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教bg纯肉打包微盘:回望三侠——三峡工程全方位解秘

中国新闻周刊2010028封面
　　回望三峡

　　实践正在检验着三峡。7月20日，三峡水库迎来了流量达7万立方米/秒的洪峰。这是工程竣工以来，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而与此同时，重庆、四川等地遭遇洪水围城，长江、江汉中下游持续较高水位，武汉再次面临防汛压力，湖北7万人上堤查险。

　　当历史的洪水冲击着三峡大坝，不仅检验了其抗洪的能力，更检验了它在整个长江中的角色。在上游，重庆洪水围城，当地人总把这里的水进人退与远处的三峡大坝联系在一起。

　　在下游，荆州大堤安然渡险，与1998年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都说，“有三峡大坝，我们一点也不担心。”

　　在汛期，大坝面对蓄与泄的争议；在旱期，大坝更面对高水位和低水位的压力。

　　来自外界的声音，不断检验着三峡大坝到底是不是可防“万年一遇”。来自三峡集团的员工面对检验却说，“我们特别感谢反对的声音。”

　　这座大坝从来都不缺少反对的声音。80年代广泛公开的大论证，让三峡大坝成为建国以来最为透明的世纪工程。

　　2008年，三峡大坝建成，水利部再次掀起了一次针对三峡的内部大检验，对三峡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论证。与会者希望，三峡工程以实践来回答当年大讨论中的一些质疑。

　　而对于这个世纪工程的检验，还远未停歇，三峡的话题将长久的存在。

　　【内文导读】

　　焦点中的三峡

　　上游纠结

　　三峡工程的过去和未来

　　陆佑楣：长江应有统一的调度

　　焦点中的三峡

　　历史的洪水平静地淌过三峡大坝，万众瞩目之后，三峡的调度配套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刘子倩(发自宜昌、荆州、武汉)

　　赵云发的电话最近热得烫手。全世界投向三峡的目光，刹那间都投射在他身上。他是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的副总工程师，关于三峡调度的权威发言人。

　　同样的问题，他要在不同场合解释若干遍。比如，在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问题上，他每天都要给面前或者电话里的记者们不断“扫盲”。

　　这一切均缘于他身后的三峡大坝。7月19日，三峡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洪峰抵达宜昌。这座大坝的防洪能力被洪水推到了时代的高处。从上游翻腾而下的滚滚洪水，如何被三峡大坝高高托起，轻轻放下，成为万众视线的焦点。

　　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大坝的防洪能力已经有过广泛的关注。

　　有人摘出了从2003年至2010年的四条新闻，标题分别为：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万千百”――这就是赵云发不停地重复回答的问题。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他多次被电话打断，赵捂住手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我就在电话里一起解释了。”

　　按照三峡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是：千年设防，万年校核。能抵御1998年那样的百年一遇洪水，当洪水到来时能够拦蓄住洪水，而不用启用下游的分洪区分洪；大坝设计行洪能力是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到来时在下游荆江分洪区配合下确保武汉及下游平原不被淹；当万年一遇罕见大洪水到来时，确保三峡不溃坝。

　　而此时洪水已过万重山，在举国上下的关注下，经过了荆州、经过了武汉。

　　“事实检验了三峡。”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面对媒体不由地舒了口气。

　　高高托起，轻轻放下

　　按照三峡的建设要求，首先是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起到防洪作用，其次才是在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效益。

　　然而，自2003年6月，三峡下闸蓄水至今，并未接受过洪水的考验，直至今年7月11日，三峡大坝迎来入汛以来首次洪峰，最大流量达每秒38500立方米。

　　7月15日，大坝泄洪量加大到32000立方米／秒，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蔡其华对此解释是，加大下泄流量是为了腾出库容，以拦蓄未来几日将形成的长江上游新一轮洪水。

　　7月19日，一场大雨如期而至。三峡水库下泄流量由34000立方米/秒逐步加大至40000立方米/秒，之后按40000立方米/秒泄洪。

　　当晚6点25分，三峡泄洪首次突破40000立方米/秒，而此时，三峡入库流量则首次超过了70000立方米/秒。

　　12小时后，洪峰顺利通过荆州沙市，水位为42.06米。按照防洪要求，三峡大坝须确保荆江大堤安全，而此次沙市水位比警戒水位低了0.94米，对于荆江意义非凡。

　　赵云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三峡大坝每秒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量级计算，只能算是15年一遇量级，三峡水库水位为155米，已用去56.5亿库容，假设千年一遇洪水来袭时，按坝前水位171米计算，还有165亿立方米库容可用，而三峡的防洪总库容为221亿立方米。

