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尽天下朱砂泪 姚小兰:左大培：一个真正左派理性个人主义者的制度创新

 
2008年07月04日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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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非主流经济学”
问：左大培先生，您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著名成员。但是我也经常听人称你们为“新左派”。你们的正式称呼到底是什么？
左大培：“非主流经济学”是杨帆前些日子提倡使用的一个称呼，我们用这个称呼来表示有共同理念的一批经济学家，这批经济学家不仅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特别把反对的锋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我也是这批经济学家的一员。反对我们的人将我们称为“新左派”，但是杨帆却力主使用“非主流经济学”这样一个含糊的名称。
问：您认为哪个称呼更合适？
左大培：在我看来，使用哪个称呼本来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列宁的苏联共产党又称“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在俄语中有“多数”的意思。列宁曾经说，人们这样称呼这个党的成员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一次代表大会上占过多数。但是杨帆反对使用“新左派”这个名称，而打起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大旗，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左派”，认为把他说成“左派”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他的诬蔑。
问：那么您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经济学家了？
左大培：恰恰相反。我不仅以作一个新左派经济学家而自豪，而且从来就不想掩饰自己的左派立场。几年前在杨帆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赵晓看到我出席，曾经很感吃惊地说：“你怎么会也是左派？”我当时回答他说：从平常能看到的我的文章和会上的发言里，你们不可能知道我的左派立场，因为那些会议的主持者和报刊的编辑从来没有给我机会来显示我的左派倾向。这些编辑和会议主持者都为我们的发言、文章、书籍规定了主题，在这些主题下不可能发表什么明显的左派言论。我总不能站在大街上喊：“我是左派！”那样的话，人们会把我看成是精神病患者。
问：赵晓先生的疑问也有很客观的原因：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您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在学术上、特别是在经济学上以严格著称，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十分精通。您怎么会站到左派的阵营中去？
左大培：我并不想否认您在学术上对我的赞誉。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问：您是最近几年才转变到左派立场上来的吧？
左大培：不，我是几十年一贯的坚定左派。早在17年前，当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因为自己强硬而富于批判性的观点而被同学们戏称为“左派”。当时我心里很清楚，人们正在把“反左”变成一种新的政治潮流，努力营造一种“谈左色变”的空气；“左派”将变为新的政治帽子，新的政治投机家们将会抡起“反左”的大棒来打击一切持异议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在意地欣然接受了这个“左派”称号，而且以独享这个称号为荣。在我看来，能够与时髦的潮流相对抗而坚持自己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观点，这至少在人格上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赖有杨帆、韩德强、卢周来、王小东、杨斌、黄纪苏、张广天等人的努力，与我相似的看法在近几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整个知识界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在经济学界，反对我们的那些“家”们使用的是近几十年的文人们惯于使用的那极不光荣的一手：背地里给对手扣上政治帽子，散布种种妖魔化的说法，以便将我们这些人孤立起来。于是我和我的这些志同道合者们就得到了两大称号：“反对改革开放”和“新左派”。杨帆等人是不愿意得到这种称号的，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我要在这里声明：这种称号不但吓不倒我，反而只会提高我的地位。17年前我就以作左派为荣；时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别人不愿与我共担“新左派”的称号的话，那就不要怪我独享“新左派代表”的尊荣了。
理性个人主义者
问：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右派是理性的，左派则是非理性的；右派主张个人主义，左派则是集体主义者。既然您自认是个左派，您就是一个非理性的集体主义者了？
左大培：不应当对任何人都搬用这样的简单模式。这样的模式能否反映社会上的平均状况，首先就很成问题。就算对整个社会平均来说是如此，那也会有很多偶然和例外。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模式来说，我首先就是一个例外。
我很欣赏哈耶克对“真正的个人主义”的概括：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个人应当有一个多多少少属于自己的天地，在这个范围内，他自己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根据个人主义的这个定义，我在待人处事上恰恰是最典型的个人主义者。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起，就性格孤僻，不爱交际，总爱躲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读书和冥思苦想――当然是读自己爱读的书，想自己要想的事。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对人发号施令的欲望，也从来就不想推动别人作什么――唯一的例外是我儿子还小的时候，出于教育的目的而不得不经常对他发号施令。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我还是经常被“上级”指派到管人的位置上：小学和中学时我都被指派为学生干部，在部队当兵和在研究所里，也都曾被委任到管理几个人的位置上。我从来都对这种管人的“工作”极为厌烦，多半是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应付差事。
问：那么您从来就是一个“庸官”了？
左大培：那可不一定。有时在别人看来，我在那个“领导岗位”上干得还满不错呢！1975年在军队时，我是班长中的“先进典型”，部队领导想把我提拔成干部，但我就是闹着要复员，内心的真实动机其实就是不想当官。
问：您既然不愿当官，怎么还会干得那么好？
