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在泰坦尼克号世界:南满铁路——盘踞中国55年的吸血兽（下）

南满铁路
——盘踞中国55年的吸血兽（下）
工程投资额：—
工程期限：1897年——1952年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东铁路滨州兴安岭隧道，全长3077米。从隧道碉堡中密布的机枪眼可以看出，沙俄在中东铁路修建初期，已经规划好了该路在军事上的用途。事实上在中东铁路沿线，像这样的隧道碉堡随处可见。兴安岭隧道在历史上曾两次险些被炸毁。一次是1932年11月苏炳文海满抗战时，为防止日军乘火车越过大兴安岭，抗日军民欲炸毁隧道，后经苏联东省铁路局阻止，没有炸成。第二次是在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时，日军为阻止苏军进攻，在隧道内埋有1500多颗地雷，后被苏军排除。在20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隧道不再使用，完成了它的百年使命。
中东路事件老蒋挑拨离间
就在张学良执掌东北刚一年的当口，因为中东铁路归属问题，竟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事件起至沙俄国内变局。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国国内局势进入混乱状态。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遵守第一次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表示了苏俄政府要与中国共管中东铁路的意向。然而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认苏俄政府，对其两次对华宣言听而不闻，导致原中东铁路俄方局长霍尔瓦特及其残余势力仍然赖在中国不走，企图利用中东路沿线地区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从1921年开始，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派人来华，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承认了苏俄政府，并从1923年开始，中苏进行建交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商定中东铁路主权事务归属中国，但苏俄仍参与铁路营业事务管理。由于中东铁路当时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内，苏俄政府遂于同年9月20日，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其中把中东路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满）；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协定签署后，苏俄政府立即更换了中东路俄方主要负责人，将沙俄时代的官员逐出队伍，中东路恢复了正常营运。
但是苏俄牢牢控制中东铁路的行为，日渐加深双方利益矛盾。到1925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其后，苏俄政府不断对张作霖施压，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1927年下半年，苏联政府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同年10月中旬，中东铁路苏方副局长到大连，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内容包括：苏俄将中东铁路交给满铁经营，满铁允许苏俄出兵至多5600人，来保护中东铁路北段，以及其他利益交换条件。这份密约随即泄漏，最终引发了“中东路事件”
1929年4月，张学良召集吕荣寰等人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见苏方态度软弱，便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随即照办，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等39人，并封闭东北境内苏联领事馆，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蒋介石故意挑拨奉俄战争，是为了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同时削弱东北军实力）
苏联要求立即放人，并向东北沿线增兵。7月10日，张学良下令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公司，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同时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7月10日，苏联发出最后通牒。7月17日，苏联宣布与南京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规定的一切权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在经过多次小规模冲突后，8月6日苏联成立了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装备最新型的坦克。至9月，苏军集结兵力已达8万人。张学良在8月15日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6万防守国境，后增兵至10万。从7月末至11月，俄奉两军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由于战事不利，再加上南满铁路方面日军有异动，反对与苏作战的张作相，力劝张学良和平解决此事件。12月3日俄奉双方签订停战协定。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联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但苏联至此一直强占我国领土黑瞎子岛，不肯撤走。这成为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此外，通过中俄激战，日本关东军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本质。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拟定各种作战方案。1931年4月，原驻日本寒冷地区仙台的第二师团进驻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日本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0毫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7月，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同时，日军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由此开始策划全面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狂妄的宣称，对付张学良，都用不到真剑，只要用竹刀挥舞一下，就能把他击退。