　　针对公众对三峡泄洪量过大的质疑，赵云发解释说，三峡一年的平均流量大概是14100立方米/秒，而三峡发电所需的流量为25000立方米/秒，所以在泄洪量决策过程中会平衡上下游关系，考虑下游防汛情况，由长江防总具体计算出最科学的泄洪流量。“7万的流量，经三峡之后变为4万，另3万被拦在库区，所以说这不是单纯的泄洪，而是拦蓄，否则7万立方米全部下去，荆江大堤压力就会增大。”赵云发说，此次三峡的调蓄作用显而易见。

　　事实上，三峡集团希望通过此次调蓄的机会展示三峡的防洪能力。而对于按照抵御千年一遇洪水而设计的三峡来说，“从容应考”不足为奇。三峡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言，从没有一家国企像三峡集团一样，面临如此紧张的舆论环境，从大旱到洪水，对于三峡的争议从未停止。“我们特别感谢反对的声音，使我们的决策更加谨慎，多方听取不同意见。”

　　荆州不怕干戈动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而此次三峡拦蓄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处于148公里之外的荆江。

　　按照三峡防洪要求，通过三峡水库调蓄，荆州大坝的防洪标准从10～2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当遇千年洪水，配合荆江分洪区等工程的运用，可防止荆江河段溃坝，减轻中下游对武汉市的洪水威胁。

　　荆江上起枝城，下至城陵矶，全长337公里，因流经古荆州而得名。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荆州的地位即已凸显。1738年，荆州就成立了专门管理治水的同知衙门。荆江“九曲回肠”，洪灾在当地是“家常便饭”，抢险保堤已是历史传统。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50年间，荆州江河堤防溃口186次，平均2到3年发生一次。其中，1931年，荆江大堤溃口22处，人畜淹毙无数；1935年，荆江再次大规模溃堤，死亡人数达三分之二，灾民百余万。

　　荆州长江河道管理局防洪科科长张根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荆州所在江汉平原属于冲积平原，不少堤防建在古河床上，经过数百年来泥沙淤积，如今河面高度已超过市区。“市区高度为34米，当沙市达到警戒水位45米时，就形成了11米的水头差。”

　　在荆江大堤的保护区内，有1500多万人口，2000多万亩耕地，如发生不测，还会危及武汉。然而，脆弱的地层决定了荆州并不能像开封一样，不断地加高堤坝以阻挡洪水，三峡工程很大程度上破解了这一难局。

　　荆州市水利局原局长易光曙曾经粗略地测算过，沙市每秒通过1万立方米的洪水时，保守估计水位涨80厘米，若下游底水高，还可能涨到90厘米。若不是三峡拦蓄了3万立方米，沙市水位将达45.4米左右，超过1998年的45.22米。“这次洪水，三峡功不可没，1998年时若有三峡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了。”已经74岁的易光曙说。

　　1998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洪水，多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荆州指导抗洪抢险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温家宝坐镇荆江大堤一线指挥。

　　易光曙多次向温家宝汇报灾情，并建议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分洪的办法，而部分专家则建议分洪，如果在沙市到郝穴段溃口，距武汉只有180公里，洪水不到15个小时就到武汉。

　　按照《长江洪水调度方案》的规定，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并预报继续上涨时，扒开荆江两岸干堤行洪，同时做好荆江分洪区北闸的爆破准备；当沙市水位达到45米，并预报继续上涨时，视洪水大小及荆江堤防工程安全状况，在国家防总下达荆江分洪区人员转移命令时，湖南省接守南线大堤。

　　在长江干支流防汛表中，唯荆江大堤的保证水位处写着“确保”二字。“换句话说，就是牺牲一切也要保荆江大堤。”张根喜说。

　　易光曙回忆，温家宝当时采纳了各方意见，“最终下令要严防死守。”

　　1998年8月15日晚上，几十万人守在大堤上，以防不测。8月16日，第六次洪峰将通过荆州，温家宝一夜未眠。16日凌晨3点多，他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易光曙，说首长凌晨要去巡堤。而天亮时候，温家宝一行便到了距沙市50公里的郝穴。在长江，灾害最严重的是中游，中游最严重的是荆江，荆江最严重的即沙市至郝穴段。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表示，若此段白天出现溃口，将造成50万人死亡，若是晚上则可达百万。“50年代人口比1998年少得多，1998年如果出事，绝对不止这个数字。”易光曙说道。

　　尽管最终洪峰安全通过荆州，但1998年洪水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荆州市2000多公里堤防，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江堤达到1864公里，出现1770处险情，其中重大险情913处，直接受灾145.73万人。

　　与此同时，解放军、干部、群众近50万人上堤抢险。时间最长达90天，最短的也有70天。荆州市规定，一旦超保证水位，每公里堤段配备50到80个人昼夜巡防，每人每天的成本在一百元左右。“当时几乎青壮年劳力都上了堤，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张根喜回忆说，大堤就像是一个设计时速为150公里日轿车，却超负荷跑出200公里的致命速度。