左大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官太好当了。另外，这也是由于我的个人性格：我从来做事认真，许多事我虽然不愿意干，但是当我相信它是我的一份职责时，我至少还会照职责要求的去作。而在中国，你只要真正履行了职责，你就可以作一个很好的好官。
在待人处事的其它方面，我相信我也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比方说，我从小就不爱打听别人的事情，因此也从不向上级打什么“小报告”――当然我的职务规定我必须报告的东西，我还是不能不报告的。我也不太喜欢从私人品德上指责人，更不喜欢谈论别人的私事。这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我不喜欢、甚至躲避谈论别人私事到了这种程度：我的师兄弟要与其爱人离婚的事，别人都知道了，还来向我打听，我却只能回答不知道，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打听因而也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问：对于您是个有理性的人这一点，我想您也就不必解释了。在经济学这样一个高度数学化的领域您都以治学严格著称，而且您从小就爱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当然您应当是一位很有理性的人了。
左大培：我很欣赏理性主义哲学的著名代表笛卡儿。有时我感到自己那冥思苦想、寻根究底的劲儿太象笛卡儿了。
走上左翼的思想道路
问：那么您是怎样成为思想上的左派的？
左大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个人的道德观和我的家庭出身决定的吧。我有时也发表一点极端玩世不恭的言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很讲良心的人。对有恩于我的人，我不会没有谢意。我坚持左派立场，至少是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感谢。
我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但是他们都出身于农民和穷苦劳动人民的家庭，我母亲10岁时就给人家当小保姆。以我的判断力，我敢说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可是由于家穷读不起书，文化水平都很低。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就不会有我的家庭，也不会有我。
问：这么说，您是共产党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了？您一定会坚定地保卫共产党。
左大培：我不一定会保卫共产党，但是我一定会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任何组织都有可能背离自己最初的纲领，波兰当年的那个共产党今天竟堕落到追随美国侵略伊拉克，我会去保卫这样的党吗？我感谢的是当年那个共产党代表的共产主义事业，它让千千万万穷人有了翻身的机会。我捍卫的是这个伟大的事业，我始终认为它是最伟大而高尚的事业。
说到既得利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既得利益：某些“高干”和“高官”享有特权，他们的某些子弟利用这些特权为自己牟利，现在更有些官员直接将权力化为资本，大肆侵吞人民的财产。这当然是一种既得利益，但这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运动最可耻的背叛。而我们左翼代表着另一种既得利益，那是下层劳动人民好不容易争得的一点点权利，是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权利。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我要为捍卫这样的既得利益而斗争。为这样的既得利益而斗争，这是我们左翼的光荣。
问：您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的思想？
左大培：真正成型是在1985年以后。那时我预感到了左翼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不过我成为左派倒很早――那是在爆发“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
问：那时您还是个孩子吧？
左大培：我1952年出生，1966年才14岁，刚读完初中一年级。
问：14岁的孩子会有什么思想立场？
左大培：那时候的思想当然很幼稚，但是14岁的孩子有时也会提出很尖锐的观点。再说您也不要忘了，我早就是一个喜欢冥思苦想的人，一直习惯于独立思考。1965年我还13岁时，我就明白了人生的短暂，并且开始痛苦地思考人生的意义。
问：很多人由此颓废，想吃喝玩乐享受一生；也有人由此发奋，想在有生之年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您不会是由此变得“看破红尘”了吧？
左大培：我是另一类的“看破红尘”：我从当时宣传的“生生死死为革命”中看到了解脱。毛泽东说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从此成了我真正的人生信条。
问：一年以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不正成了您抒发革命激情的好时机？
左大培：一点不错。既然要献身革命，革命来了岂有躲避之理。在我家乡大连市的中学里，我是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之一。我到现在还记得，1966年8月我们学校的一位学生干部（他比我还高一个年级）很诚恳地问我：现在很多人说要“造反”，这个口号到底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毛主席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和造反本来就是一回事，造反的口号当然正确。
问：原来您是一位老造反派。那末造反派的那些著名行动，象揪斗、打人、抄家、武斗，您都一定是积极参与者了？
左大培：恰恰相反。我从来都只是用口和笔参加“文化大革命”，从未参加过任何揪斗、抄家、武斗，也没有打过人。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两个同学看押我们中学的党支部书记，那两个同学以“审问”为名，打这位支部书记的耳光取乐。我当时深受震动，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好象还历历在目。您不要忘了，我从小就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懂得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我是不会参加这种虐待他人的行动的，那和我的情感格格不入。
后来“文化大革命”变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激烈武斗，工厂停工停产，城市里一片混乱，这使我感到迷茫，也感到心灰意冷，有一个时期甚至待在家里玩，不参加组织的活动。也因为感到不能再这样武斗和混乱下去了，我才在以后很长时期中都在思想上宽恕了对立派和军队对我们这一派的血腥清算。
问：既然不参与揪斗、打人、抄家、武斗，您又怎样参加“文化大革命”？
左大培：搞“文斗”嘛。我最早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
问：“文化大革命”时的武斗最初大概就是这么发生的。
左大培：那一次没有变成武斗。我当时还太小，根本没法和他武斗。而且我对“文件大革命”的参与主要是思想上的：我一直随着文革的进程而形成和发展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态度，并且一直在思索着与文革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我的左翼立场最终就是这样形成的。