主张全面占领东北的关东军军官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25公里处的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攻击；二是时间安排在9月28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9月中旬，关东军密谋挑起战争的计划在日本国内败露。日本政府高层商议后，认为未做好战争准备，遂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东北，要求关东军“隐忍自重一年”，再发动“事变”。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在9月15日从东京出发之前，提前将军部的命令电报给板垣等人，令其提前行动。板垣等人遂于17日决定把原定日期提前10天，改在9月18日发动“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社员手持短枪、身着防弹衣，已成为不穿军装的军人。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以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数人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随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蒋介石曾指示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北大营6800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随后，沈阳城及东大营驻军亦是不战而退。第二天，奉天、长春、营口等城市全都被关东军迅速占领。占领沈阳后，日本关东军赶制了一块长条形的木牌，上用中文竖书“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线路爆破地点”，竖立在柳条湖事件事发地点的铁轨东侧。在距这个长条形标志牌东侧数米外，又立了一块横向的标志牌，上横书两行汉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爆破地点”。
在九一八事变中，满铁也是重要参与者。自1924年起，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打破满铁垄断运输的局面，成立了东北运输委员会。并从1925年起，先后修建了吉海（吉林至海龙）、昂齐（昂昂溪至齐齐哈尔）、齐克（齐齐哈尔至克山）、洮索（洮南至索伦）、打通（大虎山至通辽）等铁路。到1930年3月，东北自修铁路已达11条，总长1000英里。1930年春，东北交通委员会在东北政府指示下，还准备修建满蒙三大干线，即东大干线：葫芦岛—奉天—海龙—吉林—海林—依兰—同江—抚远；西大干线：葫芦岛—大虎山—通辽—洮南—齐齐哈尔—宁年—嫩江—黑河；南大干线：葫芦岛—朝阳—赤峰—多伦。三大干线总长上万公里，支干线多达35条。
这对满铁造成了极大压力，日本政府将中国修筑铁路，看成是准备将满铁置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蒙的目的。为此日本人逼迫张作霖答应日方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计划。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满铁重新确定了从1925年起20年内修建35条线，总长8828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肆无忌惮地干涉和破坏中国铁路建设。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东北民众反抗，奉天、吉林、哈尔滨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连发生群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张作霖乘机想借助美英势力，摆脱日本人的控制。这为其招来杀身之祸，最终在皇姑屯被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深知答应日本铁路要求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各铁路还附带有租借地，这无异于将东北变成日本的附属地，所以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满铁内部对其痛恨不已，右翼势力极力煽动关东军用武力占领东北。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满铁经营陷入困境。在1930-1931年被迫解雇3000名职工，冻结工资一年，津贴减半，机车维修等业务暂停。此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新上任的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提出：由满铁提供资金和运力支持，帮助关东军占领东北1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再由满铁垄断东北铁路，获得特权，双方一拍即合。众所周知，军费是发动战争的首要条件，而在找到满铁之前，关东军甚至不得不向日本资本家借了10万日元高利贷，以维持开支，可见其窘迫境况。
9月18日晚23时40分，满铁用专列将沈阳关东军第1、4中队运往柳条湖增援。接着又将铁岭、抚顺日军守备队运往沈阳，为日军迅速占领北大营准备了条件。9月19日1时，满铁在旅顺编成专列，将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运往沈阳，并于当天11时抵达。为攻占长春，自9月19日至23日，向长春开行军列16次，运兵3497人，军马455匹，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此外，满铁还从丹东向沈阳运送了大量自朝鲜来的越境日军。综合统计，自九一八事变至次年3月，满铁共向沿线派驻职工7676人，144758人次，其中数十人死伤。满铁共编发军列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之多。运送军需品197980吨，平均每日1000多吨。关东军几乎所有参战兵员、军事辎重均由满铁运输，应向满铁支付运费319.3万日元。
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不但承担军事运输，还修复被中国军民炸毁的铁路桥梁，并为关东军大批制造火力强大的装甲列车。同时，满铁在日本政府授意下，向关东军提供了300万日元经费，让这部战争机器全速运转起来。据记载，1931年度满铁支出事变经费430.26万日元，1932年度支出事变经费576.59万日元，并透支1933年度事变经费158.37万元。在情报支持方面，早在满铁成立之初，满铁就建立了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经济调查局等庞大的情报机关，对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进行广泛调查，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情报。据满铁记载，1930年满铁提供情报10948件，1931年18617件。其鼎盛时期，情报人员多达4500人。在满铁3.9万多名社员当中，因九一八事变立功者竟达22254人，占社员总数的57%。按照日本陆军规定，满铁立功者按现役军人办理。这样在满铁立功人员中，有将官级30人，佐官级220人，尉官级634人，下士官4594人，士兵16776人。由此可见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作用之大。可以说，关东军仅用四个月时间占领东北全境，固然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致，也是满铁全力支持的结果。