　　数据显示，1998年最大的第六次洪峰在宜昌的流量为63600立方米/秒，未经任何拦蓄流至沙市时减为53700立方米/秒，致使荆州出现溃堤的危险。人们以此推测，若此次的7000万流量不经三峡拦蓄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据张根喜介绍，今年汛期荆州设防1468公里，仅4处出现问题，并无重大险情，与1998年巨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董晓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峡在此次泄洪中对于荆江的保护作用极为明显，“三峡闸门稍稍动一下，就让下游避免了至少上百亿的损失”。

　　不过事实上，自1998年后的10多年间，国家投入50多亿加固荆州堤防，上千公里的大堤普遍加高了1.5米至2米，加厚了3到5米，完成土石方1.8亿立方米，若垒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围墙可绕地球4圈半。

　　此次洪峰能顺利通过荆州，水文等部门提供的精确数据也起了关键作用。三峡集团总经理陈飞曾向媒体透露，三峡集团的测控系统已覆盖三峡上游60%的流域面积，加上其他测控系统的支持，上游水情测控已达80%覆盖率，可对未来3天的洪水实施精确预报。

　　赵云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峡通过气象预报，根据几率计算可确定降雨量，为决策提供精确支持。

　　而在1998年，水文采集手段较为落后。长江委荆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局长许弟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一天三四次乘机动船到江心采集数据，通过电台把汛情数据报给水情分中心，再一级级向上报，最快也要四五十分钟。如今，水文站实现了118个中央报汛站从数据采集到报汛的自动化，采集的数据即可迅速交给长江委和三峡梯调中心。

　　理顺调度机制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是管理长江流域调度的“大脑”，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任总指挥。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一直由荷兰人担任，因为“荷兰在最下游，上面搞不好，他最倒霉，他也就最积极主动。而若荆州出问题，受冲击最大的还是湖北”。

　　长江干流流经荆州483公里，占湖北省的45.5%，占整个长江中下游17.4%。荆州现有长江干堤868公里，占全省55.7%，占整个长江中下游24.3%。正因如此，长江防总的总指挥由湖北省省长担任再合适不过，而李的前任正是现在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

　　但在翁立达看来，谁当总指挥并非根本问题，而是要在调度上形成机制。比如像汉江、嘉陵江跨多个省区，均设有专门防汛机构，由长江防总统一调度协调。但这种调度涉及到发电效益的问题，对于已经建成的水库，按照防洪法执行，但对于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或许会出现调度问题。“水就是电，电就是钱，钱就是企业的利润。来了洪峰，你让他放，结果后面不下雨了，他怎么办？”

　　除此之外，上下游的调度配套制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三峡上游的向家坝、溪洛渡、白河滩、乌东德等水电站正在与三峡形成配套调度，其防洪效果更加显著，对于像今年重庆的状况也会有改变。

　　假若调度机制上无法理顺，也会造成麻烦。翁立达举例说，2008年三峡蓄水到172米时，上游开县正在建一座生态调节坝，只差数月即将完工，但水库蓄水淹没了这个还未竣工的大坝，耽误了工期。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当大坝泄洪时。“面对洪水，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要求，这都是正常的。长江防汛体系不是一个三峡，而是由干流和支流水库群，分蓄洪区等组成，长江江水有流域性和区域性。这就要求区域管理要服从流域管理，长江防总来统一平衡。”同时，长江上的五大巨头，大唐、华能、华电、国电、三峡利益的统筹也是协调的重要内容。

　　如今，让翁立达忧心的是，干流与支流上无序建坝对环境的影响颇大。“建坝可以，但要好好规划，否则矛盾会越来越多。长江没有蓄到过175米，今后蓄不满水是正常情况，蓄满了才不正常。”翁立达认为，这种集中式建坝是受前苏联水利模式影响，“充分利用每一米水头”，“现在俄国老师都不这么干了，我们中国学生还在这么做。”

　　无论如何，三峡并非救命稻草。长江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三峡大坝上游有100万平方公里，下游80万平方公里。所以，仅仅靠一个三峡工程肯定不可能承担整个长江流域的抗洪。易光曙在1999年的一篇总结1998年洪水的文章中即指出，三峡工程对于荆江的防洪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是有限的。“不能把荆江防洪安全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三峡工程，这是要误事的。”

　　其实，三峡的防洪功能体现在对上游来水的控制，而对于下游流域性洪水只能起到间接的影响。尽管最近武汉吃紧，但翁立达认为，如果没有三峡和丹江口水库，武汉现在的局面会更糟糕。

　　在易光曙看来，三峡工程解开了两湖百姓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备受洪水折磨的荆州百姓不再有“荆州不怕干戈动，只怕南柯一梦终”的担忧。

　　翁立达说，尽管自己从1979年做三峡环境测评时，就认为建坝利大于弊，然而，近几年长江水生生物的现状令他忧心忡忡。因水势变化，一些珍稀鱼类渐渐消失，而他也一直为此而积极奔走。