理性的民主派
问：可是许多文革时“左”得要命的人，后来在改革开放时又右得厉害呢！
左大培：这些人中有些本来就是“风派”，当年也不是真正的左派，而只不过是借革命以捞自己的好处。有些人是凭热情行事，思想容易受社会上的流行思潮支配。我可是个独立思考的人，加入左派的队伍时经过了认真的思考。
问：当时的政治环境容许您独立思考吗？
左大培：独立思考是你个人的事。你只要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政治环境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何况我还可以利用毛泽东的语录：共产党员对于任何问题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都应当通过自己头脑的独立思考，绝对不应当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还在将要加入造反派队伍时，我就非常欣赏最初的造反者提出的“怀疑一切”的口号。
问：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批判了这个口号，以后这个口号就被当成了“反动口号”。
左大培：我也很快就知道了毛泽东的反对态度。但是我在内心里仍然保留了对这个口号的赞同。我当时就认为，“怀疑一切”不等于否定一切，人只有经过怀疑才能够真正地坚信，因此“怀疑一切”是对的。一直到现在我都坚持认为，“怀疑一切”是科学地看待事物的前提，没有怀疑一切的态度就不会有任何科学。
问：所以您才自始就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可是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您竟然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这难道不会给您个人带来大灾祸吗？
左大培：我不同意毛泽东的说法，那只是在肚子里想想而已，并没有公开说出去，当然也就不可能给自己惹来什么灾祸。
问：象您这样一位独立思考的理性主义者，当时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什么样的理论概括？
左大培：我把它看作是一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群众性革命斗争。
问：“民主”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可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
左大培：最初我把它理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核心是让群众自由地发表他们的“革命观点”。当然，那时我对“无产阶级民主”还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深入理解，这也是我当时思想还很幼稚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的两年中拚命地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最后终于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到了答案：“无产阶级民主”就是马克思在那本书中总结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就是一个“打碎了任何官僚军事机器”的、劳动人民直接统治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
问：这与杨小凯在1968年发表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基本观点十分相似。
左大培：岂止是相似，简直就是一样。杨小凯的文章刚公布不久，我就于1968年春天读到了它。当时我们那里的群众组织小报是把它当作“供批判用的大毒草”来转载的，但是我却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感到它是以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式的文风表达了《法兰西内战》的基本思想，认为它以最明确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作了最高度的理论概括。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杨小凯的那篇文章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造反派提供了理论纲领。
问：看来您深受这篇文章影响。
左大培：不，我当时已经以自己的思考独立地作出了这样的理论概括，所以我才可能对杨小凯的文章有这样高度的评价。
问：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理论结论的？
左大培：通过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肯定性思考，当然也参考了别人的学说。还在1966年秋天，我们才刚刚要起来造反的时候，我就认真研读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中央文革”几个笔杆子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大概是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本身充斥着“中央文革”当时惯用的套话，我却从中总结出了自己的理论。以后几年我还将这个理论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后最初的统治形式，就象资产阶级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最初需要克伦维尔和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一样。但是在这种专政下无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这时无产阶级本身就需要更适合自己利益的统治方式，这种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大民主”。这就象早期的偏重于暴力专政的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变为更侧重于民主式的政治制度一样。
问：但是根据列宁的经典论断，任何阶级的统治都是该阶级的民主和该阶级的专政的统一，该阶级的民主和专政都是它的统治这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您把专政和民主割裂为统治的两个不同阶段，这岂不是反列宁主义？
左大培：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争论这个问题。这里重提它，不过是提供一个供大家参考的观点而已，也就算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发展吧。
问：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恰恰是要扼杀民主，实行毛泽东个人的独裁。
