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电视剧同人快穿:《药》思想蕴涵再思考

《药》思想蕴涵再思考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  何峰

在日本仙台学医的鲁迅，“幻灯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信仰，“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是体格如何健全，如何粗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在选择文艺运动的方向时，也许是受到梁启超“开民智”的启发，以及“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思想的影响，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药》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继《狂人日记》、《孔乙己》之后的第三篇力作，也是我们了解和学习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高度成熟的艺术表现方法的一把钥匙。

一、客观地评价辛亥革命

鲁迅这种借助文学来演绎所追求的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创作理念，必然使作品承载了更多改造国民性的重任，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思想政治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鲁迅的作品出现了一些脱离文本语境的阐释和误读，甚至把《药》解读成批判辛亥革命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的政治工具。实际上鲁迅的革命观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宽泛，那些不满现状的活动，使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的活动，都是革命。“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2）鲁迅一生是支持革命的，更何况辛亥革命是一场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制度一举推倒，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奠定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第一块基石的革命。鲁迅在作品中对辛亥革命的刻画，固然不排除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是通过鲁迅式的质疑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某些针对鲁迅作品中辛亥革命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只是把鲁迅小说作为印证意识形态的文学样本，不是从鲁迅的思想实际和作品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

在作品中，鲁迅始终没有让夏瑜露面，即使在刑场上革命烈士被砍头的场景，也是通过老栓的眼睛从围观的看客背后看到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退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作品既绝妙地刻画了看客无聊而愚昧的丑态，又回避了对夏瑜砍头时正面的描写困难，也间接地表达了烈士遇害场面使我们目不忍视的哀痛感情。在夏瑜遇害后，为了彰显烈士之死的意义不同，在夏瑜坟上放上“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的“一圈红白的花”。这些都可以理解成鲁迅对革命充满同情，对发生在“移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土地上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全盘否定。

鲁迅独特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孤独和悲怆的人生观，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他深深地懂得长期封建主义所形成的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用他那种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向我们展现了他眼里的辛亥革命。作品中华老栓在一个“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东西，什么都睡着”的时间，来到丁字街口的刑场，看到一幅刑场前的风俗画面，“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带着“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的“攫取”的目光，“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的“古怪的人”，这是当时社会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他们后半夜起来只是为了看杀人的场景，他们不关心被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感官刺激，“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看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记了”。 （3）他们几千年形成的国民猎奇心理凸现了灵魂的卑微和麻木，心灵的空虚和无聊。中国近代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先进知识群关注的焦点是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启蒙和文化很少有人顾及，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唤醒这些极为庞大而愚昧的民众，革命者的死也就成了这些看客欣赏的道具，革命者的鲜血也就成了愚昧百姓治病的“药”，这样的革命必然走向荒诞化，甚至于出现“黑色幽默”的结局，这是鲁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结和反思得出的结论。

二、启蒙与反启蒙思想的矛盾交织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长达五百余年之久的思想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急功近利文化传统的影响，启蒙运动难以开展。鲁迅曾经沉默了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鲁迅置身于自己生存于中的非常熟悉世界，面对那些曾被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所深深掩埋着的自身生命的“虚无”问题，那些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中所无法感受到的全新的荒谬体验，那些来自"无物之阵"的莫名的无法抵御的生命震撼，他的内心深处开始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

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高举着西方启蒙主义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来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给迷茫的中国带来了希望，鲁迅也为“德”“赛”两位先生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在“听将令”的同时，其“呐喊”是有所保留的，他不受盲目信仰的束缚，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西方启蒙话语，也是持怀疑，甚至是批判态度。

作品中华老栓一家，全靠开小茶馆维持生活，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点的是“遍身油腻的灯笼”，盖的是“满幅补钉的夹被”。他整天勤勤恳恳地劳动着，“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为了给儿子治病，拿出长期积攒的血汗钱去买“药”。“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从这些动作可以看到他们积攒这些钱的不易和对钱的珍惜，但华老栓却甘愿用最珍惜的儿子性命和一生的积蓄去交换“药”，是因为深信人血馒头能够药到病除。同样在素有“百口衙门”之称的茶馆中，这里终日聚集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集中表现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认识，是社会活跃的细胞。然而在这人声嘈杂中，对于人血馒头治病的问题上，可用“包好，包好”，“一定会好”来概括，反映了群众的迷信和愚昧，这是当时普通民众的科学知识认知水平的真实写照。