　　在翁立达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对白鳍豚雕像。如今，白鳍豚在长江已消失数年，翁立达望着这对雕像感叹不已：如果白鳍豚真是在我们这代是手上灭绝的，那会是巨大的遗憾。

　　上游纠结

　　对于川江上游的库区人来说，生活中总有些东西因三峡蓄水而发生了变动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重庆)

　　潮水从朝天门下来的时候，宛若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看闲的人，挤满了更高的平台，指指点点，宛若检阅水下的世界。

　　那是7月20日，重庆当地报纸上说，每秒7万立方米的洪峰过境。重庆危矣，三峡待考。

　　朝天门是两江枢纽，重庆最大的水码头，自古江面樯帆林立，舟楫穿梭，江边码头密布，人行如蚁。直到今天，这一带仍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

　　这里是重庆人回忆这个城市的最好去处。历史上，这里几乎每年都要上演水进人退的故事。

　　21日，洪峰过后，朝天门码头重见天日，满眼淤泥，最深的地方淤泥达到了半米。

　　7月26日，第二次洪峰路过重庆。还好，这一次大水并未漫上江岸。

　　今年，几百公里外的三峡大坝开始发挥作用，当地人总把这里的水进人退与那座大坝联系在一起。

　　水浸朝天门

　　24日，周末，天气晴热。很多重庆人来到朝天门，挽起裤腿，踏着黑漆漆的淤泥，从朝天门走下去，来到江水退去的江岸上。

　　这边消防车忙着冲刷淤泥，那边小贩已经摆起凉粉摊子，做起生意，不同年龄的人，熙熙攘攘。

　　洪水让南滨路酒吧一条街的经营户损失惨重，为了帮助他们尽快清淤，从前一日凌晨5点开始，街道上连续组织了近百人，工作了30多个小时，帮着清除的淤泥以百吨计。

　　但这还只清理了1/3。

　　洪峰来的时候，一起被淹没的，还有另一个地标――磁器口。

　　当时，磁器口街道的梯坎已“隐”于水面下，标志性牌匾龙隐门没至“腰部”，靠近江边的商铺及民居被淹。人们清楚地记得在2009年时，磁器口也被淹过，靠近江边的游乐场，涌进来2米多深的水。

　　住在江边的居民们看惯了潮涨潮落，也不忘把每年的洪水做一比较。

　　历史上，朝天门面对江水，总是有些乏力，多次在洪峰下沉入水中。当年修建三峡大坝时，很多重庆人就担心，蓄水175米，回水到了上游朝天门，不是要漫得更厉害吗？

　　在民间，当地人的说法是，如果要保重庆，最好水位不要超过160米。

　　自从大坝建成之后，民间关于水的想象一直没有停止过。

　　2005年的时候就有媒体计算过，一千多公里川江(长江宜昌至重庆河段)河道狭窄，坡度陡峭。在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间的最高水位差为136.9米，而最低水位差也有120.6米。正是这巨大的水位差，才有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可能性。而2003年三峡蓄水135米之后，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600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层层壅高。

　　在这个报道里，援引了专家的计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公里。当坝前水位达到175米时，距此600多公里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217米。”

　　果真如此，重庆将成泽国一片。不仅仅是朝天门，包括火车站，成渝铁路都要“葬身鱼腹”，不过这个数据没有得到官方的论证和回应。

　　2008年三峡蓄水175米，上游的重庆开始紧张起来。

　　2008年，11月4日，三峡大坝尝试蓄水到了172.3米，重庆部分主城区被淹，与此同时，原定175米蓄水的计划被叫停，至于原因，各方说法不一。三峡总公司对外宣布，“三峡工程停止蓄水，是为了观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生态环境及库岸稳定情况。”

　　而来自专家说法是，上游来水不足，大坝高位蓄水无法实现。加之对于蓄水后产生地质灾害的担心，因此停止了蓄水。

　　而在民间，诸多说法开始蔓延，人们把三峡蓄水和重庆主城区的被淹联系在了一起。

　　到了2009年8月6日，重庆主城区再度被淹，当时央视报道说，当天三峡大坝三斗坪水位已达148.30米，而重庆水位超过183米。

　　一切都在暗示，三峡大坝蓄满水之时，就是朝天门永沉江中之日。这个敏感的地方，成了民意的发酵场。背后是人们对于三峡大坝的种种担忧。

　　这时候的人们有意无意在忽略一点，那就是，在历史上朝天门本来就是一处沉浮不定的地方，周期性地被江水淹没。

　　直到今年，7月22日，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副总工程师赵云发公开回应“重庆朝天门码头被淹，是三峡大坝惹的祸？”这一问题。他说，重庆目前的水量主要来自于降雨和嘉陵江，跟三峡没关系。

　　长江重庆航道局航道处处长闻光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持相似观点：“该航道江水与回水的关系不大，而是上游自然洪水所致。”