左大培：我不想在这里进行深入的争论。我只想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分成了不同的派别，而至少那些坚决要打倒各级“当权派”的“真正造反派”是要求实行极端民主的。他们的口号是“不准压制群众”，这就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1966年10月我上北京“串联”，在北京大学看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文章“谈两条路线斗争”，其核心是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工作组”（其实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篇文章对这次“路线斗争”的实质作了高度的概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质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则是害怕群众、“运动群众”、压制群众以致公开迫害和镇压群众。我曾转抄下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促使我最终把“文化大革命”概括为一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
问：您和杨小凯当时的思想真是太相似了！国际上的学者把你们的这种思想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难道您真的认为，能够在社会中实行你们主张的那种“无产阶级民主”吗？
左大培：积30多年之经验，我当然已经认识到当年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得到实现。比如，当时我们都充满了民主和平等的热情，想消灭“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僚。而现在我已经认识到，由于分工的益处，由专业的官僚来具体实施对某些社会事物的管理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民主、最广大群众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其社会价值，我们仍然应当为争取实现最广大群众的民主而斗争。
问：西方不是已经有很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了吗？
左大培：我不相信那就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我们仍然有必要探索适合中国环境的、可能是更有效的民主制度。
问：这大概就是您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激进民主主义在您现在思想中留下的唯一痕迹吧？
左大培：这绝不是文革时的激进民主主义给我留下的唯一思想遗产，甚至不是主要的思想遗产。文革时的激进民主主义给我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
革命民主的经济观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理论，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
左大培：就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68年开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学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学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就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来解释文化大革命，说明文化大革命产生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它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反作用。我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代表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一种深刻的矛盾和变动倾向。
问：您怎样从经济上解释文化大革命？
左大培：这与我的革命民主观相联系。我认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通过具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来控制整个社会，把政治上的管理变成了少数专业官僚的特权，这就势必逐渐使特权官僚蜕变成为“特权资产阶级”，从而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为了将这种新式的、“更高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运用“无产阶级民主”来进行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斗争。
问：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那个著名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您只不过把它变得更具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性而已。可是您应当知道，这个理论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导致党和国家的几乎全体干部都受到了不人道的迫害。您自己的父母不也在这股“打倒走资派”的狂潮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吗？
左大培：不错。我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没有哪个是真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时党内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特权，党的干部普遍具有普通群众所没有的特权地位，但是真正搞资本主义的干部确实很少，更几乎没有哪个党的干部自己成了资本家。那时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广泛地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冤枉了大量的好人，并且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生活。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打倒一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缺陷之一。
问：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于光远曾经批判了这种概念混淆，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特征上就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中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左大培：我也是在读了于光远的这些“拨乱反正”的论述之后放弃了有关公有制计划经济下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看法。但是经过了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覆灭这样的大事件之后，我现在又部分地重新回复到当年的思路，相信“由特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逻辑是确实可靠的。