抚顺煤矿露天矿。日本战败前从这里掠夺的煤炭资源达2亿多吨，攫取的利润高达数十亿日元。1944年该矿约有1-2万日本人，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而采煤华工为67800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华工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仅1939年伤亡的华工就达10179人。
日本最大的殖民企业
满铁如此巨大的付出，自然有丰厚的回报。1932年3月1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被扶植上台。满铁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大批满铁社员登上了伪满洲国的政治舞台。像满铁的一个卫生课长，摇身一变成为司法部的总务处长，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从满铁退职转为伪满官吏的多达244人。满铁的触手伸及伪满洲国的方方面面，获得了各种垄断特权。除了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之外，满铁还经营抚顺、辽阳的煤矿、冶金、电气、农林畜牧、文化、教育、旅游等业务，拥有鞍山制铁所（昭和制钢所，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满洲炭矿、满洲采金、满洲铅矿、满洲矿业开发、满洲轻金属制造、日满镁工业、同和汽车、满洲电业、满洲化学工业、满洲盐业、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满铁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
随着会社经营范围的扩大，满铁的收益也在成倍增长，据统计，从1907年到1928年，满铁收益增长率为2110%，纯收入增加19倍。从1907年满铁开业到1931年，24年间，满铁支付给日本政府和股东的红利及公积金高达8亿多日元！1920年满铁第一次增资至4.4亿日元，1933年第二次增资至8亿日元，1940年第三次增资至14亿日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满洲国成立之后，满铁在其附属地内的行政职能以及各种政治活动被逐渐削弱，其业务被置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监管之下。随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原属中国的沈海、奉山、吉长、吉敦、吉海、四洮等铁路，以及东北全境的港湾、水运、煤矿、钢铁、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的经营权也被转交给满铁，其附属地面积增至524.3平方公里。至1935年，满铁经营的铁路长度已达6857.3公里。1936年，满铁改组铁路管理机构，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统一经营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
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对苏联也造成了威胁。日军派兵进驻中苏铁路沿线，并试图用挑衅破坏的手段，迫使苏联自动退出该铁路。1933年5月2日，苏联为了解决同日本的矛盾，由外长李维诺夫出面，提议把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实际上是日本）。苏日双方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于1934年5月18日签订协议，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人。当时的中国政府向苏日双方提出抗议，指出苏联无权单方面处理中苏合营企业的财产。日本买下中东铁路后，立即把宽轨改为准轨，以适应其对华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
全面掌控中东铁路后，满铁的势力范围益发膨胀。日本在东北掠夺的煤炭、生铁、黄金、大豆等资源，汇集到中东铁路沿线，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连港。再从大连港装船运往日本。大连港建于1899年，原为沙俄控制，日俄战争后落入日本人手中。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对外贸易。同时这里也是对华倾销日本商品的重要渠道。在日本统治大连港期间，出口货物主要有煤炭、大豆、豆饼、豆油、花生等，60%以上运往中国其他港口；进口货物主要是钢铁、日用百货、面粉、纺织品等，70%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其他港口。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扩大伪满的重工业和军工能力，决定设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原由满铁和伪满管辖的重工业强行收归该社管理，其中包括鞍山制铁所等企业。满业资本总额4.5亿日元，伪满政府和日方各出一半。依靠伪满赋予的“国策会社”的头衔，满业对东北地区的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实行统治，到1941年共有关系会社56个，其中直接投资的会社18个，名义资本5.67亿日元，投资额达13.6亿日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业因经营困难陷入低谷，直至日本战败。
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事业，均以掠夺巨额经济利润为出发点，丝毫不顾及中国的利益。仅以煤炭开采为例，为了垄断东北的煤业，1934年5月，满铁和伪满政府各出资800万元，合资组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人士任免等权利则由关东军控制。满炭成立时直接经营的煤矿包括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和阜新煤矿，另有鹤岗、西安和北票煤矿以独立经营身份加入满炭。1937年2月，满炭增资至8000万元。同年底满业成立，满铁被迫将满炭的股份转移给满业，后陆续增资至3亿元。满炭的经营过程极其血腥霸道，借助关东军的刺刀，满炭强迫大批劳工下井进行“人肉开采”，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大批劳工死亡，留下数量众多的“万人坑”。据统计，在满炭经营的阜新煤矿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掩埋的死难劳工至少有7万人；北票煤矿至少造成3万余名劳工死亡；鹤岗煤矿造成万余名劳工死亡。由于满炭生产效率低下，1941年7月，满业、日本制铁、日铁矿业合资，组建密山炭矿株式会社，使密山煤矿从满炭分离出来经营。1943年，在关东军命令下，满炭被分割成阜新、西安、北票、鹤岗、满炭五个公司，满铁资本额减少为1亿元。除了满炭经营的煤矿，满铁在抚顺、本溪、辽源、通化、七台河、蛟河、营城等一大批工矿城市，还有大量煤矿。据估算，在日本侵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从中国掠走的煤炭至少超过7亿吨，迫害致死的劳工数以十万计。
除了煤炭，日本掠夺的资源还有铜、铁、金、铅、锌、铝、镁、锰、粘土等一切日本所需的中国矿产资源。到1945年，日伪在东北的工矿企业达6878家，属于像“满铁”这样大的日本垄断企业的东北工矿企业有314家，资本总额61.06亿元。东北农业同样被纳入掠夺的轨道。为了加速对主要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先后设立了满洲特产中央会、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满洲农产公社、兴农合作社等机构，并实行粮食的强制购销，同时压缩民食，减少供给，每年强制掠夺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0%—50%。1942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物资供应日趋紧张，日本人甚至规定中国人不准吃白米饭，只能吃高粱米饭，一旦被发现就以“经济犯”的名义抓入牢房，
罪恶到时终有报，在美国人的原子弹和大军压境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蝗宣布无条件投降，终结了日本人在中国横行40年的血腥历史。1945年8月14日，根据雅尔塔协定，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四项协定，其中《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驻南满支线合并成中国长春铁路，由两国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再次控制了这条铺设在中国领土上的铁路。直至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苏联政府将中东路的一切权力及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长大铁路（长春至大连）。中国终于在这条铁路建成半个世纪后，收回了全部路权。
发生在南满铁路上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本文仅仅触及了其冰山一角。在沙俄和日本的控制下，南满铁路如同一根巨大的吸管，抽干了中国的国力、民力，也抽走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光阴。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在海峡对岸，用中国人的血液，浇灌起日本的工业之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工业强国”——日本，一个靠阴谋和掠夺发展起来的国家。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一个对世界充满和平幻想的国家，杀戮何时重演，只是时间问题。
谨以此文纪念九一八事变79周年。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拄拐杖者）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日本受降仪式上。重光葵曾四次出任外相，制造“济南惨案”，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1949年获释，1951年任改进党总裁，1954年任民主党副总裁，1954年12月任日本外务大臣，1956年死于心肌梗死，终年69岁。