　　航道纠结

　　在奉节，老城如今已经淹没水下，刘备的永安宫也一同不见天日。曾经生活在水边码头低矮之处的人们，被整体搬迁到了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山头上，为了宜居，那个山头被削成一个平地，建起城市。

　　而水位上升后，此前畅想的“黄金水道”却没有马上实现。

　　2009年，三峡175米试验性蓄水启动之际，重庆的当地媒体曾畅想，蓄水至175米，意味着上游航道加深扩宽，长江航运条件进一步改善。届时，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可直达万吨级船队，航运成本将降低四分之一。

　　但事实上，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水位没有达到，吨位也没上去，闻光华说，如今万吨单体船舶根本上不了丰都乃至重庆，现在的标准航宽只有100米，三峡蓄水后，江面看似宽了，但很多地方很浅，有暗礁，容易出事。这就需要国家来做炸暗礁、拓宽航道通航宽度的工作。

　　成库后，江面漂浮物大量增多。清理江面漂浮物已经成为重庆航道局最为头疼的事情，相关区县和部门组织专门队伍对流域辖区的漂浮垃圾进行打捞、清运和处理。

　　长江重庆航道局航道处处长闻光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长年库区里，最大的淤积点达到26米，那地方叫烂泥湾，今年水深只有5米，刚刚达到通航标准，明年3、4月份消落期不疏浚，真要断航了。另一个点是涪陵下游十几公里的江段，叫土脑子，淤积后的江底海拔高度达到139.6米，而消落期的平均水位是145米，可见水多浅了。

　　水运经济对于重庆等上游江城来说，意义重大。淤积的断航危机引人关注。早在2006年9月，三峡工程实行第二次蓄水，成功蓄至156米水位，设立这一水位，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库区移民要逐步搬迁，时间上有缓冲余地；二是担心重庆港区发生泥沙淤积，而156米水位回水在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以下，不会影响到重庆港区。一个被提及的相似例子是，1960年9月，三门峡蓄水，蓄水高程335米，最高338米，才运行了四年，由于淤积，库容大为减少，处于变动回水区的渭水河床抬高了三四米，潼关告急。

　　三峡工程的过去和未来

　　1986年，国务院要求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这场大论证共有412位专家参与论证。22年后，三峡工程建成，在2008年，水利部又一次找到很多专家，对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论证。与会者希望以实践来回答当年大讨论中的一些质疑

　　本刊记者/王婧  文/沈茜蓉

　　“三峡工程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长江三峡集团总公司前总经理陆佑楣如是说。

　　1984年，陆佑楣被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从正在建设中的龙羊峡调入北京。钱正英部长对陆佑楣说的话字字千钧：“调你来，就是为了三峡工程！”

　　两年后，一场有关三峡工程的大论证展开了。这场大论证共有412位专家参与论证，涉及40个专业。这是三峡工程问题有史以范围最广，也是讨论最深入、最充分的一次会议，对于工程的方案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次论证后形成的报告，最终决定了三峡工程得以在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

　　这次相对广泛公开的大论证也让三峡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透明的世纪工程。

　　这个世纪工程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与关注，走过22年，在2008年，水利部又一次找到很多专家，对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论证。与会者希望以实践来回答当年大讨论中的一些质疑，也为了让这个世纪工程能够更大的发挥效益。

　　“很多当年论证的时候没有思考得太成熟的东西，在有了这几年蓄水的数据之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陆佑楣说，“不过，22年前，大家争论的是上还是不上的问题，现在，研究的是如何让三峡工程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的问题。”

　　这次论证由水利部会同三峡办、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气象局、三峡总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等部门联合举行。此次论证之后，水利部于2009年4月形成了《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这份方案在经过国务院审批之后，成为目前对三峡水库进行调度的指导性文件。

　　24年前的论证

　　1986年，国务院要求水利电力部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这场论证从当年6月开始，至1989年2月基本结束，时年52岁的陆佑楣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参与这场大论证的专家“来自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国科学院所属的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个省市，其中水电系统以外的占大半，还有20余名全国政协委员”。

　　在陆佑楣的记忆中，在召开的10次论证大会上，大都存在正反方意见的交锋，特别是最后一次论证大会上，论辩甚为激烈。

　　泥沙问题成为当年论证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三门峡――这座黄河上游最大的水利工程从第二年开始就不断有泥沙淤积，最终使得黄河形成了“地上河”。“三门峡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沉重的教训，”陆佑楣说。

　　1993年9月，陆佑楣出任三峡工程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三峡工程从无到有，再到135米首次蓄水，陆佑楣在见证了这一切之后，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七年，他无法改掉的习惯是，无论和谁说话，总喜欢用“我这里”来代替“三峡”，似乎三峡就是他的家。