在前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党和政府的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窃取人民的财产，由此而使自己变成名副其实的资本家。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就告诉我们，据他们调查，苏联1990年发生巨变时，人民群众确实普遍要求实行民主，但是并没有普遍要求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积极鼓吹并实行私有化的是前苏联共产党的那些具有特权的干部，他们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们急于将利用特权抢夺人民财产的行为合法化。这不都是“由特权产生资产阶级”的明显事实吗？杨帆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的体现者就是由特权产生的资产阶级。
近几年在中国很流行张五常随便乱聊的小册子。张五常就公开鼓吹给共产党干部巨额财产以赎买其特权，来换取他们同意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就是要将权力资本化给制度化、将由特权产生资产阶级的过程制度化吗？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着过多的特权，确实存在着“由特权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
问：这么说，毛泽东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视为主要敌人，还是很有预见性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弊端倒在于搞得太早，在党内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的时候就过早地到处抓“党内资产阶级”，以致冤枉了大批好人，而且对人的处理也太粗暴。
左大培：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说，是正确地洞察到了斯大林式的公有制经济中内在的根本矛盾，预见到了向“权贵资本主义”演变是这种公有制面临的自我否定的最大危险。而且毛泽东也看到了防止这种演变的最有效方式，那就是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来“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民主运动”却表现为造反派的“造反”，它演变成了暴行和骚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左大培：这确实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但是，要想防止我们的社会中再次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真正适当的、和平的方式，通过法制下的民主来“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防止“由特权产生资产阶级”的“权贵资本主义”。
“非主流经济学”的主张
问：可是据我所知，当年的许多极端的造反派，包括杨小凯，都在热烈地鼓吹发展私有制的“民营经济”呢！
左大培：他们主张什么，那是他们的个人自由。而我却始终坚持左派的政治立场，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中的下层劳动人民。我当年造反，绝不是为了在推翻官僚的专制之后，再让摩根那样的大富翁来主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新左派观念加入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的。
问：“非主流经济学”到底主张些什么？
左大培：目前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共同的思维范式，自认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在许多问题上都相互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没有权利以整个“非主流经济学”的名义讲话。但是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将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的观点和主张，概况成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1. 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我认为，某些主流经济学者以“讲效率”为口实，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某些主流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抱着敌意。他们一概而论地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其实一直很可怜。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2. 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3. 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绝不能信守“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的教条，不仅要以关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本国幼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政府要以资金和税收来补贴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尽快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军事工业实行技术封锁，我们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工业，不这样就不可能在当今这个实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
非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苏联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场经济上的灾难，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经济学在那里的转轨经济政策中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然，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拙劣模仿者，它们在学术水平上低到只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结论。可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完全统治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观念，而在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又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非主流经济学与它对抗，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才使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也正在逐渐地将我们引向类似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来校正经济政策的方向。可以说，人民因为没有我们而受难，世界因为有了我们而更美好。
