以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府院关系、总统的威望、经济形势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距离2012年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间，主要的影响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目前是一个分裂的政府，民主党把持总统宝座和参议院多数，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容易被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第二，奥巴马本人威望不高，这使他的外交决断力和影响力都面临一些缺陷。第三，美国经济形势仍然不佳，失业率依然很高，加上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势力相对下降，对华焦虑气氛上升，容易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土壤。综合这三点因素，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发展总体负面影响居多。
如果抓住这三个维度的现状，我们可以对目前中美关系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美关系仍将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基本格局。如果我们希望推动中美关系实现稳定发展，关键的要点应当是把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同时抑制消极因素的膨胀。
接下来，我们共同研究一下中美关系的三条线索。
以上讨论的基本上是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中美关系，即从新中国建立到目前来看中美关系这62年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中美关系始终贯穿着三条线索。它们分别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利益格局。
第一条线索是意识形态。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一个国家。
美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将价值观挂在嘴边，在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更加强调政权的性质，也有更多价值观上的好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虽然西欧国家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他们都承认苏联。承认苏联最晚的是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就是因为它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使它更倾向于以一己之好恶来决定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再比如说对待新中国建立，同样是西方国家，英国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宣布了外交承认，法国也在60年代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拖到1979年才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条线索是地缘政治。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霸主，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时候，美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国家主宰欧亚大陆的局面，这种情况是美国人所不能允许的。这是美国在处理对外政策，包括处理跟中国关系时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即美国始终有一个地缘政治的考虑。
第三条线索是利益格局。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的国家，同时它又很矛盾，因为它又是一个非常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美国没有出什么大家，尤其是在政治哲学方面，美国人唯一在西方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实用主义哲学。美国处理问题很灵活、很实际、很注重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跟美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密切的话，它会更加在意维持这种关系。为了利益，它可能会牺牲某些意识形态。比如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沙特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在价值观上，美国应该很不喜欢这个国家，但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很重要。因为美国跟沙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可以在沙特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相对忽略不计，所以美国去年卖给沙特600亿美元的武器。
美国奉行实用主义，所以这个国家就不太讲情谊，觉得没有用就翻脸。比如国民党是美国的老朋友，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却把台湾抛弃了，听到中美建交的消息，蒋经国肺都气炸了，痛骂美国无情无义。最近埃及国内发生动乱，美国又在适当的时候抛弃了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是美国30年的盟友，说抛就抛了。
当前，这三个线索有这样一些变化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力量衰退，新兴大国崛起，美国更看重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加重视对中国的防范，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中的竞争性局面可能会比以前更凸显。其次，在利益格局方面，一方面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一个利益的调整，比如说今年胡锦涛主席访美，关于经贸关系有一段非常长的内容，包括中美之间如何调整自己国内的宏观经济，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可以感觉到美国现在越来越不能忍受中美之间存在的中国大量的顺差。美国认为这种顺差是美国在输出工作机会，试图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迫使中国方面做出对美国有利的让步。第三，在意识形态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感到它在试图改变中国方面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同时，它并没有放弃企图，而且，会利用其长期积累起来的软实力不断形成对中国的压力。这对重视所谓“软实力”、“巧实力”的奥巴马政府来说，会加紧在这方面的动作。
当前，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关系确实面临着一些调整，因为一种关系的模式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力量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中国的实力正在与美国迅速接近，但“美国强、中国弱”这样一种基本的力量格局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对美外交仍需要放在争取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的大思路下加以考虑。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应具有更多的外交主动、具有越来越多的塑造议题的能力、美国必须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尊重。同时，这种变化应当在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求变。这有助于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会使我国的发展走得更稳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