　　当时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如果除去防洪功能不谈，三峡工程就没有必要建了。于是，支持派和反对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三峡工程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防洪功能？在当年的《长江三峡工程水文与防洪专题防洪论证报告》中，防洪专家组给出的最后结论是：“在不建或缓建三峡工程的情况下，尚无与三峡工程等效或接近等效的替代方案。”这成为三峡工程上马的“必要条件”。

　　泥沙问题淡化

　　因为泥沙的沉积问题直接影响到防洪的库容，进而影响到防洪的效果，因此，泥沙问题是防洪的重点问题。在24年前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中，泥沙组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水库运用100年后，防洪库容可保留85%”。

　　但这是在“蓄清排浑”的方式下运行的结果。所谓“蓄清排浑”，指的是“汛期泄洪排沙，保持低水位运行，非汛期蓄水运用，保持高水位运行”。在汛期保持低水位运行的模式，使得防洪的功能又出现了“打折”，因为这意味着能拦蓄的洪水比较少。

　　“如果三峡大坝在汛期拦洪蓄水，必然会增加对泥沙的淤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般的汛期定下145米的水位，就是为了防止泥沙过量淤积，缩短三峡大坝寿命。”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桂仙说。在2009年的论证中，他是泥沙组的成员。

　　在陆佑楣主持三峡工程建设期间，他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水不如我们此前设想的那么混浊。”

　　在后来的这份方案中，一个数据映证了陆佑楣的判断：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宜昌站多年平均输沙量为5.21亿吨。但在三峡工程蓄水后，由于上游寸滩站来沙大幅度减少，加上三峡水库拦蓄，宜昌站多年平均输沙量下降至0.67亿吨。”

　　上游的来沙量悄然变小，也让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的重要性逐渐被淡化。

　　三峡枢纽工程在199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后，1998年汛前建成二期围堰，抵御了当年长江8次大洪峰的考验，确保大坝基坑安全。回想起1998年的那场大水，陆佑楣当时正在宜昌，坐镇指挥建设三峡工程。“那是一个洪峰接着一个洪峰，整整持续了两个月。”这让陆佑楣更深刻地意识到三峡工程“是不可替代的”。

　　当年参与论证的老一辈水利专家们正在逐渐进入高龄，年轻一代的水利专家不再纠结于三峡工程的是是非非，他们更多地关心，如何让三峡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提高水位的利弊

　　作为长江三峡集团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这份《三峡工程优化调度方案》还在讨论之时，就已经放在了陆佑楣的案头。

　　以防洪作为三峡工程的首要功能的前提下，能否让三峡为下游拦截更多的洪水，成为这份方案的焦点。

　　“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针对三峡上游的来水量而言，是很小的，只占到上游来水量的3%～5%。比如三峡多年来5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130亿立方米，3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935亿立方米，6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1640亿立方米，90天的最大洪水量的平均值是2290亿立方米。”当年水文专题论证组的副组长陈志恺说，就三峡工程221亿的防洪库容来说，三峡工程只是个小容器。“三峡工程对拦截一次洪水来说没有问题，但再来了就装不下了，所以需要把流量放均匀以后就排走，否则再来大的就装不下了。这就牵涉到调度的问题和对库容资源的利用的问题。”

　　国务院三峡办技术与调度司的周宪政副司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今年国家防总对汛期调度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提出对于长江中下游的中小洪水，三峡工程在有能力情况下，也要予以考虑。”

　　但补偿调度范围扩大的结果，必然是在汛期提高了库区水位。初期设计的“在汛期维持145米低水位运行”的方案，似乎松开了一条口子。新方案给出的理由是“尽可能提高三峡工程对一般洪水的防洪作用”，“提高防洪经济效益”。

　　三峡工程即将在7月28日迎来汛期的第二次洪峰。此前一轮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过后，三峡水库的最高水位达到了158.86米，超过汛限水位13.86米。为了迎接第二轮洪水，三峡水库在7月25日开始加大泄洪力度，但是截至7月27日凌晨3时，三峡水库的水位依然维持在156.79米。

　　陆佑楣预测，“估计这轮洪峰过后，三峡水库的水会蓄到160米以上，但这对三峡大坝而言，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受到三峡水库蓄洪的“惠泽”的，还有发电系统。“在同等流量的条件下，水位差越大，产生的能量就越大，这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陆佑楣说，“所以发电系统喜欢高水位。”

　　在7月20日7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进入三峡水库后的第二天，三峡电站即第一次实现了26台机组全部投运，满功率发电。22日的日发电量达到4.345亿千瓦时，创下历史最高。

　　此前，在三峡水库开始试验175米蓄水的2008年，26台机组共发电803亿度，上网电价以每度电0.25元计，发电收益高达200亿元。有人据此推算，最迟到2017年，三峡工程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截至2010年7月9日上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33亿吨)。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汛期提高水位，除了泥沙淤积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短期的风险，三峡水库是否有足够的库容来迎接下一轮的洪峰？因此，在汛期里，三峡水库的水位越高，下游面临的防洪的风险也就越大。