反对“权贵私有化”
问：那么，“非主流经济学”对公有制企业采取什么态度？
左大培：对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回避对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问题表态。但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在一个问题上有共同的立场，这就是坚决反对由极少数人大量攫取公有财产的“权贵私有化”。
问：您说的“权贵私有化”指的是近年来公有企业改制中的某些作法吧？
左大培：是的。最近几年，在原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出现了廉价出售中小企业产权的势头，而现在这股浪潮已经发展为以廉价卖的形式白送较大的企业。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强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将公有企业的产权成批地出让给极少数个人或私营企业，甚至以罢官威胁不积极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一些人或明或暗地鼓吹向少数“企业家”白送公有企业，理由是这样就能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这样作的结果（也是某些人的主观目的），就是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少数的大资本家，而能够得到这些白送的企业的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有权势者有深厚关系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私有化”。
问：你们为什么坚决反对这样的私有化？
左大培：因为这是一种极坏的做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其有害的后果。
这样作的最大害处，就是纯粹人为地制造出少数大富翁，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而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社会上已经普遍地出现了对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反感，人民群众到处在切齿痛骂腐败现象，政府分配财富和权利的任何措施都已经成了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向少数人白送大笔财富，让他们一夜暴富成大资本家，这已经不再是违反社会公平准则的问题，而是在恶化社会环境，制造阶级矛盾，为人民群众不满的大爆发和社会的动乱创造条件。
问：但是也有许多人主张这样的私有化，认为它会提高效率，解决就业问题。
左大培：这是幻想。在市场经济中，出售和购买企业产权本来是常有的经营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买卖企业产权会提高效率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正常情况”，而市场经济的正常情况是企业的原所有者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卖的贵一些，这恰恰是白送企业产权的对立面！
正象可以白白得到的物品不会被人珍惜一样，可以白白得到的企业也不会被资本家珍惜。如果购入企业产权的代价高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只有确信购入企业后能够提高效率的人才购入企业，这样的企业产权转让将会提高效率；而在白送企业的情况下，不能提高效率、甚至会降低效率的人都会去“购买”企业，也势必会有一部分企业落入只能降低企业效率的人手中。
事实也已经证明，许多靠白送而得到公有企业的人不过是想倒卖企业而已，这种炒卖企业的做法已经使许多原来还能正常经营的企业也陷于瘫痪，企业的效率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因此，靠白送公有企业来提高效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神话。
想靠白送公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更是异想天开：在现在的公有企业人员过多的条件下，任何购入企业的资本家都会大量裁减员工，又哪里会解决谁的就业问题！如果说私营企业能够增加就业，那也是新开办的企业有这个作用。想靠私营企业增加就业，那就应该要求资本家拿出自己的钱来开办新的私营企业，而不应该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殖资本家。
问：白送公有企业的作法还有别的害处吗？
左大培：有。白送公有企业所直接造成的最大问题，是间接地剥夺了用来补偿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职工都享有大量的社会保障；这使得我们这种国家在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国家仍然必须向这种企业的原有职工提供大量的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而国家可以用于这种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却又极度缺乏。前几年一些地方试图以买断工龄的办法来减少政府未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政府按公有企业职工的工龄一次性地付给职工个人一笔钱，从此不再为该职工提供国有企业中的就业和收入保障。即使实行这种做法，政府也恰恰是在目前需要大量的资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本来应当尽可能地增加资金收入以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障，而出售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本来是筹措资金以向这些企业的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一个非常正当的渠道。
问：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筹措职工社会保障资金是正当的？
左大培：这是因为应当在未来向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障金是原公有企业欠整个社会的最大债务，而偿还这笔债务的资金当然首先应当来自这些企业，包括来自出售这些企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白送公有企业，不仅是减少了政府可以用于公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收入，而且实际上侵占了本应用于原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基金，是将可以为公有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白送给少数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实质不仅是人为地使企业原有职工社会福利基金流失，而且是让少数人靠剥夺原公有企业的职工而致富。