夏瑜这位革命者的所有情况都是借康大叔之口说出，“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表明了夏瑜坚定的民主革命的信念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劝”和“攀谈”说明他在牢里对牢头也进行了民主思想启蒙。可牢头只想从他身上捞上一把，想着“榨油水”的眼前利益，得不到便给他两个嘴巴。在茶馆这个反映群众思想的“百口衙门”里，在对待“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民主思想启蒙的问题上，康大叔也认为“这是人话么”，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出气愤的样子，“阿呀，那还了得”。听到夏瑜挨打，坐在壁角的驼背幸灾乐祸给予“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的评价。这也是当时普通民众的民主思想认知水平的真实写照。

启蒙的真正意图，是要使被启蒙者能够独立运用个人的理性思维，去增强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实际能力。作品中康大叔引发了“谁可怜”这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话题，可是“茶客”们经过“有些板滞，话也停顿”的思考，竟然给出“疯了”的答案。传统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动群众，作品中可以看到夏瑜也在进行民主思想启蒙，也在努力地发动群众(甚至牢头也不放过)，可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这不得不引发对思想启蒙的反思。

“五四”时期，启蒙者高举着西方启蒙主义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来反对封建主义，竭力将科学与民主的理性精神推广。可是长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造成了国民愚昧麻木，主体意识和自我精神的退化的局面，还能不能将科学与民主的理性精神推广？鲁迅的经历和他的思想认识特点，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对发生在封建主义历史和传统过于强大顽固中国的启蒙运动，始终抱有怀疑乃至悲观的态度，对启蒙的实际作用充满深刻的疑虑，进而对西方启蒙主义本身的也充满深切的怀疑。鲁迅这种启蒙和反启蒙的两种思想，同时互相悖论地并存着，无疑增加了文章主题内涵的复杂性。

三、花环寄托着希望

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文学革命的发生，鼓舞了鲁迅，他似乎看到毁坏封建“铁屋子”的希望。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所以我往往不恤用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鲁迅是小说大师，这个花环在前面情节中没有伏笔可寻，清末也没有用花环寄托哀思的习俗，勉强的主观意愿的干扰只会削弱作品的价值，他却明知这一点而为之。

作品中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她的政治态度没有和儿子站在一起，上坟时在行动上免不了“有些踌躇”，脸上 “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夏瑜在生前得不到理解，死后得不到同情的艰难环境中，仍对革命矢志不渝，为推翻君主专制殒身不恤， 是“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 （4） 的人。加缪曾将 古希腊西西弗斯徒劳无益却不停歇的劳动比作人生，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他的生命和激情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然而他的精神超出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夏瑜这种类似西西弗斯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传统儒家精神也许是对革命化进程中荒诞的最好反抗。

一个时代的先驱往往是孤独的，他们看不到希望，得不到理解，只是凭着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沉的爱，以自由乃至生命的丧失为代价，为自己所希望的革命的实现作见证。夏瑜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代表，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也是那个时代最早的觉醒者和播火者，他们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关心他人利益，关心社会前途，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备受困馁，历尽迷惘，仍坚持不懈地追求生存的意义。鲁迅的精英意识使他认识到，如果等到刑场上的“看客”和茶馆的“茶客”理解革命时，革命已胜利在望，这时的革命者能看到曙光，革命者的目的也往往泥沙俱下，其中也不乏盲从者和投机者，而这两种人，在中国向来是不缺的。

鲁迅的一生中不时遭受各种恶意诽谤，无中生有的造谣和流言中伤，鲁迅在《并非闲话》一文中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的流言”。他抱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血性，看透了在传统文化厚重积淀的中国对民众病苦疗救的艰难，虽无希冀仍奋力前行。鲁迅在理智上是面向未来，情感上是回归传统的。他在骨子里与夏瑜都有中国儒家这种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魂”，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难怪鲁迅要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一个世纪弹指而去，鲁迅 “立人”的呼喊犹在耳边回荡，其作品中的国民劣根性的故事不断以“换了一个马甲”的形式在我们眼前重演，封建愚昧思想仍然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徘徊，甚至个别地区还有“发扬光大”的势头。鲁迅那些无比精美的作品是对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人性反思和反抗的结晶。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也是带有根本性的。我们在进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时候，不妨再读读鲁迅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呐喊·自序》鲁迅            （2）《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

（3）《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      （4）《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院  2004年10月第二版

《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  宋剑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8月第一版

《名师授课录》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问题的再思考》  逄增玉  《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