　　调度时间的分歧

　　“三峡工程是个综合性的枢纽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陆佑楣说，“所以各方面存在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也是非常正常的。”

　　这种矛盾出现在水库蓄水和汛前消落、径流变化较大的时段。这可从175米的试验性蓄水体现出来――发电与下游航运以及用水的矛盾凸显。

　　2009年9月15日，三峡工程启动最高水位(175米)试验性蓄水，导致长江流量锐减，下游航运停滞。已有伏旱灾情的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部分地区，在国庆节后旱情加剧。甚至有人说“三峡蓄水是大旱的肇因之一”，尽管陆佑楣等水利专家们也经常在媒体上公开表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直到三峡放弃175米蓄水，不断加大下泄流量，批评的声音才最终停止。

　　6月10日，三峡水库正式启动防洪限制水位145米运行标准。从6月1日到6月10日，三峡水库的水位从149.5米下降至146.3米。

　　将三峡水库的水位降低，背后有着这样的博弈――防洪要求为汛期腾空库容，但对发电而言，降低水位意味着在相同的径流量之下，能量减小，因此，能多保持一天的高水位，“那就不是水，是油和煤”；而航运同样希望维持高水位，但是，如果要降低水位，则越缓慢越好。

　　而在汛末，将三峡水库的水位抬高，背后也有着相似的问题――从防洪角度而言，当然是汛期过了再蓄水为好；但从生活用水上，下游地区又希望三峡大坝能够“丝毫不差”地拦截住最后的洪峰，这样就可以不占用非汛期下游的用水；而从发电和航运的角度考虑，则是越早蓄水越好。

　　“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三峡总公司只是听从防总的调度而已。”陆佑楣说。

　　在水利部协调各方形成的这份新的调度方案中，对各方的需求均予以考虑，“比较集中的要求为希望拉长水库汛末蓄水过程，使蓄水期间有一定下泄流量，以维护下游的用水需求。”

　　但在消落方式上各方面要求有一定矛盾，“航运、发电方面希望枯水期末水库能维持一定的高水位，而下游生态、抗旱等方面希望1至2月期间，水库动用调节库容，以加大向下游供水。”

　　因此，新的方案提出了新的考虑，比如，在蓄水和消落期间，要避免陡涨陡落，要保证下游用水安全，枯水期要为下游补水，甚至要考虑到地质灾害的因素。

　　长远的矛盾尚无解

　　2009年4月，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主持召开研究《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的部长专题会议，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汛期调度要以防洪安全为主。第二，枯水期调度要以供水、生态为主。在发电效益和下游供水、生态之间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下游供水和生态。要坚持经济效益服从公益效益、电调服从水调、发电服从防洪的原则。第三，调度方案中要充分体现现代水利思想，要坚持科学论证，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要敢于下结论，对防洪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确实存在重大风险的，要有效规避风险。”

　　在这份《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的背后，是从2003年三峡蓄水以来的各方需求的协调和安排。“作为一家企业，三峡肯定要追求自身的利益”，陆佑楣说，“但三峡工程的功能又太重要，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三峡工程完工后，其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协调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各方利益。该机构是国务院领导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工作的决策机构，主任由副总理李克强担任。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优化方案的前提是泥沙问题被淡化，因此有了种种让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的举措。但是，泥沙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型水库都很难绕过的问题。落实到三峡工程，在泥沙淤积的影响上，除了会缩减三峡的防洪库容之外，还会对上游产生影响。重庆位于三峡工程的库尾，会受到卵石和泥沙淤积的影响，进而水位被抬高。

　　当年黄万里旗帜鲜明地反对修建三峡工程，是因为在他的观点中，“致命的问题发生在库水末端的淤积上，这淤积会逐步向上游干流漫延，抬高两岸坝田的洪水位，使淹没频繁，终至于毁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

　　“这个沉积的过程是非常长时间的，三峡工程从2003年才开始运行，到现在才8年不到；而且此前一直没有怎么试过在高水位运行，所以这个泥沙淤积的影响现在还不明显。”清华大学水利系的王桂仙教授说，“但在泥沙淤积影响上游和拦洪蓄水调剂下游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高水位运行，减轻下游抗洪压力，必然要淤积泥沙，长此以往影响三峡工程的库容和重庆的安全；如果一直低水位运行，甚至到135米，那么泥沙的淤积非常少，但也起不到防洪的作用。”