问：可是德国政府在前东德地区实行私有化时，也曾经实行“1马克卖企业”，向私人资本家白送公有企业产权呀！
左大培：这样的援引是最可笑的作法。德国的做法不仅不能证明白送公有企业产权正确，反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绝不能走白送公有企业产权的道路。
为了能够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德国政府确实在前东德地区向私人资本家大量白送公有企业的产权；但是这样作的结果是少数私人资本家迅速致富，国家却必须承担原公有企业员工的一切社会福利负担，而出售企业又没有给国家提供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德国政府靠在原西德地区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税收来筹措东德地区的社会福利资金，以此来每年向东德地区输送1千亿马克的财富，结果是搞得民怨沸腾，造成了此后日甚一日的对执政党的不满，原德国总理科尔也因此在1998年下台。难道在中国搞这一套的人也想很快下台吗？那对中国倒可能是件好事。
而当时德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德国政府在东德实行私有化的作法等于向人民大众收税然后再白送给少数资本家作他们的资本。德国的例子恰恰是向资本家白送企业失败的典型例证。德国原来是一个政府财源雄厚的高度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尚且被这种政策搞得陷入困境；中国这样的政府财源极窄的穷国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将势必会被搞得民穷财尽。
问：那么，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就绝对不可以向个人白送公有企业产权了吗？
左大培：白送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可以把某些公有企业的产权部分地送给个人，但是这种“送”产权必须具有交换性质，公有企业的所有者――人民群众必须由此得到比送出的产权更多的好处。
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向个人“送”产权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规模上；“送”的一般不应当是企业的全部产权，而只应当是企业的部分股权；必须在极其严格和公开的法律规制下进行这种送股；得到送的股权的首先和主要地应当是原来的企业职工，他们应当得到送的股权的大多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因为他们过去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作了贡献而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也可以向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已经作出了一定成绩的企业领导“送”少数股权，并且只能以期权的形式送，这种股权只能占企业现有股权的极少数，其作用一方面是作为对企业领导成就报酬的一部分，更主要地是为了激励现任的企业领导努力地经营企业，因此不允许企业领导在离开企业之前转让这种股权。
更为关键的是，“送”公有企业股权的行为必须只能由某种特定的法律主体来实施，这种主体的经济利益、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必须是与公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有紧密的正向联系。现在的许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控股公司的性质就类似于这种特殊的法律主体。这种有权“送”公有企业股权的特殊法律主体必须不是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但是其转让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又必须接受专门管理公有财产的政府机构的严格监督和批准。这样才能防止超过必要限度地过多“送”公有企业的股权。
问：秦晖一直激烈地批判“权贵私有化”。他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更是痛陈向少数公有企业领导白送企业的弊端。但是他在那篇文章中强调，左派已经不再反对将公有企业产权都转让给私人。
左大培：我很欣赏、也赞成秦晖对“权贵私有化”的批判。但是说左派不再反对私有化，这是不对的。我这个左派就在原则上反对私有化，主张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公有企业经营机制来把公有企业经营好。而且我也设计了一套足够有效的制度，能够保证公有企业的有效率经营。不过，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有效率地经营公有企业，有时也确实需要将某些公有企业的产权转让给私人，特别是需要出售某些公有企业的产权。我只是在这个限度内来讨论应当如何转让公有企业的产权。
其实，激烈地批判“权贵私有化”并不是秦晖的专利。我前边所说的批判“权贵私有化”的那些话，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写出来了。而且就是在那之前两年，我就撰写过专文批评公有企业“转制”和出售过程中出现的“权贵私有化”问题。只不过我的这些文章当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已。
问：您1996年的那篇文章是怎样说的？
左大培：那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浙江企业改制中的“权贵私有化”行为。
我当时就指出：那几年各地在与外商合资、对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拍卖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有偿转让给私营企业和私人。这些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都是向私人出售公有企业产权的行为。我当时承认，应当允许出售公有企业的产权，而且应当以法律规定保证做到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设计一套规则和机制，以保证公有企业产权转让有效率和不会造成公有财产的损失。
我当时就指出，那几年的公有企业产权出售是极不规范的，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少数政府官员个人任意而为。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的出售是由少数地方政府机构、甚至是由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决定的，乡镇企业产权的出售更往往是由乡镇政府的个别领导说了算。而许多经营不善的企业往往卖给了原来的经营者。这样的出售带来了很严重的弊病，不仅会造成公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必然严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可惜的是，我当时指出的弊病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有日益严重之势，以致演变成了“权贵私有化”的浪潮。（文章来源：乌有之乡）