1927年6月27日，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公开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并确定了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侵略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将柳条湖事件栽赃给中国军队，还恬不知耻地在枕木、军帽、枪支等假证据前面合影。

1931年9月19日，日军装甲车占领沈阳城。
满铁开行军列，将日军运往长春，赫然可见列车车身上的满铁标志。

1935年3月，中东铁路被日收买后，苏方在绥芬河火车站举行降旗仪式。

大连港不仅是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主要渠道，而且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对外贸易。在日本统治大连港期间，出口货物主要有煤炭、大豆、豆饼、豆油、花生等，60%以上运往中国其他港口；进口货物主要是钢铁、日用百货、面粉、纺织品等，70%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其他港口。

大连港码头，日满联络船进入大连港，这是伪满洲的入口。

这是一个寿司盘子。盘子上印的“满铁社员消费组合”是满铁负责社员生活的组织。1919年11月，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了10个满铁社员消费组合（合作社），实行微利销售，和物资配给制。根据1939年的记述“满铁社员消费组合”保障满铁沿线6万员工及其家属大约16万人生活消费的组织。保障了当时在满洲国生活的将近六分之一日本人生活消费。由此可见“满铁”的规模何其庞大。
这是满铁给职工配发的铁道怀表，铁道在时间管理上非常严格，怀表是不可缺少的。怀表背面刻有满铁标志和“吉局185”字样。该表由日本精工（SEIKO）公司制造，7钻手动上弦式。精工创立于1892年，现在是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没错，爱普生打印机就是这家生产的。无数日本企业在侵华战争中茁壮成长，中国民族工业被扼杀殆尽。

大连卫生研究所：原为满铁卫生所，1938年被日本关东军接管，改称大连卫生研究所，又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满洲三一九部队”，直接参与日本细菌武器的研制及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罪恶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停办。

满铁地质调查所，设于1907年4月，是为掠夺东北矿藏资源服务的调查研究机构，也是军事情报机构。直至今日，仍有日本人在中国从事非法测绘和间谍活动。

在东北进行疯狂烧杀抢掳的日军

1946年3月，哈尔滨各界10万人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李兆麟送葬，其于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灌下毒药后杀害。这个无能的政党在3年之后，被人民赶到了台湾岛。

旅顺火车站是一座俄罗斯风格木质建筑物，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站。苏联人直到1950年才把这个小站交还给中国，这之前一直是苏军驻扎。
视频：带血的轨迹——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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