　　这将长久地成为三峡工程的矛盾。

　　陆佑楣：长江应有统一的调度

　　本刊记者/王婧

　　24年前，来自40多个专业的412名专家参与三峡工程的论证。那一年，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陆佑楣52岁，出任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此后，他成为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主持长江三峡工程建设。2003年，三峡工程下闸蓄水后，陆佑楣退休，现任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76岁的陆佑楣说，“现在我们不必再讨论三峡工程究竟该不该建，而是该讨论如何让三峡工程发挥其最大的效益，而这又涉及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利调度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的洪水中，我们看到三峡大坝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相比起长江在汛期的水量来说，三峡的库容似乎有点小，所以还需要在汛期泄洪。

　　陆佑楣：我们应该再做大点儿？三峡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并不是说来多少水，都给你拦起来，而是在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尽量地放。这样下游是安全的，上游始终可以保持这样一个库容。

　　中国新闻周刊：那三峡如果全部都拦下来？

　　陆佑楣：对三峡大坝一点问题都没有。在我们的观点来看，再多拦一点也是没问题的。可以等到洪水退了，下游不险了，马上就放，多放一点，以防下一个洪水灾难。但是我们现在预测天气，只有大概三天左右，中长期预报是不准的。在汛期，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三天以后怎么办，眼前没问题，三天以后怎么办？

　　现在长江上游的水库还在建，金沙江、嘉陵江，还有一些支流都在建水库。整个三峡以上部分的水库，防洪库容加起来有300亿立方米左右，加上三峡的221亿，一共500多亿了。可是还是不够，长江一年来水量就接近10000亿立方米呢，那要多大的水库啊，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去算。

　　中国新闻周刊：长江上游修了这么多的水库，对三峡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陆佑楣：一方面在汛期减小了三峡工程的压力，可以蓄更多的水；另一方面在枯水期会有一些麻烦。你上游要是放水，三峡的水就多了，上游要是也蓄水，那三峡可能就没水了。所以水的运行，国家应该有个水资源的总调度。

　　中国新闻周刊：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这方面有调度吧？如果没有的话，三峡怎么去和上下游协调？

　　陆佑楣：不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是管防洪和抗旱，发电和航运不管的。此外还有局部河段的小水库，也不管的。我们在水量上听长江委的，航道上听交通部的，发电上听电网的，一般我们不会直接与上下游的地方政府部门协调。

　　三峡总公司是个企业，要保证大坝的安全。公司有自己的一套调度系统，也有系统水情预报、天气预报，三峡总公司的这些资源都是共享的。但对有的企业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公司机密，不能外泄的，那谈什么调度呢？

　　中国新闻周刊：上游修水库，那下游要如何实现和三峡的配套建设？

　　陆佑楣：三峡下游有个葛洲坝，葛洲坝再往下就不可能再修坝了，因为没三峡这么好的地方可以修了。今年支流的洪水也主要是支流的防洪设施不够，水利投资不够。下游还是要修堤防，该加固的地方还是要加固，绝不是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了。

　　但这个加固的工程量也很大，像荆江大堤，几百公里全部要加高，这些土坝都是一千年前修的，不能说只是堤顶上加固，整个都要加固，造价远远超过三峡工程。

　　中国新闻周刊：洞庭湖和鄱阳湖都在考虑修湖控工程。最近几年洞庭湖和鄱阳湖在非汛期的时候都旱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希望在非汛期的时候，自己也能蓄点儿水。

　　陆佑楣：洞庭湖和鄱阳湖都有这个想法，从地方上来讲当然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从国家来说，这还需要论证。因为不能以某一年的旱涝情况来看，是建闸好还是不建闸好，要论证这个很困难。所以到现在为止国家都没有给他们立项。

　　中国新闻周刊：洞庭湖和鄱阳湖最近几年的旱情和三峡蓄水有关系吗？毕竟三峡在非汛期的时候是蓄水的。

　　陆佑楣：因为三峡要保证航运，所以在非汛期也必须保证5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在自然条件下，大旱的时候宜昌有时只有2000立方米/秒的流量。所以其实三峡在汛期放水比自然条件下还要多。吵得厉害的不是放水的问题，而是三峡把一部分泥沙拦在水库里，长江下游的河道就比原来的清。水越清就淘沙，水位自然就低了，这个对防洪来讲是有利的，但对需要这个水位的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这些都是有资料的。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没有三峡的时候，鄱阳湖是怎么样的？现在有了三峡水库，水位流量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同样的流量水位比原来低了，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这都是要考虑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现在对长江的统一调度体系的研究进行到哪一步了？

　　陆佑楣：这个在学界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但在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没有防洪任务的枯水阶段，主要是听电力调度；在汛期，把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文站的资料汇集到防总，防总来决策怎么调度，在一定范围内长江水利委员会就可以调度。

　　如果它出现险情，防总才有指挥权，三峡水库每一米的水位变化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决定的。

　　这中间既要考虑到下游的用水又要考虑到下游的水位，航运。我觉得长江水利委员会还是应该统管整个水系，不仅仅是防洪抗旱，还应该有水资源和水质的管理，都要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调度。  ★

　　(实习生刘艳平、陈俊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